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血压（hypertension）是以血压升高（≥140/90mmHg）为主要临床表现，伴或不伴有多种心血管代谢危险因素的综合征，是严重影响健康的重大慢性疾病。高血压时血管病变主要包括结构改变和功能异常两方面。结构改变主要表现为血管平滑肌细胞肥大、增殖及结缔组织含量增加。其结果导致血管壁增厚，尤其是中层肥厚，壁与腔之间的比例明显加大，血流阻力增加，阻力血管变得稀少。血管壁肥厚是血管平滑肌细胞生长和血管壁“重塑”（remodeling）共同作用的结果。功能异常则主要表现为血管反应性的变化，即血管对各种缩血管物质的反应性明显增高，这也是导致高血压的一个重要原因。内皮依赖性舒张功能障碍也是高血压发病的重要机制。高血压患者基础内皮功能较正常者降低。内皮细胞分泌的血管活性物质发生变化，从而导致内皮功能障碍，这又成为高血压各种并发症的始动因素。

内皮源性收缩因子（endothelium-derived contracting factor，EDCF）内皮素（endothelin，ET）对血管持续而强烈的收缩作用使人们对其在高血压发病中的作用相当关注。在高血压时，血管的内皮依赖性收缩增强，由机械牵张、ACh及血小板衍生物等刺激内皮细胞生成的环加氧酶依赖性的收缩因子的释放增加。在原发性高血压患者及实验性高血压动物中，均发现血浆ET水平较正常人、动物为高。其升高水平与高血压程度呈正相关。ET影响高血压的机制有：①刺激磷酸脂酶活性后促进二磷酸肌醇生成，后则促进Ca ²⁺从钙库中释放至胞质；②活化的ET受体刺激血压依赖性钙通道和受体操纵性钙通道，促进胞外Ca ²⁺内流，导致血管收缩；③ET可通过刺激某些原癌基因的表达，致使心肌肥厚和血管平滑肌增殖，促使动脉粥样硬化的形成；④激活磷酸脂酶活化产生的血栓素A ₂等物质可进一步加强血管收缩；⑤促进血管组织内的血管紧张素释放。

目前有关内皮源性舒张因子（endothelium-derived relaxing factor，EDRF）NO 与高血压的关系还不十分清楚。高血压时血管的结构和功能发生明显改变，阻力血管的基础性和ACh诱发的EDRF合成与释放均显著降低。高血压病与血管内皮合成NO减少有密切关系，即高血压患者存在NO代谢障碍。有关NO与高血压的关系还可从一类硝基类抗高血压药物的作用机制得到证实。该类降压药多为有机硝酸盐，它们本身并不具有舒血管活性，只有当它们在体内代谢生成NO后，才能引起血管平滑肌舒张。因此，目前认为在心血管系统中由内皮细胞和血管平滑肌细胞释放的NO是一种内源性硝基类血管舒张剂。

EDRF/NO与EDCF/ET在血管舒缩活动中具有重要调节作用，因而在高血压的发生发展中占有重要位置，但目前对其在高血压发病中的确切机制尚未完全阐明，有待进一步研究。

动脉粥样硬化（atherosclerosis，AS）的主要病变特征是动脉某些部位的内膜下有脂质沉积，同时有平滑肌细胞和纤维基质成分的增殖，逐步发展形成动脉粥样硬化性斑块。斑块部位的动脉壁增厚、变硬，斑块内部组织坏死后与沉积的脂质结合，形成粥样物质，故称粥样硬化。AS发生发展过程中包括许多病理环节，如内皮细胞活化、脂质沉积、单核细胞、淋巴细胞浸润、平滑肌细胞迁移及细胞外基质增生、血栓形成等。在AS易发性血流剪切力、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等致病因素作用下，血管内皮细胞对脂质转运或内膜通透功能改变，使血中LDL进入内皮下堆积，外周血中的单核细胞黏附到活化的内皮细胞，迁移进入内皮下。此时单核细胞表型改变成巨噬细胞，后者又通过其细胞膜上的清道夫受体（scavenger receptor，SR）摄入大量脂质而形成泡沫细胞。此时AS斑块已开始形成，最初表现为脂质条纹（fatty streak），这种脂质条纹在光镜和肉眼下可见，内含大量泡沫细胞，但仍是可逆的。此阶段也可见到胶样隆起（gelatinous elevation），是脂质条纹的进一步发展，也可见到附壁血栓。进一步的发展是血管平滑肌细胞受到沉积的脂质的影响，以及斑块局部产生的细胞因子和生长因子的影响开始增殖，并向内膜方向迁移，同时平滑肌细胞本身也能摄入脂质而转化为泡沫细胞。平滑肌细胞的增殖使动脉壁变厚并可发生纤维化，AS斑块便趋于成熟。从上述过程中不难看出血管内皮细胞的功能障碍是AS发生的始动因素和中心环节。

