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中药药理学研究

中药药理学是中华民族在长期与疾病作斗争的实践和现代药理研究过程中，不断形成的知识和技术体系，凝聚了中华民族的药学成就，蕴含着丰富的用药经验与中药防病治病的基本原理。其发展经历了中药作用及作用原理探索和中药药理的现代研究与发展两个重要阶段。

一、中药的作用及作用原理探索

中药的作用及其原理探索，早在《神农本草经》中就有记载。《神农本草经》成书于东汉末年，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药学专著，载药365种，不仅论述了中药的性味、作用、主治，而且对中药四气五味、有毒无毒、七情合和等性能功效理论进行了探索。南北朝时期梁代陶弘景（452—536年）著《本草经集注》，载药730种。每药之下不但对原有的性味、功能与主治有所补充，并增加了产地、采集时间和加工方法等，大大丰富了《神农本草经》的内容。唐显庆四年（659年），在“普颁天下，营求药物”的基础上，苏敬等23人奉命编撰《唐本草》（又名《新修本草》），共54卷，收载844种药物，图文并茂，是我国第一部官修本草，也是世界上最早的药典，比《纽伦堡药典》早800多年；不但对中国药物学的发展有很大影响，而且流传国外，对世界医药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北宋后期（1098—1108年），四川名医唐慎微编撰《经史证类备急本草》（简称《证类本草》），共31卷，载药1740多种，药后列单验方3000余首，完整保存了主流本草的精华；曾由政府派人修订三次，加上了“大观”“政和”“绍兴”的年号，作为官修本草刊行。北宋末（1118年），宋徽宗赵佶《圣济经》中专门设有“药理篇”，为中医药最早的药理专论。《圣济经•药理篇》主要分为“性味”和“法象”两大部分。“性味”就是《神农本草经》所载的四气五味等，属于药物的内在性质；而“法象”则是受北宋儒学重格物穷理之风的影响，根据药物的外形、颜色、质地等外部现象，以及药物基原的习性、作用和自然界物种之间的克制关系等来说明药物的作用与作用原理。

金元医家不再承袭综合主流本草的学风，改变了以药物品种搜寻、基原考证、方药资料汇集整理为重点的做法，大兴药物奏效原理探求之风，以药物形、色、气、味、体为主干，利用气化、运气和阴阳五行学说，建立了一整套法象药理模式，并发挥了归经、升降浮沉和五脏苦欲补泻等药物性能理论。如刘完素《素问药注》《本草论》，张元素《珍珠囊》《脏腑标本药式》，李东垣《药类法象》《用药心法》，王好古《汤液本草》，朱丹溪《本草衍义补遗》等本草著作，丰富了中药奏效原理研究的内容。

明代医药学家李时珍（1518—1593年），在《证类本草》的基础上，“岁历三十稔，书考八百余家，稿凡三易”，编成《本草纲目》，共52卷，载药1892种，附方11096个，按药物的自然属性，分为16部，60类，每药之下，分释名、集解、修治、主治、发明、附方等项，是中国本草史上伟大的著作，也对世界医药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清代赵学敏于1765年辑成《本草纲目拾遗》，对《本草纲目》作了一些订正和补充，增药716种。清代吴其濬撰《植物名实图考》，于1848年刊行，共38卷，收植物1714种，分12类，每类分若干种，叙述其名称、形、色、味、品种、产地、生长习性、用途等，并有附图。所载植物，在种类和地理分布上，都远远超过历代诸家本草，对我国近代中药学、近代植物分类学及世界植物学的发展都有很大影响。

我国古代医药学家不仅对中药的作用及作用原理进行了探索，而且出现了实验药理和临床药理的萌芽。如早在公元前《国语》中就记载，以含乌头的肉喂犬以验其毒。《论衡·道虚》谓：“致生息之物密器之中，覆盖其口，漆涂其隙，中外气绝，息不得泄，有倾死也。”《智囊全集》记载许襄毅公为辨冤狱，“公乃买鱼作饭，投荆花于中，试之狗彘，无不死者”。又如，唐代陈藏器《本草拾遗》记载：“黍米及糯，饲小猫、犬，令脚屈伸不能行，缓人筋故也。”是最早的中医动物模型。“赤铜屑主伤寒，能焊人骨，及六畜有损者，细研酒服，直入骨损处，六畜死后，取骨视之，犹有焊痕，可验”，是人性化的中药药理实验。宋代寇宗奭《本草衍义》通过建立大雁骨折动物模型，观察自然铜对动物模型的影响，从而得出自然铜有接骨的功效。宋代苏颂《本草图经》记载，用对比法进行临床药理实验，鉴别真假人参，具有现代科学实验的思想。古代中药毒副作用的验证、中药功效的发现与实验具有重要意义，其实验思想给现代中药药理研究以启迪。

二、中药药理的现代研究与发展

19世纪中叶，西方医药传入我国，出现了中西两大医学体系的碰撞和渗透。我国老一辈医药学家，开始应用现代医药学的理论、技术和方法来研究中药的作用、作用机制及产生作用的物质基础。自此，中药药理的现代研究才逐渐形成并不断发展。

