哮喘已成为一个全球性的公共卫生乃至社会问题，据估计有3亿人受累，由此所引起的社会负担和医疗卫生花费已使许多政府、家庭和个人不堪重负。目前最重要的2项大型国际哮喘流行病学调查为欧共体呼吸健康调查（European Community Respiratory Health Survey，ESRHS）和国际儿童哮喘和变态反应研究（International study of Asthma and Allergies in Childhood，ISAAC）。ESRHS几乎涵盖了欧洲所有国家及北美、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印度的几个中心，纳入22个国家48个中心14万例20～44岁成人哮喘和过敏性鼻炎患者。ISAAC为大型国际哮喘症状单纯问卷调查，涉及56个国家155个中心的463 801名13～14岁儿童和38个国家91个中心的257 800名6～7岁儿童。这2项研究均显示，哮喘的全球患病率、发病率、死亡率、经济负担急剧上升，这种现象在儿童中尤为突出。哮喘的患病率在不同国家或同一国内不同地区间存在差异，现有数据显示，儿童和成人哮喘患病率分别为3.3%～29%和1.2%～25.5%。至于什么原因导致了全球哮喘患病率的升高，以及为什么在不同的人群当中哮喘患病率差异如此之大，目前仍不太清楚。现有的有关哮喘患病率的资料，大多来自一些经济发达国家。而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发展中国家，则缺乏一些大样本的流行病学资料，从而给全面了解和掌握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哮喘发病率、患病率、病情严重度、住院率以及病死率等带来了困难。因此，建立健全哮喘的各项传报和核实制度，完善各项哮喘流行病学资料的收集、整理和分析，不仅对于了解哮喘的发病趋势，同时对于检验目前现行的哮喘防治手段的成效，制订新的哮喘防治策略，均将会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发病率与患病率：“发病率”是指在一给定的时间范围内（通常是指1年）某一人群发生某一疾病的人数;而“患病率”则是指一定人群中患有某种疾病的总人数。由此可见，两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异，通常，流行病学调查所获得的大多为某一疾病的患病率。而发病率的获得，则必须通过对某一疾病全面而且准确的传报。相比较而言，发病率资料的获取要困难得多。也正因为如此，目前国内外反映哮喘发病情况的资料大多为患病率，而有关哮喘发病率的资料则相对较少。

进入20世纪后半叶后，哮喘的发病率呈井喷式增长，在很多国家中，哮喘的发病率由50年前的2%～4%迅速上升至15%～20%。其中哮喘发病率增长最快的是亚洲及东欧国家，而在西方发达国家中澳大利亚、加拿大、英国哮喘发病率的增长程度也相当高。在部分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儿童及青少年当中，哮喘及哮喘症状患病率在近20年都有了明显的升高见彩图2-1。哮喘患病率最高的国家和地区是英国（＞15%）、新西兰（15.1%）、澳大利亚（14.7%）、爱尔兰共和国（14.6%）、加拿大（14.1%）以及美国（10.9%）。在北美，大约3350万人，即十分之一的人口患有哮喘，某些种族甚至患病率会更高，如非洲裔美国人以及西班牙人。在过去的十年里，西欧的哮喘患病率翻了一番，几乎达到了3000万人。1990年到2010年的20年间，意大利哮喘患病率从4.1%提高到6.6%，卡累利阿共和国从5.5%提高到8.1%。在加拿大渥太华，哮喘患病率从 1996年的 8.5%提高到 2005年的13.3%。在英国，据估计有340万哮喘患者需要治疗，其中2到15岁的儿童中有150万，成人中有190万。在希腊，哮喘患病率由1978年的1.5%到2003年上升至6.9%。亚洲，尤其是东亚地区是哮喘患病率增长最快的区域见彩图2-2，在日本，每天每10万人中会有超过100例哮喘患者接受治疗，而在30年前，10万人中每天仅有3例。

在非洲、美洲中部和南部、亚洲以及太平洋地区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哮喘的患病率随着西化和城市化的进程而迅速攀升（图2-3）。据估计，在美洲中部和南部有超过4000万人患病，在非洲，这个数字超过了5000万。高患病率国家有秘鲁（13.0%）、哥斯达黎加（11.9%）以及巴西（11.4%）。在非洲，患病率最高的国家是西化程度最高的非洲国家南非（患病率为8.1%），在东亚及太平洋地区，尽管地区与地区之间患病率有显著的差异，但是总的患病人数仍然达到了440万人。在亚洲人口密集的中国和印度，患病率的轻微增长就能显著地增加患者的总人数，例如在中国，即使患病率仅仅提高2%，就意味着又有200万人加入了哮喘大军。大多数国家哮喘症状的患病率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都是增加的，90年代后，欧洲和亚洲的数据有所差别。有些地区哮喘的发病率在上升，而有些则稳定或下降，相比而言，哮喘症状患病率的变化趋势较哮喘患病率的变化更大。

