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太炎先生“论中医与五行说”谈起

余杭章太炎先生，以经学大师，兼综医术，故其论医文字，有很多精湛之论，远不是我们一般执业的中医所能望其项背。即如关于中医方面的五行理论，他是抱持坚决否定的态度。他写给吴检斋（承仁）《论中医剥复》的信里说：

“谓中医为哲学医，又以五行为可信，前者则近于辞遁，后者实令人笑耳。禹之大府曰，水火金木土谷，此指其切于民用者也。五行之官曰，勾芒、祝融、后土、蓐收、玄冥，亦犹今世有盐法、电气、河道之官，因事而施，亦切于民用者也。逮 《洪范》所陈，亦举五行之性耳，生克之说，虽《洪范》亦无其文。尤在泾 《医学读书记》举客难五行论，语亦近实，在泾欲为旧说弇获，不得不文饰其辞，然亦可知在泾意矣。医之圣者，莫如仲景，平脉辨脉及 《金匮要略》，发端略举五行事状，而他篇言是者绝少。今即不言五行，亦何损于中医之实邪！五行之论，亦于哲学何与？此乃汉代纬谶之谈，可以为愚，不可以为哲也。且五藏之配五行，《尚书》古今文二家，已有异议，郑康成虽从今说，乃注 《周官》疾医云：肺气热配火，心气次之配土，肝气凉配金，脾气温配木，肾气寒配水，则犹从古说也。以此知五行分配，本非一成，犹之天之赤道黄道，及月行之九道，近代变九道称白道，于测天之实，不相干也……仆尝谓藏府血脉之形，昔人粗尝解剖而不能得其实，此当以西医为审。五行之说，昔人或以为符号，久之妄言生克，遂若人之五藏，无不相孳乳，亦无不相贼害者。晚世庸医，借为口诀，则实验可以尽废，此必当改革者也。”

太炎先生的论点，除了以仲景书中的平脉辨脉诸言五行者误信为仲景之文外，其他都很质实，很合乎科学的。我们知道，《易经》称阴阳而不言五行，五行之说，出现于战国末期。刘师培云：“《易经》一书，始于伏羲，成于文王孔子。伏羲之时，未有五行之说，文王孔子不奉五行，无一语涉及五行。西汉焦京之流，以 《易经》说灾异，杂糅五行之说，已与经文相违，而郑君之注 《周易》也，则以金、木、水、火释四象；马融作注，复以四时生五行说 《系辞》，宋儒作先天后天图，至谓河图洛书皆以五行为主，可谓歧中之歧矣。”五行学说，大约到战国末叶邹衍手里才发展完成。在邹衍以前尚未成为 “显学”，所以庄子、韩非子诸书都没有直接对它加以评论；至《荀子·非十二子》篇，始以思孟言及五行为非。而近人如顾颉刚先生等以为思孟者实指邹衍之误，其言亦有可信。但是五行之说，自邹衍得志于诸侯后，很快就受到人们的注意，例如 《吕氏春秋》一书，就可看出它的影响来。汉代开始，五行给学术文化领域的影响逐渐扩大开来，以至蔓延到医学上面。五行生克本来与医学实践毫无牵涉，羼杂到医学里去的桥梁人物，大概是邹衍吧！

杨宽先生所著 《战国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55年9月出版）对阴阳家代表人物邹衍也有所评论：“……这时邹衍又运用五行相胜的说法建立了五德终始说……邹衍眼看到周天子已灭，必将有新的统一的王朝兴起，因而创造出这样的学说。但是他用五行相克说来解释朝代的兴替，不能说明其相克的动力所在，就不得不归之为天意。他的五德终始说是从原始的唯物论出发的，结果仍然陷入神秘的宗教迷信中去。”

杨先生说：“他的五德终始说是从原始的唯物论出发的。”这话是很有毛病的，因五德终始说，已不是 《洪范》素朴五元说，而是植基于幻想的唯心论者，那当然要陷入神秘的宗教迷信中去了。文廷式 《纯常子枝语》说：“中国五行之学，重目验而切日用，故不言风而言木，不言地而言土。”这虽也还算是素朴的五元说，然已经开始从淳朴之路走向浇漓之路上去了。至于邹衍是那时燕齐方士的领袖，自然也懂得医药，所以 《汉书·刘向传》还载有邹衍 《重道延命方》一书。此外，他还有以小推大以至无垠的大九洲之说。这些都也影响于今本流传之 《内经》一书。承邹衍之学，则西汉有董仲舒诸人。夏曾佑中国历史论 “儒家与方士的糅合”章中说：“……晋葛洪《抱朴子·论仙篇》引董仲舒所撰 《李少君家录》云：李君有不死之方，而家贫无以市其药物，故出于汉以假涂，求其财道成而去云云。

