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节 阐释中医的脏象理论
了解中医“脏象”理论，有如西医之于解剖；解剖学有所谓正确解剖位置，“脏象”同样有正确的“脏象”位置。那就是：南面而立，左东右西背北。
什么叫“脏象”？“脏”，指内脏；“象”，指这些内脏的形态、位置和布局以及功能的外在表现。关于“象”，《黄帝内经》中有很多记载。如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的篇题即“阴阳应象”；《素问·六节脏象论》中提到“脏象”；《素问·平人气象论》中有“平人气象”；《素问·经脉别论》中提到“太阳脏何象？岐伯曰：象三阳而浮也。帝曰：少阳脏何象？岐伯曰：象一阳也。一阳脏者，滑而不实也。帝曰：阳明脏何象？岐伯曰：象大浮也。太阴脏搏，象伏鼓也。二阴搏至，肾沉不浮也”；《素问·五运行大论》有“夫变化之用，天垂象，地成形，七曜纬虚，五行丽地。地者，所以载生成之形类也。虚者，所以列应天之精气也，形精之动，犹根本之于枝叶也。仰观其象，虽远可知也”，“天地阴阳者，不以数推，以象之谓也”；《素问·五常政大论》在论述五运太过之纪时有“发生之纪，是谓启陈……其象春”，“赫曦之纪，是谓蕃茂……其象夏”，“敦阜之纪，是谓广化……其象长夏”，“坚成之纪，是谓收引……其象秋”，“流衍之纪，是谓封藏……其象冬”。通过这些论述，可以清楚地了解到 《黄帝内经》中“象”的全部含义。其一，“象”就是现象。其二，“象”的基本分类是阴象和阳象；按阴阳的属性，可继续分化为更细的“象”。如：四时之象，五行之象。其三，“象”是任何有形物质内部规定性的表现，本质和现象是密切相呼应的。其四，宇宙间的事物现象难以尽知，而取“象”类比，则是一个重要的认识手段。运用于人体来解释脏腑的生理功能活动的称为“脏象”；解释人体的经脉之气的称为“脉象”。明代名医张介宾说：“……阴阳分而天地立，是为体象之祖，而物之最大者也。由两仪而四象，由四象而五行……”，“得其理则象可得而推矣，能使启源而达流，因此而识彼，则万化之机，既在吾心，而左右逢源，头头是道矣”。宋元时代名家刘完素也说：“远取诸物，近取诸身，比物立象，直明真理。”通过后世医家的论述，更可以明了取象比类在认识物性方面的意义。既然对万事万物都可以“得其理则象可得而推”，对人体内在脏腑的认识自不例外。“脏象”一词，就是在 《素问·六节脏象论》中首先提出来的：“脏象何如？岐伯曰：心者，生之本，神之变也，其华在面，其充在血脉，为阳中之太阳，通于夏气。肺者，气之本，魄之处也，其华在毛，其充在皮，为阴中之太阴，通于秋气。肾者，主蛰，封藏之本，精之处也，其华在发，其充在骨，为阴中之少阴，通于冬气。肝者，罢极之本，魂之居也，其华在爪，其充在筋，以生血气，其味酸，其色苍，此为阴中之少阳，通于春气。脾、胃、大肠、小肠、三焦膀胱者，仓廪之本，营之居也，名曰器，能化糟粕，转味而入出者也，其华在唇四白，其充在肌，其味甘，其色黄，此至阴之类，通于土气。凡十一脏，取决于胆也。”这里所谓“脏”，就是指人体的内在脏器；“象”，是指内在脏器表现于外的功能作用。王冰注云：“象谓所见于外，可阅者也。”张介宾注云：“象，形象也，脏居于内，象见于外，故曰脏象。”从字面这样来理解是可以的；其实，脏本身同样也具有直观性，各脏的外形及其特殊性，都是取象比类的重要基础。而文中，心通于夏气，肺通于秋气，肾通于冬气，肝通于春气，脾胃等通于土气之类，是将人体的脏腑按属性和外象，与自然界相类事物进行归类，然后又按自然界最普遍的道理去解释人体脏腑的内在联系及病机病变等。因此“脏象”的含义不仅有脏象形态与外在功能可阅之意，还包括与自然界同类事物属性进行类比，从而使人们对这一脏的功能有较深刻、较生动的理解并进而分析它们之间的关系这样一种内容。
“脏象”学说的产生，是与我国古代哲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道德观念、解剖知识、生活经验、治疗实践等诸多因素密切相关的。前已述及，阴阳五行的哲学思想，推导了取象比类的方法，整体地、由天地自然万物之象联系人体五脏功能也是自然而然的。但这种联系要建立在虽然粗浅但基本正确的解剖基础之上。 《黄帝内经·灵枢》就有“若夫八尺之士……其死可解剖而视之”的记载。这样古人就可以在解剖的过程中看到内在脏腑，如心脏位于胸腔，与血脉相连，内中主血；活体心脏跳动，人有神知；既死，心跳停止，面色苍白，神魂俱无，脉搏消失，周身冰冷等。因为有了“象”的概念，就会很自然地与夏季火热，万物蕃茂的景象相联系，所以称心为“阳中之太阳，通于夏气”。这就把心同夏天的温热，火的鼓动联系起来，从而认为人体心的功能，是与自然界的夏季和火的功能具有同一性质。其余各脏无不如此。这样，就不仅能够推导心在人体中的功能，而且也能推导五脏间的生理联系和病理机制。 《素问·五脏生成》说“五脏之象可以类推”就是这个意思。但是，仅仅从上述分析尚不能更深刻地理解“脏象”的内涵。