血浆脂质是如何进入动脉内皮而在内皮下间隙沉积的，是长期以来尚未解决的疑问。曾经许多学者认为内皮细胞的损伤、脱落和坏死是 AS发生的起始病变，但近来研究提示，高脂血症或AS动物血管内皮细胞功能损伤要早于其结构的损伤，在动脉形态学损害或斑块出现之前，就发生了内皮依赖的血管张力调节、屏障和抗血栓形成等方面的内皮细胞功能障碍。在引起AS发生的一些因素作用下，内皮细胞功能主要发生以下变化：①内皮细胞依赖性血管舒缩功能异常；②血管内皮细胞与单核细胞、T淋巴细胞相互作用；③内皮细胞通透性增高；④内皮细胞的活化。高oxLDL、自由基、遗传因子、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感染因素、扰流等血流动力学因素、炎症因子等危险因素造成血管内皮损伤后，可使内皮细胞依赖性血管舒张功能和内皮细胞的屏障功能受损，使内皮通透性增高，使脂质容易进入内皮。内皮功能改变时，也有内皮的活化。活化内皮可以产生一些黏附分子如 VCAM-1和 ICAM-1、ICAM-2，这些黏附分子使血流中的单核细胞与血管内皮细胞发生黏附，并进入内皮下间隙。同时，活化的内皮细胞还能合成一种对单核细胞有特异趋化作用的蛋白MCP-1，可加速单核细胞的迁移作用，使与内皮细胞黏附的单核细胞容易通过内皮细胞间隙，迁移至内皮下。内皮功能障碍时，除了脂质容易通过内皮外，还有合成促凝和抗凝物质的平衡失调。如内皮表面的蛋白聚糖丢失，使内皮的抗凝作用减弱。纤溶酶原激活物的合成不足，使内膜表面形成的微血栓不易溶解，有利于斑块的形成和发展。

综上，AS斑块形成过程中与内皮细胞有关的方面包括：①脂蛋白通过内皮屏障在内膜下沉积；②巨噬细胞通过单核细胞的聚集和黏附在内膜沉积；③内皮扩血管功能障碍时血管痉挛；④内皮破损时血栓形成。

糖尿病（diabetes）基本的病理生理是绝对或相对胰岛素生物活性或效应不足导致糖、蛋白质及脂肪代谢紊乱。糖尿病是血管病的独立危险因素之一，在血管病变的发生中具有重要作用。国内外大量流行病学和临床研究表明，有效控制糖尿病患者的血糖，可以显著减少和延缓血管并发症的发生和发展。由此认为，高血糖是糖尿病血管并发症的首要致病因素。长期高糖血症可以影响血管内皮功能，导致并发症的发生。目前认为，内皮细胞功能受损在三个方面参与了糖尿病血管病变的发生：①引起肢体动脉的收缩；②促进血管成分（尤其是平滑肌细胞）增生；③促进脂质进入血管壁，参与动脉粥样硬化的形成。动脉粥样硬化使得动脉内皮细胞生成EDCF/NO减少，ET增加。二者平衡失调会导致内皮依赖性血管舒张障碍，进一步促进血管收缩、血管平滑肌细胞增生的微血管病理改变。

