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中国宏观经济运行及未来应对之策

在2015年，影响国内外经济运行的变量共有20余个。从总体上看，这些经济变量不断发展变化，有的经济变量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有利条件，有的经济变量对经济增长产生了不利影响。

一、外部经济变量：总体低迷，局部呈现复苏，但整体复苏力度偏弱

一是国际贸易谈判取得进展，中韩和中澳自贸协定尘埃落定。在当前美国主导的TPP和TTIP谈判加快的背景下，稳定我国对外贸易的外部环境，加快我国与各国之间的各类贸易谈判进程，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尤其是各类自贸协定的谈判需要取得突破。6月份，中韩、中澳之间的自贸协定已经分别正式签署，并且将要进入正式实施阶段。

二是亚投行组建顺利推进，金砖银行正式开业。6月份，亚投行的57个意向创始成员国代表，在北京签署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协定》，此举有助于促进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有助于提高亚洲资本的利用效率和对全球经济发展的贡献水平，也有利于进一步助推“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7月份，由中国、俄罗斯、巴西、印度、南非等五个国家发起成立的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在上海浦东新区正式开业。

三是日本经济出现向好迹象，经济活力有所提升。6月5日，美元兑日元创下了13年的高点。应该看到，由于国际油价持续下跌，再加上日元开始贬值，进而形成了对冲状态，使得日本商品出口有所扩大，一些企业的盈利有所改善，国内旅游和消费也有所增加，使得整个经济活力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升。上半年开始，日本的消费和投资有所复苏，企业活动和就业形势有所好转，价格以及金融市场温和提升。

四是美国经济复苏缓慢，美联储年底前还可能加息。根据美国商务部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第三季度美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大幅放缓，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化季率初值增长1.5%，增幅低于市场预期；而第二季度的增长速度为3.9%，也低于上年同期4.6%的增速。在年底之前，美联储可能进一步加息，使得美国经济又将面临加息考验，而强势美元又会拖累经济。如果美联储再次加息，对全球经济还会产生重大影响。

五是欧洲启动量化宽松政策，但实际效果十分有限。为了应对欧洲经济持续处于低迷的状况，欧洲央行从3月9日开始，正式启动了量化宽松（QE）。应该说，欧版QE旨在通过复制美版QE的成功，让欧元区能够尽快摆脱通缩的风险，但目前看，实际效果十分有限。

六是俄罗斯经济“雪上加霜”，短期内似乎难以好转。俄罗斯经济发展继2014年负增长之后，2015年1~5月，俄罗斯GDP增长同比下降3.2%，外贸总额同比下降32.6%。6月份，欧盟又宣布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延长半年，再加上能源价格下跌，这对俄罗斯经济是沉重的打击。

七是全球其他经济体困难重重，低迷状态难以改变。从全球来看，除了发达经济体之外，由于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一些新兴经济体同样面临着很多增长压力。例如，拉丁美洲国家、原材料出口国家（如巴西）等都面临着周期性问题的挑战。这充分表明，全球绝大多数国家仍然还处在比较低迷的状态。

八是大宗商品市场持续低迷，商品价格持续低位震荡。从全球大宗商品市场来看，农产品、能源、化工、金属等大宗商品的价格，一直处在低位状态震荡，短期内这种状态可能很难扭转。这种情况说明，全球经济仍然处于低增长状态。

九是国际油价有所趋稳，但冲高动力明显不足。国际油价继2014年跌幅达50%之后，2015年上半年呈现震荡上行后趋稳的走势，但布伦特原油在5月上旬最高时也未突破68美元/桶。到了下半年，国际油价继续呈现下滑态势，冲高的动力明显不足。

十是全球经济依然在低迷状态，全面复苏的转机尚未到来。目前，从全球经济发展的整体状态来看，无论是发达经济体，还是新兴经济体，乃至金砖国家，绝大多数国家经济增长的动力明显不足，仍然还处在比较低迷的状态。

