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文学，在今天已是受到重视的一种文学样式了。但它在我国的历史并不长。它的兴起，与“左联”成立后的热心组织与提倡是分不开的。
这方面最初的业绩，大多反映在上海南强书局一九三二年四月出版的《上海事变与报告文学》一书中。该书署名南强编辑部编，编者实系钱杏邨。卷首序一题为《从上海事变说到报告文学》。篇末注明写于四月一日，整整五天，书就问世了。出书速度之快，真有点像“轻骑兵”一样敏捷。
南强书局与太阳社的春野书店有密切关系。这家书店当时多出郭沫若、沈端先（夏衍）、蒋光慈、钱杏邨、王抗夫等人的译著，常常被国民党所查禁。
《上海事变与报告文学》，朱红色封面，嵌有淞沪战争中英勇杀敌图片一张。扉页还有四张。全书分六辑：几番大战、火线以内、士兵生活、战区印象、十字旗下、新线印象（及其他），凡二十八篇。各篇未注明作者。均选自一九三二年二至三月上海出版的《烽火》《时事新报》《大晚报》《大美晚报》《太平洋日报》《社会与教育》《时报》。
关于这本书，解放后出版的几本有影响的现代文学史均提到。一九五五年出版的丁易著《中国现代文学史略》说：“‘一·二八’事变中，许多工人和作家都参加了抗日工作，或亲上前线慰劳，或进行宣传募捐，这些活生生的用鲜血写成的反帝斗争的事实，迫使参加工作的人要以最大的速度反映出来。这时如丁玲、沈端先、适夷等以及很多不是专门从事文艺工作的人都写了不少报告文学。这些作品，后来大部分都收集在钱杏邨编的《上海事变与报告文学》一书中。”一九五六年作家出版社出版的刘绶松著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中也说，“在‘一·二八’前后出现的报告文学，数量是比较多的，后来都收在钱杏邨编的《上海事变与报告文学》一书中。其中，我们所熟悉的作家如丁玲、沈端先、适夷等都写了不少报道文章，而两位不知名的青年作者的作品——戴淑清的《前线通信》和白苇的《墙头三部曲》，尤为一般读者所称道。”两本书的作者指名道姓地说这本集子里收了某某人写的什么作品，经与原书相核，发觉上述引文中均有出入。至于说到书里收有《前线通信》和《墙头三部曲》，更使人茫然。由此我怀疑，这两部文学史的作者当年撰写这段文字时是否见到了原书。估计很可能是沿用了或引申了某种不确实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