第一节 西晋末年北方坞壁中的文人与文学

晋末大乱，战祸连绵，劫掠横行，又常发生饥荒灾疫，故而生灵涂炭，十不存五。当时，不但西晋中央政权覆亡，地方基层社会也遭到巨大冲击。北方地区的士人在流亡、避乱过程中，往往选择聚于坞壁以实现宗族自保。坞壁又分为若干种，主要的形式是乡里坞壁和流民坞壁等。乡里坞壁一方面是军事性的防御组织，另一方面也是经济性的生产组织，有时甚至成为临时性的行政组织。而流民坞壁一般是集中在最为动乱的时期出现，存在时间较为短暂，一般很快为别的军事力量吞并。在华北和中原、关中等地区，坞壁分布广泛，数量极多：“永嘉大丧乱，中夏残荒，堡壁大师帅，数不盈册，多者不过下四五千家，少者千家五百家。”前赵所降陷的垒壁数量在梁、陈、汝、之间即达“百余”，齐、鲁之见亦有四十余所，其分布概况大致可以由此窥见。《资治通鉴》载“张平据新兴、雁门、西河、太原、上党、上郡之地，壁垒三百余，夷、夏十余万户”。对此胡三省注曰：“壁垒，盖时遭乱离，豪望自相保聚所筑者。”石勒陷冀州郡县堡壁百余，众至十余万，又集衣冠人物为“君子营”，后又在黎阳附近陷三十余壁，并置守宰以加管理。直到前秦统治时，关中仍有堡壁三千余所。“这时河南、山东的堡壁很多，降于石勒的‘夷楚’必然包括这些堡壁。”“不但徐、兖、司、豫诸州在黄河以南的堡坞继续存在，甚至在定居襄国之初，冀州壁垒也没有被消灭。”这些数据足以说明北方坞壁长期林立的基本情况。历史学界对于乡里坞壁的历史演变、性质、形态，以及它在军事、政治和社会方面所扮演的功能等，都已经有过充分研究。以往研究一般认为，乡里坞壁在晋末保存了地主经济的实力，是汉族文化相对稳定的栖息地。

社会大动乱的局面导致文人的文学活动难于进行，作品难于保存，故而以往的文学史研究对这段历史几乎是避而不谈的。事实上，虽然坞壁对于文人、文学只是一种较为间接的保全作用，但是这种社会空间也引出了南北朝时期北方地区文学的一些基本特点的形成。关于坞壁与文学之间关系的研究并不多。陈寅恪、唐长孺曾经就《桃花源记》与坞壁之间关系的问题，先后做过探讨，彼此意见不太一样。唐长孺还曾对《李波小妹歌》的坞壁背景也有所涉及。二位先生的这些文章具有史证性质，集中地分析单篇作品的产生背景。曹道衡在他的多篇论文中曾提到坞壁的存在与文学发展的关系，其中论述篇幅最长的是《北朝社会环境对学术和文艺的影响》一文。曹道衡是以文学史观来看待坞壁这种社会形式的文学史影响的。他认为：“北方士人长期蛰居‘坞壁’之中，对他们的思想意识以及学风、文风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指出，由于坞壁是一种相对封闭的社会组织，故而北方文人在文学交流方面不如南方通畅，所读之书甚少，也没有形成活跃的互相批评、赏鉴的风气，不太能接受他人对自己创作的批评——这正是《颜氏家训》中极力劝导子弟不要在人前显才、评论他人文学作品的深层根源之一。这些研究很有启发性，本书希望能在其基础上，尽量全面地呈现当时坞壁中文学发展的面貌。

一、晋末乡里坞壁及其文化功能

坞壁在汉代之前是纯粹的军事组织，是从垒演变而来的。由居延汉简可知，至迟在西汉昭帝始元三年时（前84），西北边塞就有坞的存在了。王国维考证认为，“坞”即“亭燧”，与边塞上的“亭”是同物。虽然坞等于亭的说法未必人皆赞同，劳榦就曾提出反对，但坞壁在当时以军事功能为主是大家都认同的。坞壁之后逐渐由纯粹的军事防御组织，演变为具有农牧业生产功能的军事防御组织。王莽末年，西羌寇边，继而居于塞内，马援为抵抗羌人，曾携武威中的金城客民返回旧邑，在金城一带“缮城郭，起坞堠，开导水田，劝以耕牧，郡中乐业”，章怀太子注引《字林》曰：“坞，小障也，一曰小城，字或作隖。”可见马援作为坞主，为长期与西羌斗争，重视坞壁内的生产活动，以满足坞内基本所需。这种坞壁内的生产，可以视为一种屯田策略。边塞坞堠之后又如何发展为内地乡里坞壁？据严耕望的研究，汉代在“亭”与“里”之间还有“聚”。“聚”是王莽时代设立学校所划分的乡村组织，是一种邑落，也是汉代教育行政的基层单位。在这些“聚”中居住的人们，多以同姓宗族为基础，彼此间有密切的血缘关系。由于平时要防盗，战时要保家，遂有了武装组织。因此，将战斗体系的“坞”和这种防御体系的“聚”结合起来，就成为坞壁的雏形。西汉末年农民起义以及其他形式的战乱是内地坞壁产生的根本原因，它使得汉代乡里行政制度遭到严重破坏，而大族强宗纷纷筑壁自全。天凤元年（14），北方大饥，次年戍守在代郡的军队因粮食不济而发生兵变，随之各地盗贼蜂起，在天凤四年（17）、天凤五年（18），绿林、赤眉起义相次而起，其间豪右纷纷筑壁自全。当时对于这种社会集团的称呼不一，故有命名为“坞”“壁”或“垒”，亦有称之为“坞堡”“坞壁”或“壁垒”者，但通常惯称为“坞壁”。在两汉之后，坞壁逐步从边塞往内地发展，成为一种地方势力，独立于行政政治力量之外。杜正胜认为内地乡里坞壁都坐落在险峻之地，且一般是在县城以外的城堡。由于坞壁是地方豪强自力营建的，范围无法与县城相比，我们虽然没有精确的资料可以推测其大小，但一个县城之外又诸多营壁，营壁当比县城小。而诸盗贼也有坞壁，如东汉初年颍川“盗贼”屯居于山道险厄处，可能就建有坞壁，但这类坞壁鲜有乡里社会组织的特征，是盗贼而非宗族之聚，因此不在本书考察范围之内。

在战乱的巨大破坏力之下，西晋末年以后较长的一段时期内，北方的地方行政体系陷入崩溃状态。随着北方人口的大幅度减少，可以说大部分人都是居住在坞壁之中的。在多个地区，统治政权开始承认坞壁作为地方行政和社会基层组织职能，从中收取赋税，但并不简括户口，允许其原有的人身依附关系继续存在。故而坞壁有似乱海之中的孤岛，成为当时对抗胡族政权、保全宗族性命的有效社会组织形式之一。在如此不稳定的情况下，如陈寅恪所总结的：“坞在当时的北方，地位实际比城更为重要。”胡族统治占领了当时的城郭都市，汉族人被迫散居在城市之外。宫崎市定对此曾经有过十分精辟的分析：“在战乱的时候，越是中央就受害越甚，越是地方受害就可以稍轻。若是逃到山间偏僻的地方，就永远不会受到中央战事的波及。这也是我们在这次战争里所体验到的。人民开始从京都到郡、从郡到县，疏散开了。然而，县以下几乎已经没有昔日那样的乡亭了。于是他们便开始过从前异民族所过的那种部落生活。到了这时中国人才和遗留在郊外的异民族开始真正地杂居起来。这就是村的生活。而且，有的时候是豪族的聚居，有的时候是豪族统治下的庄园。”这种聚居之处或者庄园其实都是以坞壁的形式存在，因为它们都具有相对封闭的特点，并且具有军事防御功能。

