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引言

一

遥想一条万里巨川的诞生，那该是一个庄严而浩大的仪式，自然也是天地造化。但黄河到底是怎样诞生的，又是一个让人类费尽猜测的千古之谜。这一谜团近年来已被中国地理学家揭开了，并且向世人再现了在地球造山运动中大地重新塑形和黄河逐渐形成的过程。科学的阐释过于深奥，这里我尽可能把它转化为简明扼要的常识。第一阶段（距今三百二十万年至三百万年），在黄河形成之前，青藏高原及甘肃一带为海拔千米以下的“准平原”，广布发达的、流向不同的内流水系，这是孕育黄河的子宫。而当时的华北平原还是古海洋，一直漫延到今天的三门峡一带。第二阶段（距今两百四十七万年左右），随着青藏高原持续上升隆起，海拔高度超过2000米，山地起伏增大，纷乱的内流水系逐渐在洼地形成新的湖泊，此时黄河尚处于最初的孕育中。第三阶段（距今一百六十万年左右），这是地质构造巨变期，青藏高原在一次猛烈的抬升运动中，致使其他板块边缘发生褶皱状断裂，形成黄河生成区的阶梯状地貌。

最好是去兰州九州台实地查看，那儿离黄河母亲并不太远。那是一座典型的黄土峁阶地，一听名字就能猜测这又是一处与大禹有关的风景。传说大禹导河积石，曾登临此台眺望黄河水情，察看四周地形，并在台上将天下分为九州。按《说文解字》的解释，“水中可居曰州”。从字面上看，“州”字正像河流环绕的高地（山丘）之形。从此，“九州”就成了中国的代名词，而一座黄土峁阶地的一次命名，从此，它也被置于华夏文明的核心。隔河相望，是一座与之相对的皋兰山，既是对峙，也是呼应。皋兰山比九州台还高出60多米（海拔2129米），由此形成两山夹长河的峡谷地貌。这黄土中的陡崖、陡边坡及沟谷两岸直立的深沟峡谷，见证了一条大河以缓慢而持久的冲刷穿越黄土坡的过程。据地质学家勘测，皋兰山北坡仍在隆升，这足以证明让黄河诞生的造山运动还未停止。一直以来，九州台被地理学家认为是黄河最高阶地。但最近，兰州大学地理科学系的学者又在九州台一带新发现一级比九州台还高100米的台地（阶地），这为黄河的生成演变史找到了最有力的地质根据。一方面，经对这片台地的古地磁探测，可以确定黄河生成年代为距今一百六十万年左右；另一方面，它又一次再现了黄河生成的过程，正是由于这些阶梯状地貌的出现，才让一条大河呼之欲出，原来广泛分布的古湖泊，还有纷纭散乱的高山流水，才终于遇到了一个知音——黄河。它们造就了黄河，黄河也成全了它们，一条百川交集、万溪汇聚的大河，就在千山万水中诞生了。

最初的黄河远没有今天这样漫长，它还将不断地延伸自己的生命：一边是在流水的冲刷下切作用下，产生溯源侵蚀，使源头不断向上延长；一边是它裹挟着黄土高原的滚滚泥沙在下游淤积，填海造陆，造就了一个幅员辽阔、沃野千里的华北平原，又在自己造就的大陆上向越来越远的苍茫大海延伸。这是天地造化的良性循环，先是青藏高原的抬升造就了黄河，而黄河和黄土高原又造就了华北平原，华北平原又造就了中华民族。

