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组织社会学视野中的复合型社会组织

一、谷仓效应及其对复合型组织的需求

当专家们以理论探照现实，乐观地预期全球化网络正在创造一个无缝对接、彼此相连的世界，市场、组织、个人比先前联结得更紧密，一体化正在大踏步进行；吉莲·邰蒂（Gillian Tett）却透过对2008年金融海啸时期危机的复盘，发现各大银行以及不同的金融团队各行其是，并不清楚彼此在做什么，就连同一家银行的不同团队（理应彼此整合）亦各行其是。同样，负有监管职责的政府部门，虽然抱怨银行业的短视和过度分工拖累了整体经济，但监管机构内部职能的零碎分散以及没有形成整合的组织架构，无法对金融危机做出有效反应，也使得危机的蔓延进一步加剧。因此，在吉莲·邰蒂看来，造成2008年金融海啸的原因是，组织之间以及组织内各个部门之间，将各自变成了一个个圆筒形的“谷仓”：只能看见自己上方小小的一片天，却无法突破谷仓的四壁围墙，更无法与其他谷仓联动起来。由此，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在一个全球化背景下人、事、物加速整合的体系里，就出现了所谓的谷仓效应，即像被筒型谷仓罩住形成的独立系统，个人陷入自己所属的部门、团体、学科和知识体系中；组织陷入自身的制度条例、运作体系和固定反应过程中，封闭狭隘，缺乏谷仓与谷仓之间的沟通和互动。只有垂直的科层制体系，没有水平的协同机制。

以“狭隘视野”与“部落主义”（tribalism）为特征的谷仓效应，不仅带来了金融危机，同样也能使一个誉满全球的超级企业趋向没落。1999年11月13日，在拉斯维加斯电脑展的主题演讲上，时任索尼执行长出井伸之展示了如一包口香糖大小的数码播放器，引起了现场一阵骚动。2000年前后，正是全球科技业面临重大革新的一个时间节点，网络技术的成熟及其所带来的网络时代，已成为各大科技企业发展最核心的挑战。索尼公司能否适应网络时代？能否在网络时代里推出如同随身听的风潮产品？这是科技同行、新闻记者、索尼产品的发烧友们最为关注的问题。当看到出井伸之所展示的数码播放器时，在场的大多数人应该都会感觉：没问题。因为索尼公司在随身听领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技术，公司内部拥有完善的电脑研发部门，且拥有众多音乐与娱乐公司的股份，可以说随身听领域的天时、地利、人和尽在索尼公司。不过，令人纳闷的是，同场演讲中出井伸之展示完口香糖型数码播放器后，马上又展示了一款笔型数码播放器。在电子产品销售领域发布新品时，往往以简单为原则，同一品类一次只发布一项产品，以免消费者（及自身销售人员）混淆。但索尼公司在这次新品发布中，同时展示两款数码播放器，而且还是分别采用不同专利技术制成的。在发布会不久之后，索尼公司又推出以“网络随身听”为名的第三项数码播放器产品。三项产品在市场销售中彼此竞争，索尼公司似乎是自己在跟自己打架，而这也预示了索尼公司在网络时代的没落。究竟是什么原因让索尼公司出现了这样的战略错误？如果从组织运作本身的角度来看，正是谷仓效应的形成导致了索尼公司的没落。索尼公司在出井伸之时代，将公司分为众多各自独立的专业部门（如消费者影音、通信、半导体、纪录媒体等），自负盈亏，以激发效率并实现产出的最大化。专业化的部门犹如一个个专业型的谷仓，尽管效率有所提升，可当专业型谷仓的管理层发现要自负盈亏时，他们就开始学习在公司内保护自己的部门（而不是公司），不再彼此分享创意，优秀人员不再跨部门轮调，部门与部门之间合作程度降低，彼此对抗却在升高，创新实验与长期投资逐步减少，组织内部以及组织之间都变得短视功利。因而，出现了两项同类产品在极其重要的全球新品发布会同时展示，三项同类产品在同一市场互相竞争的情况，这不过是索尼公司组织运作过程中谷仓效应的一个副产品，正是谷仓效应的存在让索尼公司在网络时代完败于苹果公司的iPod，趋向没落。

