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组织间关系如何可能:杭州市复合型社会组织趋向的观察
- 卢成仁
- 12110字
- 2020-06-28 07:49:46
第二节 社会复合主体的生成与实践
2000年以后,为了应对并解决经济社会转型过程中的治理困境,特别是探索城市社会治理的新形式和新路径,杭州进行了一系列的尝试:“和谐创业(2004)”、“生活品质之城(2007)”、“生活品质系列点评(2007)”、“都市有机更新(2008年)”。在过往经验和实践基础上,2008年杭州正式提出了“社会复合主体”的实践概念。事实上,早在2000年时,第一个社会复合主体——杭州市与浙江大学战略合作组织就已经产生,双方共同组织战略合作促进委员会,整合党政、知识、行业、媒体四界的各种资源,统筹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推进经济社会整体发展。因此,社会复合主体是指以推进社会性项目建设、知识创业、事业发展为目的,社会效益与经营运作相统一,由党政界、知识界、行业界、媒体界等不同身份的人员共同参与、主动关联而形成的多层架构、网状联结、功能融合、优势互补的新型创业主体。
社会复合主体生成与实践的背景,除了呼应当时国家面临的主要任务和核心关注外,更为内在的目标在于希望通过社会复合主体的运作,促进并达成地方政府职能转变。正如上文已说到的全能主义国家逐步退出后,政府既不能全盘包办经济、社会所有事务,但又不能放任不管,如何让社会组织承接公共服务职能,尤其是在社会组织发展并不完善、专业能力建设存在短板的情况下,成为城市社会治理的一道难题。社会复合主体的培育与实践,既能发挥党政体系引导作用,有利于政府规制和监管经济、社会项目的运作和实施,又能让政府从具体事务和琐细的组织工作中跳出来,专注于引导和方向的设定,从而实现从重管理到重服务的“有限政府”的转变。另外,现代经济的发展经常模糊了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界线,看似完全是经济领域内的事务,实际上也有社会效益和文化价值;看似完全是公益的社会领域内的事务,也有效益和“自我造血”的问题。针对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兼具的事务,如文创产业的发展就兼具经济、社会、文化的效益,同时又需要政府给予实质的资金和隐性的政策支持,以保证其兼顾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不偏离轨道,既能实现经济目标,又能达到社会发展、社会事业的目标。培育和组建社会复合主体,纳入党政、知识、行业、媒体等多界主体,既形成相互共生和促进,又有监督和规制,使得那些兼具经济效益的社会事业既能够发展壮大,又不偏离主业、方向。
【专栏】
培育社会复合主体的背景
1.培育社会复合主体是践行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科学发展观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要把改革创新精神贯彻到治国理政各个环节,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增强改革措施的协调性。当前中国改革已进入“深水区”,一方面改革直接涉及经济社会运行中一系列核心领域和深层次问题,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的关联度越来越高,依靠“单兵突进”的方式来推进改革已越来越难;另一方面社会结构、社会组织形式、社会利益格局发生深刻变化,改革所涉及的利益调整越来越复杂,改革的难度越来越大。深化改革,要求我们构建社会复合主体,通过社会不同群体主动参与、互为支撑,破除“条块分割”,推进改革措施综合配套、利益格局互动调适,努力实现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相协调,宏观改革与微观改革相协调,使改革兼顾各方面利益,照顾各方面关切,统筹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把社会的发展积极性引导到科学发展上来,把科学发展观贯彻落实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