追溯黄河流域最古老的文明，又有一个惊世的发现。20世纪60年代初，考古学家在山西芮城西侯度村一片高出黄河河面约170米的阶地上，发掘出了距今已有一百八十万年的古人类遗址，这是迄今我国发现的最早的人类文化遗存，比我国之前发现的最早的人类元谋猿人还早约十万年。这一发现让世人在震惊的同时也情不自禁发出了惊呼，华夏文明的第一缕圣火竟然在如此遥远的岁月就在黄河岸边点燃了。然而，这一发现虽佐证了黄河流域是人类文明的摇篮，也颠覆了我们此前的历史叙述：既然黄河生成年代为距今一百六十万年左右，而黄河流域的人类史至少还比它早二十万年，这又如何解释呢？唯一的解释是，那时黄河还没有完全形成，很可能还是一段一段分隔开的自然段落，而西侯度的古人类恰好就在秦晋高原的这一个自然段落里繁衍生息。对这一猜测，有地理学家从地质学及卫星图上分析、推断，也能得以验证，如今分隔在黄河两岸的秦晋高原，原本就是浑然一体的黄土高原，在黄河奔腾不息的冲刷下才形成了一条又宽又深的河谷。

如果我们遵从上述历史推断，那么人类与黄河的历史关系将被颠覆，这些在黄河完全形成之前就已出现的人类，毫无疑问是黄河生成、演变的见证者。然而人类又一直没有看清这条历史长河的来龙去脉，面对这条在岁月中哗哗流过的河流，人类一直在不断地追问：黄河到底从哪儿来？这从遥远岁月深处发出的追问，一下把人类历史激活了。那亘古的追问，一如现代人对宇宙的追问，在距离人类非常遥远的时空中，在无尽的岁月中，人类对那神秘的大河之源充满了无尽的猜测和想象。

二

黄河是仅次于长江的中国第二长河，也是世界第五大长河。这是一个早已写在教科书上的标准答案，却也未必百分之百正确。这里以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的说法为准，黄河“发源于青藏高原巴颜喀拉的约古宗列盆地，由此向东，流经青海、四川、甘肃、宁夏、内蒙古、山西、陕西、河南、山东九个省区，在山东省垦利县注入渤海，干流全长5464公里，流域面积包括内流区在内79.5万平方公里，流域内总人口约一点零七亿”。从河长、流域面积和流域内总人口看，黄河在中国江河中名列第二，但衡量一条河的大小还有一个更重要也更实在的指标——水量，一般以“多年平均天然径流量”来表述，以下一律简称为“水量”或“年径流量”。

当我开始涉足黄河时，许多熟谙黄河天性的人就一再提醒我，“黄河是一条河情特殊、极其复杂难治的河流”，其不同于其他江河的显著特点，第一就是“水少沙多，水沙异源”。那么黄河水有多少？沙有多少？

历史上，黄河年径流量曾经位居全国第四（661亿立方米），而黄河水利委员会（以下简称“黄委”）根据1956至2000年系列水文数据重新核算，黄河年径流量为535亿立方米（一说为580亿立方米）。无论哪种说法，在中国七大江河中黄河仅高于海河和辽河，屈居第五，一条长江的水量就超过了十七条黄河，一条珠江的水量也超过了五条黄河。而作为中国第二长河，黄河的水量还不如长江的一条支流。湘人王闿运曾出此狂言：“大江东去，不过湘水余波而已。”若将大江置换为大河，王闿运倒也未打诳语。这里就以黄河与湘江相比：湘江年径流量为791.6亿立方米，而湘江干流全长800余公里，约相当于黄河的七分之一，流域面积9万余平方公里，约相当于黄河的九分之一。又据2014年的统计数据，湘江流域人口约4000万，约占黄河流域人口的四成，而湘江水量却是黄河的1.36倍。透过一连串的枯燥的数据，可以直接得出一个枯燥的答案：黄河的干涸缺水或水资源危机，几乎是与生俱来的宿命，但这条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要以如此有限的水量浇灌近80万平方公里的北方大地，泽被数以亿计的苍生，且不说黄河年年喊渴，近年来连水量充沛的湘江也是如饥似渴，黄河的命运就可想而知了。而她流经的西北、华北和中东部平原，大多为干旱、半干旱地区，越是缺水，就越需要水，越是干渴，人类就越是充满了对水的渴望。