《黄帝内经·刺禁论》有“肝生于左，肺藏于右，心部于表，肾治于里”的记载。如果将这段论述当做解剖学位置的论述，就会得出十分荒唐的结论：即肝脏在人体的左面，肺脏在右面，心脏则在人体的表面，只有肾脏才在人体的里面。前已述及，古人是在对天地自然界和人的整体观察基础上进行推导的。他们以面向南方来作为脏象的基本类比位置，则看到东方在左，正是日出之处。日出、春暖等自然现象于是与“左”有了联系。太阳既在左方升起，就向右行落山。这个运行轨道，就是阳气、生气由生长到消亡的路径。正如张介宾所说：“肝木旺于东方而主发生，故其气生于左。肺金旺于西方而主收敛，故其气藏于右。”人体既然于天地万物同“象”，所以，与春气相通应的肝，也就生于左；而与秋气相通应的肺也就藏于右了。《素问·阴阳应象大论》及 《素问·天元纪大论》俱谓：“左右者，阴阳之道路也。”王冰注云：“阳气之多少皆从左，阴气之多少皆从右。”张介宾注云：“左为阳，主升，故阳道南行；右为阴主降，故阴道北行，是为阴阳之道路……”需要强调的是，这里的“肝生于左”是指肝的生理功能具有生发、运动等特点，并未就指肝脏位于左。那么古人是否认识到肝在右侧呢？虽然 《黄帝内经》有关篇章的记载只有“邪在肝，则两胁中痛”、“肝小则脏安，无胁下之病”（《灵枢·本脏》），可以说明古人认识到肝是在胁下，但究竟在左，还是在右？《素问·太阴阳明论》说“脾与胃以膜相连”，这样就可以推导出与胃有膜相连的是脾，而脾在左胁。而且，《灵枢·本输》有“肝合胆，胆者中精之府”的记载。由此可以推论古人既然对胆有所认识，又对肝胆的关系有所认识，那么在右胁的器官，就肯定指的是肝。唐代孙思邈 《备急千金要方》记载：“胆附于肝之短叶间，内藏精汁三合。”既然对胆的描述及肝胆的位置关系的认识是正确的，而肝在右季肋的问题就不言自明了。元代滑伯仁明确指出：“肝为之脏……其藏在右胁，右肾之前，并胃著脊之第九椎。”这些都说明，古人对于五脏的解剖部位是基本了解的。“脏象”则是与解剖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个概念。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记载：“东方生风，风生木，木生酸，酸生肝，肝生筋……”这是采用最典型的取类比象方法，将自然界一些与生发之气相关联的事物进行有机的组合。他们面南而立，将东方、日出、春天、生发等现象互相类比，如“风生木”，是“温暖的春风孕育了树木的生长”之意；“木生酸”，是“酸味的果实都是由某种树木长出来的”；“酸生肝”，寓有“初生的幼果大都具有酸味；酸味的果子都具有初生的力量”的含义，所以，这种具有生发，向上、活泼、舒展性质的，都能促进肝气的生长。而从肝的解剖形态上来看，翻过来的肝，恰似一对张开的子叶，居于当中的胆囊，又呈绿色，正如一个含苞待放的蓓蕾，蕴蓄着无尽的生机。肝为厥阴经，胆为少阳经，所谓的阴尽阳生之地恰在于此。故 《素问·六节脏象论》总结为：“胆者，中正之官，决断出焉”，“凡十一脏，取决于胆也”。这个认识，也许直接导致了将动物的胆汁运用于某些狂躁性的神经精神症状。宋元名医李东垣说：“胆气春升则万化安。”民谚所谓“一生之计在于青”，“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晨”等，其寓意可谓完全一致。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中医认为肝主升发，肝主筋。“肝”字本身就是一个形声字，显示着肝是人体的支撑。无独有偶的是，英语中的肝，是liver，其词干与“生命”、“生长”live的词干是完全一致的。显然，英国人的祖先也认为肝脏具有生发生长之意。
中医脏象学说的实质，类似于逻辑学上的类比推理。它是由事物若干属性相同，推测它们另一些属性可能相同的思维形式。也可由此推彼，由彼测他。当然，类比推理的结论未必都可靠，但它能够给人们提供很多的联想和假设，这些联想和假设往往都是正确认识的先导。因此，在科学研究，日常生活中，都广泛使用类比推理。如仿生学、地质学、考古学、生物学等学科的许多研究成果，最初都用了类比推理。在日常生活中，人们根据经验预测天气，所谓“月晕而风，础润而雨”等，也是运用了类比推理。
类比推理当然又与修辞中的比喻是接近的。因此要把比喻和类比截然分开也是困难的。例如中医治疗由于肺气不宣而致小便不利之证所用的“提壶揭盖”法；小儿麻疹不透因大便闭结时所用的“炀灶减薪”法；大便热结，津液欲竭时所用的“釜底抽薪”法；以及某些病证名称如“抽风”、“中风”、“奔豚”等，就是与病机有着一致性的类比或比喻。古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运用这种取象比类的推理方法，为认识自然界的规律以及人体生理、病理和治疗的规律开辟了道路。这种认识方法，使得中医基本理论能更全面地、动态地把握某些疾病的发生发展及治疗的规律性。脏象理论是中医进行辨证论治的理论基础，离开了脏象理论，是无所谓辨证论治的。而辨证论治的主要精神就是既要整体地、全面地、无征不信地确定病位和病性，也要全面考虑各脏腑间的制约关系，以及外界与人体的关系，从而对患者进行整体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