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一部波澜起伏、曲折惊险、执着前行的德国历史，在经历了德国法西斯垮台后，遭受了又一次凌辱，又一次在泥沼中艰难地爬行。然而，这一次是真正的置死地而后生，又凤凰涅槃般地崛起，在曲折艰难的分裂与统一之后，经过风风雨雨洗礼后的德国，终于与欧洲融为一体，成为爱好和平、受世人关注的欧盟与世界的重要一员，再次雄踞欧洲，创造德国历史上又一次灿烂的辉煌。

一

二战结束后，德国经济彻底崩溃，德国人民生活十分艰难。法西斯政权垮台后，德国被苏美英法四国分区占领，德国人民没有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力。

四大盟国在占领德国后，就着手考虑德国的政治体制。

在缺乏民主基础的德国，外来力量的冲击是民主政治得以确立、缓慢演进，并最终完全建立的重要推手。在德国历史上，拿破仑入侵的铁蹄催生了德意志的民族民主主义，从而使德意志民族真正觉醒和民主意识启萌。在一战行将结束之际，为避免陷入全面崩溃，德国请求美国出面“媾和”，其条件是德国必须结束“君主专制”统治，实行西方式的自由民主制，德国被迫进行宪政改革，实行民主化。在魏玛民主建立过程中，威尔逊和美国自觉不自觉充当了共和国的“助产士”。二战后，德国又一次在盟国帮助下，建立了东、西方类型的民主制。这一过程是通过处置德国、对德国实行非纳粹化、非军国主义化、非工业化、民主化的“四化”改造运动实现的。

四大盟国意识到，德意志民族要新生，民主政治得以在德国建立和健全发展，社会得到全面进步，就必须铲除纳粹主义。在处置战败的德国问题上，四大盟国吸取了一战后战胜国对德国制裁不成功的教训，重在从政治、经济上对德国进行民主化改造，铲除德国的军国主义、纳粹主义，进而建立健全的民主政治体制。

首先，四大盟国对德国实行分区占领，将“一再发生瘟疫的策源地”普鲁士彻底分割，使其从德国地图上消失。其次，对纳粹主要战犯和骨干进行审判，予以严惩，达到教育德国人民的目的。非纳粹化的目的是肃清纳粹主义对德国政治、经济、教育等领域的影响，彻底铲除纳粹残余势力。各占领区废除一切法西斯的法律和决议，查禁和摧毁所有纳粹党团组织，严禁法西斯组织重新活动，清洗盘踞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各领域的重要岗位上的纳粹分子，为德国的民主改造奠定基础。

非纳粹化过程实际上就是民主化的教育过程。东、西方各占领区在非纳粹化的同时，就开始重建德国的民主政治生活。在西占区，一方面美英法利用教育宣传机构，在西德进行西方民主的灌输；另一方面，按照西方民主原则恢复和重建德国的政治生活。美英法认为，民主政治只有通过西德人民的接受才能在德国土地上生根开花结果。要使德国人接受西方民主政治，就必须迅速恢复和发展经济。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使西德人民顺利渡过了战后初期的困难，从客观上也为西德人民接受西方民主树立了信心，为推行西方民主政治奠定了物质基础和群众基础。最后，在西方大国扶持下建立了具有真正意义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在苏占区，苏联没有提“非纳粹化”这一概念，而是称“肃清法西斯残余”。根据波茨坦会议决定，苏占区采取了一系列肃清法西斯残余势力、铲除军国主义的措施。在肃清法西斯残余的同时，苏占区开始实行民主化措施，按照苏联体制，重建东部德国的民主政治生活，建立苏联式的社会主义民主共和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盟国的“四化改造”，与一战后战胜国只是从经济上对德国进行掠夺和剥削，而不是重在从政治思想上对德国进行改造有着天壤之别。四大盟国对德国的改造，在德国历史进程中起着巨大的进步作用，在西部为联邦德国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在东部为民主德国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创造了条件。盟国对德国实行的非纳粹化和民主化措施，实际上是一场政治革命，从结果看，可以说在西部德国完成了德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没有完成的任务，在东部德国直接实现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目的。