那么黄河又有多少沙？黄河的含沙量和输沙量均居世界大江、大河之冠，多年平均输沙量约16亿吨，为长江的3倍、湘江的近150倍。这就是黄河的又一个灾难性的命运。我总是下意识地把黄河称为一条泥沙俱下的大河，其实这是一个错误的认识。“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唐人刘禹锡的这首《浪淘沙》，早已揭示了黄河“水沙异源”的秘密。简而言之，黄河之水来自青海，大浪淘沙来自黄土高原。更准确地说，黄河总水量的六成来自兰州以上，黄河九成以上的沙量则来自内蒙古托克托河口镇至河南省三门峡区间，在这一区间内，黄河流经世界上黄土覆盖面积最大的高原。一条母亲河，仿佛在黄土高原重新经历了一次分娩，从此继承了黄土高原的姓氏。黄河姓黄，黄土高原的黄。若没有黄土高原，黄河是没有姓氏的，她的名字就是甲骨文中一个简单的象形文字——。换句话说，若没有黄土高原，也许就没有黄河，她可能是另外一条河。

这个假设还可以继续推演：若没有黄土高原，也许就没有华北平原。从塑造黄土高原到冲积出华北平原，是黄河最伟大的创造。若没有黄土高原，也许就没有中华民族。黄河、黄土、黄种人，还有被我们尊为“五帝之首”的黄帝，有着一脉相承的神秘基因。其实也不神秘，一个黄皮肤的民族就是黄河与黄土高原共同孕育的，这让我们的生命与血液里有着浓烈的黄颜色的染色体。唯其如此，我们才自称“炎黄子孙”。黄土高原被喻为中华民族的摇篮，又何尝不是怀孕生育的神奇子宫？中华民族又是一个典型的大河民族，一条古老而漫长的黄河，就像一条蛰伏在地而未升天的蟠龙，这就是一个大河民族的龙脉与图腾，也是我们的血脉与命脉。正因为如此，我们都自称“龙的传人”。

从上古传说中的三皇五帝到北宋覆没，黄土高原的核心区一直是中国的心腹之地，也是魂之所系。黄河是古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一条中轴线，黄河文明在中华文化源流上一直占有主流的地位，享有独一无二的崇高地位，如《汉书·沟洫志》：“中国川原以百数，莫著于四渎（江、河、淮、济），而河为宗。”一部上下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史，一大半篇幅是由万里黄河抒写和渲染出来的。曾有学者指出：“黄河孕育的文明是人类历史上一种非常早熟的文明。同恶劣气候和洪水泛滥的斗争，使得中国人的治水、历算、土地测量以及农业耕作、饲养家畜、制陶冶炼等等技术，比西方早成熟至少一千年。但是，在历史演变、社会机制、政治组织等方面，也因此走了一条纯粹东方式的道路。”在某种意义上说，这条“纯粹东方式的道路”就是被黄河逼出来的。如果没有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和强大的国家意志，就难以抵御这万里巨川给人类带来的巨大灾难。黄河的灾害又绝不只是一种单纯的自然灾难，黄河安危和社稷安危有着生死攸关的内在联系，历来为国家的心腹之患。

从传说中的大禹父子治水开始，无论是治水失败的历史罪人，还是功成名就的治水英雄，无不为之殚精竭虑。鲧采取不断筑高堤防的办法，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越是堵，河流越是堵得慌，最终酿成堤倒水决、淹死无数黎民的惨祸，这也是从水利到水害的一次利害急转。鲧不是第一个失败者，更不是最后一个，从鲧在羽山堵口到汉武帝在瓠子堵口，人类以反复的失败验证了一个治水的绝对真理：绝对的堵，是绝对堵不住的，你堵得再死，河流也能自寻出路。而当一条河流自寻出路时，往往就是人类的绝路。而大禹治水的一个上策便是顺其自然、因势利导。他用一把天授神斧将一道道堵塞河道的山石劈成峡谷，最终将洪水流畅地导入大海，这不但使他成为一个大河民族的治水英雄，也让他成为与尧、舜齐名的贤圣帝王，治水治河与治国安邦就这样高度统一在这个上古圣王的身上。