当时坞壁与胡族政权之间存在较为复杂的关系。一方面，坞壁与胡族政权之间的战争和对抗十分激烈，如石勒曾经在“武徳坑降卒万余”，以震慑屯于彼处的晋怀帝之冠军将军梁巨，并罪而害之，此举令“河北诸堡壁大震，皆请降送任于勒”。但是另一方面坞壁力量又和胡族政权存在合作关系。刘渊建立汉政权后，派石勒攻陷魏郡、顿丘诸垒壁，他之所以能够“简强壮五万为军士，百姓安堵如故”，靠的就是原来“垒主将军”和“都尉”的力量。此处所谓都尉，亦即刘聪设置的统治一万居民的地方长官。这种做法，实际上是意味着把每个垒壁作为一个统治地方居民的基层社会组织，由垒主们担任地方军政长官，负责征发壮丁、补充兵源，并向不必充军而安堵如故的老弱征课摊派，以完成向该政权贡纳的义务。只要能从坞壁中获得征调，十六国政权大概不干预坞壁内部事务，一切听之任之，因此坞壁在当时往往具备事实上的合法性。在十六国政权中，汉、前赵未见实行赋役制度，后赵在石勒称王之前，“以幽、冀渐平，始下州郡阅实人户，户赀二匹、租二斛。”坞壁与胡族政权之间的羁縻关系，在晋末之后的十六国时期不断增强，坞壁往往还被利用于政权之间的斗争。例如苻坚与慕容冲之间的战争，也得到关中坞壁的支持，“关中堡壁三千余所，推平远将军冯翊、赵敖为统主，相率结盟，遣兵粮助坚。”这些都说明坞壁在战争夹缝中生存的基本样态。

乡里坞壁往往能够在战争的夹缝中获得稍许安宁，这就为它的文化、教育功能的发挥创造了先决条件。自汉魏以来，乡里社会中一般是自带教育体制的。这些文化存续功能在晋末的坞壁中同样得到传承。《四民月令》是博陵郡望族崔寔逐月列记各家应做的全年定例活动，其中提到过一些关于乡里教育体制的内容：“（正月）农事未起，命成童以上入大学，学五经；师法求备，勿读书传。砚冻释，命幼童入小学，学篇章。”“（十月）农事毕，命成童以上入大学，如正月焉。”“（十一月）砚水冻，命幼童读孝经、论语篇章，入小学。”宫川尚志在《六朝时代的村》中说：“大概聚是春秋时代已能见到的小邑称呼，多是自然形成的聚落。虽然没有列入自治组织乡亭里的序列，但承认它的存在。在设置教育机构时，也把它作为一个地域集团对待乡亭聚里的连称，并见于《论衡·书虚篇》。”这样的旧制在避乱宗族中所构成的坞壁之中亦可能存在。由于宗族聚居，故而乡里坞壁的功能除了保障坞壁内人们的安全以外，也充分考虑文化传统的延续。三国时期的田畴所立之坞壁是探讨坞壁之内完整社会体系时最为常见的例子。《三国志·魏志·田畴传》载田畴得北归，率举宗族附从数百人入徐无山中，“营深险平敞地而居，躬耕以养父母。百姓归之，数年间至五千余家”。在这个庞大的坞壁体系之中，田畴立法明礼，“兴举学校讲授之业，班行其众，众皆便之，至道不拾遗”。对于田畴在坞壁中的积极经营，曹操还曾专门撰表表彰，并试图赋予其地方行政官职，“封亭侯，邑五百户”，但田畴遁逃不就，其坞壁仍旧是独立在当时基层行政体制之外的。这一坞壁中的“五千余家”，相当于西晋太康时最为繁荣的司州地区一个县以上的人口，而在人口尚少于西晋的东汉末期，这个数字其实更为可观。从史书描述看来，田畴坞壁之中的社会组织井然有序，而最为重要的是其中甚至有独立的教育体系，是为所谓“兴举学校讲授之业”，如此才可以保证教育体制的运转和文化的传承。

具有道德、文化素养的坞主，是保证文化在坞壁之中存续的关键因素。唐长孺论及坞主时说：“从东汉以至魏晋最基本的统治势力是地方大族，由地方大族中孕育出来的两类人物构成统治阶级中的当权分子。一是以强宗豪族为核心的地方武装集团，就是堡坞主，当晋末乱时，这种地方武装在北方普遍建立；二是具有高度文化水平，熟谙封建统治术的士大夫。二者也常常合而为一，即是以士大夫而兼为堡坞之主。”因此，坞主本身其实就是具有一定文化素养的乡里士人。坞民选择依附坞主，不但形成了双方“救济与感恩”等人际关系，而且也对所推举的坞主提出道德上的要求。在流民坞壁中，“坞主”则被称为“行主”，同样一般是由有德望和经济实力的人来担任。而人们对被推举者最为主要的考察，是针对其道德方面。家族成员的德行，是为人们十分重视的一笔可以代代相传的声誉遗产。救济的行为和其他礼仪，正是这些乡里名族用以维持家族声誉的方式。

西晋末年的坞主力求远避胡人，保全乡里，故而在聚义之事上十分热忱。例如，西晋末年，郗鉴将所得分给宗族及乡曲孤老，故而乡里对其评价很高，皆愿归附，称：“今天子播越，中原无伯，当归依仁德，可以后亡。”郗鉴于是凭此声誉被推为坞主，“举千余家俱避难于鲁之峄山”。郗鉴能够成为坞主，是由于他具备“归依仁德”的气节，以及对宗族的保全之力。相似的例子还有庾衮。自八王之乱开始，庾衮从洛阳回到家乡，并且因为时势而“逾年不朝”，之后他们带着家族迁入到“林虑山”，将这里视为第二故乡，并十分注重经营德行，“言忠信，行笃敬”。起初，庾衮只是乡人中的一员。他能够成为坞主，完全是受到乡人之推举，这和他的道德声誉颇有关系。在晋惠帝迁往长安、西晋社会陷入更大的混乱之后，庾衮乃与乡里宗族共同迁往大头山。庾衮所领导的壁垒，被称为“禹山坞”。在他的领导下，这个坞壁除了修建防御工事，还建立了一些礼仪制度和一些相应的管理编制。庾衮自身也有一定的文化修养，在坞壁中也完全履践儒家思想，由此获得了乡人宗仰。史称：“衮学通《诗》《书》，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尊事耆老，惠训蒙幼，临人之丧必尽哀，会人之葬必躬筑，劳则先之，逸则后之，言必行之，行必安之。是以宗族乡党莫不崇仰，门人感慕，为人树碑焉。”庾衮所撰写的《保聚垒议》二十篇，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一四《兵家类》有著录。这本结集应该包括了一些讨论如何在堡壁之中生存的文章，而且应该就写于坞壁之中。