二、国内经济变量：有喜有忧，政策频频出台，但经济下行压力依然严峻

一是房地产市场开始活跃，成交量有所上升。从2014年9月开始，一直延续到2015年，房地产开始持续推出新政，如出台首套房认定新标准出台，取消公积金贷款保险、公证、新房评估和强制性机构担保等收费项目，公积金贷款利率调整等，明显激活了房地产市场的人气，刺激了对房地产的刚性需求，但政策效应仍然有待放大。由于持续推出新政，2015年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和销售额都出现了回升（见表1）。

二是多措并举减轻企业负担，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在税费方面，继一部分小微企业开始享受免税政策之后，4月份，国务院决定清理规范涉企收费、下调燃煤发电上网电价和工商业用电价格、依法适当降低铁矿石资源税征收比例。在社保方面，3月1日起，失业保险费率从3%降低到2%；6月份，又决定降低工伤和生育保险费率，进一步降低了企业社保成本。

三是加快推进改革创新，进一步释放制度红利。6月份，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大力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支持农民工等人员返乡创业的意见》，此举就是要通过推出新的政策措施，鼓励支持大众创业万众创新，鼓励支持农民工等人员返乡创业等。10月1日开始，“三证合一，一照一码”登记制度改革又在全国推行，工商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机构代码证“三证”合为一证，提高了市场准入效率。

四是抓紧进行地方债务置换，保持平稳过渡。6月份，为了解决地方融资平台问题，使得地方融资能够平稳衔接，除了进一步扩大地方债发行规模之外，正式放开了城投债借新还旧，使用比例不超40%同时，还进一步放松了企业债发行。这些举措的纷纷出台，使得地方融资平台能够增加一定程度的回旋空间

五是优化投融资结构，积极促进投资稳定增长。面对投资下行和投资不振的迹象，2015年以来，从中央各个部委，一直到全国各级政府，纷纷推出了一大批符合条件的PPP推介项目。其主要目的就是要通过投融资体制改革和扩大开放，积极鼓励各类社会资本参与建设及运营。

六是培育新的增长点，积极推动新经济发展。5月7日，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大力发展电子商务加快培育经济新动力的意见》，19日国务院关于印发《中国制造2025》的通知出台。7月4日，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正式颁布。这些文件的出台，对我国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积极推动新经济发展将会起到重要的作用。

七是连续推出降准降息“双降”措施降低社会融资成本，离境退税政策扩大试点省市。至10月底，在2015年内，央行已经第五次推出降准降息的“双降”措施，为进一步降低社会融资成本提供了条件。在6月份，央行还取消了商业银行放贷法定上限，存贷比75%的限制正式松绑。同时，继海南省之后，自7月起，北京和上海两个城市开始执行离境退税政策，退税率11%。

八是对外贸易不稳定，进出口形势不容乐观。近年来，由于全球经济处在低迷状态，使得我国的对外贸易也出现了不稳定状态。从2015年的发展情况来看，出口不振，进口下降过快，造成顺差上升，人民币升值压力加大（见表2）。

九是制造业替代发展进程艰难，尤其汽车行业步入了低谷。2015年，制造业仍然处于比较低的增长状态，工业企业利润下滑（见表3）。上半年，轿车累销量494万辆，同比降低4.11%，创下历史新低；客车和货车销量分别为17.99万辆和91.84万辆，同比分别下降20.47%和40.46%。这说明，汽车产业在经过快速发展之后，增长速度开始回落。

十是股市呈现“疯牛”景象，暴涨暴跌的“股灾”令人大跌眼镜。上半年，股票市场出现一路高歌猛进的态势，但是，从6月15日之后，形势急转直下，大量股票频频跳水。到7月3日为止的14个交易日中，上证综指、深证成指、创业板指分别下跌了28.6%、32.3%、32.3%，下跌幅度与暴跌周期均已超出2007年“530”和2008年的大跌行情。这种景象，即使在海外牛市的中期调整中，也不曾有过，也可以称之为“股灾”。之后，股市进入了震荡走稳、“疗伤休养”的通道。