网络时代的两难困境就在于，一方面紧密整合，另一方面分散零碎，由分散零碎带来的危机和问题，则会随时冲散紧密整合的成果。那么，有没有可能克服以分散零碎为特征的谷仓效应？彭博（Michael Bloomberg）任市长时期的纽约市政府则提供了另一种思路和可能。在纽约贫民区发生的一次火灾里，消防员进入火情现场后无法突破受灾人所住的房间，在一旁围观的民众和消防员们都听到了房内传出的惨叫声，却束手无策，无法做任何事情来改变状况。是消防员不够用心，还是他们没有牺牲奉献精神？“9·11”时纽约消防员的英勇和奉献，是有目共睹的。因而，这一事件深深刺激了纽约民众、媒体的神经，民众对原因的追问和媒体的连续报道，也让纽约市政府开始深刻反思现有的市政管理体系：虽然人手和经费的短缺是显在的因素，但各市政部门信息、思维方式和运作体系的封闭化则是更为内在的原因。换句话说，各市政部门视野狭隘，没有与其他部门联动的“部落主义”，所形成的谷仓效应，是这一事件发生的更为重要也更为隐蔽的原因。彭博市长对市政系统谷仓效应的破除，在组织层面主要采取了两个措施。一是各部门办公空间保持开放，从外在的空间设置上强迫市政官员携手合作。他打破了纽约市政厅内传统小间办公室的设置格局，让市政官员都搬入空间宽阔的会议厅办公，每人一张同等大小的办公桌，而彭博本人的办公桌就在会议厅中间。二是将原先分散在各市政部门的专业信息数据系统，打通整合为实时更新、共同分享的综合数据系统。在火灾处理问题上，防患于未然是最好的措施，因而消防安全检查就变得极为重要。在这两项破除谷仓效应的措施实施之前，纽约市只有13%的受检房屋有消防问题；而在整合了消防局、房屋署、建筑局的人员与数据系统之后，受检房屋存有消防问题的数量蹿升到70%。同时，谷仓效应的破除使纽约市政府在毒品走私、处方滥用、废油处理等问题的管理上，也取得明显的效果。

社区与社会组织（包括行业组织）是社会治理这“一体”中的“两翼”，也是我国社会治理创新的两个重要对象，投入了众多的资源，取得了一些明显的成效，但也存在相应的问题。在社区层面，随着不同力量扮演把社区组织起来的领导角色，分化出了两种极致的类组织状态：第一种是类政府组织（相应采取政府主导社区治理），第二种是类社团组织（相应采取社区自治）。所谓类组织状态，是指无论社区朝着哪类组织演化，与社区中的家庭与居民生活的一些内容和过程始终不适宜，也无法完全被高度组织化以及严密制度所刻板控制。两种社区类组织化形态，不仅无法很好地达到社区治理“善治”“良治”的目标，还逐渐形成了各自的谷仓，没能协作解决社区的问题。而在公共服务领域，政府作为一种类别的组织毕竟注意力有限，公共服务完全由政府包揽，容易出现政府失灵的现象；但将公共服务职能交给社会组织、行业组织来承接，政府完全放手，没有过程监督和规制，容易出现社会组织俘虏国家的现象，进而形成社会失灵。在公共服务领域的解释上，也形成了这样一种两难的状况。

谷仓效应在组织层面上带给我们的启示是，要打破过分自成体系的谷仓，在一个个谷仓之间建立横向联系，形成相互的整合与联系。因而，打破社区类组织形态上的谷仓，破解公共服务领域政府失灵与社会失灵两难状况的方法，是形成一种类混合组织（政府与社团及不同社会主体），采取混合治理或复合治理方式。而混合或复合治理的成效取决于两大关键：（1）是否有合适的复合型组织出现；（2）有没有合适的运转机制，对外处理好组织与政府关系，对内处理好组织间、主体间关系，对“下”处理好组织与服务对象的关系。同时，在社会治理创新过程中，复合型组织究竟是作为一种补充手段还是一种整合性治理方式？这决定着复合型组织在社会治理创新领域能走多远。因此，本书以杭州近年来复合型社会组织的实践和探索为对象，尝试梳理复合型社会组织的形式、机制，讨论复合型社会组织作为一种平台的作用和效应，进而希望从组织方式层面为中国社会治理创新提供另一种思路和可能。

二、对组织间关系及其困难的组织社会学观察

对组织的分类向来有多种标准，但就组织间关系而言，存在着同类组织与不同类组织的差别。对于同类组织来说，一个鲜明的特征就是，从竞争走向竞合：当最初的竞争使两个或数个同类组织谁也奈何不了谁时，开拓和扩大市场、改善现有产业结构、增加各自竞争优势并阻止新组织进入的战略利益，使得原先的竞争者携手合作，形成一种组织间关系的连带过程。由单个组织走向组织间的合作，其中必然涉及组织间的分工、分配、协调、统合等事务和问题，因此组织间关系运作机制（也称为组织间统治机制）的讨论，成为组织间关系研究领域的基础。