在美国，哮喘患病率从2001年的7.3%上升至2010年的8.4%;据估计患哮喘人数已达2570万，其中1870万为成年人（患病率7.7%），700万为未成年人（患病率9.5%）。加拿大安大略省哮喘患病率自1996年的8.5%上升至2005年的13.3%;2009年Colin等人回顾了英国2001～2005年的哮喘发病情况，发病率2001年为6.9%，2005年为5.2%，估计有5 658 900人诊断有哮喘，占英国人口的九分之一。1992年Yunginger等回顾了明尼苏达州罗切斯特地区1964～1983年间哮喘的发病情况，其哮喘发病率由原来的183人/100万人口上升为284人/100万人口。其增加的人群主要集中在14岁以下儿童。美国在1976～1980年所做的第二次全国健康与营养状况调查（NHANESⅡ）中发现，在6～11岁儿童人群中，自诉曾有过“哮喘”或“喘息”症状者，较1971～1974年间的NHANESⅠ上升了58%，该年龄组哮喘的患病率由4.8%上升到7.6%;同年，Weitzman等调查了17岁以下人群，其哮喘患病率由1981年的3.1%上升到1988年的4.3%。自1985年至1996年的11年间，各年龄段的哮喘的总患病率由原来的3.7%上升至5.6%。在不同的年龄组当中，又以年轻人的哮喘患病率上升的更为明显（图2-4）。

尽管在世界范围内哮喘的患病率在近年来呈上升的趋势，但在部分国家和地区中，其患病率呈下降趋势。土耳其的哮喘患病率在1992年为8.3%，2007年这一数值为3.3%。2006年英国默西塞德郡进行的一项调查数据显示该郡儿童哮喘患病率由20世纪90年代的29.8%下降至19.4%。Anandan等对48项有关哮喘的研究进行系统回顾后认为总体来说哮喘的患病率并无下降的趋势，在许多国家和地区中，哮喘的患病率仍呈上升趋势。总之在缺乏哮喘诊断的金标准以及全球范围内哮喘诊断的不确定性始终存在的情况下，提高对哮喘的认识以及改变诊断习惯能够使对哮喘流行趋势的评估更为准确。

在我国哮喘流行病学调查中，2003年全国儿童哮喘防治协作组对全国31个省43个城市43万儿童哮喘患病率、相关危险因素及对家庭和社会影响进行了调查。从结果看，我国哮喘患病率为0.4%～5.0%，地区间差别较大。对城市14岁以下儿童调查表明，儿童哮喘患病率从1990年的0.91%升至2000年的1.50%，10年间上升64.84%以上。2012年的调查显示上海市3～7岁儿童哮喘患病率高达10.2%，而1990年在0～14岁儿童中的调查资料中哮喘的患病率仅为1.79%，说明我国的儿童哮喘患病率有明显上升趋势。资料显示上海市3～7岁儿童哮喘患病率高达4.52%，而粤西农村成人哮喘患病率也高达6.0%。哮喘的发病存在地理及季节性差别。2007年西安市随机选取西安市碑林区和新城区0～14岁儿童12 613例进行调查，发现儿童哮喘累计患病率为1.74%，现患率为1.31%，较 10年前显著升高。其中男、女性别之比为162∶100，发病季节以冬季为主，性别、呼吸道感染、过敏及遗传因素与哮喘发作有关。早期正确诊断及应用吸入治疗的比率较低。2013年完成的第三次全国儿科哮喘流行学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儿童哮喘患病率较10年前又有所增加。调查基本摸清了目前我国不同地区城市儿童哮喘患病规律和诊治管理情况。城市0～14岁儿童哮喘两年现患率为0.42%～5.73%，平均为2.32%，累计患病率为0.48%～7.57%，平均为3.02%。与2000年全国调查结果比较，哮喘现患率、累计患病率分别增加了50.6%及53.3%。总体而言，多数城市数据明显增加，尤其是大中城市如北京、上海、天津、沈阳、兰州、合肥、海口等。本次调查以上海为最高，原来患病率已较高的福州、重庆、成都等城市本次调查未见显著升高。与全国其他省份相比，西藏的儿童哮喘患病率仍然最低，本次新加入的临沂、玉溪等城市，其患病率亦很低。可能与这些地区的自然环境和工业化水平相对低有关。不同区域哮喘患病率的差异，与前两次结果相同，总体上南方高于北方，华东地区高于其他区域。其中典型哮喘患病率为2.72%，咳嗽变异性哮喘患病率为0.29%，男性儿童哮喘患病率明显高于女性，以学龄前儿童（3～5岁）患病率最高（4.15%），明显高于学龄儿童（6～14岁）（2.82%）和婴幼儿（0～2岁）（1.77%）。在确诊的哮喘患儿中45.2%有家族过敏史，72.5%有个人过敏史，50.1%伴有过敏性鼻炎。哮喘发作最常见诱因为呼吸道感染和天气变化（或接触冷空气），分别达87.9%和51.5%。哮喘患儿58.7%曾使用过吸入激素，71.4%曾使用过支气管舒张剂，抗生素的使用率为75.1%。5岁以上哮喘儿童中，峰流速仪的使用率为14.3%。有近1/3患儿未得到及时和准确诊断，哮喘的用药和管理状况亟待改进。