二

美苏“冷战”使德国在1949年被分裂为实行不同社会制度的两个国家。由于东西方的对抗，使美苏都不得不扶持各自的伙伴发展经济，使两国在成立后又一次获得了经济复兴的机会。两个德国人民凭着自己的智慧和才干，奋发图强，在很短时间内，使自己的国家在一片废墟的土地上迅速崛起，各自成为东西方两大对立阵营中的重要强国。联邦德国从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经济上进入高速发展时期，创造了“巨大经济奇迹”，在20世纪50年代末就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经济大国。20世纪80年代，联邦德国仍是西方世界“经济巨人”，经济实力仅次于美国和日本，在西欧名列前茅。民主德国在比联邦德国更困难的条件下，经过40年的艰苦努力，也跻入世界十大工业强国之列，虽然和联邦德国有一定差距，但在东欧国家中却名列榜首。德意志民族在二战失败后的废墟上又一次实现了新的崛起。

联邦德国在战后政治经济社会得以稳定发展，主要是建立了独特的政治经济体制。这一体制是在吸取第二帝国专制主义、魏玛共和国自由主义、第三帝国纳粹极权主义体制失败的教训和吸收外来民主的基础上，并结合本民族特点，基本上按照西方的民主政治和自由经济体制的模式建立起来的。

政治体制上，鉴于魏玛共和国实行不稳定的多政党议会制度的失败，联邦德国实行了新型的政党结构体制。这一体制的特点是消除政党之间意识形态上的障碍，通过设置选举门槛，逐步建立和保持稳定的两党制，在两党制结构基础上形成稳定的德国议会民主制度。联邦德国在较长时期内形成了以“联盟党”和社会民主党两大政党为主、自由民主党为辅的三党制政治结构。另外，吸收魏玛体制教训，由《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简称《基本法》）规定对总统权力加以限制，总统只是国家权力的象征性代表，不再拥有行政权，废除了《魏玛宪法》规定的总统拥有的“紧急权力”。总理由总统根据议院中力量对比，提名最强大的党的领袖为总理候选人，再经联邦议院选举后组织政府。政府一旦组成，就获得了比《魏玛宪法》时更大的独立性。这既不像美国国会独立于政府首脑，从整体上形成对总统的抗衡力量，也不像英国下院完全受政府支配和控制，成为政府和反对派争吵的场所，而是这两种类型的混合体。政党政治结构比较民主和稳定。

经济体制上，吸取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两种模式的利弊，制订出符合本国国情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这一体制在坚持市场经济、坚持自由竞争为主的前提下，强调社会秩序，政府不能对市场经济完全放任自由，要进行适当的调节；同时要保护市场经济，维持一种民主的“竞争秩序”。这种秩序要与自由得以均衡，防止垄断，保证个人创造精神，从而保证竞争得以实现，使经济有一个稳定的发展环境。社会市场经济理论的主要核心是经济自由、社会民主、公正安全。艾哈德将这一理论归结为“自由+秩序”，认为这一理论既不是社会主义，也不是资本主义，而是社会发展的第三条道路——“经济人道主义”，否认联邦德国是资本主义国家。其实，社会市场经济从本质上讲仍然是主张发展国家垄断主义，只是不完全等同于西方的“社会市场经济”体制。

联邦德国政治与经济体制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强调“秩序”和“稳定”，这也是鉴于德国在动荡多变的历史中遭受磨难而得出的宝贵经验。虽然联邦德国成立后政府也几经更迭，也出现过几次经济危机，但政治经济体制基本上没有改变。在西方民主政治影响下，联邦德国也出现过多元主义，代表各个不同阶级、阶层利益的压力集团在社会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虽然人们对各个压力集团活动有所不安，但联邦德国稳定的政治和经济体制，使利益多元主义也呈现稳定的状态。虽然也几度有“新纳粹”出现，为希特勒法西斯招魂，但反纳粹的正能量总是占主流，也掀不起大浪。民主制的实行和多元主义的出现，并没有削弱德国传统中强调国家权力的作用，而是国家权力和民主制度融洽地结合在一起。事实证明，联邦德国的政治经济体制是成功的。从政治与经济关系角度看，联邦德国基本上实现了政治与经济的相对同步协调发展，保持了社会稳定、经济持续发展的局面。对此，人们称联邦德国的发展模式为资本主义发展的“第三条道路”，或曰莱茵资本主义发展模式，是一个真正完备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或者说较成熟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