虽然这是属于兵家类的书籍，可能文学价值不高，但是它的存在说明在坞壁之中同样可以进行文章创作。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从目前一些残存作品来看，一些武将出身的坞主在戎马之间也体现了一定的文学才能。如与郭默同时、在今荥阳、新郑一带建立坞壁的坞主李矩，在非常严峻的战斗形势之中，也有一定的文学创作。李矩在刘渊攻陷平阳之后，为乡人推举为坞主，“东屯荥阳，后移新郑。”在与胡羯相持的若干年中，李矩处于优势地位的时候并不多，最后在试图带领残部南渡的过程中坠马而死、“众皆道亡”。这位生平经历十分曲折的坞主，今有两则短文存世，皆为戎旅间所作。一为书信《敕郭诵》，只存数语：“汝识唇（一作存）亡之谈不？迎接郭默，皆由于卿。临难逃走，其必留之。”这几句言简意赅，概因军旅文辞，无意于辞藻雕琢；另一为四言祷辞《祷子产祠》，云：“君昔相郑，恶鸟不鸣。凶胡臭羯，何得过庭。”这仅存的十六个字透露的是作者在借子产来言说对现实的郁愤。虽然用词直露无文，但亦见一位将才出身的坞主在言语表达上的慷慨之气。这篇祷文的撰写背景是东晋建武二年（318）李矩打算夜袭刘聪从弟刘畅，但士卒有所恐惧，于是让巫师在子产祠中祷告，欲借“东里有教，当遣神兵相助”，以振士气。李产所撰写的祷告之辞，虽然言语质朴，但音节铿锵，符合它所产生的背景。

在当时的情况下，宗族越大，越有利于建造坞壁自保。河东蜀人薛氏所建立的坞壁，声誉较为突出。《魏书·薛辩传》载：“其先自蜀徙于河东之汾阴，因家焉。祖陶，与薛祖、薛落等分统部众，故世号三薛。父强，复代领部落，而祖、落子孙微劣，强遂总摄三营。善绥抚，为民所归。历石虎、苻坚，常凭河自固。”他们直到姚秦时代才开始出仕，也就是说，在晋末以及之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他们保持了筑建坞壁以自保的状态，同时也与胡族政权保持一定的羁縻关系。河东薛氏之后亦从一个乡里坞壁的规模发展为当地强宗，历代皆能人辈出，影响深远。他们与当时的政权之间大都是羁縻关系。关于河东薛氏避乱乡里，自备武装以抵御的情况，清初的思想家往往赋予其更多的民族意义。王夫之《读通鉴论》评价道：“永嘉之乱，中原沦陷，刘琨不能保其躯命，张骏不能世其忠贞，而汾阴薛氏，聚族阻河自保，不仕刘（渊）、石（虎）、苻（坚）者数十年。”顾炎武《顾亭林诗文集》卷五《裴村记》同样提到：“汾阴之薛凭河自保于石虎，苻坚割据之际，而未尝一仕于其朝。”这些评论带有褒扬性质，但薛氏在晋末并不出仕于刘、石，也是因为刘、石的主要势力范围当时并不在汾阴地区。薛氏在此地势力庞大，他们对于州郡文化的保存之功，至少延续到北魏太武帝太平真君年间。薛辩之子谨“容貌魁伟，颇览史传”，始光年间，太武帝诏奚斤讨赫连昌，以之为前锋乡导，“既克蒲坂，世祖以新旧之民并为一郡，谨仍为太守，迁秦州刺史，将军如故。”这其中的“新旧之民”，应该有很多本身就是薛氏坞壁之荫户。薛谨在此承担了文化首领的任务，和薛氏居于河东、抵抗群胡时的坞主身份有所类。但是，北魏朝廷对于这些乡里坞壁终究是十分防备，“真君元年（440），征还京师，除内都坐大官。”可见，河东坞壁存在的时间，竟然赫赫百年有余。而这类将近维持百年坞壁并不多见。早在晋末之时，华北地区大多数宗族所建立的坞壁并不能实现自保，在来自胡族政权的摧毁之力面前，或者被攻破，或者选择投降。史载：“元海授勒安东大将军、开府，置左右长史、司马、从事中郎……使张斯率骑诣并州山北诸郡县，说诸胡羯，晓以安危，诸胡惧勒威名，多有附者。进军常山，分遣诸将攻中山、博陵、高阳诸县，降之者数万人。”博陵、高阳皆是冀州地区大姓居所，这些人选择投降，以此来获得宗族保全。

总之，从西晋末年到十六国时期，坞壁能够维持小范围社会的相对稳定，对于维护社会秩序，保全华夏文化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在乡里坞壁之中，乡里宗族的私学教育和坞主的文化影响等因素能够为这个小型社会带来文化的延续。坞壁因为是军事防御组织，要考虑到内部安全，是具有一定的封闭性的。这种封闭性也的确影响了它的文化功能的发挥，尤其是无益于文学交流，因此坞壁之中很难进行文学创作和保存文学作品，然而，坞壁之中所具有的一些基本的文化传承机制，对于文化、文学的存续而言具有深远的意义。

二、文人避乱、抗争于坞壁的一些情况

晋末大乱，诸多文人逃亡乡里。同时，也有一些具有文学才能的士人，领导晋人抗争避乱于坞壁。

首先来看西晋著名文人左思避乱的情况。太安二年（303），张方占领洛阳之后，居住在“宜春里”的著名文人左思，在一片混乱中携眷出逃，移居冀州。左思本是齐国临淄人，冀州当然并非是他的乡里。《全晋文》卷一百四十六录有《左思别传》，云“余意度之，当是谧诛去官，久之遭乱客死，而云归乡里，非也”，即是其意。晋武帝时，左思因为妹妹左棻（约253—300）入选宫中而入居洛阳，并在之后成为贾谧“二十四友”之一。之后，他创作的《三都赋》实现了“洛阳纸贵”的佳话。而此时逃离都城，则是乱离背景之下的自全之策。由于妹妹左棻在永康元年（300）即已经离世，故而左思所携带的眷属，很可能主要包括他的父亲、妻子和子女，他们的名字都曾出现在左棻的墓志之上。然而，左思为何要去冀州呢？由于材料缺乏，这个问题很难得到笃定的答案。但从晋末大势来看，冀州地区在当时所具备的基本条件，能够符合作为一个战争流民的左思的选择。

太安中，各地发生饥乱和蝗灾，冀州的灾害可能程度稍轻，因此成为流民前往的目的地之一。《晋书·石勒载记》云：

太安中，并州饥乱，勒与诸小胡亡散，乃自雁门还依宁驱。北泽都尉刘监欲缚卖之，驱匿之，获免。勒于是潜诣纳降都尉李川，路逢郭敬，泣拜言饥寒。敬对之流涕，以带货鬻食之，并给以衣服。勒谓敬曰：“今者大饿，不可守穷。诸胡饥甚，宜诱将冀州就谷，因执卖之，可以两济。”

这说明，当时冀州相对于群胡并起的并州和洛阳而言，稍稍安定，可以前往就食。因此，左思在太安中选择前往冀州，应该是因为那里具备暂避饥饿的可能。这种局面一直维持到刘聪统治时，当时石勒已经潜结曹嶷，占据河北，与刘聪形成“鼎峙之势”。“河东大蝗，唯不食黍豆。……司隶部人奔于冀州二十万户。”这说明冀州因为在粮食方面相对安全，所以在较长一段时期内都是司隶地区人口主要的投奔之所。

而左思前往冀州的另外一个可能原因是那里坞壁林立，相比于当时的洛阳而言要安全很多。冀州在晋太康初年（280）时，各郡县平均户口是三千九百二十八户，仅次于当时的司州。因此，“司隶部人奔于冀州者二十万户”，并不是一个小数目，相当于有百万人口。这些人口到了冀州之后如何安顿？除了一部分为石勒所控制，另外一部分应该就是投靠冀州地区的各类坞壁。关于冀州在太安年间的坞壁数量，史无记载。但数年后，石勒发迹于冀州，攻灭了大量坞壁，可窥一斑：“进军攻钜鹿、常山，害二郡守将。陷冀州郡县堡壁百余，众至十余万。”石勒大量攻破坞壁，以掌控对河北的统治。在中山、博陵一带，大姓居者甚多，这些地区的人们以投降之策来保命。石勒其后又进入到河内地区：“勒驰如武德（今河南境内），坑降卒万余，数梁巨罪而害之。王师退还，河北诸堡壁大震，皆请降送任于勒。”从这些相关数据来看，在石勒攻灭这些坞壁之前，冀州地区的坞堡大量存在，且聚拢了大量人口。而且，冀州的坞壁在战乱时期仍然保证了一定的粮食生产，胡主常前来劫掠。有些坞壁甚至以此与石勒进行交易。这与他们的“请降送任”的保命之策性质相同，他们与少数民族政权之间是一种羁縻关系。石勒在冀州横扫坞壁，广有战果，而此时距离左思逃往冀州不过数年。