在组织间关系运作机制的讨论和分析上，目前的研究主要形成了以下四种认识。

1．从资源依赖论和交易成本论出发的科层制。资源依赖论认为组织间对于互补性、控制性资源的不同依赖程度，使得焦点组织得以管控、制约、影响网络内的其他组织，从而形成科层制的组织间运作机制。交易成本论则认为，在组织间交换和流通的资源具有一定特殊性、稀缺性与不确定性，为使资源使用效率最大化、降低交易成本，对外部化的组织间关系采取内部化、科层制的运作机制，无疑能最大限度地增进组织的本身效益。

2．知识论基础上的组织学习机制。虽然知识有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之分，但从知识论的角度看，组织的核心职能之一就是应用、整合相关知识，从而在提供产品和服务附加值的基础上，获得组织持续的竞争优势。从有限理性的角度看，任何组织都无法穷尽产品与专业知识，向外部组织学习从而形成知识和认知上交流和沟通的组织学习，是组织间关系运作的基本机制。

3．基于社会资本的嵌入机制。组织间关系主要透过代表组织的各个具体的人来实现和拓展，所形成的正式与非正式关系也使组织间关系从单纯的经济交换走向一般的社会交换。因而，从社会资本的角度看正式与非正式的关系是组织竞争优势来源之一，正式与非正式的关系相互嵌入在组织间网络中，从而使基于关系的嵌入机制成为组织间运作的基础。

4．基于环境认识论的“合法性—调适”机制。对于组织来说，物理环境之外的制度环境对组织产生持续的压力，组织与人一样也存在着基于记忆的认知基模（schema），在这一认知基模上，组织倾向于采取符合制度环境的行为。而组织间运作既要形成符合制度环境的合法性，也会依随环境的变化采取不同的调适手段。因而，“合法性—调适”机制也是组织间关系运作的重要基础。

现有组织间关系运作上的科层制、组织学习机制、嵌入机制、“合法性—调适”机制，分别对应着威权、市场、信任、制度的维度，每一种维度分别形成一种组织间运作机制，这是我们从同类组织研究中获得的认识。同时，对于同类组织的组织间关系运作机制研究也带给我们另外一种认识：组织间关系最终是为了获得竞争优势和利益最大化，虽然其中也存在着自利和利他的结构性因素（或是自利然后利他，或是利他然后自利），但在这一情境下也存在着既要取得合作伙伴间的互补性资源，又担心合作伙伴投机行为（搭便车）的两难困境；即，组织间关系运作过程中，如何辨识和克制合作伙伴的投机冲动与自利行为。

现有的组织间关系运作机制研究，主要集中在同类组织上，对于不同类组织的组织间关系运作过程研究还比较少。杭州复合型社会组织的实践是观察不同类组织间关系运作过程的适切案例：复合型社会组织内，既有社会组织（以合法性为基础），也有市场组织（以效率和利益为基础），还有政府组织，三种组织的性质不同，在思考方式和行动方式上也存在着差异，如何协调并共同运作，这是一个问题。同时，不同类组织的目标、价值观、核心关注不同，承受压力的渠道不同，解决压力的机制也不同，彼此之间的跨越如何形成？复合与连带如何形成？从组织社会学的组织间关系研究视角看，复合型社会组织中不同性质、不同类别的组织结合在一起，有其特别的价值和意义：探索不同性质、类别的组织能不能建立起一种协同，又或是一种整合的关系（能不能形成一种关系，有没有可能形成一种稳定的关系）。

对杭州复合型社会组织的经验观察，可以回应不同类组织间关系的理论问题：不同类组织间关系运作机制，是科层制、组织学习机制、嵌入机制还是“合法性—调适”机制？是其中的某一种，还是互补的复合类型？如果是互补的复合类型，那么不同类组织的复合具有什么意义？解决了什么问题？是分工合作，还是形成共同体？如果说分工是一种交换的话，那么不同类组织交换的是什么？是利益、公共兴趣还是文化交往？如果说不同类组织间关系有其不同于竞争优势和利益最大化的理想目标，这一理想目标是通向共同体，还是通向“二政府”？组织间关系的研究历来是组织社会学研究进展相对较弱的一个领域，对于杭州复合型社会组织的调查和分析，不仅有助于理解复合型社会组织本身的问题，也有望提供组织间关系运作机制研究的案例，丰富组织社会学中关于组织间关系的讨论。