当然，再好的体制也会随着形势的发展而遇到新的问题，也还需要不断进行自我改革和完善。在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联邦体制也遇到了困境，主要是在以市场经济原则的指导下，以经济增长为主的政策不能满足联邦德国现实的需要。在社会民主党上台后，1967年制定了《促进经济稳定和增长法》，尤其是在70年初的经济危机中，勃兰特和施密特政府根据危机出现的新情况，对社会市场经济某些方面的政策进行了调整，如在以市场经济为主的前提下，增强了国家干预职能。“稳定法”在维护社会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特征的同时，也弥补了它在发展变化的形势中出现的缺点和不足，从而更加完善和发展了社会市场经济体制，使联邦德国顺利渡过了经济萧条时期。

后来，联邦德国又染上了高福利给财政带来沉重负担的“德国病”，这是联邦经济体制在运行过程中出现的又一新问题，又需要进行改革，使之不断完善。从科尔政府开始意识到了这一点。德国统一后，他出台了诸如税收、社会福利和就业等方面的改革政策，施罗德时代的包括税收、劳动力市场、养老金和医疗保险等一系列改革，以及默克尔政府的财税改革，都是对社会市场经济在运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自我完善。经过几届政府的努力，医治“德国病”和解决失业问题也出现了一些成效。尽管西方国家及一些德国人认为，德国“社会市场经济”模式气数已尽，其高福利制度保护了“懒惰”，制约了德国人在经济活动中的积极性，限制了生产效率的提高，德国应向美国的“自由市场经济”或英国的“传统市场经济”模式转变。其实，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是适应德国的国情和历史传统而产生的，它为德国经济发展创造过奇迹，为繁荣德国资本主义和提高国民生活起过重要作用，至今仍然在发挥作用。现在，德国大多数人认为社会市场经济这种模式依然适合德国国情，德国进行的税收和福利制度的改革，仍然是对德国社会市场经济模式的修正，而不能说是这种模式的失败。

民主德国经济社会发展成就是借助于苏联的帮助，是因为实行了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制度，建立了以统一社会党为主的中央集权体制，采用人民议会民主制，奉行以计划经济为主的经济体制。在社会主义道路上，民主德国也进行了多次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经济社会也在平稳中发展。然而，在德国统一之前民主德国进行的政治经济改革并不彻底，人民群众怨声载道，仍然需要不断进行自我完善的社会主义体制的改革。

三

除了独特的政治经济体制之外，联邦德国虽然是依附于西方世界，维护西方价值观，但从国家的整体利益出发，在外交上也是独树一帜，基本上开展的是自主性的、全方位外交。在这一方针下，根据实际情况确立和不断调整对外政策。

联邦德国成立后，面临主要问题是复兴西德经济、取得独立的国家主权。德国经济复兴了，法国及德国其他邻居会担心德国成为“第四帝国”，又面临安全危险。如何解决这一“德国问题”，联邦德国认为只有通过西欧联合来实现。推进西欧联合，实现欧洲永久和平，这是联邦德国成立后的重要外交构想。解决“德国问题”的关键是实现“德法和解”，“德法和解思想”是首任联邦总理阿登纳最先提出的。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解除法国对德国复兴的担忧，只有通过西欧联合，在煤钢生产等领域建立一种超国家的一体化机制，对包括德国在内的各国行为加以限制，才能实现欧洲的长久和平和相互合作。一体化是其德法和解、合作的最好途径。所以，在实现德法和解过程中，才有了《舒曼计划》的出台，有了煤钢联营条约，后来才有了1957年的《罗马条约》，才有了欧洲经济共同体（Europische Wirtschaftsgeimeinschaft，EWG），才有了早期西欧一体化。没有阿登纳的“德法和解”外交思想，就没有欧洲早期一体化。