追溯一条大河的治理史，自古至今，一直在争辩、反思与追问中推进，而争论的焦点与症结其实就是两个字：堵、疏。堵与疏并非截然对立，在对立中也有统一。事实上，人类治水，从来就是堵与疏并用，互相依赖，不可或缺。如郑国渠是以凿山为疏、筑渠为堵，水到而渠成，没有水自然不成。中国古人并不缺少综合治水的智慧，除了堵与疏，还有第三种策略——保。所谓保，就是水土保持。有些话，我曾在《命脉》中说过，这里不是重复，而是重申：从治水三策看，中国人是堵得最多，疏得较少，保得最差、最失败。一部中国水利史，几乎就是一部河防史。黄河上游的荒漠化，尤其是黄土高原的水土流失，绝对不能完全归咎于气候与自然原因，更多的还是人类对生态植被的破坏。历史上，黄土高原原本有茂密的森林，而自战国以来随着铁制农具的广泛使用、不断改进，农耕文明的进步和自然生态走向了背道而驰的方向，黄河流域与黄土高原被人类大规模垦荒，原始森林遭到了大规模砍伐，这必然导致越来越严重的水土流失。又加之黄河的侵蚀卷走了大量的土壤，那被森林植被覆盖的高原演变成了赤裸贫瘠、千沟万壑的黄土高原。早在两千多年前就有“天雨黄土，昼夜昏霾”的史载，这是对沙尘暴最逼真的描述。而越是在所谓的太平盛世，由于人口激增，越是掀起了毁林开荒的高潮。这是一种恶性循环。逐水而生的人类，因水而萌生和繁衍了农耕文明；而人类大规模进行垦荒，一旦洪水淹没了粮田，就成了人间万劫不复的灾难。中国的许多河流，每一次疯狂的泛滥，几乎都是被人类逼疯的，你已经把它逼得走投无路了。而面对洪水的泛滥，人类除了把堤坝拼命筑高，越筑越高，再就是俯身向河神祈求，祈求有一种比河流更强大的力量，一种超自然的力量，来镇压它们。几乎每一条河边，都有镇水塔、镇水铁犀。

但河流是镇不住的，尤其是黄河这种一旦发起怒来就特别暴戾，又特别狂野、任性的大河，既极其复杂难治又变幻莫测，让人防不胜防。自有史载以来的两千五百多年间，黄河决口一千六百余次、改道二十六次。“三年两决口，百年一改道”，如同一个千年难解的魔咒。每一次黄河决口改道，都给下游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也会给下游的生态环境造成巨大的破坏。这也让一条悬河成为一个高悬于人间的巨大悬念，牵动着治天下者的每一根神经，关乎每一个黄河儿女的生死存亡。

三

当滚滚的大河流进1946年早春，此时离新中国成立还有三年，但黄河已经提前进入一个史无前例的历史阶段——人民治黄。人民治黄，这“人民”二字并非随意所加，而是源于人民治理黄河的历史，一个标志性的历史开端被定格于1946年2月22日。这天，地处黄河下游流域的冀鲁豫解放区成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人民治理黄河机构——冀鲁豫解放区治河委员会。随之黄河下游故道沿岸各专署、县设立修防处和修防段；冀鲁豫黄河故道管理委员会又于当年5月31日改为冀鲁豫区黄河水利委员会。

人民治黄，不能没有领军人物。黄委主任，又被人们习惯地称为共和国的“河官”。

王化云是人民的黄委第一任主任，也是共和国的首任河官，并且是任职时间最长的一位黄委主任。他本非专攻水利出身，193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律系，法学才是他的专业，然而一切仿佛已经注定，历史无缘成就一位“术业有专攻”的法学家，却让他以另一种形象在历史中浮现。救亡图存是那一代中国人最大的使命，他曾参加过“一二·九”运动，随后又投身于抗日救亡之中，但他一生仿佛注定要为另一种救亡图存而生。黄河是一个民族世代的忧患，解民于倒悬，又何尝不是一种救亡图存啊！1946年6月，王化云受命于危难之际，担任了冀鲁豫区黄河水利委员会主任。这对于时年三十八岁的王化云，只能说是半路出家。对于治黄，他还只是刚刚开始，但对于黄河他并不陌生。他的家乡馆陶县就在黄河故道旁边，也许就是一种融入了血脉与骨子里的对母亲河的情感，让他由此转换了人生角色，从此全身心开始了长达四十六年的治黄生涯。无论这条历史长河如何起伏跌宕，可以说，他把一生的心血都交给了黄河，直到最终带着泪水与微笑离去。