相对于儿童哮喘的患病率增加，近年来的流行病学调查还发现老龄人口的哮喘发病率也呈增加趋势。而这种增长趋势也发现于与我国同属蒙古人种的韩国、蒙古、印度、伊朗、孟加拉国等亚洲国家中。

不同省市的成人哮喘患病率调查结果十分接近，辽宁、广东、河南的成人患病率分别为0.90%、0.99%和0.82%。云南省于2005年8月至2006年8月对全省5个人口最多的民族89 525人进行了哮喘抽样调查，结果全省现患病率为0.92%，男、女比为 1.86;城市地区患病率（0.99%）高于农村（0.85%），21.4%的哮喘患者有家族史，25.4%有过敏史，过敏性鼻炎（12.6%）;感冒、接触冷空气、吸入刺激性气体、接触油烟为前4位诱因。2005年7月至2005年12月开封市抽样调查了常住人口12 088人（男6000人，女6088人），发现哮喘患者 148例（男 98例，女 50例），患病率为1.22%，男性明显高于女性，男女比为1.96∶1。有遗传家庭史者40例，占27.02%。

哮喘发病率及患病率的增加这一事实目前已得到公认，但导致发病率和患病率增加的确切原因尚不很明了。有趣的是，哮喘患病率的增加与特应性增加有关，而且与其他变应性疾病如湿疹、鼻炎的增多平行。初步研究认为，导致哮喘发病率和患病率增加的主要原因，可能与室内外环境的改变和空气中吸入性变应原，尤其是香烟烟雾、屋尘螨及其代谢产物和职业性变应原等有关，气候改变也可能是哮喘发病率和患病率增加的原因之一。例如，暖湿气候更适宜于螨和真菌的生长。

哮喘是一种有明显家族聚集倾向的多基因遗传疾病，美国哮喘患者中20%～25%的患者父母或同胞也患有哮喘，父母一方有哮喘的孩子得哮喘的危险性比非哮喘家庭孩子高，如果双亲都有哮喘则危险性更大;在同卵双胞胎中研究遗传倾向更具说服力，同卵双胞胎对哮喘呈现高度相关，遗传因子与哮喘的严重程度、呼吸道感染及运动激发哮喘的反应大小有关。

变态反应在哮喘发病中的作用一直是人们关注的重点。在某些国家，如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在约45%的儿童中，其速发型变应性皮试呈阳性反应，他们对室内变应原（如屋尘螨及猫的皮屑等）过敏的发生率与哮喘发生的频度呈明显正相关。室外过敏原如链格孢属霉菌孢子，以及各种花粉与哮喘的发病有着密切的关系。哮喘发病率的升高还与暴露于病原微生物、大气污染、吸烟和婴幼儿的被动吸烟等有关。