蛋白激酶 C（protein kinase C，PKC）广泛存在于人体的各种组织细胞，是细胞内一组重要的蛋白激酶。它能被多种激素、生长因子、神经递质等激活，使细胞内多种蛋白质磷酸化，构成细胞内重要的信息网络系统，调节细胞一系列生理、生化功能。PKC的活化依赖于细胞内Ca ²⁺、磷脂和二酰甘油（diacylglycerol，DAG）的水平。DAG主要来源于磷酸肌醇脂的代谢和磷脂酰胆碱的裂解。研究表明，糖尿病或高血糖可以使肾小球、视网膜、心脏、主动脉等组织细胞及外周血细胞DAG升高。高血糖激活PKC即DAG-PKC通路导致血管内皮细胞诸多生理生化改变：血管内皮细胞分泌的ET-1、AngⅡ等促血管收缩的活性物质明显升高，同时抑制NO合酶活性，导致NO的降低，并且能抑制由NO介导的cGMP生成而引起血管舒缩功能改变。内皮细胞Von Willebrand因子及PAI-1生成增加，促进了糖尿病血管病变的高凝、低纤溶和高血液黏度状态的形成。Na ⁺-K ⁺-ATP酶活性的降低是糖尿病血管病变的重要生化基础。血管内皮细胞分泌VEGF增多影响细胞生长、分化和增殖。这些作用可能与糖尿病血管病变中血管内皮细胞增生、血管壁的增厚以及新生血管和血管瘤的形成有关。

高糖环境中，蛋白质、核酸等大分子物质可以在不需酶参与的条件下发生糖基化，最终形成不可逆的晚期糖化终末产物（advanced glycation end products，AGE）。AGE对酶稳定，不易被降解，具有交联性。即使去除了糖，它们之间仍能通过侧链交联，形成分子量极大的物质。体内许多细胞表面均有其受体。研究发现，在内皮细胞表面存在AGE的特异性结合受体。AGE通过受体而影响内皮细胞的功能；AGE和内皮细胞表面受体结合，继而被内皮细胞内吞或跨细胞转运，结果导致内皮细胞层细胞骨架改变和通透性增加，使血浆蛋白渗至内皮下，从而上调凝血反应。AGE还能使内皮合成组织因子增多，内皮表面抗凝物质减少，进而促进血栓形成。通过内皮细胞上的AGE受体，还可影响内皮细胞环氧化物的产生，继而影响血管舒张。AGE可以和NO作用使之失活，破坏内皮由NO介导的血管舒张功能。AGE与单核巨噬细胞表面受体结合使这些细胞分泌TNF-α、IL-1等细胞因子参与炎症反应，导致内皮细胞损伤。由于血糖控制不良而带来的高糖环境导致体内高AGE水平，AGE通过影响内皮的分化和黏附特性，影响血管通透性、舒张性以及凝血功能而产生微血管病变，这正是糖尿病全身损害的基础之一。

综上，血管内皮细胞不仅是血管内血液和血管平滑肌之间的重要屏障，而且能合成和释放重要的血管活性物质。糖尿病长期高血糖可致内皮细胞功能异常，导致大血管及微血管的病变，这是糖尿病的重要病理基础。

心脑血管并发症是慢性肾病、肾透析和肾移植患者的主要致死原因，尤其当患者进入终末期肾病阶段（尿毒症），心血管疾病死亡率可进一步提高，甚至达到总死因人数的45%～60%。慢性肾病总伴随有不同程度的慢性炎症应激，以及脂代谢紊乱、糖代谢紊乱、蛋白质氨基酸代谢紊乱、钙磷代谢紊乱、尿酸代谢紊乱、铁代谢紊乱（贫血）等多种复杂性代谢紊乱；另外，几乎每一种肾实质疾病都可以引起高血压，不同病因所导致的肾动脉狭窄性病变，可使受累肾明显供血不足，引起肾血管性高血压，这使得高血压（多为难治性高血压）、血管张力的改变成为慢性肾病患者血管损害的突出原因。

脂质代谢紊乱是肾病患者心血管疾病发病率明显增加的原因之一。随着脂代谢紊乱的出现，脂蛋白及氧化修饰的脂蛋白本身可能就是潜在的炎性介质，一定浓度的LDL、极低密度脂蛋白（VLDL）和中密度脂蛋白（IDL）都能刺激单核巨噬细胞、内皮细胞、肾系膜细胞产生炎症因子、趋化因子、黏附因子，尤其是LDL的氧化修饰（oxLDL）在启动慢性炎症反应和介导血管损害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oxLDL不仅聚集在巨噬细胞、血管平滑肌细胞中，使其变为“泡沫细胞”，还能诱导血管内皮细胞和平滑肌细胞产生趋化因子和黏附因子，如MCP-1、单核细胞集落刺激因子（mCSF）及其他黏附因子，这些因子会诱导单核巨噬细胞向血管壁浸润。oxLDL还抑制单核细胞分化成巨噬细胞后的移动，从而使巨噬细胞在血管壁大量聚集，进一步加重炎症反应。另外，oxLDL可以诱导巨噬细胞的凋亡，降低 NO的活性，引起内皮细胞功能紊乱和血管收缩。正常的HDL具有抗炎的作用，能下调血管内皮细胞VCAM-1和E-选择素并减少炎症反应，但慢性肾病患者由于 HDL代谢的一些相关酶水平下降，其HDL生物学功能从抗氧化、抗炎症转变为致炎症效果，转而增强炎症反应。以上这些病理生理改变都会启动、加重肾病患者的慢性炎症反应，导致血管损害。