左思前往冀州郡县，应该也是因为当时此地有能够让其家族存续下来的可能。遗憾的是，左思晚年并无作品存世。这有两种可能，一是他晚年在冀州坞壁之中没有创作，二是可能他从事创作了，但是作品没有得到保存。无论是何种情况，左思离开洛阳，其实宣告着一个文学时代的结束。洛阳再也无法成为吸引人们为之歌颂的城市，它在战乱之中无可挽回地成为废墟。曾经停留在这里的人们都被迫转入到更为基层的社会中去，去谋求最为基本的生存条件。

随着五胡乱华局面的深入，人们向坞壁发生转移的情况更为常见。永嘉五年（311），匈奴刘聪占据洛阳，西晋面对的战乱形势加剧。这一年，潘尼离开洛阳，携眷东归原籍中牟（今河南郑州附近），行至成皋（今河南荥阳地区附近）一带，被乱军所阻，病死于坞壁。潘尼所奔往的成皋地区，当属于大坞主李矩的统辖范围。李矩在永嘉五年（311）刘聪之乱以前，就已经开始经略这一地带。阳城、成皋在当时属于河南郡，靠近首都洛阳，坞壁分布极多。荀、华二人部曲为盗贼所食，场面骇人，却是晋末实况。百姓保命，只能屯聚于坞壁之中。潘尼止于成皋之坞并避乱其中，也是顺应当时的大势。及刘曜将攻河南，遂“进攻李矩于荥阳，矩遣将军李平师于成皋，曜覆而灭之。矩恐，送质请降。”李矩投降之后，成皋坞壁也就走向其终点。

当时司州地区坞壁繁多。成皋县就是位于洛水之西。《水经注·洛水》中提到了檀山坞、金门坞、一合坞、云中坞等。此地之坞壁，多属于山城形式，较为坚固。如一合坞高二十丈，三面为峭壁，起初为魏该所占拒，在西晋末年见证了当时多个坞壁之间联合抵抗刘曜的血腥历史。直到东晋哀帝兴宁二年（364），成皋地区仍有坞壁。“燕太宰恪将取洛阳，先遣人招纳土民，远近诸坞皆归之，乃使司马悦希军于盟津，豫州刺史孙兴军于成皋。”这里的“土民”即是坞壁中的乡民。这些坞壁的情况，说明即便战火燎原，洛阳地区的附近仍然有避乱之人的存在。有人烟之处即有文学，那么洛阳周边地区依然能够产生歌谣是不奇怪的。而这些地方能够吸引像潘尼这样的文人前往避乱，也不奇怪。

坞壁中的名流，还有刘隗之子刘畴值得一提。《晋书·刘隗传》载曰：

（刘隗）子畴，字王乔，少有美誉，善谈名理。曾避乱坞壁，贾胡百数欲害之，畴无惧色，援笳而吹之，为《出塞》《入塞》之声，以动其游客之思。于是群胡皆垂泣而去之。永嘉中，位至司徒左长史，寻为阎鼎所杀。司空蔡谟每叹曰：“若使刘王乔得南渡，司徒公之美选也。”又王导初拜司徒，谓人曰：“刘王乔若过江，我不独拜公也。”其为名流之所推服如此。

刘畴的文艺才华为人所推重，故而才有吹奏乐府，即令“群胡皆垂泣而去”的传说。而王导认为刘畴如果在世，那么他的政治地位是要与自己“分功并列”的。这番评价，已经超出了对其文艺才华的肯定。那么，王导为何要给一个在坞壁中避乱的文人如此高的评价？通过考证刘畴的身份，或许可以理解文人避乱坞壁的更多的情况。

杀害刘畴的阎鼎是天水人，曾屯居许昌，“聚西州流民数千人于密，欲还乡里。”这位流民坞壁的首领很快获得一个发展契机，那就是密县一度成为秦王出奔时期的“行台”。这些王子大臣本来是奔向刘畴所建立的坞壁。而游荡在密县的阎鼎所率领的“西州流民”被刘畴收编了。同时，刘畴的坞壁也吸引了其他一些人：“司徒左长史刘畴在密为坞主，中书令李暅、太傅参军驺捷刘蔚、镇军长史周、司马李述皆来赴畴。”刘畴与阎鼎之间产生矛盾，是从阎鼎决定西迁秦王，离开密县，以建功于“西土乡里”开始的。这个决定当时还得到过傅畅的支持。傅畅是北地人，秦雍之地近于其乡里，所以他对秦王西迁之事表示支持不足为怪。但是，“畴等皆山东人，咸不愿西入，荀籓及畴、捷等并逃散。鼎追籓不及，暅等见杀，唯、述走得免”。刘畴就是死于这一次逃亡。阎鼎挟秦王抵达长安之后，扶持其登基，“总摄百揆”。其后又与梁综等人争权，杀害了一批大臣，其后又为梁综弟梁肃等人所逐，最终死于氐窦首之手。刘畴与阎鼎之间的矛盾说明，坞壁内部存在合作关系，也存在利益分歧。而从这一事件可以看出，当时即便是皇孙贵胄也需要依赖坞壁的力量来自全。愍帝政权是在刘畴、阎鼎等人领导的流民坞壁一路保护、护送之下方才抵达长安登基的。王导对于刘畴的推重，应该也是基于他在密县担任坞主时，对秦王及一干晋室大臣的保护。由于历史材料有限，因此很难看到有关刘畴更多与文学相关的材料。目前仅仅能够知道他是一个具有文学才能的人，在坞壁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晋末的社会大动乱中，虽然很多流亡者已经无法得知，但仍有西晋末年文学之翘楚为史所载。如大诗人刘琨以及与之有着唱和往来的卢谌，皆是在流民坞壁之中从事反抗活动的。刘琨自永嘉元年（307）被封为“并州刺史”之后，一直在北方地区，以流民坞壁为载体进行反抗活动。《晋书·刘琨传》记录了他在并州地区招纳流民的事迹，可见他和祖逖一样，具有流民坞壁坞主的特点。刘琨以城门为战场，百姓耕战结合，这正是流民坞壁的特点。这一地区与胡族相距甚近，可谓四面楚歌、形如入瓮，战争威胁与反抗斗争是最为激烈的。刘琨在当时不但以流民坞壁来保全和争取仍在北方的晋人之生存空间，也主动承担了为晋王朝收复失地、抵抗夷狄的责任。刘琨的战争取得过非常明显的成效，曾震惧敌胆，刘曜一度将刘琨及其流民坞壁作为心腹大患，将其放在战略首位。