推行欧洲一体化健康发展，是德国不断追求的奋斗目标。出于对第三帝国给法国及欧洲带来伤害的愧疚，联邦德国在战后特别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基本上是扮演了一个顺从和迁就法国的小伙伴角色，并尽力避免欧共体内的摩擦。在对法国及对欧洲政策问题上，德国宁愿保持低调，尽力避免在欧共体内追求本国的最大利益。为欧洲一体化顺利发展，德国作出了很多让步。后来的施密特、科尔，为推动欧洲一体化深入发展也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在美苏冷战时期，联邦德国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操纵下，不得不长期推行拒不在国际法上承认民主德国的“哈尔斯坦主义”，在“德国统一问题”和“柏林问题”上处于严重对峙局面，与东欧关系也很紧张，外交空间十分狭窄。在此情况下，联邦德国不顾被绑在西方战车上，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联邦总理勃兰特坚决推行“新东方政策”，缓和了东西德的紧张关系，在缓和美苏对峙引起的剑拔弩张的东西方关系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新东方政策”的实施，两个德国的人民不断寻找缓和的途径，终于没有在德国问题和欧洲问题上导致兵戎相见。“新东方政策”也使民主德国放弃了对联邦德国的强硬态度，两个德国关系实现了正常化，逐步建立了友好睦邻关系。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也都分别与东欧、西欧国家改善了关系，从而缓和了欧洲紧张局势。

为表明德国爱好和平和维护世界和平的诚意，联邦德国自成立以来，不断正视自己的历史，勇于承担在二战中的战争罪行。1970年12月7日，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访问波兰，在华沙犹太人纪念碑前双膝下跪，以示对纳粹屠杀犹太人的忏悔，令全世界为之动容。联邦德国不仅在道义上勇于承认历史罪责，而且还承担了不少经济赔偿责任。两个德国统一及1991年12月苏联解体，欧洲各国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善于捕捉机遇的科尔，及时抓住这一变化的世界局势，在新的世界格局中不断拓展新德国的外交空间，主动要求承担更多的维护和平的国际任务，参加国际维和行动，使德国军队走出国境，显示其政治大国地位。同时，在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继续保持传统的友好关系的同时，德国推行温和的外交政策，主动与俄国及东欧国家发展友好关系。对亚洲，德国推行“新亚洲政策”，将亚洲作为其外交和经济政策的重点，加强与亚洲的经济合作，同时十分重视扩大在中东和非洲的影响，增强德国在拉美的地位。这些努力，使统一后的德国在欧洲和世界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在与美国关系方面，也逐渐改变以往在外交上唯美国马首是瞻的“追随者”形象，推行全方位“自主性”的大国外交，努力争取获得与其经济实力相称的政治大国地位。从1991年底开始，德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频频亮相，开展了一系列令世人瞩目的外交活动。如1991年12月不顾美国和欧共体国家反对，单独宣布承认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两个自治共和国的独立。科尔“自主性”外交也处处显示德国在处理欧洲事务中的主导地位，如德国不与欧洲盟国协商，曾几次单独提高利率，迫使其盟友不得不跟着提高利率或者不敢降低利率。德国促成欧洲政治联合的实现，以及为扩大其在中、东欧的影响，力主欧洲联盟向中、东欧敞开大门。凡此种种，充分显示德国已成为欧洲联盟中的主角。

四

由于“新东方政策”的实施，两个德国的关系从互相对立、彼此不接触的状态中逐渐实现了正常化。两国关系的《基础条约》签定后，两国关系快速发展，20世纪80年代有了新的突破。德国分裂基于美苏“冷战”。只要美苏“冷战”对峙的格局存在，只要“柏林墙”依然存在，德国统一就不可能成为现实。20世纪80年代末，戈尔巴乔夫“新思维”改革思想抛出后，东、西方关系进一步缓和，东欧出现政治剧变，雅尔塔格局开始动摇。1989年下半年，民主德国政府宣布开放两个德国和东、西柏林之间的边界，以便使两国人民自由往来。联邦德国总理科尔及时抓住这一机会，提出了德国统一的主张，并经过不懈的努力，得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和苏联的支持，同时，民主德国在社会主义自我完善改革的道路上不断出现失误，最终被联邦德国统一了过去。在两个德国从实现关系正常化以来业已存在的民族情感及两国人民早就有要求统一愿望的坚实基础上，在欧洲一体化进行的过程中，于1990年10月3日迅速地实现了德国的统一。德国的统一，宣告了二战后形成的以美苏对峙为标志的“雅尔塔格局”的结束。