肾性高血压是一种常见的继发性高血压，高血压使全身小动脉处于高应力状态，可直接损伤血管内皮细胞；也可以通过氧化应激、炎症应激、活化血小板聚集等途径，使血管内皮舒张和收缩因子失去平衡，最终导致血管内皮依赖性舒张功能障碍，其中氧化应激可能是高血压导致内皮损伤的关键因素。高血压可以增加还原型辅酶Ⅱ（NAPDHⅡ）氧化酶的活性，提高血管内超氧化物含量，导致氧化应激。另外，NOS活性降低，NO产生减少、降解增加都可以造成NO总量减少，进一步加重高血压。炎症因子被认为与高血压介导的血管损伤密切相关。细胞色素C氧化酶亚基1（cyclooxygenase 1，COX 1）比 COX 2具有更强烈的血管收缩功能，在高血压状态下，全身细胞COX 1基因表达增加，加强血管收缩因子的作用。COX 1阻断剂可以保护血管内皮，并可以降低高血压患者的血压。此外，动物实验表明，与正常大鼠相比，高血压大鼠的血管存在血管周围炎症，血管周围脂肪组织/脂肪因子对血管的收缩也起着重要的调节作用。

1971年，Folkman最早提出了“肿瘤生长依赖血管形成”，控制肿瘤生长的新途径-抗血管新生治疗的设想。已有研究表明，几乎所有实体肿瘤的生长和转移均依赖于肿瘤的血管生成。实体瘤的生长通常分为无血管期和血管期，肿瘤直径达到1～2mm时，肿瘤分泌若干因子刺激血管形成，获得血供的肿瘤继续增大乃至转移。恶性实体肿瘤中新生血管的定量被认为是一种重要且独立的预后指标。

肿瘤血管形成受许多因素的调节，其中具有重要意义的是VEGF，它能促进血管内皮细胞的增殖，抑制内皮细胞的凋亡，促进内皮细胞的迁移，提高循环代谢中小血管通透性，引起血管外基质成分改变。VEGF主要是通过与其受体选择性结合而发挥生物学效应，诱发Ca ²⁺快速内流入血管内皮细胞，通过磷酸肌醇特异性磷脂酶C使胞内肌醇三磷酸（IP ₃）浓度升高，这可能与致细胞分裂作用和血管形成信号的产生有关。此外，VEGF能增强血管的通透性，是已知的最强的血管渗透剂，可导致血浆蛋白和纤维蛋白原从血管外渗，终致细胞外基质改变，从而为肿瘤生长提供重要条件，并为肿瘤浸润及转移提供合适基础。VEGF还有促进不同来源的内皮细胞分裂增殖和血管构建的作用，并促使内皮细胞、单核细胞迁移。一般认为，VEGF改变了内皮细胞基因的活化形式，刺激内皮细胞产生纤溶酶原激活物（uPA和 tPA）、纤溶酶原激活物抑制因子-1（PAI-1）和胶原酶，诱导内皮细胞表达蛋白水解酶和组织因子，从而诱导血管形成，因此，VEGF及其受体已成为肿瘤治疗的理想靶点。