回首当年，无论是刚刚成立的人民治黄机构，还是首任黄委主任王化云，一开始就必须两面应战，一面是带领解放区人民抢修黄河故道堤防，加紧把花园口决口改道的黄河重新纳入原来的河道（黄河归故），一面要对付国民党的飞机轰炸和地面部队的侵扰。人民治黄，就是在这种“一手拿锨，一手拿枪”的危急情势下，在黄河归故后完成了“确保临黄，固守金堤，不准决口”的重任，对600多公里老堤防进行了加高培厚，新修了200多公里堤防，还在全区范围内的沿河各县一律成立了防汛指挥部，从而初步确立了人民治黄体制和黄河防汛组织体系。

一种史无前例的人民治黄体制，从解放区一直延伸到共和国，也从黄河下游的解放区扩展到了整个黄河流域。王化云作为新中国的首任河官，在穷其一生的治黄生涯里，先后提出了“宽河固堤”“除害兴利，综合利用”“蓄水拦沙”“上拦下排”等一系列治河主张，经国务院、水利部批准后，推出一系列工程和非工程措施。这里以王化云的一个核心治河观点“上拦下排，两岸分滞”为例：“上拦”，就是通过防与治的各种途径，在黄河上、中游尽可能把洪水、泥沙控制利用起来。我在前文提及，若要追溯中华民族的命运，根在黄土高原，若要根治黄河，根也在黄土高原。黄河作为一条极其复杂难治的悬河，几乎在黄土高原才可以找到根本性症结，只有加强对黄土高原的水土保持，尽量减少入黄泥沙，并且在上、中游干支流上修建拦截洪水和泥沙的水库，才能减缓黄河下游的泥沙淤积和河床抬升。“下排”，就是充分利用黄河下游河道具有大水排沙多的特点，采取泄洪排沙的方法，刷深河槽，排沙入海。而“两岸分滞”即在黄河下游两岸设立分洪、滞洪区，用以分流洪水、调节洪峰，以减轻和分散大洪水对堤防的压力，保证堤防安全和洪峰顺利通过。这也是人民治黄以来在多年实践中摸索总结出来的一条行之有效的治理措施。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王化云又发展了“上拦下排”的治河思想，提出全河“调水调沙”。尤其是到了晚年，他又充满智慧地提出“要把黄河看成一个大系统，运用系统工程的方法，通过拦水拦沙、用洪用沙、调水调沙、排洪排沙等多种途径和综合措施，主要依靠黄河自身的力量来治理黄河”。古代治黄，几乎都是基于洪水泛滥的下游，如果不把大河上下、左右两岸纳入一个大系统，那么是根本无法治理的，只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一个简单的例子，黄河之沙主要来自中上游，但灾难深重的却是下游。而三门峡工程利在下游，受害的却是三门峡上游的渭河流域。为了补救三门峡工程的失误，王化云晚年干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力推小浪底工程尽快上马。若要采取调水调沙、排洪排沙等综合治河措施，小浪底如同黄河的一个命门。对于一个年过古稀的老人，这也是他与生命展开的最后一场赛跑。1991年9月，王化云在重病之中听到小浪底开工的喜讯，他瘦削的脸颊绽开一丝微笑，两行热泪在微笑中无声地滑过。1992年2月18日，一代“河官”走完了他上下求索的一生。

王化云是人民治黄事业的主要奠基人之一，而人民治黄不是哪一代人、哪一任黄委班子干出来的，而是一任接着一任干，是一代又一代人的接力赛，一条永远的黄河就是人类永远的追求。随着小浪底水利枢纽于2001年竣工投入使用，人民治黄的历史也掀开了崭新的一页。这崭新的一页，也可以说是王化云首先掀开的。从王化云提出把黄河看成一个大系统、对黄河进行综合治理看，这新的一页主要体现在四个标志上：一是黄河不断流，二是堤防不决口，三是水质不超标，四是河床不抬高。