近年来，最近越来越多的流行病学和临床研究都集中在了遗传代谢和营养相关因素，如孕产妇肥胖与维生素D缺乏，分娩方式及其对婴幼儿肠道菌群的影响，婴幼儿生长发育，社会环境心理，以及母婴相关用药。从孕期到儿童再到成人的纵向研究将更加深入地了解哮喘复杂的致病途径。ISSAC研究的第二阶段关注了儿童超重、肥胖与哮喘发病的关系，10 652名患者的研究显示，超重 ［OR=1.14（0.98，1.33）］与肥胖［OR=1.67（1.25，2.21）］均与喘鸣发生有关。美国的流行病学专家注意到美国20～74岁肥胖症的患病率从1960年13.4%增加到1962年的27.6%，女性肥胖症患者由1980年15.8%增加到1996年的33.2%。与此同时，哮喘患病率由1980年至1996年增加了73.9%。2014年南京进行的研究显示，12 092名儿童患者中，肥胖人群中，哮喘的发生OR= 1.233（1.064，1.406）。一些证据显示，体重指数与哮喘高患病率之间存在一定的关系，但在国外大多数儿童哮喘的横向研究中，发现哮喘和体重指数之间并不存在相关关系。哮喘患病率的增加是否与生活水平的改善、饮食结构的改变导致的肥胖有关，预防肥胖症发生的同时能否降低哮喘的发病率，也应该是我们关注的问题之一。因此无论男性女性，超重或肥胖均可增加哮喘发生风险，而且体重指数越高发生风险越大，从而提示可通过控制体重来降低哮喘发生率。

有关哮喘死亡率的资料，相对于患病率来说要少得多。由于不同国家对疾病分类及诊断标准的不同，研究所得结论也有较大差异，加上部分死于哮喘的老年患者中，其真正的死因可能是由于COPD或心功能不全等病症所表现出的类似于哮喘的临床症状，这样就使得哮喘死亡率资料的价值受到了一定的影响。然而对于35岁以下诊断为死于哮喘的患者，其影响和干扰因素相对较少，其准确率往往超过80%。

尽管吸入性糖皮质激素的应用明显改善了患者的生活质量，但哮喘入院治疗数量的增加，特别是在儿童中，反映出重度哮喘的数目增加，疾病控制不佳。全世界大约每年由于哮喘死亡180 000人（图2-5），尽管1980年以来，哮喘的整体死亡率已经开始下降。这可能与加强对哮喘的管理有关，特别是GINA的推广和吸入糖皮质激素的临床应用。美国哮喘的死亡率在最近20年呈上升趋势，非洲、美洲和西班牙的死亡率最高。在欧洲，年龄标准死亡率在希腊是0.8/100 000，英国和威尔士是1/100 000，爱尔兰是0.97/100 000，卢森堡是0.91/ 100 000，前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是0.8/100 000，比利时是0.78/100 000，法国是0.65/100 000。大多数哮喘患者的死亡发生于大于45岁的患者，大部分是可以预防的，多与长期控制不佳，最后一次发作时没有及时获得医疗救援有关。

一项有关安达卢西亚超过700万人，30年的随访研究显示，5739人因哮喘去世，1980年最多共330名，2001年最少共100名。Wijesinghe回顾分析21个国家和地区5～34岁哮喘患者的死亡率变化趋势（图2-6），发现20世纪60年代，哮喘死亡率开始上升，从1960、1961年的0.55/100 000，上升到1966、1967年的0.84/100 000，上升了53%，随后下降到1974和1975年的0.45/100 000，1985和1986年再次达到0.62/100 000，增加了38%。随后，逐渐下降到2004、2005年的0.23/100 000，下降了63%。导致哮喘死亡的原因很复杂，不同国家的致死原因也不尽相同。尽管原因复杂，但人们认为可能与药物治疗的变化有关。20世纪60年代至少6个国家哮喘死亡率的增加与异丙肾上腺素的使用有关。20世纪七八十年代哮喘死亡率的增加与非诺特罗的使用有关。长效β ₂受体激动剂和糖皮质激素的使用没有增加哮喘死亡的危险性。

在美国，哮喘患者病死率从1979年到1998年的20年间上升了2.5倍，最近一项对1075名哮喘患者为期25年的前瞻性队列研究发现，成人哮喘患者的病死率为对照组的2.1倍，美国哮喘死亡率在20世纪80年代，每年增加约6.2%。1989年，全美国死于哮喘的人数达4869例，死亡率为万分之0.2，近年来这一数字已经上升到万分之0.52。在死亡的哮喘患者中，尤以黑人哮喘患者逐年递增的幅度更大。Beasley在其撰写的文章中，报道了1993年对12个西方发达国家5岁至34岁人群中，哮喘死亡率的调查结果（表2-1）。时隔10年之后的2003年，在GINA公布的数据中，这些国家的哮喘死亡率均有了显著的升高，其升高的幅度多在5～10倍以上（表2-2）。目前，据估计，全世界死于哮喘者每年达25 000例。已有研究显示，哮喘死亡率的高低，与患者的社会经济状况、医疗保障条件及既往病史等有关。从表2-2中我们也不难发现，哮喘死亡率排在前10位的大多为一些经济欠发达的发展中国家。而这些国家的哮喘患病率都不是很高，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哮喘的防治工作任重而道远。