三、基本判断和主要结论

从2015年全球经济和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实际情况来看，国际国内经济发展形势依然错综复杂，不确定因素仍然很多。其中，影响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内外部经济变量，既存在着一些有利因素，也存在着一些不利条件，而且还在不断发展演变之中。

从总体上来看，在所有影响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国内外经济变量中，有利因素相对比较多一些，但不利条件的杀伤力也很大；内部经济变量的有利因素相对比较多一些，而外部经济变量的不利条件也有不少，甚至超过有利因素。

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影响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的内外部经济变量还在不断变化之中，需要密切关注，也需要积极应对；二是有利条件和不利因素正在不断转化，处于此消彼长的状态，有时候可以彼此抵消，有时候会此消彼长，不能掉以轻心；三是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基本面没有根本改变，短时期内发生突变的可能性不大，因此需要增强发展信心；四是中国经济下行的压力依然十分严峻，必须在各个层面和各个领域保持一定的增长动力，切实防止经济增长滑出“底线”。

四、宏观经济总体情况：“下行压力”中的“基本稳定”

2015年以来，在国内外经济变量的深刻影响下，中国宏观经济运行不仅面临着十分严峻的下行压力，而且经济增长也确实出现了一些下行迹象，但从总体上来判断，仍然呈现出了“下行压力”中“基本稳定”的整体态势。

（一）下行压力：依然严峻，需要化解

2015年，由于受到国内外经济变量的深刻影响，中国宏观经济运行仍然面临着比较严峻的下行压力，仍然需要密切关注，仍然需要通过努力得以化解。其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经济增长速度不稳，下行态势比较明显。2015年第一季度、第二季度和第三季度，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分别为7%、7%和6.9%，前三季度经济增长速度为6.9%，为2009年第二季度以来首次破7，呈现出了一定的下行态势。这充分说明，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明显不够。

二是工业增长减速明显，制造业增长面临结构调整。10月份，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仅为5.6%，再次回落到了6%以下，而工业企业利润总额持续呈现负增长态势。这表明，在中国经济下行压力中，制造业发展遇到的挑战尤为严峻，已经成为经济下行的一个重要因素。

三是固定资产投资逐渐下降，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尤为明显。1~9月，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16.1%，比8月份回落了0.4个百分点，延续近两年以来稳步下行的趋势。同时，尽管房地产提出了新政，但房地产开发投资的增速仍然呈现下降态势，自3月份开始跌至一位数，并且出现逐月下降的迹象（见表4）。

四是新增贷款规模下降，实体经济贷款需求不旺。中国宏观经济下行的压力，也在银行贷款增长方面反映出来。根据央行11月发布的数据，10月人民币贷款增加5136亿元，尽管比上年同期增加了480亿元，但比9月的1.05万亿元减少了一半以上，创下了2014年以来的近两年新低，大大低于很多机构原来的预期。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实体经济对贷款的需求不旺，实体经济发展比较低迷。

五是CPI处在低位运行，PPI和PMI表现乏力。10月份，CPI同比上涨1.3%，连续两个月涨幅收窄，保持在低位运行，明显缺乏上涨动力，全年涨幅可能在1.4%~1.5%之间，也将会低于2014年，说明通缩风险依然存在。PPI连续3个月同比-5.9%，处于2009年10月以来最低值。说明工业通缩情况还在持续。中采PMI为49.8%，低于市场预期且连续3个月低于临界值，表明国内经济持续疲弱。

（二）基本稳定：守住底线，结构向好

当前，对于中国宏观经济运行来讲，不仅面临着下行压力的严峻考验，而且经济增长速度也确实有所下降，但尽管如此，中国宏观经济运行依然在下行压力中保持着基本稳定。其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经济增长仍然处在合理空间，没有突破增长底线。2015年第三季度以后，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为6.9%，尽管出现了下行的迹象，也还存在着不小的下行压力，但是，经济增长速度仍然保持在7%左右。这说明，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依然还处在合理的增长空间，并没有突破6.5%的经济增长底线。