三、为什么选择杭州案例

杭州是我国著名风景旅游城市，人文荟萃，经济发达。2016年，杭州成为我国第10个GDP达万亿元的城市，进入了所谓的“万亿城市俱乐部”，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46116元，是我国名副其实的先发达地区。杭州市总面积16596平方千米，其中市辖区8000平方千米，城镇化率76.2%，在城市社会建设领域，截至2017年8月，共有7219个社会组织。自2002年开始社会复合主体的前期探索，2008年杭州在社会建设领域提出了社会复合主体的概念和实践，2014年又在社会复合主体的基础上正式发文确立了复合型社会组织的建设方向（关于社会复合主体与复合型社会组织的源起与发展，将有专章详述，此处从略），至此杭州的复合型社会组织已经走过近16年的探索和实践。复合型社会组织的实践，也从前期摸索尝试，走向制度化、正规化的内涵发展道路。不过，选择杭州案例进行研究，或者说杭州复合型社会组织的探索实践，也有其更深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动力。

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社区制是作为单位制的一种补充体制而存在的。换言之，社区治理长期处于国家治理体系的边缘位置，其更多是对“溢出”单位或无法进入主流生产体系的人员提供基本水平的管理与服务。这种状况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转型逐步转变。伴随单位制的解体，由街居制改革而来的社区制成为基层社会治理体制的主要构成部分，社区越来越多地承担起了公共管理、公共服务以及城乡基层社会自我组织、自我协调的重要功能。近年来，随着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改革目标不断践行，社区治理开始成为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核心构成，其内涵也较传统的管理和服务有了更大的提升和转变，更强调社区治理主体的多元化、社区治理手段的法治化、社区治理机制的精细化。社区治理从边缘到核心的上述历史进程，从根本上映射出的是当前中国在推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重塑社会支持体系的改革努力。

我国的社区治理现代化是指：在党和政府的倡导下，充分利用政府机制、社会机制和市场机制，特别是突出发挥社会机制的作用，协同政府、社区和社会、市场三类资源和力量，实现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区共同体或住地共同体。但我国社区建设中存在的一个严重的问题是社区的“准政府”色彩过于浓厚。按照居委会组织法规定，居委会是自治组织，履行其作为自治组织的职能，只是协助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开展工作。然而从当前实际看，居委会不仅仅是“协助”，更是具体的操办者和执行者。在社区治理上，总体来说，政府有待于从“主导者”加速转变为“协同组织者”。在社区治理过程中，急需形成政府、社会、市场的复合型治理方式。杭州是新中国第一个居民委员会（上城区上羊市街居委会）的诞生地，基于当代中国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近年来一直在政府、社会、社区三者协同治理创新上进行持续的探索，存在着复合型组织从社区外转向社区的内在动力。

几乎在所有发达国家，社会组织和各种社会力量都是多元治理结构的重要构成，它们在日常生活中承担了大量的社会秩序维持功能，从而使政府不至于直面各类社会冲突与矛盾。但这一功能的发挥是有特殊条件的：除了一些西方国家特殊的社会条件外（如基督教新教思想、乡镇自治传统），社会组织紧密扎根基层社会、嵌入社会公共生活是其积极发挥社会治理功能的重要前提。正是在这一条件下，各类社会组织得以反映不同人群的诉求和价值，并在价值观和利益多元化的时代发挥协调社会关系的重要功能。围绕上述历史进程和社会组织的功能、发展来看，我们若进一步深入追问其中的核心线索，可以将讨论的主轴锁定于社会治理中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模式问题。抽象来看，社会治理体系就是塑造社会公共秩序系统的一套结构性安排。其中，来自国家（state）和社会（civil society）的力量构成了这套秩序体系维系的重要依托。这两种力量的权力来源各不相同，国家权力来自科层体系的强制权威，而社会权力则来自社会契约与协商认同过程。在治理实践中，国家与社会力量互为补充、相互协同，共同塑造了社会生活中的日常秩序。以社会治理的目标（社区团结机制、多层次公共服务体系、社会组织体制和多元治理结构）为例，这些目标的实现无不需要国家与社会力量的合作治理。但需要注意的是，在不同国家和文化体系中，国家与社会间的关系模式存在显著差异（关于国家与社会关系，下文会有详论，此处从略）。