由于肿瘤血管内皮细胞长期处于肿瘤微环境中，其表型及功能特性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例如内皮细胞黏附分子表达水平、对白细胞的黏附作用、抗原呈递功能、抗自由基损伤能力等。由于肿瘤血管内皮细胞是免疫细胞和免疫治疗药物进入肿瘤组织的第一道屏障，因此肿瘤血管内皮细胞的生物学特性的改变可能与肿瘤细胞逃避免疫监视、抵抗免疫杀伤有关。肿瘤血管内皮细胞生物学特性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肿瘤血管内皮细胞黏附分子表达降低，与白细胞黏附作用减弱。通常T细胞依赖的免疫反应是机体对肿瘤监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肿瘤细胞激活免疫细胞后，效应T淋巴细胞需要通过肿瘤血管内皮细胞的屏障进入肿瘤组织，才能发挥杀伤效应。正常情况下，淋巴细胞向微血管的迁移是由内皮细胞表面所表达的各种细胞黏附分子和淋巴细胞表面的相应配体相互作用而完成的。在此过程中，涉及选择素介导的细胞滚动、整合素和免疫球蛋白类黏附分子介导的黏附和变形，以及基质金属蛋白酶释放所产生的细胞间隙开放和细胞的跨内皮细胞穿越。现已证明肿瘤血管内皮细胞的主要特性之一是其与免疫细胞之间的作用减弱，无论在静息状态还是细胞因子刺激后，肿瘤血管中白细胞滚动和黏附均明显降低，而且这种降低主要与肿瘤血管内皮细胞上的黏附分子表达下调或缺失直接相关。肿瘤细胞通过下调血管黏附分子的表达，降低免疫细胞与肿瘤血管内皮细胞的相互作用，从而减少免疫细胞在肿瘤组织的浸润，这可能不是某种肿瘤的特有现象，而是肿瘤抑制免疫反应逃避免疫攻击的一种普遍机制。

（2）肿瘤血管内皮细胞的抗原呈递功能下降。人们早已发现肿瘤细胞的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体（major histocompatibility complex，MHC）分子表达下降或缺失，同样在长期处于肿瘤微环境中的肿瘤血管内皮细胞上，仅有MHCⅠ类分子表达，而缺乏MHCⅡ类分子的表达，并且MHCⅠ类分子的表达较弱，这一现象只在肿瘤周围血管内皮细胞较明显。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识别MHCⅠ类分子提呈抗原，而辅助性T淋巴细胞识别MHCⅡ类分子提呈抗原。MHC分子的下降或缺失使肿瘤血管内皮细胞抗原呈递功能不良，妨碍了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和辅助性T淋巴细胞对肿瘤血管内皮细胞的识别和破坏。

（3）肿瘤血管内皮细胞的抗自由基损伤活性增强。最近的研究发现，某些肿瘤如小鼠低分化肉瘤能够耐受缺血-再灌注导致的氧化损伤，而肿瘤组织的血管内皮细胞也具有这种特性。氧化应激对肿瘤具有细胞毒性作用，但氧化应激产物需要通过内皮细胞的屏障才能发挥作用。现在发现肿瘤血管内皮细胞可能具有高表达的过氧化物酶活性，可以灭活氧化应激反应中产生的多种活性氧，保护肿瘤血管内皮细胞。另外，肿瘤血管内皮细胞产生的NO也在此过程中有重要的调节作用。有研究发现，巨噬细胞或Kupffer细胞释放的NO对血管内皮细胞具有细胞毒性，内皮细胞本身释放的NO有细胞保护作用，它能舒张血管平滑肌、改善血流、抑制血小板聚集、减少自由基并抑制白细胞与内皮细胞的黏附和跨皮迁移。已经发现肿瘤血管内皮细胞可以通过受体酪氨酸激酶通路上调内皮细胞诱导型一氧化氮合酶（inducible nitric oxide synthase，iNOS），进而提高NO水平，以抑制活性氧诱导的细胞损伤或凋亡。

（4）肿瘤血管内皮细胞合成细胞外基质能力增强。免疫组化分析发现，正常组织血管外纤维连接蛋白、层粘连蛋白表现为薄层连续染色，但是在肝癌血管外存在大量的纤维连接蛋白，呈现厚的互相连接的染色；并且层粘连蛋白和α-平滑肌肌动蛋白在肿瘤血管基质也明显增多。除纤维连接蛋白和层粘连蛋白外，Ⅳ型胶原也增多，而且电镜观察发现肿瘤血管内皮细胞厚度不均匀，血管外有大量基膜样物质和纤维样、颗粒样物质存在。由于内皮细胞可以分泌多种细胞外基质形成基膜，如Ⅳ型和V型胶原、纤维连接蛋白、层粘连蛋白和弹性蛋白、黏多糖等主要的细胞外基质成分，增厚的血管外基质可能主要来源于肿瘤血管内皮细胞。基膜的增厚一方面增加了肿瘤血管内皮细胞的屏障功能，另一方面增加了免疫细胞通过血管内皮细胞屏障的难度，使肿瘤在生长中更好地与免疫系统隔离，逃避免疫监视。