2.培育社会复合主体是共建共享和谐社会的要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局出发提出的重大战略任务。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按照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总要求和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原则,努力形成全体人民各展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社会结构深刻变动,社会阶层越分越细、越来越多,社会主体日趋多元,在给社会发展带来巨大活力的同时,也使得社会关系更加复杂。由于社会主体多元分层,容易造成彼此间不了解、不理解、不协作,甚至造成矛盾和冲突,不利于社会和谐发展。从中国社会主体多元分层而社会组织结构单一的现实看,共建和谐社会单纯依靠分散、互不关联的社会主体显然行不通。共建共享和谐社会,要求在构建社会主体的探索中,既要继承东方传统社会组织构架中的有益价值,又要吸取西方现代社会组织构架中的合理因素,尤其要从中国国情出发,善于在融合中创新、在继承中发展,创造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体结构,也就是要把社会主体结构的“分立性”与“和合性”有机结合,探索出一种既基于社会多元分层现实、又具有互渗融合功能,既能最大限度地激发个体创造活力、又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社会复合主体。
3.培育社会复合主体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要求。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是中国共产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市民有序政治参与,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当前,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人们科学文化素养提高,人民群众主体意识和权利意识不断增强,民主参与的意愿更加强烈,但在现实中由于社会主体多元分层而社会组织单一,社会不同群体民主参与的渠道还不够畅通。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必须从中国国情出发,立足创业发展的实践,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监督权,让人民享有更多、更切实的民主权利。这就需要构建党政界、知识界、行业界、媒体界“四界联动”的社会复合主体,把社会不同群体的外在制约转化为内在关联,把社会不同方面的被动参与转化为自觉互动,推进协商民主,以民主促民生,以民主促创业,真正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发展成效让人民检验”,实现民主内容真实性与形式多样性的统一,民主与效率的统一、民主与发展的统一。
4.培育社会复合主体是转变政府职能的要求。提供公共服务是政府的主要职能,是现代政府的显著特征。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一方面,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越来越强,政府对社会资源的直接控制越来越少;另一方面,人们对公共服务的要求越来越高。而我国的社会组织发展不健全,它们承担社会事务的能力还比较弱,这使得政府职能的转移缺乏有效的社会组织支撑。在目前阶段,政府不可能也不应该采取“行政包办”的办法来全面承担经济、文化、社会及城市建设项目,但又不能“放任不管”。这就需要构建既能充分发挥党政引导作用,又能有序承接政府部分服务职能的社会复合主体,形成新型的公共治理机制,实现政府从“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从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变。政府通过社会复合主体参与相关事业发展和项目建设,可以直接发挥政府在规划、组织、协调等方面的作用,实现政府的延伸服务、创新服务,使公平与效率、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平衡得到切实维护,也使社会各主体在沟通合作中走向成熟。