二是“二、三”产业结构出现转折性优化，呈现出向好趋势。2015年前三季度，第二产业增长6.0%，第三产业增长8.4%，第三产业增长速度超过了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51.4%，比上年同期提高2.3个百分点，高于第二产业10.8个百分点。同时，内需结构进一步改善，最终消费支出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为58.4%，比上年同期提高9.3个百分点。这说明，在经济增速总体下降和工业增速下降的前提下，服务业发展开始提速，结构调整和优化取得了一定效果。

三是商品销售稳中有增，呈现出增长有所回升的迹象。2015年前三季度，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名义增长10.5%（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0.5%），增速比上半年加快0.1个百分点。10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名义增长11.0%，增速比上月提高0.1个百分点；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1.0%，增速比上月加快0.2个百分点。1~10月，名义增长10.6%，增速比前三季度提高0.1个百分点；实际增长10.6%，增速比前三季度提高0.1个百分点。同时，前三季度，全国网上零售额为25914亿元，同比增长36.2%。其中，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达21510亿元，增长34.7%，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为10.0%；非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达4404亿元，增长43.6%。

四是工业生产结构有所优化，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增速提升。到2015年10月，尽管工业生产增长仍然小幅回落，但是，装备制造业增速回升，增加值同比增长6.8%，增速较9月加快0.9个百分点；高技术产业继续保持较快增长，增加值同比增长10.8%，增速比9月加快0.4个百分点，高于整个工业5.2个百分点。其中，医药制造业增长10%，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增长22.7%，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增长13.9%，信息化学品制造业增长9.5%。这表明，制造业在下行过程中，结构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优化。

五是城乡居民收入保持较快增长，人民生活水平继续提高。2015年前三季度，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名义增长9.2%，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7.7%，比上半年提高0.1个百分点。按常住地分，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名义增长8.4%，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6.8%；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名义增长9.5%，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8.1%。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为14460元，同比名义增长10.2%。三季度，全国外出务工劳动力月均收入3052元，同比增长9.1%。这表明，尽管中国经济面临下行压力，但城乡居民收入没有受到明显影响。

（三）基本判断和主要结论

从2015年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整体情况来看，一是宏观经济运行尽管有些起伏不定，但国民经济在新常态下运行仍然呈现总体平稳态势，并没有突破底线；二是“三期叠加”时期的矛盾和问题进一步显露，但仍然需要通过深化改革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予以化解；三是经济发展中的不确定因素依然很多，不可预见的因素依然不少，但经济发展亮点有所显现，经济、产业、需求、区域、收入分配等结构都有积极改善；四是经济增长的动力和要素出现变化，但经济发展的路径依赖有所转化，拼资源、拼环境、拼成本的方式有所转变，新经济、新产业、新行业、新技术、新模式等开始不断涌现。五是传统经济和传统产业发展面临不小的调整压力，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氛围正在逐渐形成。

就2015年而言，中国宏观经济运行仍然保持在可接受的合理增长区间，也出现了一些企稳和向好的迹象。但是，影响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经济变量仍然在发展变化之中，国内外不确定因素依然还有很多，经济下行压力依然严峻，经济增长趋稳基础依然不牢固。

因此，在2016年“十三五”开局之年，如果国内外经济变量不出现重大的突变，在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面没有根本变化的前提下，如果各项宏观调控政策措施比较得当，比较及时，比较到位，就可以认为，不仅可以继续保持全年7%左右的经济增长目标，而且一系列结构调整也会取得一定成效。

五、应对经济下行压力：重点推出五个方面对策

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在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之后，继续保持经济稳定增长，是中国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要前提和必然要求。新常态不是不要发展速度，而是需要在可持续发展基础上的速度，对于这一点，全国上下、各个层面、各行各业一定要有正确的认识，不能掉以轻心。

2016年是“十三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最为关键的是要发挥好宏观调控政策对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的作用。应该充分认识到，针对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现实态势，必须采取一些关联效应大、短期见效快、影响比较持续的宏观调控政策，有效化解经济运行的下行压力，切实推动宏观经济稳定增长。具体来讲，应该主要从以下五个方面着力。