刘琨所带领的流民坞壁，先是辗转于晋阳一带。永嘉六年（312），刘粲、刘曜攻陷晋阳，刘琨逃奔常山，后拓跋猗卢来救，收复晋阳。这期间，刘琨的侄子卢谌自刘粲处投奔刘琨。次年，石勒败刘琨将，克并州。刘琨逃奔段匹于蓟城。刘琨作《赠卢谌诗》，卢谌作答诗。卢谌又有《答魏子悌诗》，当作于此时。《晋书》对刘琨诗歌的评价，更为注重其深远之托意：“琨诗托意非常，摅畅幽愤，远想张陈，感鸿门、白登之事，用以激谌。”其外甥卢谌追随刘琨，与之赠答往来。他们的诗歌多能反映即使在极为动荡的流民坞壁之中，也还存有诗歌创作。

刘琨在《重赠卢谌》中的序言中慨叹“今是而昨非”，反思少壮志时“远慕老庄”“近嘉阮生”时的虚无，如今则在“国破家亡，亲友雕残”的现实面前，“块然独坐，则哀愤俱至”。序文中提到自己“不复属意于文，二十余年矣”。二十余年的时间对于一个诗人而言是很漫长的，或是因为客观的战乱环境所致，或是因为战乱时期主观上不再有诗兴——其中原因虽然杂陈，但无不与乱离相关。尤其需要注意到，刘琨的思想是西晋末年的乱离社会所塑造的。他对于现实的体认，对于玄远之学的疏离，都是从流民坞壁的经历中直接获得的。刘琨在流民坞壁之中所做出的这些反思，实际上直接关系到南北朝文学的分野。北朝文学因为文人这类对于玄虚精神生活的反思和挥别，而开始着力于对于现实的深切关注。而南朝文学则是继续在玄思的道路上探索，沉溺于陌生、毓秀的南方山水给他们带来的惊奇。刘琨在《重赠卢谌》中写到“去家”亡国，落魄独行，饱受穷途与迷茫之苦，全篇甚有《离骚》之风致。在结尾，诗人甚至称这首“歌”中所谈论的经历过分悲伤，而不能再忍心吟唱全部的、漫长的篇章。这首诗，是西晋末年流民坞壁首领的流落征战生涯以及亡国的迷茫心境的真实写照。“资粮既乏尽，薇蕨安可食”“揽辔命徒侣，吟啸绝岩中”等，画面感很强，皆还原征战经历中历历在目的艰苦卓绝。

虽然刘琨的流民坞壁在御敌过程中多有败绩，但是他的外甥、时年二十九岁的卢谌仍然在《答魏子悌诗》这首诗歌中流露了乐观的情绪。诗文之中充沛的情感，因为末世世乱而有着无法掩饰的慷慨之气，其情怀境界较为高迈。特别是诗歌中谈到坞壁乡曲之恩义，落笔时情感深重：“恩由契阔生，义随周旋积。岂谓乡曲誉，谬充本州役。”然而，卢谌虽然沐浴战火，但并没有完全洗净西晋的贵族文人之气。诗歌末尾中写道：“乖离令我感，悲欣使情惕。理以精神通，匪曰形骸隔。妙诗申笃好，清义贯幽赜。恨无随侯珠，以酬荆文璧。”这体现了流民坞壁复杂斗争形势给当时文人带来的情感冲击。建武元年（317），刘聪杀愍帝于平阳，北方的形势变得更为复杂，刘琨的《劝进表》即是作于此时。太兴元年（318），刘琨被杀，部将皆投降于石勒，卢谌后来同样是在石勒政权中立足，直到永和六年（350）卒于战乱。卢谌有集十卷，后来应该是由他的子孙带到了江南。

刘琨长期生活于并州，因此深受胡地文化的影响。刘琨世代为乐吏，精通音律，他所创作的胡笳琴曲曾作退敌之用：“在晋阳，常为胡骑所围数重，城中窘迫无计，琨乃乘月登楼清啸，贼闻之，皆凄然长叹。中夜奏胡笳，贼又流涕歔欷，有怀土之切。向晓复吹之，贼并弃围而走。”这样的传说能够说明刘琨在作为流民坞主的过程中，身犯险境乃是常事，而刘琨在这种乱世窘迫之中，仍然能够从事某些文艺活动。但是可惜的是《胡笳五弄》已经遗佚，无法展开对这个问题的讨论。还有值得一提的是刘琨与胡族政权往来的一些书信类文章，这些文章反映了他作为一个政治家、军事家的谋略。在此限于篇幅，不再详述。

从以上所列情况可以看出，在西晋末年有一大批文学士人，随着北方地区流亡潮流，逃亡乡里。这些文人既是整个西晋文学时代的句号，也是下一个文学时期的开始。文学发展转移到乡里社会，是文学史发展的一次重大转折，这意味着文学力量不再集中，也意味着文学所表达的内容和情感将发生一定的变化。

三、从民歌来看坞壁中的人际关系与社会生活

西晋末年产生了大量的民歌，这些民歌中有相当一部分与坞壁这种社会环境颇有关联，且影响深远。民歌在此时得到充分发展，并非偶然。这个时代的人们关心时事，是因为此时的时政与自身的存亡密切相关。这些民歌表达了在特定社会环境之下人们对于生活本身的基本诉求和感受，或者是对于生活环境的基本描述。

坞壁作为人们避乱的场所，具有军事防御组织的形式。为了抵抗生存威胁，因此具有强烈的尚武精神。如《隔谷歌》就是一首反映这种生存状况的民歌，曰：

兄在城中弟在外，弓无弦，箭无括。食粮乏尽若为活？救我来！救我来！

坞壁因为是小城形制，故而一旦封闭起来便与外界不易沟通。《隔谷歌》所谓的“隔谷”很可能就是坞壁所在的山谷。逃亡过程中，骨肉分离，且面临一些外在侵略的威胁，需要起身反抗。“救我来，救我来”的哀号，反映了这位困在城中、弹尽粮绝的兄长的绝望与恐惧。前赵时期，困死坞壁是较为多发之事，《隔谷歌》所描写的情况正是当时史实。《十六国春秋》载有王广故事：“王广，永嘉之乱聚族避世，仕刘聪为西扬州刺史，被蛮贼梅芳围百余日，外救不至，粮食罄绝，鸡犬雀鼠靡有孑遗，将士泣曰：‘将军忠于本朝，故有今难，岂有背将军理哉’，芳攻陷扬州，而广被杀，众相枕而死者五千人。”这种惨烈的场景，几乎和这首民歌所展示的情况别无二致，可作为史实以相互参证。

五胡乱华之后，流民坞壁之中有一些重要的首领人物领导了反抗活动。人们将乱世中的尚武精神，熔铸在了歌颂反抗将领的诗歌之中。对陇上壮士陈安的歌颂，即是其中一例。陈安带领乞活坞壁中的人们，反抗刘曜，取得了一些战果。永昌元年（322）刘曜围叛将陈安于陇城，败之。陈安逃至陕中，为刘曜将呼延青人所杀，民间为作《壮士之歌》，对他加以歌颂。《晋书·刘曜载记》载曰：

安善于抚接，吉凶夷险与众同之，及其死，陇上歌之曰：“陇上壮士有陈安，驱干虽小腹中宽，爱养将士同心肝。骢父马铁瑕鞍，七尺大刀奋如湍，丈八蛇矛左右盘，十荡十决无当前。战始三交失蛇矛，弃我骢窜严幽，为我外援而悬头。西流之水东流河，一去不还奈子何！”曜闻而嘉伤，命乐府歌之。