5.培育社会复合主体是推进经济转型升级的要求。当前,经济发展面临资源、环境的双重约束,转型升级势在必行、迫在眉睫。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这是关系到国民经济全局的紧迫而重大的战略任务。以知识、科技、艺术等文化元素来提升经济发展档次,是我国推进经济转型升级、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所在,是实现从资源依赖型、投资拉动型向人才支撑型、创新驱动型转变的必由之路。一方面,知识型产业、文化型产业的发展需要吸纳资本,实行社会运作,在经济上能够自我运作;另一方面,知识型、文化型产业越来越多地具有社会事业的特点,涉及文化价值、社会效益、社会公平等决定发展方向、性质的重大问题,完全由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来办又行不通。这就需要构建一种能够兼顾公平与效率、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既以社会事业、社会发展为己任、又能实行经营运作、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复合主体。
6.培育社会复合主体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要求。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和目的。坚持以人为本,关键是尊重人的个性、激发人的潜力、发挥人的专长。由于人的才能多样性与目前“单位人”单一性、分割性之间的矛盾,人的全面发展、价值实现受到一定限制。特别是知识创业者有着自身的鲜明特点,一方面,他们往往不愿离开学校、科研机构、文化团体等知识源,他们需要一种环境和氛围来保持知识的更新;另一方面,他们又希望介入社会创业领域,在实践平台中发挥知识、艺术、文化才能,希望有相对自由的工作空间,以“候鸟型”“两栖式”的方式参与到实践中来发挥自己的价值。这就要求从人自身的专长和个性出发,构建一种开放融合的社会复合主体,创造让人才能够灵活变换角色的自主空间,为人的专长延伸、能力扩展提供新的平台,从而展示和发挥人的多样才能,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7.培育社会复合主体是适应组织形式网络化的要求。信息化和社会分工专业化,使得社会各主体之间基于价值链的合作、协同越来越重要,组织结构呈现扁平化、网络化,乃至虚拟化的趋势。组织的扁平化、网络化、虚拟化,使得人的主体意识进一步增强,节点功能得到强化,组织灵活性大幅提高,但与传统的“垂直型”组织相比,“网络化”组织的可控性相对较弱。在现实中,往往造成人际关系的无序状态,组织的执行力和功能发挥弱化。这就要求从事业发展出发,构建一种实体与虚拟相支撑、专职与兼职相结合、分工与协作相一致、民主协商与集中执行相统一的社会复合主体。
8.培育社会复合主体是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要求。当前,全球正面临一场严重的金融危机。党中央、国务院出台了一系列更加有力地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强调要把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作为首要任务。温家宝总理最近在主持召开经济专家和企业界人士座谈会时指出,越是在困难和复杂的情况下,越是要坚持科学民主决策,越是要增强决策的透明度,越是要加强决策民主监督,以保证“出手要快、出拳要重、措施要准、工作要实”的要求真正得到落实。在国际金融危机面前,党委、政府与企业是一条战壕里的战友,是一条船上的一家人,同处一个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一损俱损、一荣俱荣。面对国际金融危机引发的“冬天”,我们不能让企业孤立无援、孤军奋战、单打独斗,而要以最大的诚意、最优的政策、最实的举措、最佳的环境,为企业渡过发展的“冬天”提供一流的服务。企业必须履行社会责任,不能唯利是图;政府要加强社会治理和引导,不能放任不管;要在政府与企业之间形成一个互动交流平台。这就要求我们适应复杂多变的国际经济形势,构建党政界、知识界、行业界、媒体界等多方参与的社会复合主体,加强党委、政府和社会各界的沟通,充分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广泛集中民智,加强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大力弘扬敢为人先、和衷共济、决战决胜的精神,以坚定的信心和高超的智慧,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战胜前进中的困难,迎来更加美好的明天。