（一）在宏观经济方面：调控政策要稳定，也要精准

一是适当调整宏观政策，放大调控政策效应。面对通缩的压力，应该对以往的宏观紧缩政策进行必要的清理，积极推出适时、适当、适度的宏观调控政策，如此，才能应对通货紧缩的风险。面对当前严峻的经济下行压力，各项宏观调控政策的出台，需要增强一定的力度，也需要增加一定的密度和频度，否则，宏观调控政策的效应就难以显现出来，甚至还会出现政策滞后的情况，进而影响到经济的稳定增长。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在经济新常态情况下，不是不要经济增速，发展仍然还是第一要务，关键是要形成有效需求，促进有效投资，提供有效供给，推动有效增长。

二是增强财政政策作用，发挥货币政策效应。目前来看，一方面在经济下行压力之下，除了央行积极采取“双降”以及适当宽松的货币政策之外，财政政策应该发挥更大、更有力的作用，尤其要在推动稳定投资增长、调整产业结构、消化产能过剩等方面等起到特殊的推动作用。同时，还要通过财政政策的积极引导，鼓励并推动各类社会资本投资。另一方面货币政策应该运用定向降准、降息、再贷款等操作工具提高存量货币信贷效率，加速资金周转，盘活存量，引导信贷进一步流入实体经济。尤其要降低企业贷款利率，可以通过贷款利率下降幅度大于存款利率的不对称降息，切实缓解中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让利于实体经济。

三是促进股市稳定健康发展，培育“慢牛”市场。2015年上半年的股市回暖趋势是好的，但犹如疯牛、妖股频现的情况，再加上间接融资不到位，就会对实体经济发展产生一定的抑制作用，因此，总体上来讲，应该积极创造各种条件和完善证券市场制度，以培育“慢牛”市场为好。同时，要降低新三板门槛，让更多的企业能够直接进入新三板融资，还有加快研究新三板做市商制度，活跃新三板市场的交易。此外，应该适时推出战略新兴产业板，可以通过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设立战略新兴产业板块，继续扩大直接融资的规模和渠道，适应创业创新企业发展要求和中国经济转型升级需要，从而成为弥补现有市场功能不足而设立的新市场。

四是适当扩大地方发债额度，加快投融资体制改革。应该充分认识到，目前存在的地方融资平台问题，是长期以来体制机制所形成的，不可能一夜之间得到彻底解决。在体制机制改革没有到位之前，融资平台需要形成对冲机制，发行地方债包括地方债置换是其中的一种方法。因此，可以在已经明确发行1.5万亿元地方债规模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加地方发债的额度，用于有效平衡和对冲地方融资平台的规模。同时，应该加快投融资体制改革，尤其要加快推动PPP模式融资规模。从中央政府一直到各级地方政府，都应该加快推动PPP融资方式，扩大PPP模式融资规模，可以通过进一步梳理和开放，将一些公共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以及一些相关的投资项目向社会资本开放。这样做，不仅可以减轻财政压力，也可以填补融资平台剥离后的缺口。

五是中央和地方形成合力，给予地方一定的政策空间。总体上来讲，在严格执行中央制定的各类宏观调控政策前提下，宏观经济层面上的一些信贷政策和货币政策，应给予地方政府一定的喘息时间。应该认识到，在中国目前的财税体制下，由于中央和地方政府在财权和事权上的不匹配，因此，在继续保持“稳健”的大基调下，可以给予地方政府一定的定向宽松政策，从而保证地方政府能够保持融资畅通，也会增加一定的回旋空间。