先说黄河不断流。黄河下游的山东河段从1972年开始自然断流，1987年后几乎连年出现断流，甚至连续出现过大河上下同时断流的现象。1997年1至3月，黄河源头的玛多县黄河干流首次出现断流，其后，黄河源还连续多次出现黄河干流跨年度长时间断流。一条神龙既不见首也不见尾，这也是“一条极其复杂难治的河流”显现出的另一种灾难性事实：黄河的水资源、水生态都到了足以用恶化和枯竭来形容的程度。而随着小浪底枢纽在绝地上的诞生，如同开启了黄河的命门，黄河断流的历史没有带进新世纪。随着又一个千年开始，黄河迄今以来再未曾出现过断流。不能不说，这是小浪底枢纽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但也要归功于黄委水调部门实施全河大跨度接力式的调度运作，还有大河上下、沿黄两岸各省区以大局为重，才能一年又一年地保证了黄河不断流。这也是综合治理的效应，如果单凭一个小浪底唱独角戏，是根本不可能完成的。

再看堤防不决口。在新中国历史上，黄河下游先后进行了四次大修堤，尤其是第四次大修堤，建成了“防洪保障线、防汛交通线、生态景观线”三位一体的标准化堤防体系。这不仅为黄河提供了坚实的防洪屏障，还构建了黄河沿岸的一道生态屏障。我甚至觉得，这是人类堤防史上最具野心的作品，是美与力量的双重体现，完美地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天人合一的大境界。而近七十年来人民治黄创造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奇迹，伏秋大汛无决口。在这至少经历了三代人的岁月里，黄河下游经历了十二次上万立方米每秒以上的洪水，其中还有1958年和1982年两次特大洪水（分别为22300立方米每秒、15300立方米每秒），但黄河人最终都把洪水安全地护送到了大海。随便翻开黄河的历史，这都足以用“奇迹”来形容。如果说这是人民治黄创造的伟大奇迹，那么这些奇迹又是黄河儿女造就的。人们习惯把黄河战线的干部职工称为黄河人，我觉得应该有更宽广的视野，黄河流域的所有人都是黄河儿女、黄河人。如果说在共和国历史上有一道屹立不倒的黄河大堤，体现了强大的国家意志，我觉得还有一种更伟大的力量藏于民间。人民治黄，人民既是前提也是主体，“这是不管多大洪水都冲不垮的一道长堤”。

三是水质不超标。从我亲眼所见的实情看，这个目标至少暂时还未达到。当下突显出来的水危机，一个是水资源危机，一个是水质性危机。在现有管理体制下，无论是生态环保和水土流失治理，还是严格控制入河排污总量，对于水利部门而言都是不可能独当一面完成的。如生态植被保护和水土流失问题，主要是国土、林业部门和各地政府的职责，而控制入河排污总量的决定权实际在环保部门。如何达成水功能区限制纳污红线的要求、强化入河排污口监督、加快对污染严重的江河湖泊水环境的治理，以及对突发水污染事件的应急处理，等等，均需完善各相关部门与地方政府的联动机制，让社会各方面形成合力，把治水治河变成整个社会的行动，才能在共同推进中有效化解日益严峻的水危机。

最后一个标志是河床不抬高，这一点摆在最后，其实是最重要、最难的。黄河下游之所以成为一个巨大的悬念，是因为河床不断抬高，只要河床不抬高，泥沙俱下又何妨？还可以任其自然填海造陆。黄河，不只是泥沙太多，更是水沙关系不协调，无法将大量泥沙排泄到大海里，这才造成黄河下游河道的严重淤积。但现在，这个天下第一难的问题至少是暂时解决了。小浪底枢纽发挥了关键性作用，这也是王化云先生设想过的，通过人造洪峰调水调沙、排水排沙，冲走一部分泥沙。黄河调水调沙试验，被时任水利部部长汪恕诚誉为“人类最伟大的河流泥沙治理试验”，借用一些专家的话说，“这是人类由被动治理黄河走向主动治理黄河的转折点，是世界水利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工原型试验”。而今，十五个年头过去了，黄河下游河床不但没有抬高，反而开始下切，这也是人民治黄创造的史无前例的奇迹。“神舟飞船上天，黄河河床下切”，这一上一下，被誉为中国进入新世纪以来的两个伟大成就。而在这伟大的成就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背景，那就是黄土高原的综合治理和水土保持，减少了入黄泥沙量。

