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中医学经典《黄帝内经》中，就论述了燥邪可导致人体疾病，并提出治燥之法，为后世所尊崇，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云：“燥胜则干”。

《素问·至真要大论》提出：“燥者濡之”的总则，并进一步指出根据燥邪的性质，要用相应的治法，即“燥淫于内，治以苦温，佐以甘辛，以苦下之”“燥化于天，热反胜之，治以辛寒，佐以甘苦”的法则。

东汉张仲景在其《金匮要略·血痹虚劳病篇》云：“诉人胸满，唇痿舌青，口燥，但与漱水不欲咽，无寒热，脉微大来迟，腹不满，患者言我满，为有瘀血也”，详细论述了由于瘀血导致皮肤干燥、肌肤甲错的机制，并提出“缓中补虚”的治疗原则。

金元时期，刘河间在《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病机论》中云：“诸涩枯涸，干劲皴揭，皆属于燥”，指出燥的病因是气血亏虛，即“枯涩者，气衰血少，不荣于皮肉，气不通利，则皮肤皴揭而湿也，及甚则麻痹不仁”。

明清时期，各路医家将“燥邪致病”分为“内燥致病说”和“外燥致病说”两大类。如张景岳在《景岳全书·传忠录·表证篇》云：“燥邪之气虽为外邪，但是有阴阳之分。从阳者因于火，热者伤阴，必累于脏；从阴者因于寒，寒者伤阳，必累于经”，明确指出了燥邪致病的不同转化。

喻嘉言在《医门法律》中云：“燥盛则干。夫干之为害，非遽赤地千里也，有干于外而皮肤皱揭者，有干于内而精血枯涸者，有干于津液而荣卫气衰、肉烁而皮肉著于骨者，随其大经小络所属上下中外前后，各为病所”，由此提出了精血津液亏虚致燥的“内燥学说”。

叶天士在《临证指南医案·卷五·燥》总结燥邪伤人的规律，认为燥邪有内外之分，外燥伤人上焦气分，提出用药之法当辛凉甘润，以养肺胃之阴。内燥是由于肝肾精血亏虛所致，或因药石所伤，治法应当“以纯阴静药，柔养肝肾为宜”。并且指出燥邪致病的一般规律，即“燥邪致病，始伤人上焦气分，延绵日久，病必入下焦血分”，同时治疗上提出“上燥治气（肺），下燥治血（肾）”的基本原则。

中医药治疗SS在临床上有着明显的特色优势。近年来，随着中医药在治疗SS的作用机制方面的研究不断深入，疗效也逐步提高。

综合历代对本病的论述，现代医家认为本病病因主要与燥邪、阴虚、血燥、湿困、瘀血、毒邪有关。现代医家认为本病致病之燥具有内燥及外燥两者共同的特点，同时SS的发病是建立在患者禀赋不足，阴津亏虚基础上，虚、燥、瘀、毒四者相互作用而发病。如马武开认为SS可损伤人体津液，或造成津液输布障碍，而引起上述病理表现的原因则与正虚感邪、阴虚津亏、瘀血阻络、燥盛成毒有关。王树臣教授认为本病发展中阴虚、燥毒、血瘀环环相扣，一损俱损。杨仓良等也认为痰瘀毒内生是SS发病及发展的病理基础。周翠英等也认为SS的内在病理基础为阴虚，燥毒作为本病发病的始动因素，同时也是病情进一步加重的病理因素，而在疾病发生发展过程中燥毒与瘀血贯穿始终，二者互结，导致出现体内津液输布障碍，使病程延长。

我们认为SS的病因病机错综复杂，先天禀赋不足，阴津亏虚为发病基础，外邪可以致燥，内伤气机失调、痰湿、瘀血等也可以致燥。其中阴虚、津亏、外燥、内燥、气滞、痰湿、瘀血多种病理因素可共存且相互作用，而无论是外燥，还是内燥，在阴虚、津亏、气滞、痰湿、瘀血多种病理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极易化生燥毒，损害机体脏腑气血。而燥毒形成后又可以更加耗损机体津液、破坏脏腑气血，加重阴虚、津亏、气滞、痰湿、瘀血。燥、毒、瘀三者相互结合，导致本病日久缠绵难愈。燥、毒、瘀相互作用可加重本病的病情，导致一系列变证坏证的出现，同时病因病机也可由阴虚津亏转化为阴阳俱亏。故凡本病除口眼干燥、皮肤干燥、关节疼痛等症状外，若伴见四肢不温，皮肤青紫，口唇发绀，畏寒肢冷，小便清长，大便溏稀等，多提示病情严重，预后欠佳。

因此在治疗上不能单纯以润燥生津为原则治疗本病，初期可能疗效尚可，但随着病程延长，病情发展，必然导致最终疗效欠佳，病情进一步加重，出现一系列变证坏证，故在疾病早期就应及时运用活血化瘀药及润燥解毒药，方能去除初生燥毒与瘀血，防止病情进一步加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