这首为陈安所作的《陇上歌》以七言写成，描写了陈安作战的全过程，甚至对他的兵器和战法，都有十分清晰的交代，以吁嗟语气出之，风格悲壮。

当时的坞壁之中存在一定的人际关系，即谷川道雄所总结的坞主与坞民之间“救济与感恩”的关系。“忠义”观念在当时的文化语境中，不但是指向对晋王室的忠贞，一般也指对于坞壁中乡党利益的保护。在当时的环境下，北人坞主对于前来投奔者一概收容不拒。如果一旦出现不纳流人的情况，那么坞主的名声将极大受损。当时，很多民歌歌颂这种人际关系和以“忠义”为特征的君父观念。对于这类民歌的分析过去是比较轻视的，一般认为它们仅仅是在歌功颂德。然而，如果联系史料来看，会深刻感受到，这种歌功颂德的背后是血淋淋的真实历史。如刘沈的事迹可堪代表。刘沈是燕国蓟人，“世为北州名族。少仕州郡，博学好古。太保卫瓘辟为掾，领本邑大中正。敦儒道，爱贤能，进霍原为二品，及申理张华，皆辞旨明峻，为当时所称。”在八王之乱中，刘沈“奉诏驰檄四境，合七郡之众及守防诸军、坞壁甲士万余人，以安定太守卫博、新平太守张光、安定功曹皇甫澹为先登，袭长安”。虽然最后战败并以慷慨义辞激怒司马颙，被先鞭打后腰斩，但其“忠义”精神是凝聚当时安定、新平等郡县坞壁军事力量的重要因素。

祖逖在北伐过程中集结了大量流民，活动于河表地区，曾一度收复黄河以南大片土地。他的军事队伍其实质更接近于一个流民坞壁，因此他本人也被称为“行主”。《晋书·祖逖传》称其：

躬自俭约，督课农桑，克己务施，不畜资产，子弟耕耘，负担樵薪。又收葬枯骨，为之祭醊。百姓感悦。尝置酒大会，耆老中坐流涕曰：“吾等老矣！更得父母，死将何恨！”乃歌曰：“幸哉遗黎免俘虏，三辰既朗遇慈父。玄酒忘劳甘瓠脯，何以咏恩歌且舞。”其得人心如此。

可见，祖逖所领导的流民坞壁之中所酝酿的文化精神包括了基于反抗意识的“尚武”精神，与乡民之间的“救济和感恩”的关系，以及对于收复晋王室失地的“忠义”之情。因而，当时的百姓作《豫州歌》来歌颂他。

在这首民歌中，百姓将自己免于为胡人俘虏之功，归于首领祖逖，甚至比为父母之恩。由此可以看到，在北方地区战乱环境中，由于在防御、抵抗生存威胁时需要相互依赖，使得人们之间的关系更为深厚、密切。

坞壁之中的社会生活特点也反映在民歌之中。坞壁以求生为最直接目标，因而男女共处，形成了与南方截然不同的生活观念。男女共处、共同劳动以获得生存空间的行为，是自西晋末年以来便已具备的民间风俗，并且在民歌中悉数反映。民歌《捉搦歌》正是产生于坞壁环境中的妇女之自陈：

粟谷难舂付石臼，敝衣难护付巧妇。男儿千凶饱人手，老女不嫁只生口。

谁家女子能行步，反着夹衫后裙露。天生男女共一处，愿得两个成翁妪。

华阴山头百丈井，下有流水彻骨冷。可怜女子能照影，不见其余见斜领。

黄桑柘屐蒲子履，中央有丝两头系。小时怜母大怜婿，何不早嫁论家计。

这首诗歌中反映了战争时代残酷的现实，男子在战争中容易成为他人刀下之物。北方的女性承担大量田野劳作，是为战时环境提供物质后盾的主要力量。《颜氏家训·治家篇》对南北地区女性在家庭中的不同作用，颇有感慨。北方女子在家中的地位，是极为重要的，而且，她们几乎承担与男子一样的家庭责任：“邺下风俗，专以妇持门户，争讼曲直，造请逢迎，车乘填街衢，绮罗盈府寺，代子求官，为夫诉屈。”这种情况和江左妇女保守的家居生活完全相左，“江东妇女，略无交游，其婚姻之家，或十数年间，未相识者，惟以信命赠遗，致殷勤焉”。但这种女子当家局面的形成并非一朝一夕。颜之推认为是“恒、代之遗风”，实则是战乱时期以来男女共同承担家庭责任的传统。在一切依仗自给的条件下，妇女的劳动成为家庭生活的支柱。在生存成为头等大事的情况下，妇女自身的情感和被赋予的情感都显得粗糙很多。

坞壁妇女还往往还承担军事任务，并且也保留了坞壁之中尚武、尚忠义的精神风貌。如坞主刘遐，时人比为张飞、关羽，另一坞主邵续以女妻之。刘遐与邵氏在河济建立坞壁，她亦是能冲锋陷阵之人：

遐妻骁果有父风，遐尝为石季龙所围，妻单将数骑，拔遐出于万众之中。及田防等欲为乱，遐妻止之，不从，乃密起火烧甲仗都尽。

在这种基础上，我们不妨来简略地重读著名的《木兰辞》，来重新理解“木兰”这个女性形象。《木兰辞》在过去常被理解为木兰对于战争的一种反抗，但是整首民歌似乎并没有此类激烈的情感。木兰在接受为父从军的事实时可以说是平静的：

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愿为市鞍马，从此替爷征。

从全篇末尾所说的“阿姊闻妹来，当户理红妆；小弟闻姊来，磨刀霍霍向猪羊”来看，木兰的家中，并非无子，但只是还十分年幼，而木兰也并非是长女，家中还有一位还没有出嫁、当户理红妆的“阿姊”。因此，木兰大约是家中次女。木兰面对的家庭问题是，老父已老，弱弟甚弱，因此代父出战，承担兵役。北方人的长序概念，在战争时代已经变得模糊不清，所有的家庭成员都可能承担重要的责任。木兰一步步安排和准备战争所需要的武器和装备——这也反映了北朝征兵役要求人们自带装备，坦然地与父母告别。全篇之中完全没有对于战争的怨恨和对战争凄惨之状的描写，而是流露出女扮男装参加战争、以报君父的荣誉感。全篇的描写轻松流畅，将故事交代得明朗自然。这首民歌在其结尾问出“安能辨我是雌雄”这样略带喜剧性的问题，更让全篇内容与传统意义上沉重的战争描写完全不同。《木兰辞》超越于战争的轻松的艺术表现，是十分奇特的。如果用一些传统的字眼如“乐观精神”“浪漫主义”来形容那也无妨。然而，这种轻松平易的战争感觉，实际上是因为在北方地区坞壁林立、军事防御战争频繁的局面下，武力已经司空见惯，反而让此际的诸多战争题材的乐府民歌并没有刻意去体现血腥的杀伐之气。《木兰辞》虽然并不一定是产自坞壁，但也是以北方地区长期的战争环境为背景的。其中的尚武精神，以及参与武力以报君父的观念，在整个北朝时代并不稀见。溯其根源，就在于西晋末年以来坞壁所面临的战争环境塑造了北方妇女的这种品性。

民歌《李波小妹歌》产生于北魏晚期，就描述了一个身着戎装的北方女子形象，其辞云：

李波小妹字雍容，褰裙逐马如卷蓬。左射右射必叠双。妇女尚如此，男子安可逢。

这首民歌影响深远，晚唐诗人韩偓作《后魏时相州人作李波小妹歌疑其未备因补之》，即是延续其义，但此诗以香奁体出之，完全脱离了原民歌的英雄气，语言风格香艳，距离民歌的原意非常遥远：

李波小妹字雍容，窄衣短袖蛮锦红。未解有情梦梁殿，何曾自媚妒吴宫。难教牵引知酒味，因令怅望成春慵，海棠花下秋千畔，背人撩鬓道匆匆。

历来的读诗人对这首《李波小妹歌》，虽不曾生出韩偓这样夸张的联想，但一般其认识也停留在字面意义上。他们多局限于对这个北方女子英姿飒爽的赏爱之情，并且推究北方女子大略如此，认为可以与《木兰辞》相参证等等。