上述四个标志，反映了人民治黄近七十年来取得的巨大成就。黄河“三年两决口”的灾难性历史已得以根本性扭转，这让黄河从一条“害河”变成了一条“上善若水”的水利之河。同新中国成立之前相比，流域内引黄灌溉面积已翻了将近十番，同时还为沿河五十多座大中城市和中原油田、胜利油田等一大批工矿企业提供了生活与工业用水，并通过引黄济津、引黄济青等远距离、跨流域调水，缓解了河北、天津及山东青岛等流域之外缺水省市的用水危机。在黄河干流上建成的近二十座水利枢纽工程，水力发电装机总容量达1000多万千瓦，黄河流域已成为国家重要的水电能源基地。这些，都是来自黄委的数据。但又不能不说，由于许多自然规律仍未被人们认识和掌握，黄河存在的问题依然十分突出，尽管近七十年来伏秋大汛无决口，但洪水的威胁还没人敢说从根本上解除，黄河依然是一条悬河、一个悬念，依然是“中国之忧患”。

对江河水利，我素无专攻，我能够做到的就是做一个忠于事实的记录者，对我将要涉及的许多事实和问题，这里只是提前扼要交代一下，更多、更深入的内容，我还将在接下来的全书中叙述。但凡涉及专业性问题，我都十分谨慎，尽可能以专家和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的说法为依据。2014年7月29日夜，我和时任黄委主任陈小江一同乘坐从北京开往郑州的高铁。在三个多小时的旅程里，我们奔赴的一个共同目标，是黄河；我们从头到尾谈论的只有一个话题，也是黄河。与陈小江的一夕谈，也为我接下来对《大河上下》的采写提前清理出了一个头绪。说起来，我和陈小江还是同年同月生，有着相似的人生经历。他1984年从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毕业后，长期在水利部工作，从2011年3月到2015年8月担任黄委主任。作为新一代黄河人的领军人物，陈小江给我留下了严谨沉稳的印象，却也相当直爽，他没有回避我提出的每一个严峻逼人的问题，认为也没必要回避。这种直爽又何尝不是一种敢于直面黄河严峻现实的担当？很多问题也是人类必须面对和正视的。陈小江认为，人类治黄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防治水对人类的伤害；第二阶段是开发利用；第三阶段是节约和保护并举，甚至要把保护置于更重要的地位，一条底线是不能超出河流的承载能力。他还打了一个比方，一条船超出了承载能力必将沉没。而黄河目前存在两大突出问题：一个是水生态环境不断恶化，一个是越来越严重的水资源短缺或资源性水危机，导致水资源供需矛盾日益尖锐。这就是黄河难以承受的生命之重。

河流也是有生命的，这并非我的文学描述，而是黄河人的共识。陈小江的前任李国英（曾任水利部副部长，现任安徽省委副书记、省长）曾针对“人类对河流的伤害及其代价”这个大问题，痛心疾首地指出：“河流孕育了人类文明，但人类在发展的过程中却造成了对河流的伤害，并为此付出了代价。一个时期以来，黄河存在且日益严重的主河槽淤积、萎缩，‘二级悬河’形势严峻，水资源供求矛盾尖锐，水污染加剧等问题，无不反映出黄河的生存危机。”为此，他提出了“河流生命概念的建立”“维持黄河健康生命”等治黄理念。陈小江又把治黄理念进一步丰富了，提出了“治河为民，人水和谐”的目标。我和他交流时，他还特意补上了一句，在治河防洪上，“以前是抗，现在是避”。这话听着简单，却又意味深长。倘若没有人类，黄河处于自然漫流的状态，一切自然而然，也就无所谓水利水害。水利于人，水害于人，皆是以人类的立场来判断，从而采取趋利避害的对策。以前的抗，主要是针对黄河的灾难性一面。每当洪水滔天时，人类视黄河如当前大敌、人类的天敌，而为了捍卫自身的利益，只能采取对抗、抵抗、反抗等强硬措施、铁腕手段，这就难免伤及无辜的河流。而陈小江提出在顺应自然规律、维持黄河健康生命的同时，把黄河灾害给人类带来的危机化为生机，如黄土高原的山洪暴发、水土流失，以前给人类带来了惨重的灾难，如今通过生态修复、植被保护和淤地坝建设，洪水泥沙都转化为了人类可以利用的宝贵资源，既改善了当地的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条件，又在维护黄河的健康生命上发挥了根本性的作用，这不就是“治河为民，人水和谐”的境界吗？