（二）在企业发展方面：微观政策要灵活，也要力度

一是在财税环节，进一步降低企业税费负担。目前，企业普遍反映税负太重，尽管这种说法有些偏颇，但确实也表明了企业希望减税的呼吁。当然，是否减税牵涉到税制改革大局，但对企业困境也不能等闲视之，哪怕出台临时性的应急措施也好。首先，可以进一步提高小微企业减免税额度。2014年10月起，月销售额3万元以下的小微企业，已经免征营业税和增值税，但由于起点不高，政策效应还是有限，当前来看，可以进一步把小微企业免征营业税和增值税的起点，提高到月销售额5万元甚至10万元以下。其次，把享受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的小微企业范围，从30万元以内（含）再适当提高，从而对小微企业形成强大的激励作用。再次，适时调整17%增值税“一刀切”的“红线”，采取“一升一降”的办法，对涉及“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新经济、新产业、新技术、新模式以及节能减排的企业和产品，可以适当调低增值税率，切实降低企业税负。

二是在社保环节，进一步降低企业社保成本。在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中，明确提出要“适时适当降低社会保障缴费的费率”。2015年2月，国务院决定把失业保险费率由3%统一降至2%，接着工伤和生育保险费率也有下调，这对于企业社保环节的减税降费来讲，已经有了良好的开端，但企业社保负担并没有相应减轻，反而随着社会平均工资上升而提高。这是因为，企业的劳动力成本增长非常快，工资增长速度超过了GDP增速。目前，企业成本高企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劳动力成本比较高，劳动力成本比较高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社保成本比较高。而要降低劳动力成本，降低社保缴费率是一个可行办法。从这个角度来看，应该积极创造条件，进一步降低企业的社保成本。实际上，社保费率应该与经济形势挂钩。如新加坡在20世纪80年中期遇到了最为严重的经济衰退，于是在1986—1987年把公积金缴费率从50%下降到35%，其中雇主的从25%下降到10%，此后随着经济稳定又逐步调高公积金缴费率。当然，在降低社保缴费率的同时，可以用国有资产的划拨和国有企业的分红支持社保。

三是在服务环节，进一步降低企业服务成本。目前来看，企业成本上升的不合理因素还有很多，必须予以清除。2015年4月，国务院明确提出要清理涉企收费，下调工商电价，这对企业成本下降具有重要作用。因此，除了继续加快取消一些行政事业性“任性”收费之外，还应该进一步关注企业服务成本的高企问题。目前，在服务环节还存在着两个方面推高企业成本的因素。分别是：公共产品提供方面比较高的服务价格，由于垄断因素形成比较高的服务价格，例如，物流环节成本、电信网络成本、银行收费成本等。

四是在创业创新环节，不仅要降低成本，也要降低门槛。当前，尽管面临经济下行的严峻压力，但是，在我国宏观经济运行过程中，新经济、新产业、新行业、新模式、新企业、新项目、新服务等正在不断涌现，“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氛围正在逐渐形成。在这种态势和趋势下，各级政府要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全面清障开路，抓紧清理整顿，全面取消不合理的各类证照。如“三证合一，一照一码”明显提高了市场准入效率。还有林林总总的评比、评级、上岗证等，都需要清理。因此，需要从制度设计、政策措施、体制机制、社会舆论等方面，为全民的创业创新活动创造基本条件和市场氛围。

（三）在扩大内需方面：消费政策要落地，也要激励

一是实施积极的鼓励消费政策，帮助消化过剩产能。应该看到，在近年来中国出口形势不容乐观的情况下，解决我国比较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除了积极调整产业结构和提升产业能级之外，推动国内的消费增长也是重要之策。因此，应根据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调整“有保有压”的原则，对一些重要产业领域，尤其是同老百姓生活直接相关的一些消费产品，可以出台一些促进消费的激励政策。比如，以前曾经实行过的家用电器“以旧换新”“家电下乡”等政策，不仅实施效果比较明显，而且老百姓也得到了实惠。当前来看，这种比较显性的消费激励政策，能够比较快地产生效果，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起到消化产能过剩的作用。

