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年，流行病学专家伍连德和颜福庆组织了一个公共卫生委员会，倡议将健康教育作为中华医学会的使命之一；1917年东北地区暴发了鼠疫，夺走了6万余人的生命，促成中央流行病预防局于1919年成立，即使这样，公众对疾病仍然很少关心。解放前由于军阀混战，公共卫生并未得到重视。

这期间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公共卫生的早期实践——河北定县的经验。20世纪20年代，北京协和医学院开展了公共卫生教育，并在北京市内一个5万人口的地区开办了第一个卫生事务所。1928年，结合晏阳初先生开创的平民教育促进会，国内公共卫生先驱陈志潜先生选择河北定县进行社区卫生的实验，并于1932—1938年间在定县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农村卫生实验区，成为中国近代医学史上时间最早、方向最正确的医学教育研究，促进了地方卫生的探索。在John.B.Grant的帮助下，在贫困的河北定县，陈志潜教授建立了县、区、村三级卫生机构，首创了适用于不同社会经济和地区条件的“医学卫生保健网”，这个系统的实施得到了国内和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但由于抗日战争的爆发，这项工作被迫停止。

中国的公共卫生与初级卫生保健实践的所谓“定县模式”，就是指从1932年到1938年期间，陈志潜教授在详细调查了解定县的实际情况后，把国外的现代医学、公共卫生学和健康教育学知识和我国基层农村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开始了他创建、实施和完善“农村三级保健网”的伟大创举。陈教授当时认为“任何一个国家的力量都源自普通民众，为此全民而不仅是少数有权势者都应享有最佳的卫生保健服务。”他认为过去由传教士医生在城市开设医院，等病人上门，光治不防的模式并不适合当时的定县，单靠医院是不能使医学到达农村的，必须着眼于预防工作。陈教授提出解决问题的4条原则：①卫生保健要立足于当地实际需要和条件可能的基础上；②设计当地能够供养得起的卫生保健系统，包括尽量培养当地保健员，减少农民的经济负担；③在城乡之间架起一座桥梁，把城市中已广泛应用的现代医学传送到农村；④社区对该系统的运转和持续有效性负有责任。在此基础上，他创建了一套比较完整的乡村卫生保健制度（图1）：

第一，村设立卫生保健员，每村1人，负责村保健卫生工作，从本村平民学校毕业同学会会员中选出，以热心服务、忠实可靠、身体健康而年龄在20—35岁者为合格。保健员在正式任职之前，须先在保健所接受10天医药基本知识和技术的训练。保健员的工作职责是利用休息时间从事预防疾病的宣传，种痘，井水消毒，用保健箱里的几种药品治疗沙眼、头癣，急救伤员，改良自家的水井、厕所，并向乡邻示范，还要对村里死亡、出生情况进行登记。医师必须勤加指导保健员，特别注意用药技术，以免错失。每逢春冬闲暇时，医师应举行保健员茶会，团聚联络，发给卫生读本，使之随时阅读，增加知识。这样，普通疾病在村里就能得到保健员的治疗，保健员不能治疗的病人则介绍到区保健所和县保健院。

第二，区设立保健所，管理约3万人口、20个村庄的区域。保健所配有医生1人，护士1人，助理员1人。卫生保健所主要职能：一是训练与监督村保健员，规定保健所医生至少每半年要到保健员负责的村中视察一次，保健员每半年应在保健所聚会一次，报告工作情况及交流经验；二是每日门诊，接待和医治病人，尤其是保健员转来的病人。三是负责学校卫生及卫生教育；四是预防急性传染病。区卫生保健所具有承上启下的功能，保健员介绍来的病情严重的患者，即转送县保健院；区保健所对保健员的工作提供了有力支持，增加了村民对保健员的信任。

第三，县城内设立保健院，其管辖区域大概为100个村庄。县保健院负责管理全县卫生事业，在整个三级卫生保健网中起着主导作用，主要职责有五项：①由于保健所医疗设备简陋，患重病者得不到及时有效治疗，而在40万人口中，即应有治疗较重病人的设备，因此，保健院内设有病床30张，以供治疗较重病人之用；②每逢重大传染病如天花、霍乱流行之时，必须由县组织卫生机关，联络全县行政人员和地方人士，统筹管理，因此，保健院内设有专门卫生行政人员，负责全县疫病防治；③保健院负责向保健所划拨一笔专门经费，用于从事研究工作，并负责购置教育材料；④统一管理全县药品，避免浪费，防止使用不良药品；⑤为医学院毕业生提供实习场所，同时训练护士和助理员。保健院配有男女医生各1人，助理医生2人，护士8人，药剂师1人，检验员1人，事务书记及助理员6人。院内附设病床50张，专供住院治疗，仅1933年住院治疗的病人就达778人，其中男性占67.8%，女性占32.2%。

定县卫生保健实验为解决农村缺医少药的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使广大农民在现有条件下得到了基本医疗和健康保护，开创了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的新局面。定县保健制度的成本相当低廉，每年除训练保健员之外，所开支的医药费用为35 000元，每人每年平均不到大洋1角，而据1931年的调查，每年开支医药费为120 000元，每人每年平均大洋3角。平均每人每年的医药费开支减少了2/3，给村民带来了很大的实惠。保健所每次诊疗费仅收铜元5枚，保健院每日住院费也不过4角，适合农民的负担能力，使疾病得到了及时而科学的诊治，同时初步解决了大多数农民缺医少药的状况。到1935年定县农村保健网已发展到6个区，约覆盖半数的村庄。1935年，220名村保健员做急救、治疗计137 183人次，给14万人种了牛痘；保健所治疗患者6.5万人次；县保健院收治住院病人626人，手术259例。农民的卫生知识有了明显提高，从而不再受新生儿破伤风、产褥热、天花、黑热病等疾病的威胁，各种肠道传染疾病也大大减少。他们还经受住了1934年华北霍乱特大流行的考验，全县只发生少数几例，且无一人死亡。千百年来危害农民生命安全最大的天花病的流行得到了有效控制，到1936年，定县天花“已经绝迹”。

定县的卫生实验摸索出了一套农村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办法，创造出了一些富有成效的制度和经验。定县卫生实验所创建的村设保健员、区设保健所、县设保健院的三级医疗保健制度，是一种“低水平、高效率”的卫生保健模式，为极端贫困的华北农村社区找到了一个享受现代医疗保健服务的可行道路，避免了当时的苏联、南斯拉夫、印度等国在解决同一问题中出现的种种缺点或不足，引起了国际、国内社会的广泛关注。国际联盟派官员到定县参观并实地考察，聘请北平教会卫生教育部主任陈志潜赴美讲学，介绍定县的经验。在国内，定县的这套保健制度很快就被江宁、无锡实验区所采纳。南京国民政府卫生署也在1934年底决定在全国推广定县的模式。20世纪40年代末，晏阳初促成并作为担纲人之一的“中国农村复兴中美联合委员会”，在四川推行的加强农村卫生机构计划，在台湾省进行的建立自来水源与防治疟疾、血吸虫病，训练县乡两级公共卫生人员等工作，都是定县实验的延续和推广。定县所创立的三级医疗保健制度在中国公共卫生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为20世纪50年代中国农村三级卫生网络的建设（图2），以及60年代末开始的农村广泛的合作医疗等我国农村公共卫生的发展提供了基础；并为国际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实践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