这里我无意于对李国英、陈小江的个人做出评价，他们都是相当低调的人，一再强调人民治黄的成就是一代又一代人接力打造的，人类的治黄思想也是一代又一代人接力推进的。黄河人对治河的探索与追求，其实也体现了中华民族一直追求的境界，如《中庸》提出“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这首先是对人类提出的要求，如果人类的自觉修养能够达到像天一样造福于人类和自然，则可达到“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也是“人水和谐”的理想境界。

四

在告别陈小江的第二天，我就奔赴黄河上游。这是一个从憧憬到抵达的过程。

走向她，是自然而然的。她仰卧于象形的波涛之上，世界一片安详。

阳光穿过真实的尘埃，像大河一样苍黄。随着我灰色的影子渐渐接近，眼前泛出了一阵一阵的水光，迷蒙之感随之而来，我擦了擦眼镜上的一层灰尘，才看清一个母亲的形象。尽管我憧憬已久，但还是未曾预料，一个黄河母亲的形象会被人类塑造得如此年轻饱满，这和我想象的一位白发苍苍的慈母形象有着太大的反差。以天空、大河和逶迤起伏的山峦为背景，一个长发如水的女子，一个敞开了胸怀的母亲，就这样坦荡着自己，一副对人类毫无防范的姿态，随着那像波浪一样起伏的身体曲线，那丰腴而光洁的双腿泛出了湿润的光泽，让我在刹那间感到了一种冲动和抑制不住的情思。一个光溜溜的婴孩，依偎在母亲怀里，这样一个天真而又活泼的黄河之子，也让我走向一条母亲河的压抑和沉重一下减轻了许多。母亲眼含微笑，甚至有些羞涩地看着她的儿子，那长久的凝望，只有以同样的凝望才能理解，理解那疼爱中隐含的忧伤。

一个母亲忧伤的眼神让我麻木已久的灵魂瞬间苏醒。黄河，母亲！这不是一个矫情的比喻，在凝视她的那一刻，你会下意识地觉得，你和一个母亲、一条大河有了血脉与命脉的联系和心领神会的默契。在这里，无论是谁，只要看见她了，就会不由自主地走向她，许多来自四面八方的陌路人，就像失散多年的亲人，终于又有了一个团聚的机会，围聚在母亲身边。

我心里十分清楚，这只是黄河上游的一尊雕塑、一块石头，不是大理石，而是花岗岩，据说就是这黄河底下的花岗岩。这让我对一个母亲的形象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如果不以深刻的方式，谁又能在这顽石身上慢慢刻画出这样一个母亲的形象？那基座上的波浪纹和鱼纹图案，是源自古老的马家窑文化彩陶图案，而最早开始塑造它的就是黄河上游的先民们，其中也许就有我们的祖先。无论你现在栖身何处，又无论你是喝哪条河水长大的，每一个炎黄子孙、龙的传人，谁也无法割裂同黄河的联系，我们生命中的染色体都是黄的。

看见她了，你会不知不觉地弯下腰、低下头，一种儿女面对母亲的姿态，就这样在不经意间完成了，连你自己都不知道是怎样完成的。

看见她，你就能真正看见一条大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