二是继续启动刚性需求，进一步活跃房地产市场。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房地产市场不仅与老百姓生活密切相关，而且还与很多产业发展息息相关，因此，活跃房地产市场，对于化解产能过剩，缓解地方融资平台压力，都会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目前来讲，针对我国房地产市场的高库存现状，应该推出更加积极有效的措施去库存，可以结合新型城镇化建设、户籍制度改革、农民工市民化等，重点是要在保障住房封闭管理和保住民生底线的基础上，通过进一步放松限购、进一步降低一套自住商品住房购买或置换门槛，进一步降低贷款成本、交易成本与持有成本，进一步扩大公积金使用，以及政府购买等措施，推动刚性需求成为现实需求。

三是降低进口商品税费，把流向境外的消费拉回国内。近年来，随着人们收入的增长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中国消费者购买力不断上升，使得“内需外流”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也折射出中国产业的困境。目前，中国人海淘对象已经从高档家电和奢侈品转向指甲刀、牙刷牙膏等家庭必需品，跨境消费年超万亿，生活必需品已经成为“标配”。这充分说明，我国在需求侧乏力的情况下，供应侧又面临着更加严峻的挑战。例如，2014年中国人买走了全球46%的奢侈品，但由于国外品牌商品在境内外的价差非常大，使得中国消费者倾向于境外购物。一方面2014年中国内地奢侈品市场首次出现负增长，较2013年下降了1%；另一方面中国消费者在全球奢侈品市场的消费上涨9%，达到3800亿元。因此，除了要积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之外，还应尽快降低进口商品的税费和价格，让消费者能够回归在国内消费，不仅有利于提升消费者福利，而且能够增加消费税收入，避免老百姓和政府双方面的福利损失。

四是加大宣传力度，扩大国外游客来华旅游规模。近年来，一方面是中国人出境旅游人数大幅增长，境外购物规模大幅增加，另一方面是境外游客来中国旅游有所减少，购物规模也比较小。尽管中国的海外游客减少有全球经济不景气、人民币升值等因素影响，但从未来发展趋势来看，海外游客的入境游仍然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和潜力。因此，应在大力提升国家整体形象的同时，进一步加大海外宣传，推动海外游客来华旅游签证便利化，进一步推动实施境外游客离境退税政策，扩大政策实施区域范围，提高离境退税额度规模，充分挖掘海南、北京、上海三个省市离境退税试点的优势，鼓励国外游客在中国购物消费。

（四）在外资外贸方面，对外政策要稳定，也要完善

一是整合各方力量，推进外资外贸稳定发展。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外资外贸历来是中国宏观经济运行发展中的重要支撑之一，面对近年来外资利用出现新态势和外贸呈现下行的新情况，目前最为关键的是要打好四个“稳定”的硬仗。即稳定思想共识，重申外资外贸的重要性；稳定外资预期，防止外资利用出现拐点；稳定外贸增长，继续保持中速前行水平；稳定外部环境，加快各类贸易谈判进程。当前来看，针对外资外贸出现的新情况，应及时推出进一步的刺激和支持政策，保持外资外贸稳定发展。

二是积极利用外资，稳定外资预期。目前，由于全球经济不景气，中国又逐渐取消了一些外资“超国民待遇”的优惠政策，外资三法合一，内外资企业实行统一所得税，再加上劳动力、资金等要素成本上升等因素，外资利用出现了一些不太稳定的状态，还有一部分外资开始向境外转移。当然，这种现象并没有形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但是，从利用外资稳定发展的角度来讲，还是应防止出现各个部门分别出台各自政策，对外资产生叠加效应，可能改变外资的预期。同时，应该充分利用上海自贸区进一步扩容，广东、天津、福建进行自贸区试验的机遇，通过扩大开放加快引进外资，对外资引进实行负面清单方式，还要不断优化外资利用的结构。

三是创造制度红利，稳定外贸增长。对外，要根据国际经济格局变化和全球经济治理重构的趋势，充分利用金砖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一带一路”等重大战略的实施，探索建立一批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平台和关键工程，增强中国经济在国际经济舞台上的影响力和话语权。对内，可以在已经出台的前期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基础上，不妨进一步把汇率调整到位，进而缓解中国外贸下行压力。同时，要加快外贸体制改革，切实减轻外贸企业负担，实行出口和进口并重，“引进来”与“走出去”并重。此外，可以扩大原油和大宗商品储备，由于黄金、石油、大宗商品价格在历史低位徘徊，可以考虑继续减持美国债券，扩大原油和大宗商品储备，提升这些商品的市场价格，应对国内经济通货紧缩的困境。