如果以上只是对社会复合主体概念界定与形成背景的说明,那么以下呈现的杭州丝绸女装行业联盟的案例,将在具体案例中来阐释社会复合主体实际运作的过程。
【专栏】
让丝绸与女装演绎美丽生活
2008年的8月,承载着中华五千年文明的丝绸,在备受瞩目的北京奥运会上,反射出全球媒体聚光灯的光芒。光彩夺目的丝绸礼服、设计精美的丝绸礼品,在奥运赛场内外受到了世人的赞赏和青睐。根据奥组委的合约,北京奥运会5个系列的颁奖礼服中就有2个系列是杭州企业制作的,在全国4家丝绸礼品特许经营企业中,杭州更是占据了3家。
新世纪以来,杭州女装悄然崛起。清新而不轻浮、休闲而不张扬、婉约而又时尚的杭州女装,正被越来越多的女性朋友用来装点她们的美丽生活。目前杭州的女装企业已逾2000家,拥有自主品牌350多个,占据了全国的半壁江山。当初“中国女装看杭州”的口号,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
2007年,又有一批关于丝绸女装产业的称号、中心落户杭州:中国商业联合会授予杭州“中国女装中心”称号、中国丝绸协会授予杭州“中国丝绸日”活动举办地,中国纺织工业协会授予达利集团“中国流行面料工程——丝绸流行趋势研究中心”称号。各类丝绸女装的活动:中国国际丝绸博览会、杭州丝绸女装万里行、中国国际女装设计大奖赛、武林衣秀、国际丝绸论坛……更是琳琅满目,精彩纷呈。
杭州“弘扬丝绸之府、打造女装之都”离不开深厚的文化底蕴、丰富的科教资源、雄厚的产业基础、强劲的市场辐射、知名度响亮的会展品牌、发达的女装产业等六大资源,更离不开以“杭州丝绸与女装战略促进委员会”为核心的战略合作平台。在这个平台上,党委政府、院校、研究机构、行业协会、企业以及媒体之间的精诚团结、共推共荣,促进了六大资源的有效整合,以产业、文化、旅游、会展、科研、信息、教育等方面的多层次合作,真正形成了一个振兴“丝绸之府”、打造“女装之都”的联合体。
四界联动:行业联盟的动力源
2001年,为发展女装产业,打响“中国女装看杭州”,打造“中国女装之都”,杭州成立了市女装发展领导小组,由分管副市长担任组长,成员由市相关职能部门组成。这个领导小组由纯党政界的代表组成,没有研究机构、行业协会和企业参与,它可以看作丝绸女装行业战略联盟的前身。
2005年,为进一步“弘扬丝绸之府、打造女装之都”,最大限度地整合丝绸与女装方面政、产、学、研、商等各类资源,推动丝绸与女装产业、文化、旅游的繁荣和发展,市委、市政府正式建立了“弘扬丝绸之府、打造女装之都”战略合作促进委员会。委员会成员有商务部领导、市委市政府相关领导和有关部门负责人等来自党政界的代表,有来自中国美术学院、浙江理工大学、中国丝绸博物馆等知识界的代表,有来自中国丝绸协会、杭派女装商会、杭州市服装设计师协会以及达利、汉帛等行业企业界的代表,还有杭报集团、《丝绸》杂志、中国女装网等媒体界的代表。委员会下设产业、文化、旅游3个专项工作领导小组,将原“杭州市女装发展领导小组”调整并充实为“杭州市丝绸与女装产业发展领导小组”。委员会主要有制定规划、完善政策、加强协调、整合资源四大职能。
至此,一个体现党政界、知识界、行业界、媒体界“四界联动”理念,整合从中央、省、市到区(县)相关资源,共推共享、多元统一、功能融合、有机串联的社会复合主体——丝绸女装行业联盟正式形成。而四界联动正是丝绸女装行业战略联盟的不竭动力之源,它给杭州的丝绸女装行业带来的是不可限量的活力、潜力、效力。经过4年来各项活动的开展和各类项目的运作,行业战略联盟的实际参与主体不断增加,运作流畅,关系密切,形成了战略委员会、办公室、院校、研究机构、协会、研发中心、生产基地、销售基地、展示中心、特色街区等多元主体纵横交错、条块互渗、主动关联的网络状结构。
杭州丝绸女装万里行活动:在多元互动中迸发活力
2008年,杭派女装品牌“杰施”在北京成功开设了两家专卖店,还有许多深圳客商慕名前来洽谈代理事宜,更是有一些大投资商直接找到公司表示希望可以投资该品牌。这一切都得益于“杰施”在杭州丝绸女装万里行活动中的精彩亮相。
从2004年开始举办的杭州丝绸女装万里行活动(前身是“杭州女装万里行”)是活跃于国内外各大服装知名展会的杭州对外宣传活动,它不仅向外界宣传了杭州的服装品牌,同时也形象地宣传了杭州发展服装产业的优良环境。5年来,由政府帮助搭台和资助的杭州丝绸女装万里行活动,足迹已遍布了几乎所有的省会城市及香港。参加活动的杭州企业已经从最初的不及200家增加到800多家,每年有2000名专业客商参与,成功地向国内市场推出了古斯塔·安娜、周仕依林、秋凝、吉芬、杰施等一大批新锐杭派女装品牌。经过5年的积累,作为活动组织者的杭派女装商会成功地建立起了“全国服装代理商网络”,与全国各地几千个代理商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如今,杭州的女装企业要想把产品推向全国市场,只要找到杭派女装商会,就可以事半功倍。杭州丝绸女装万里行活动已经成为杭派女装的宣传队、推销员。