婴儿出生数月后，即可有哮喘的症状出现，但要据此作出哮喘的诊断有时比较困难，一般需待患者几岁后，才能明确诊断。引起婴幼儿支气管喘息症状最常见的原因是呼吸道病毒感染。有研究显示，在有喘息症状的患儿中，在第二年约有1/4可出现更加明显的喘息发作，但真正导致他们在以后发生严重呼吸系统疾病的却不多。英国的一项研究显示，16岁以下儿童中，在过去一年中曾经有过“喘息”或“哮喘样发作”的比例，常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减少。1989年Peat在澳大利亚对一组8～10岁儿童跟踪随访到12～14岁，在8～10岁年龄组，约16.1%儿童在吸入组胺后出现气道异常反应，2年后下降为8.8%，到12～14岁时则进一步降至6.3%，提示多数有“哮喘或喘息”表现的婴幼儿，随年龄的增长并不一定发展成真正的哮喘。

如果孩子一出生就需要吸氧或高压氧装置，该孩子在以后的童年中将很可能发生哮喘。早期肺功能不良的婴儿在一岁内患喘息性疾病的危险性高3～6倍，3岁以内反复呼吸道感染是哮喘常见的诱发因素，上呼吸道病毒感染可激发人类气道高反应性。主要是病毒感染所致的病毒性毛细支气管炎。

多数哮喘患儿具有特应性体质，即有脂溢性皮炎、湿疹、过敏性鼻炎、丘疹样荨麻疹、眼炎等。Wright等的研究表明，出生后第一年即有过敏性鼻炎的孩子到6岁时就会出现呼吸道症状，而且很可能被诊断为哮喘。华云汉在1046例小儿哮喘的临床总结中发现，有66%患儿具有特应性体质。有特应性背景的孩子在3岁以前被病毒感染时如有喘息症状，同时在其后的童年生活中存在喘息的危险因素，可发展成持续性哮喘。而无特应性背景的孩子被病毒感染后，若有喘息症状，到3岁以后，症状也可逐渐消失。

患有哮喘的儿童，其主要的特征就是过敏症。澳大利亚的一项研究显示，对屋螨的暴露和敏感度，可以作为儿童哮喘的重要预测指标。呼吸道病毒感染在哮喘发病中的作用，仍不十分清楚，但在有特应性体质的儿童中，病毒感染显然是引起哮喘症状加重的主要原因之一。至于病毒感染作为诱因直接导致哮喘发病的证据尚不多。大多数哮喘患儿肺的生长发育可以完全正常。若哮喘症状严重且持续发作，这部分患儿在其整个儿童期及青春期，其肺的生长发育将受到影响。研究还发现，哮喘患儿至青春期时，约有30%～50%的患儿症状消失，但至成年时，症状消失的这部分患者，有一部分可能还会复发。约2/3的哮喘患儿直至青春期和成年期仍有哮喘表现，即使那些临床症状已消失了的“患者”其肺功能仍然可能受损，并持续存在有气道的高反应性。大约有5%～10%的哮喘患儿，最初症状并不明显，但在日后却可以发展成为严重的哮喘。

儿童期哮喘男性多于女性，原因可能与男孩气道较狭窄，气道高张力，高水平的IgE有关，这些因素增加了男孩对各种损伤所致的气流受限。然而，这种性别导致的发病差异在青春期后逐渐消失。与之相反，由于性激素的作用，女性在月经期、妊娠期和绝经期哮喘症状加重，导致在青春期及青春期以后女性哮喘的患病率增加。另外，牛乳喂养或食用大豆蛋白较母乳喂养在儿童时期更易发生喘息性疾病。

多数哮喘患者在儿童期发病，但成年人和老年人初发哮喘者并不少见。成年人可因对工作场所的致敏原过敏或特应性体质而患上哮喘。病毒感染可能成为哮喘恶化的触发因素之一，但没有关于病毒感染是导致成人哮喘发病的证据。成年期，临床哮喘可能与FEV ₁下降的幅度有关。中、老年吸烟患者根据FEV ₁来鉴别慢性支气管炎和哮喘十分困难。气道高反应性的存在显然与肺功能下降密切相关，但哮喘对机体的影响是多种多样的，并非所有的哮喘患者其肺功能减退的速度都是一致的。如50岁以后才患哮喘，其肺功能下降的速度可能较年轻时即患哮喘者更快。肺功能测定与CT扫描表明气道的持续异常在成人哮喘患者中并不少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