再次统一起来的德国，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和众多的人口，成为欧洲最强大的国家。德国统一后，由于要在东德移入联邦政治经济体制，政治经济转轨在一段时期内遇到一些困难，如物价上涨、失业率上升、新纳粹沉渣泛起、振兴东部经济要投入大量财力，以及高福利导致高债务，使德国经济出现下滑。东德居民在统一后生活不及西德，导致成为二等公民的失落感，东、西德统一后在政治经济生活上完全融合，也需要时日，不能一蹴而就。在科尔、施罗德、默克尔等几届政府的领导下，大力振兴东部经济，并进行全方位的改革，不断推进东部德国的经济改造，尽可能努力实现与西部德国的同步发展，改善东部德国人民的生活。这些努力出现成效，1998年德国统一以来经济出现增长，经过2000年以来的长期低迷后，又在2006年出现了转机。默克尔执政时期的德国经济发展态势良好。德国统一后，大量外来移民涌入，德国已成为了事实上的移民国家。针对新出现的情况，政府逐渐推行以“和而不同，和谐为本”为主要特征的文化多元主义政策，在德国建构文化多样性、和谐的社会。

德国统一后，又促进了欧洲的大统一。在联邦德国为谋求两德统一之际，又产生了类似于二战后的“德国问题”。为消除法国等周边国家对两德统一后安全的担忧，联邦德国再三强调，两德统一要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实现。为实现诺言，德国统一后，科尔总理对外不遗余力地积极推动欧洲的联合和统一。在德国的主动努力下，并根据德国和法国的建议，欧洲共同体成员国于1991年12月共同签署了关于建立欧洲政治联盟和经济货币联盟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简称《马约》）。《马约》于1993年11月1日正式生效，“欧洲政治和经济货币联盟”（简称“欧洲联盟”或“欧盟”）正式诞生。她的成立标志着欧洲联合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由于地理和历史原因，德国一直以“东西欧的桥梁自居”，主张北约与欧盟“同步进行”东扩，实行新的东方政策。为此，先后通过与东欧国家签订双边条约，解决诸如边界等历史遗留问题，消除这些国家对德国统一之后的疑惧心理，实现了和解。德国这些外交努力，使其统一后“新东方政策”赢得了东欧各国对德国的友好和信任，欧盟先后实现了几次东扩，使欧洲实现了大统一。欧洲今天的大统一，无不是因为解决“德国问题”和德国为之努力的结果。但是，正如历史是螺旋式曲折发展的，由于统一欧洲的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存在差异，在发展的过程中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内部出现不同声音，甚至出现挫折，也是不可避免的。英国公投脱欧，为欧盟分裂倾向撕开了一个口子。但是，德国历届政府和有识之士坚持不懈地维护欧洲的团结和联合，相信这也是以后德国政府和有识之士的努力方向。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欧洲历史不至于走回头路，陷入动则兵戎相见、冤冤相报的历史漩涡。

五

二战后联邦德国在政治经济外交等领域走的是一条符合本国国情和利益的独特的发展道路。德国在战后崛起，得益于这一符合本国国情的道路选择。除此之外，依靠教育和科技的力量，也是德国的强国之基。重视教育和科技，是德国重要的历史传统。德国的教育尤其是普及教育的程度居世界各国之首。为适应工业化的需要，德国还十分重视技术教育，大力发展工科大学。另外，德国还十分重视职业教育。德国教育为经济发展造就了大批科学人才和高素质的职工队伍。在发展教育的同时，德国十分重视科学研究，并使之与实际相结合。德国在教学科研方面的学术气氛十分活跃，允许学者们在学术上自由发表意见，科学研究和学术探讨完全独立于政治和宗教之外，不受其干扰，所以德国人才辈出，科研硕果累累。强大的教育和科技，成就了强大的德国！

纵观二战后的德国历史，她是一部被占领、分裂、崛起、统一的历史；她也既是一部无奈的民族占领屈辱史、被迫的民族分裂伤痛史，也是一部德意志民族再新生、再崛起、再统一、再辉煌的历史！

本卷主持人 吴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