事实上，李波小妹这个妇女形象，在最初的历史记载中，是当时乡里坞壁首领受到政府杀伐之后的一个牺牲品。史书对此之记录可谓鲜血余腥尚在。韩偓所续写的诗句这般香艳，其实与原来的人事无丝毫干系。《魏书·李孝伯附李冲传》载：

初，广平人李波，宗族强盛，残掠生民。前刺史薛道摽亲往讨之，波率其宗族拒战，大破摽军。遂为逋逃之薮，公私成患。百姓为之语曰：“李波小妹字雍容，褰裙逐马如卷蓬，左射右射必叠双。妇女尚如此，男子那可逢！”安世设方略诱波及诸子侄三十余人，斩于邺市，境内肃然。

材料中“残掠生民”之语可能是史家站在官方立场所加的罪名，未必确凿，但也说明李波及其宗族具备军事功能，能与当地刺史相抗衡并且获胜。

李波和他的宗族居于乡里并以武力自强，所结成的这种组织，正是具有军事功能的乡里坞壁。曹道衡因此说：“《李波小妹歌》，常为文学史家们引用作为北人尚武的例子。其实她这种强悍的性格，是长期生活于‘坞壁’之中和少数民族劫掠者斗争中形成的，不过在力量壮大之后不免从自卫而变成劫掠者。这种风气一直延续到北朝后期犹未尽除。”这首民歌虽然没有在语言上明确表示出对李波小妹的表彰，但是其中对于武力的崇尚，对于李波小妹的赞赏，都和当时乡里坞壁所负有的军事防御功能莫不相关。而当地百姓肯为这样一位女子讴歌，正也说明他们之间的人际关系可能并非像史书上所说的那样是对立的关系，而与之相反，是相互协助的关系。在南方，涉及女子的民歌，往往是一些讲述男女之情的作品，和北方的妇女形象大相径庭。曹道衡曾讲述了南方和北方民歌出现根本不同的原因，他认为北方重伦理，民歌所反映的内容同样是重伦理，这是由于坞壁所带来的宗族聚居环境所决定的。因此，坞壁作为一种战乱模式下的社会空间组织，对于人际关系、社会观念等方面的塑造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了解民歌和史实之间的关系，能够让人们对于民歌所反映的思想内涵有着更为深刻的理解。民歌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它能够广泛流传，并不在于它的形式本身，而更是因为它的思想魅力。

坞壁中的人大多亲身经历战争与逃亡之苦，在当时环境中乱离生活触目可见，因此对于这种战乱所带来的痛苦，有着深透的表达。《陇头歌》在其传播过程中也往往被赋予了新的历史内涵，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它呈现了当时坞壁之中人们生活的一些基本状态。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所录的两首《陇头歌》其文如下：

郭仲产《秦州记》曰：陇山东西百八十里，登陇，东望秦川四五百里，极目泯然，墟宇桑梓，与云霞一色。其上有悬溜，吐于山中，汇为澄潭，名曰万石潭。流溢散下皆注乎渭。山东人行役升此而瞻顾者，莫不悲思，故其歌曰：“陇头流水，流离四下，念我行役，飘然旷野。登高望远，涕泪双堕。”

同前：辛氏《三秦记》曰：“陇渭西关，其阪九回。不知高几许，欲上者七回。上有水，可容百余家。上有清水四注下”。俗歌云：“陇头流水，鸣声呜咽。遥望秦川，肝肠断绝。”

但是，逯钦立对第二首《陇头歌》并没有引录完整，其部分文字和《三秦记》《秦州记》中的原文有多处差别。刘纬毅《汉唐方志辑佚》以王谟《汉唐地理书钞》为底本，将两首歌记录如下：

辛氏《三秦记》：

陇西开其坂九回，不知高几里。欲上者，七日乃越。高处可容百余家，下处数十万户。上有清水四注。俗歌曰：“陇头流水，鸣声幽咽。遥望秦川，心肝断绝，去长安千里，望秦川如带。”又：关中人上陇者，还望故乡，悲思而歌，则有绝死者。

郭仲产《秦州记》：

陇山东西百八十里，登山岭，东望秦川四五百里，极目泯然，墟宇桑梓，与云霞一色。其上有悬溜，吐于山中，汇为澄潭，名曰万石潭。流溢散下皆注乎渭。山东人行役升此而瞻顾者，莫不悲思，故其歌曰：“陇头流水，流离四下，念我行役，飘然旷野。登高望远，涕泪双堕。”北人升陇歌曰：“陇头流水，鸣声呜咽。遥望秦川，肝肠断绝。去长安千里，望秦川如带。”

两种文本对比之下可见，逯钦立所记录的，漏掉了辛氏《陇头歌》中的末两句“去长安千里，望秦川如带”及以下的文字说明内容。而更大的分歧在于，关于两首《陇头歌》的产生时代，看法不一。逯钦立将这两首分别从郭仲产《秦州记》和辛氏《三秦记》中的民歌放置在晋代的杂谣歌辞之中，默认它们皆是西晋末年的作品。逯钦立认为：“郭仲产，晋人，辛氏较郭氏更晚，列入汉诗似不妥。”自清代乾隆时期的学者王谟以来，辛氏《三秦记》通常被认为是汉代的地理志。王谟在其《汉唐地理书钞》中云：

按隋、唐《志》俱不著录此书，然自《三辅黄图》及刘昭《后汉书志》注，郦道元《水经注》，贾思勰《齐民要术》，宗凛《荆楚岁时记》，凡六朝人著书，已相承采用，且所记山川、都邑、宫室，皆秦汉时地理故事，并不及魏晋，此书必汉人所著。辛氏在汉本陇西大姓，特失其名为可惜耳。

这其中最为关键的是《三辅黄图》的成书时间问题。这个问题也是一个经典问题，历代对此有争论者甚多。何清谷对诸家说法作了分析，认为“应如陈直先生所言，成书于‘东汉末曹魏初’”。王谟也是如此认为的，他尤其强调《三秦记》不录魏晋之事，故而应该是汉时作品。根据王谟的考证，史念海推断《三秦记》“当出于汉时人士手笔”。刘跃进基于史念海对《三秦记》产生年代的推断，认为《三秦记》在“成书于汉魏之际的《三辅黄图》及梁代刘昭《续汉书·郡国志》注、郦道元《水经注》皆有所征引”，故而《陇头歌》亦当是彼时的作品，是很有根据的。王晓玲认为这两首诗风格很相近，估计可能出于同时期，保守推断它们至少产生于晋代以前，即汉魏的作品。她的依据是魏晋时期人们针对这两首民歌出现了大量的仿作。因而学界对于这两首《陇头歌》的看法，主要是倾向于它是汉魏民歌，甚至是汉代民歌。

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逯钦立认为《陇头歌》应是西晋民歌呢？这主要是因为《陇头歌》在西晋末年以及之后仍然具有较强的流行性，尤其是在梁陈之后出现了模拟的高潮，仍然符合于当时社会生活中的一些基本情况。从文辞上看，这两首民歌描述的是乱离时期的关陇地区，而陇山即是当时人们逃亡的一个去处。