杭州丝绸女装万里行活动就是在丝绸女装行业联盟的平台上,成为释放党政主导力、企业主体力、市场配置力的一个成功载体。政府、商会、企业同唱一台戏,不仅成功地打响了“杭派女装”的金名片,也为推动企业品牌、行业品牌、城市品牌的良性互动做出了重要贡献。
2007年,经过市委、市政府多方协调和周密筹划,首次合并举办的中国国际丝绸博览会和中国国际女装展,一共举办了12项配套活动,展位面积达2万平方米,标准展位近1000个,共有400余家企业参展,邀请了13个国家和地区的近3万名专业客商参会。同时,还组织丝绸女装企业参加了中国国际服装服饰博览会、香港时装节等重要展会。这些专业性会展活动,从不同方面推动了企业的进步,扩大了杭州女装的市场占有率。
中国杰出女装设计师发现计划:在多力融合中提升潜力
2007年6月27日,是一个值得在杭州丝绸、女装产业发展史上记载的日子。这一天,市委、市政府有关领导、专家学者、知名女装设计师、丝绸女装行业协会以及龙头企业的负责人聚集一堂,共同论证中国杰出女装设计师发现计划实施方案。会议指出,杭州发展女装产业必须实施品牌战略,实施品牌战略的核心就是培养一批顶尖级的服装设计师,杭州要把培养一批“国内一流、世界知名”的服装设计师摆到打造“丝绸之府、女装之都”重中之重的位置。会后,“中国杰出女装设计师发现计划”(以下简称“发现计划”)正式实施。
根据“发现计划”的安排,杭州市将在2007年至2017年期间,每年通过中国国际女装设计师大奖赛等重要赛事,选拔6位优秀的女装设计师赴法国、意大利、美国等国家进行为期1年至2年的专业培训。杭州市以全额奖学金的方式资助长期出国培训的设计师,奖学金额度为30万元至50万元。目前,通过市委、市政府与法国高级时装公会的战略合作,第一批设计师已经在法国开始为期两年的专业学习。同时,“发现计划”还将在国内外引进知名女装设计师10名至20名,在国内知名服装设计院校长期培养250名优秀女装设计师,短期出国培训优秀女装设计师和女装企业高层经营管理者200名,短期国内培训服装制作技师400名、服装制作高级工1000名。实施“发现计划”所需的培训费用在2000万元丝绸女装产业发展资金中专项安排,每年400万元,10年共4000万元。
在“发现计划”实施过程中,也活跃着企业、协会、院校的身影:万事利集团出资承办了作为“发现计划”选拔设计师的主要载体的“中国国际女装设计师大奖赛”,市服装设计师协会承担了“发现计划”的各项组织和服务工作,法国高级时装公会为培养设计师提供了优越的培训条件,各有关院校、研究机构和行业专家参与了选拔点评和培养设计师的有关工作,形成政府、院校、协会、企业、个人多元投入和共同经营的机制。
正是行业联盟让各方加强了信息沟通和资源整合,使市委、市政府清晰地了解丝绸女装行业发展的方向、企业成长的需求,从单纯扶持企业转到了扶持品牌、扶持设计师、扶持重大活动项目,然后在产业规划、资源、政策等方面做出相应的安排。而院校、行业协会、企业则在有关政策的引导下,凭借各自的资源条件积极参与,形成了“党政引导、多方响应、多力融合”的良好氛围,共同提升了杭州丝绸女装行业的潜力和竞争力。
2005年以来,中国国际丝绸博览会与中国国际女装展览会两展合一、世界一流丝绸女装产业基地、中国纺织服装信息商务中心等重大项目的实施,以及中国丝绸城、武林路时尚女装街、四季青服装市场的提升改造,无一不彰显了党政主导力、企业主体力、协会推动力在弘扬丝绸女装文化、提升丝绸女装品牌、发展丝绸女装产业中的巨大作用。正是因为这一多力融合的机制,丝绸女装行业的各种力量才凝聚成了一股强大的合力。
中国丝绸日:在齐心协作中提高效力
2007年10月25日,中国丝绸协会会长弋辉将“中国丝绸日举办地”的匾牌授给杭州市。“中国丝绸日”正式落户杭州。杭州市丝绸行业协会是促成“中国丝绸日”落户杭州的最大功臣。
为进一步弘扬丝绸文化,打响“丝绸之府”品牌,推动丝绸行业品牌与城市品牌、企业品牌的互动,由市丝绸行业协会与杭州市发展研究中心、杭州丝绸文化与品牌研究中心共同发起,提出了杭州申报“中国丝绸日”、开展“丝绸文化之旅”的建议,并邀请浙江大学、浙江影视集团、新观察机构的有关专家共同策划,形成了详细的策划报告与执行方案。中国丝绸协会于2007年4月回函表示“杭州举办‘中国丝绸日’活动的建议创意较好,意义较强,对于弘扬中华丝绸文化将起到较大作用,原则同意‘中国丝绸日’落户杭州”。