综上，肿瘤中的血管内皮细胞是特殊分化的，具有不同于正常组织血管内皮细胞的免疫学特性。这些免疫学特性不仅与肿瘤的生长和转移有关，而且涉及肿瘤的免疫逃逸。

多种心血管疾病的发生伴随内皮功能异常，因此在某些情况下对这些疾病的治疗可一定程度地改善内皮功能。例如，对慢性肾病患者进行的肾移植，除了重建肾脏功能外，还能使内皮功能异常状态得以缓解和改善；在高血压患者中，降血压治疗本身并不能恢复内皮功能，然而对肾素-血管紧张素系统的阻断可以通过降低氧化应激和炎症反应而促进内皮功能。治疗内皮功能障碍的另一个思路是解析出在这些疾病中损伤内皮功能的各种成分，然后予以针对性的处理。例如对同型半胱氨酸血症患者给予叶酸，降低同型半胱氨酸水平从而改善内皮功能。

关于内皮功能异常的临床治疗并没有“金标准”。目前采用的治疗方案主要分为药物治疗与非药物治疗两种。药物治疗内皮功能异常的关键成分包括他汀类（statins）、血管紧张素受体阻滞剂（angiotensin receptor blocker，ARB）和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angiotensin converting enzyme inhibitor，ACEI）等。这些药物已被确认能够减少心血管事件的发生。用他汀类药物（洛伐他汀、辛伐他汀、普伐他汀、氟伐他汀、阿托伐他汀）对高胆固醇血症患者进行治疗可减少所有心血管事件发生的危险性，其疗效至少部分是可能通过降脂以及抑制炎症而改善内皮细胞功能。ARB类药物，包括氯沙坦、缬沙坦、伊贝沙坦、坎地沙坦、替米沙坦、依普沙坦等，可用于高血压、充血性心力衰竭、缺血性心脏病、脑卒中、动脉粥样硬化及血管成形术后的再狭窄等心血管疾病的预防。ACEI的代表药物有卡托普利、依那普利、赖诺普利等，可减少左室功能障碍或急性心肌梗死患者缺血事件的发生率，对不伴左室功能障碍的冠心病患者也同样有效。ACEI可通过抑制AngⅡ，抑制血管平滑肌细胞的迁移和增殖，同时抑制激肽酶Ⅱ，保护缓激肽，再通过b2激肽受体产生NO和PGI2，从而发挥保护动脉内皮和扩张血管作用。对高血压患者给予ACEI可通过增加NO的生成从而提高内皮依赖性血管舒张作用。也有资料表明ACEI可作为抗氧化剂，清除氧自由基而减少脂质过氧化物和oxLDL的形成。其他化合物如L-精氨酸、四氢生物蝶呤及其类似物，也可通过增加NO的生物利用度而增强内皮功能。阿司匹林可通过抑制氧化应激从而提高内皮功能。

非药物治疗方案同样是着眼于促进内皮健康状态的维持。物理锻炼与运动不仅能促进冠状动脉疾病患者的心外膜冠状动脉和阻力血管的内皮依赖的血管舒张功能，还能增强标准体重的健康成年人的内皮依赖的血管舒张。此外，一种增强型体外反搏（enhanced external counterpulsation，EECP）装置可促进外周内皮功能，能在有症状的冠状动脉疾病患者中实现治疗后持续1个月的有益临床效果。

关于内皮功能异常治疗策略的探索是基于对内皮细胞中功能调节信号通路的理解的不断深入。各种内皮功能性分子和信号分子（如Kruppel样因子、骨形态发生蛋白下游信号分子、小凹蛋白-1、微RNA等）在内皮功能异常时的高或低表达以及修饰，提示它们有可能成为治疗内皮功能障碍的新的靶分子。另一项具有巨大应用潜力的改善内皮功能的策略是将内皮祖细胞（endothelial progenitor cell，EPC）用于内皮损伤的修复。诱导多能干细胞（induced pluripotent stem cells，iPSCs）或间充质干细胞（mesenchymal stem cells，MSCs）分化得到的内皮细胞也将成为内皮细胞功能研究和内皮功能修复和改善策略开发研究的重要细胞来源。此外，得益于组织工程学的进步，将体外构建的人工内皮应用于内皮修复与再生也是内皮功能异常治疗的发展方向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