20世纪初，我国学者袁淑范，在衣笠丰报道了四川何首乌含蒽醌衍生物的基础上，比较研究了何首乌浸膏与何首乌蒽醌衍生物对动物肠管运动的影响，认为何首乌的作用至少一部分为何首乌蒽醌衍生物的作用［民国医学杂志，1923，1（6）：15-21］，这是现代意义上最早的中药药理实验。我国老一辈药学家、北京协和医学院药理教师陈克恢，发现麻黄的有效成分麻黄碱具有类似肾上腺素样作用，且作用持久，其效能与交感神经兴奋剂相同。其研究论文“麻黄有效成分麻黄碱的作用”于1924年发表在《J.Pharmacol.Exper.Therap.》，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和广泛关注，麻黄碱从此成为重要的拟交感神经药物，为多国药典所收载，开启了中药药理现代研究的新纪元。

20世纪30～50年代，国内学者沿袭袁淑范、陈克恢的研究方法，相继对川芎、人参、当归、延胡索、黄连、黄柏、柴胡、乌头、蟾酥、仙鹤草、防己、贝母、使君子、常山、鸦胆子等数十种常用中药进行了化学和药理研究，形成了一条延续至今的中药药理研究思路，即从天然药材中提取其化学成分，筛选研究其药效，再进行相关药理毒理研究。但受限于客观条件，研究的品种不多，成果有限，仅将临床有一定疗效的中药当成一种植物药来研究，很少联系中医药理论和临床。另外，老一辈药理学家对20世纪50年代以前的中药药理研究进行了总结，编著出版了专著。如1953年牟鸿彝编译《国药的药理学》，1954年朱颜编著《中药的药理与应用》、张绍昌编著《中药的现代研究》等，对20世纪50年代以前中药药理研究成果进行了总结，为中药药理作用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础。但其分类方式按当时药理学的分类方法进行，中药药理学学科尚未形成。

20世纪60～80年代，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医药的发展，中药药理现代研究成果层出不穷，中药药理学从药理学和中药学中脱颖而出，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围绕现代医学相关系统疾病进行有目的的中药疗效验证和新药发现，特别在强心、降血压、镇痛、驱虫、抗菌、抗炎、解热、利尿等方面进行了大量药物筛选，中药对呼吸系统、心血管系统、中枢神经系统作用及抗感染和抗肿瘤作用的研究取得显著成绩，发现和确定了青蒿素、小檗碱、苦参碱、川芎嗪、丹参酮、葛根黄酮、麝香酮等中药药理活性成分。尤其屠呦呦领导的项目组，研究发现中药青蒿截疟的有效成分为青蒿素，具有明显的抗疟作用，能有效降低疟疾患者的死亡率，其成果获得诺贝尔奖。二是开始应用现代科学技术、药理实验方法，研究中药药性、中药配伍等中药性能功效理论。尤其开始探索建立符合中药药理实验特点的实验方法，如中医证候、病证结合动物模型，中药血清药理实验方法。三是开始重视中医证候、治则治法、中药复方的研究，形成了“以药测方、以方探法、以法说理”，逆向探索中医“理、法、方、药”的辨证思维模式，在活血化瘀、扶正固本、通里攻下、清热解毒等重要治法和参附汤、桃红四物汤、四君子汤、补中益气汤、六味地黄丸等常用方剂研究方面取得进展。四是进行了理论总结，出版了中药药理学专著和教科书。如20世纪70年代末，周金黄、王筠默主持编写了《中药药理学》，1985年王筠默主编了第一版高等医药院校试用教材《中药药理学》。

20世纪末，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中药药理学的研究领域不断拓展，中药药理学的研究方法日益先进，中药药理学学科体系进一步完善。在研究领域方面，中药代谢动力学研究和中药安全性评价逐渐受到重视，尤其是与中药药性、功效与主治相互联系的中药药理研究，以及复方配伍规律和复方药效物质基础的研究日益增多。在研究方法方面，中药血清药理学方法的开展、中药药理动物模型的探索、现代分子生物学技术的应用，使中药药理研究水平，从整体深入到组织器官、细胞和分子各个层面。在专业方面，1991年成都中医药大学、南京中医药大学创建中药药理学专业，首次面向全国招收中药药理学本科学生，标志着中药药理学学科体系已基本形成。

21世纪，国家大力支持中医药的发展与创新，中药药理学作为中医药现代化最活跃的力量，发展更为迅速，研究内容更加丰富。国家在大力支持现代中药、复方作用原理与物质基础研究的基础上，重点支持中药药性、中药配伍、中药毒性、中药药代和中药量-效关系的研究。研究方法更加多样，一方面，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基因组学、转录组学、蛋白组学、代谢组学等新技术、新方法，广泛应用于中药药理学研究；另一方面，符合中药药理学研究特点的中药药理病证动物模型方法、中药血清药理方法、中药脑脊液药理方法、中药毒理评价方法和中药毒效整合分析方法等不断涌现。学科分化趋于完善，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明确将中药药理学作为二级学科进行重点建设。中药药理学也逐渐分化为中药药效学、中药药动学和中药毒理学等三级学科。

今后，中药药理学的研究将实现三个重要转变，从中药、配伍、方剂、中成药的药理研究向中药药理学科构架、理论基础，以及相应规律的总结与揭示转变，从实验药理向临床药理转变，从中药药理评价向创新药物发现、评价和中药作用原理研究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