2007年中国丝绸日系列活动,市丝绸行业协会和有关方面共同努力,经过精心安排,发动行业内龙头企业共同参与,设计制作了“中国丝绸日”标识,组织了“我为‘中国丝绸日’喝彩”丝绸长卷签名活动,策划了中国丝绸产品流行趋势发布,举办了国际丝绸论坛,组织了“丝绸之路”跨国申遗万里行采风活动,举行了“中国丝绸日”落户仪式。一系列围绕丝绸文化的主题活动,唤起了人们对丝绸的美好回忆,让更多人了解了杭州的丝绸历史、丝绸文化以及杭州丝绸的现状。
2008年,市丝绸行业协会将在市女装办(市丝绸女装产业领导小组办公室)的支持下,进一步发挥丝绸女装行业战略联盟的优势,整合国家纺织信息中心、中国丝绸协会、中国丝绸博物馆、市服装设计师协会、杭州中国丝绸城管委会、杭州武林路时尚女装街管委会以及达利集团等多方资源,共同举办“中国丝绸日·中国从‘丝绸大国’向‘丝绸强国’转变的高峰论坛”“中国丝绸日·丝绸之美——达利丝绸工业园深度旅游系列活动”“中国丝绸日·天堂丝绸武林衣秀2008丝绸与女装流行趋势发布会”“中国丝绸日·丝绸之路跨国申遗境外采风图(照)片展”等活动。可以想象,这又将是一件让广大丝绸人感到骄傲的盛事。
完善的组织结构、成熟的运作机制,丝绸女装类的行业协会组织在推动行业发展的过程中充分发挥了“桥梁”和“纽带”的作用,成了市女装办的“工作伙伴”,成了政府职能转移的承接者,成了行业品牌不断提升的推动者。而协会与政府、协会与院校、协会与企业以及协会与协会之间的默契配合、协调一致更是提高了各项政策安排、各项活动的效力。未来之星设计师评选活动、杭州市十佳服装设计师评选、中国国际女装设计师大奖赛、杭州丝绸女装万里行活动、中国品牌服装市场大会、中国国际丝绸旅游产品设计大赛、服装制作技能大赛等活动都是由市服装设计师协会、市服装协会、杭派女装商会、市丝绸行业协会等操作完成的。
党政界、知识界、行业界、媒体界“四界联动”是丝绸女装行业联盟的最大内涵,在同一个平台、框架之中,不同主体之间通过经常性的交流、协商与合作,彼此沟通、彼此了解,形成了互相信任、互为支撑的良好氛围,这是社会复合主体发挥重要作用的关键因素。在这里,通过参与主体各自主动性、积极性的充分发挥,丝绸女装行业实现了时尚和传统的完美结合、产业和文化的有机融合、政府和企业的协同互动、精品和大众的相互依托、市内与市外的优势互补、技术和艺术的双轮驱动、产业和产品的提升发展。
丝绸女装行业联盟让古老的丝绸文化重新焕发青春活力,使年轻的杭州女装逐步走向成熟。我们相信,杭州人的生活将更加美丽……
实际上,社会复合主体的探索和实践并不只有杭州丝绸女装行业联盟一例典型案例,它只是社会复合主体类别中“行业联盟组织”里的一个。杭州在实施西湖综合保护工程、运河综合保护工程等重大社会性项目,发展茶、数字电视等特色行业以及培育休闲博览会、动漫节等会展品牌时,组建和培育了一大批涵盖面广,形式多样且特色鲜明的社会复合体;但总体上说,社会复合主体的类型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类。
1.行业联盟组织。这类组织以某一行业或事业的发展为目的,通过组织框架内不同人员身份的互补,实现管理与经营职能相互关联、文化与经济相互融合。在复合的方式上,主要通过建立战略合作委员会或领导小组或协调小组,整合党政机关、研究机构、高等院校、行业企业等相关资源,辐射行业协会、设计中心、展示中心、生产基地等行业主体,实现行业整体运作、联动发展。杭州市的丝绸与女装行业联盟、茶行业联盟、西泠印社、数字电视行业联盟、美食行业联盟、婴童行业联盟、工艺美术行业联盟、西博会复合主体、休博会复合主体、动漫节复合主体、城市品牌网群等复合主体,都属于这种类型。以丝绸与女装行业联盟为例,通过成立杭州市“弘扬丝绸之府、打造女装之都”战略合作促进委员会,集聚了杭州市有关部门、中国丝绸协会、中国美术学院、全国丝绸信息中心、浙江理工大学、丝绸杂志社、市丝绸协会、市服装协会、杭派女装商会、市服装设计师协会等国家、省、市相关机构,以及丝绸女装界知名企业;在这一战略合作框架下,再形成院校、研究机构、协会、研发中心、生产基地、销售基地、展示中心、特色街区等多元主体纵横交错、条块互渗、主动关联、优势互补的网络状结构,有效整合了产业、文化、旅游、会展、科研、信息、教育等资源,形成了振兴“丝绸之府”、打造“女装之都”的平台。在这个平台上,不同主体之间通过经常性的交流、协商与合作,把外部协调变为内部协调,把结果协调变为过程协调,通过信息和情感的交流,促进了相互理解,增强了相互信任,营造了良好的创业氛围,既降低了各类主体的协调成本和运作成本,又提高了各方参与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丝绸、女装行业实现了产业与文化的有机融合、政府与企业的协同互动、市内与市外的优势互补,使悠久的丝绸文化重新焕发青春活力,年轻的杭州女装逐步走向成熟。