郭仲产和辛氏为两首民歌所加的小序包含了一些被忽略的史实。在郭氏所录《陇头歌》小序中提到的史实是“山东人行役升此而瞻顾者，莫不悲思，故其歌曰”，山东人何由行役至陇西？而且“行役”二字说明他们并非主动迁徙，而是背负了一定的行役之责。他们的悲思是身世之伤，感慨的是无休止的被动迁徙带来的“飘然旷野”的无所皈依之感。在此歌之后，他方才引录北人的《升陇歌》，内容与辛氏所录《陇头歌》一样。因此，这首歌很可能是基于《升陇歌》而重新改写的作品。郭氏所录《升陇歌》与这首《陇头歌》的主题并不相同，它所记录的是关中人远避战祸，逃亡四、五百里开外的陇首，他们的思乡是指向关中的，“去长安千里，望秦川如带”之中是强烈的故国之思。因此，这两首歌的吟唱者，在郭、辛二人的著录中并不一样，一是行役之山东人，一是迁往此处之关陇人。相比于陇头歌本身而言，辛氏和郭氏在那段“诗歌说明”中所谈及的内容，似乎更耐琢磨。

从郭仲产《秦州记》如今残留的全部内容来看，他所集中反映的就是这一时期秦州地区的情况，可谓将《三秦记》中所提及的历史地点充分具体化。例如对于仇池山的记录，言及其地势有利于坞壁却敌，云：“壁立千仞，自然楼橹却敌。分置均调，竦起数丈，有如人力也。”对三秦与河西交界的垒壁加以描述：“抱罕城西有麻垒，垒中可余万众。”“山东人行役至陇西”这条有关陇山的材料，也对应了晋末战争带来的流民史实。从晋末以来，为了攻取关陇，八王之乱中的东海王司马越起兵于山东，众至十万，前来攻掠的少数民族首领如刘聪、刘曜等人，也都从山东地区征发了大量流民以充行役。这些流民很有可能又在战争中展开新的逃亡。陇头正是在关中与西北的连接之处，地势险要，这种地方一般聚集了大量流人，极易形成坞壁。“山东人行役至陇西”所生发正是末世流离之叹，是当时流民坞壁之中的普遍情感。

辛氏在《三秦记》中对此处地形分析时，格外指出了其人口布局：“陇西开其坂九回，不知高几里。欲上者，七日乃越。高处可容百余家，下处数十万户。”陇坂甚有高度，山脚之下有民户聚集，山顶也可“容百余家”。这种地形和民众聚居，非常类似于坞壁。“山东人行役至陇西”与关中坞壁至于高险之处及“高处可容百余家”的规模，非常类似于晋末的历史实况。这番记载让辛氏所录《陇头歌》也存在是晋末民歌的可能。到石季龙乱长安时，关中才出现较大的混乱，包括前文提到的王嘉等关中之人，方才往外迁徙。长安地区的人们，从太安二年（303）张方之乱开始，就一直罹患于战祸。《晋书·张方传》记载了他在霸上的惨败：“帝至长安……方屯兵霸上，而刘乔为虓等所破。颙闻乔败，大惧，将罢兵，恐方不从，迟疑未决。”刘聪、刘曜等人对长安的人口进行了洗荡式的掠夺。根据陈寅恪的统计，刘曜驱掠长安“士女八万余口退还平阳”。次陷“三渚”，又曾迁“二万余户于平阳县”。刘聪所设的左右司隶，“各领户二十余万”；单于左右辅，“各主六夷十万落”。其中绝大多数都是从其兵力所及地区驱掠而来的汉族编户与六夷部落。司隶部人曾有二十万因为平阳饥饿与石赵的招诱，出奔冀州。在这样的时代动乱之下，人们纷纷四散逃亡，逃到“遥望秦川”之处，是很有可能发生的事。

也许正是因为这样的地形特点，造就了这一地区在末世避乱过程中的重要地位。因此从辛氏《三秦记》到郭仲产的《秦川记》都对这一民歌加以了著录。关中坞壁的发达造就了《陇头歌》在漫长历史时期之内的流行，也成就了它浓厚的现实关怀和史诗气质。

这首北方民歌在南北朝时期十分流行，南方诗人的广泛模拟加速了这一汉代民歌在南朝的经典化。陈代人智匠《古今乐录》中记录《梁鼓角横吹曲》中有《陇头流水》之外，还有《陇头》等，大部分是自北方地区传来的民歌，这些民歌，大部分都是南渡之后产生的新的北方民歌，或者是被新著录的民歌。从《升陇歌》变为《陇头歌》，已经存在一定的模拟关系。这两首歌除了被晋人郭仲产著录，在梁代之后，还出现了一个被模拟的高潮。逯钦立编《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梁诗》卷二九《梁鼓角横吹曲》中有《陇头流水歌》（三曲）、《陇头歌辞》（三曲），其词曰：

陇头流水，流离西下。念吾一身，飘然旷野。西上陇阪，羊肠九回。山高谷深，不觉脚酸。手攀弱枝，足逾弱泥。

陇头流水，流离山下。念吾一身，飘然旷野。朝发欣城，暮宿陇头。寒不能语，舌卷入喉。

陇头流水，鸣声幽咽。遥望秦川，心肠断绝。

逯钦立认为“此歌与上《陇头流水》皆改用古辞”，梁人的仿写，虽然径直使用了辛、郭所录《陇头歌》的原句，但过分强调登于陇首所带来的生理上的痛苦，诸如体劳手酸、极度酷寒，其实严重弱化了原歌浑厚哀伤、情思深远的意蕴。其主要的原因就在于南人模拟边塞诗，大多基于对边塞的想象，而没有基于历史实录的情感。这种情感是在历史大动乱时期人们的流离之伤，是在和平年代中生活的人们所无法切实感受到的。

除此之外，明确以“陇头流水”“遥望秦川”这种伤离情绪为典故的文人诗，也是相对滞后地爆发于梁陈时期。而在魏晋之初，十分少见。虽然言及“陇首”的诗歌自张衡开始即已有之，西晋张华亦有其句，“陇坂”“陇首”意象十分常见，但“陇头流水”以及下注之渭水或曰秦川的意象，却是在较晚的时期出现。当庾信来到关中后，他大量开始使用这一意象，如在《周柱国大将军纥干弘神道碑》中说：“陇头流水，延望秦关。”在《周故大将军赵公墓志铭》改为：“秦川直望，陇水分飞。”在《周大将军崔说神道碑》又云：“陇坻路遥，秦川望远。”萧纲与陈叔宝都有《陇头水》等等，不胜枚举。以“陇头流水”为主要意象的民歌《陇头歌》，并没有流行于魏晋时期。它的产生或者说广泛被流传的年代，没有早至汉魏。台湾学者王文进曾论及南方边塞诗，认为边塞诗实则起源于南朝，源于他们对于北国的想象。实际上，这些想象的蓝本，正是当时流入南朝的北方民歌。它们的内容，往往是对北方社会生活场景的高度浓缩，这其中的一种场景就是流民坞壁所承载的乱离之殇。

李德芳曾说：“北朝民歌，正是中古时期我国北方各族人民的思想感情、生活习俗和民族历史的一个‘储存处’。”北方民歌储存了北方人民的感情，而北方的乡里坞壁在战乱时期储存了北方民歌。总之，本节主要阐释了晋末社会中乡里坞壁所发挥的文化存续功能。作为一种避乱空间，乡里坞壁完全有能力保存文人、文学，甚至可以应时而生，产生新的文学。从现存材料来看，这类文学的形式较为多样，有一部分文人诗和民歌。西晋末年文学发展的残败与挣扎都存在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之中，它的发展形式以及文学人才向基层社会的下移，都为十六国北朝时期的文学发展奠定了一个社会空间意义上的基础。而在乡里坞壁中产生的民歌，和社会生活联系极为紧密，也很大地影响了之后北朝民歌发展的整体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