其事实怪。然以证 《春秋繁露》所列求雨止雨之法，暴巫、聚蛇、埋虾蟆、烧雄鸡、老猪、取死人骨燔之等法，则仲舒之学，实合 ‘巫盅’　‘厌胜’‘神仙’　‘方士’而一之。是治 《公羊春秋》者合方士之说也。至于易道阴阳，更与方士为近，而 ‘道人’之名，即起于京房之自号。　（《汉书·京房传》）礼家封禅，申公、公玉带之伦，皆能定其为儒生、为方士，更无论焉（《史记·封禅书》《汉书·郊祀志》）。盖汉儒之与方士，不可分矣。”

刘师培不是说么？“是治经之士，以五行配合医术，说各不同，盖 《灵枢》《素问》均言五行，儒生以其与 《洪范》《月令》相似也，遂以儒生所传五行，附合医经，更以医经之言，人之儒书之注，此古医学赖经生而传者也。”吕思勉先生说：“《素问》杂以阴阳五行之论，盖方士兼通哲学者之所为。”（见所著 《先秦史》第十五章）

以上都是近代学者对于五行与医学关系的看法，都可看出五行说在中国医学上应该早予扬弃的。现在再引用二位中医自己对于五行与医学关系的说法，其结论仍然认为五行说应予扬弃的。先看华北中医名宿富雪厂的话，知他对 《黄帝内经》是下过一番功夫的。他对五行生克学说在中国医学发展过程中认为是一种巨大的障碍。他痛切地说：“五行生克实为医术障碍。尝考五行之说，起于周末，盛于两汉。唐宋诸儒，谓 《内经》一书，全出汉人伪造，余谓此得半之论也。《灵枢》《素问》与 《本草经》，黄帝神农时代实有此书，盖天地有阴阳之气，人受之以生，加以父母之遗传，家庭之习惯，其气质不无偏胜之气质。感触天地阴阻偏胜之气而病生焉，古圣人为之理阴调阳，有效则笔之于书，以为轨范，故于人之脏腑营卫以及方药无不本阴阳以立说，无所谓五行生克者，汉人迷信五行，乘机窜入，于是医学为之一厄；暨张仲景起于后汉，以六经治百病，其不取五行可知矣；乃王叔和搜辑颠倒，又复羼以伪说，于是医学又为之一厄；宋元后医者，未见华元化解剖之书，未经实验，闭门而高谈五行，以饰智惊愚，于是而医学更为之一厄。余未冠时，即承家学，究心脉法，诵习经验，垂数十年，自问于医学稍得门径，窃思着成一书，一以扩古经微义，一以作后学津梁，五行腐说，铲除净尽，精义至言，足以医医，乃授之学者，而告之曰：此黄农仲景之家法也，亦吾之家法也，珍之珍之。”（录 《华北国医学院四诊要诀讲义》）

再看南方已故名医叶古红的话吧：“经验之言为碎金，而五行谬说则砂砾。今欲整理旧学，殆犹披沙拣金。五行相克说，在所必废。而司天在泉诸神话，尤宜拉杂摧烧，不能使民生寿夭种族强弱所关之学术，笼罩于蛮云妖雾之中以终古也。”又说：“宇内凡百事物，其真理未经发现者，无不可强以生克之义通之。五行说在吾国一日不废，大足障碍一切人生日用，使永久不能与实地沟通。”这是正确的。医学是科学，为什么我们要把它装点门面，擦上许多唯心的脂粉呢？

如果连阴阳五行学说，在古代学术史上的源流派别，怎样形成和发展，及其与五运的分别怎样，都没有搞得清楚，而牵强附会，谈论五行与医学的关系，则诚如太炎先生所讥切的—— “实令人笑耳”。

总之，原始的五行学说通过了方士的利用而一变再变，早已不是素朴的唯物论，而是成为抽象的代名词了。医家因为它是每一朝代的 “显学”，受了当时社会政治的影响，自然要很快地羼杂入医经，就成了医家理论的主要骨干。我们必须认清代名词的应用价值，全靠所代表的那些事物及发展的原理原则而定。假使有些事物和原理原则，不适合近代名词的场合，而牵强附会上去，那么得出的结论一定是错误的。祖国医学自有它精深独到的地方，这是谁也不可否认的。但中医的好处决不在于五行生克的理论方面，五行生克也指导不了中医的临床实践。太炎先生不是说过 “……今即不言五行，亦何损于中医之实耶”的吗？例如中医用 “大黄除实，当归止痛”是事实，这是根据五行生克的理论指导临床实践的呢？还是遵循张仲景辨证用药的法则治疗病的呢？很显然的：与五行说完全没有关系。推之一切针灸按摩等也是如此。

（原载于 《新中医药》1956年第7卷10期）

章次公在京带徒时，写给俞志鸿的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