2.项目推进组织。这类组织以实施对城市整体发展具有显著重大意义、社会效益和文化属性,又需要经营运作、持续管理的项目建设为目的,既是项目建设的协调管理者,又是开发经营者。杭州市的西湖综合保护、运河综合保护、西溪湿地综合保护、钱江新城建设、大良渚遗址综合保护等复合主体,就属于这种类型。以运河综合保护复合主体为例,通过构建以市运河综保委、市运河集团、与运河综合保护工程直接相关的下城、拱墅、江干、余杭4个城区和市交通局5个分指挥部为核心,以杭州运河研究院、运河研究会、中国京杭大运河博物馆、有关新闻媒体等为支撑的复合架构,来推进运河综合整治与保护开发。这一组织架构的最大特点,在于形成了“统一领导、市区联动,政府主导、市场运作,科学规划、分步实施,综合整治、保护开发”的运作机制,实现了党政主导力、企业主体力和市场配置力的“三力合一”,调动了市、区、部门积极性,搭建了专家、市民参与的开放平台,通过具体的项目把参与各方联系在一起,使各个方面以主动者的姿态介入其中,在彼此主动关联、创造中,实现协商民主,形成创业合力。杭州市先后实施了以“一馆二带二场三园六埠十五桥”为重点的运河综保一期工程,以“一廊二带三居四园五河六址七路八桥”为重点的二期工程,推出了以运河为中心的三条水上黄金旅游线。对工程涉及的运河影响区、风貌保护区内的历史文化遗存,始终坚持积极保护方针,高度重视运河遗产的真实性、完整性、连续性和可识别性,按照自然景观、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三位一体”的要求,以保护为目的,以利用为手段,通过适度利用实现真正保护,做到了应保尽保,实现了保护与发展“双赢”,找到了生态、社会、经济效益三者的最佳平衡点和最大“公约数”。运河综合保护工程使一大批历史文化遗存得以保护和修缮,自然和文化生态得以修复,旅游景观得以重现,沿岸居民生活品质得以改善。
3.市校联盟组织。这类组织以推进知识创业为目的,以项目为依托,形成城市和高校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合作的战略联盟。这类组织在主体复合的方式上,主要以党政界人士与专家、党政部门与院校的联合为主,同时产生相关经济组织作为支持。杭州市与浙江大学战略联盟、杭州市与中国美术学院战略联盟,就是这种类型的复合主体。市校联盟组织成为充分发挥浙江大学、中国美术学院的科技、文化、人才资源优势,实现市校发展共赢的重要载体。以杭州市与浙江大学战略联盟为例,通过成立杭州市和浙江大学战略合作促进委员会的组织架构,建立杭州市与浙江大学长期、稳定战略合作的总平台,委员会下设办公室以及发展战略和规划、科技和创业、人才和教育、建设和后勤、新农村建设、发展现代服务业、医疗卫生等7个专门工作组,推进专项合作。在战略合作促进委员会框架下,催生了“杭州市和浙江大学合作共建和谐杭州示范区”“浙江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浙江大学城市学院”“浙江大学亚太休闲教育研究中心”等一大批重大市校合作项目和组织。战略联盟的运作,带动了市校合作从临时性合作转变为长期性合作,从单一性合作转变为全方位合作,从一般项目合作转变为大项目合作,从自发性合作转变为有组织合作。正是因为有了市校战略联盟这一载体,杭州市与浙江大学的战略合作关系才有了实实在在的落脚点,才能将潜在的需求变成具体的合作,将潜在的资源转变为实实在在的双赢,使杭州市和浙江大学这对天然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走上了一条强强联合、共兴共荣的合作之路。目前,双方科技合作所申请、授权的发明专利占杭州全市的65%,2007年浙江大学和杭州企业签订科技合作项目900余项,仅“和谐杭州示范区”的投资就达230亿元。
实际上,在社会复合主体诸多功能中,还有一个隐而不张且有效的功能——社会教育功能。按杭州发展研究会一位副会长的话说:“社会教育功能的存在,这个不是说专门把大家召集来给你们‘上课’,……开会、研讨、活动,你去参加,我总点评…,我总点评这个活动、我参加‘生活与发展’研讨会这么个活动,让观点来影响观点,让一朵云推动一朵云,让一棵树摇动一棵树,用这种方式来实现,大家的观念就提升了。不是说我完全做,人人都要听我的,没有。它这种方式是对话式的,一种‘润物细无声’的方式,自然而然地、潜移默化地去影响你的观念。……那么复合主体它最大的功能是什么?对于我们杭州来讲,教育功能,千万不要忘了。十年前,这种教育功能,实际上对于政府的工作人员的意识、对于产业者引导的意识,包括对专家学者,它都是有教育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