（五）在产业发展方面：产业政策要调整，也要创新

一是政府对产业发展政策作思路调整。从目前来看，尽管政府审批事项在减少，审批权限在下放，但依赖行政力量主导产业发展的惯性仍然很强，尤其在经济下行压力下，政府更加容易试图通过出台各类产业振兴规划，来解决产业发展碰到的问题。应该讲，这种做法的出发点不错，但实际效果并不佳，有时候还会走向反面。由于习惯于依靠行政力量主导产业发展，有可能向社会释放了错误的市场信号，也可能给企业发送了误导的信息，资源错配问题比较突出。由于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得不到充分发挥，造成了产业发展“一窝蜂”上和“一批批”倒的景象，可谓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因此，政府应该对产业发展政策作思路调整。总的原则应该是：对公共服务和公益事业类产业，政府应做好必要的发展规划和统筹安排；对市场竞争类产业，政府可以少做甚至不做发展规划，让市场起到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不妨引入“负面清单”模式，来一点逆向思维。也就是说，政府只规划什么产业是限制发展的，什么产业是禁止发展的，其余应该发展什么？还是让市场去决定，让企业自己去做选择。

二是加快推进产业替代发展的进程。目前，中国经济已经开始到了一个产业替代的发展转型时期。在这个发展转型过程中，尽管千头万绪，但总有轻重缓急，因此，既要谋划好未来的产业发展，也要兼顾好当前产业的生存。目前来讲，服务业和制造业的发展替代、战略性新兴产业和传统产业的发展替代、高新技术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替代、新经济和传统经济的发展替代，以及新商业模式和传统商业模式的发展替代等，都处在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时期。因此，还是要做到“两手抓，两手硬”，把握好节奏，也就是讲，不仅需要把握好未来发展趋势，推动好“新”内涵的产业发展；也需要推进好“旧”内涵的产业转型升级。

三是加快实施“互联网+”计划，推动产业创新发展。“互联网+”是创新2.0下的互联网与传统行业融合发展的新形态、新业态，因此，要加快对“互联网+”发展的政策、法律研究，营造推动“互联网+”快速发展的社会经济环境。尤其要高度重视互联网经济的战略地位和发展前景，宽容互联网经济创新，确立“先发展、后管理、在发展中逐步规范”的原则，对已经出台的相关政策进行必要的梳理。要积极扶持小微企业成长，在电子商务平台上，99%都是小微企业，但互联网的小微企业“小而不弱”，充满创新和变革活力，应在工商、税收、市场监管等方面采取“放水养鱼”态度，扶持小微企业做大做强。要制定国家云计算、大数据发展战略，要打破原有的利益格局，为普及云计算服务和大数据应用、减少资源浪费、促进效率的提升。

四是完善政府采购制度，推动新能源汽车扩大量产。目前，一方面中国汽车产业经过快速发展之后，2015年上半年开始出现了低谷，因此，需要寻找新的突破口。另一方面由于配套设施不完备、相关政策不到位等因素的影响，使得中国新能源汽车的市场推广慢、接受程度低，个人购买数量十分有限，也使得汽车厂商生产的新能源汽车产量低、成本高、规模不经济。怎么办？应该可以从政府采购环节入手，推动中国的新能源汽车扩大量产。应该充分认识到，中国庞大的政府采购规模，实际上可以直接转化成为扩大新能源汽车使用的最大的制度优势。从这个角度来看，对于全国新增或更新的公交、公务、物流、环卫车辆等，都可以通过完善政府采购制度，扩大使用新能源汽车，进而推动中国新能源汽车量产上一个新的台阶。

（原文刊于《上海经济研究》，2015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