21世纪初以来，随着社会主体性的不断萌发和公众自我组织能力的不断提升，社会组织开始强调在国家主导下有序参与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然而，要在社会组织领域形成新型的国家—社会关系模式殊非易事。立足中观层次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国家治理所强调的纵向秩序整合机制与社会组织参与治理所借助的横向秩序协调机制各自暗含着一些相互矛盾的诉求，并在各自运作的领域中自发地排斥另一套机制的涉入。比如：纵向秩序整合机制本质上是建立在一元权力中心基础上的自上而下的命令协调机制，它借助等级化的科层管理架构和相对封闭的命令体系而运作，使社会生活按照某种预设的“秩序图景”来生成；而横向秩序协调机制则是产生于开放式社会的多中心之间，它的实现方式主要借助跨利益群体、党派、阶层的平等协商，形成基于多方“同意”的秩序。可见这两者在基本组织方式上都暗含着相互排斥的要素，因此任何一个社会试图将两者有机结合起来都会面临很大的挑战。就此而言，当前中国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过程必然会借助于一些特殊的制度和机制安排，从而使得来自国家和社会的力量在保持适度张力的同时相互合作形成治理合力。这个过程显然是一个高度强调实践逻辑的过程，而非单纯的宏观政策安排或“顶层设计”就能完美应对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理解杭州的复合型社会组织实践经验，并从中提炼出基于实践的机制性经验就显得极为必要。

本书对杭州复合型社会组织的调查，主要分两期进行：2015年5—6月，对上城区“333+X社区大服务体系”、“湖滨晴雨”工作室、“邻里值班室”、红巷生活广场、和事佬协会、凯旋街道社会组织服务中心进行调研。2017年6—9月，对杭州市发展研究会、杭州市城市品牌促进会、杭州市杭商研究会、杭州青年公益社会组织服务中心、杭州市萧山区区域经济合作发展促进会、凯旋街道社会组织服务中心、杭州市余杭区慈善总会、杭州西子女性联合会、潮鸣街道社会组织服务中心、杭州合欢心理咨询服务中心、微农公益服务中心、品之行生活文化体验坊、余杭龙坞“善水基金”进行调研，此外还对作为一种组织模式的杭州城市品牌网群进行特别观察和调研。调研的主要方法是对社会组织负责人和工作人员的半结构性访谈及社会组织内部与外部活动的参与观察，同时，文献资料的搜集整理所形成的对社会背景、行动理念和组织行为的深入理解，使本书以复合型社会组织实践为中心进行具有问题深度的讨论成为可能。同时，截至2018年6月，一直通过微信、微博、网站等社交媒体和网络对其中的一些社会组织进行持续关注和观察。

四、本书结构安排

2008年，杭州市正式提出社会复合主体的实践概念。社会复合主体的培育与实践，既能发挥党政体系的引导作用，有利于政府规制和监管经济、社会项目的运作和实施，又能让政府从具体事务和琐细的组织工作中跳出来，专注于引导和方向的设定，从而实现从重管理到重服务的“有限政府”的转变。但在社会复合主体运行过程中存在着一些难题，有些是复合主体内部运作机制的问题，有些则是社会体制的难题，如人员编制等。正是意识到社会复合主体面临的难题及其联结不同主体、组织的优势，杭州市委、市政府在2014年12月明确提出了复合型社会组织的探索和实践。本书第一章，对从社会复合主体到复合型社会组织转变的动因、社会背景等进行深入的阐述，认为从社会复合主体到复合型社会组织，实际上是社会治理向更精细化阶段的转换，是社会治理创新的必然要求。同时，呈现复合型社会组织与社会复合主体的异同点之后，提出对于复合型社会组织而言，实践中对运作机制的探索是个核心问题。

对于社会组织而言，没有相应的资源就不可能运作及发展，复合型社会组织也一样。有利于复合型社会组织形成和运作的资源，大体上可以分成四类：（1）物质资源；（2）人力资源；（3）精神资源；（4）象征资源。整体而言，大多数复合型社会组织相对较为容易获得来自行政体系的物质资源支持，行政体系物质资源获取的便利性与复合型的组织原则和组织架构直接相关。第二章在详细呈现复合型社会组织的资源获得、内部分配及资源使用上的特点之后，即进入资源本身对复合型社会组织自身发展动力具有怎样的作用和意义的讨论。同时，资源汇聚与分配机制是组织间关系较为基础的机制，而在资源基础上形成的同一运作机制在复合型社会组织与同类组织间关系中出现完全不同的效果。在对此进行解释的基础上，本章提出不能直接用同类组织间关系运作机制来理解和解释复合型社会组织的运作机制，这是考察复合型社会组织必须注意的问题，也是补充现有组织间关系运作机制分析上的欠缺的一个入手点。

复合型社会组织形成之后，必然会形成自身的组织框架和治理结构，这一组织框架和治理结构既是现代理性的产物，事实上也是组织发展的必由之路。而对复合型组织来说，因为具有不同机构、不同组织相互结合的性质，不仅需要在组织框架中接引不同机构、不同组织，更需要以理性的组织框架和治理结构达成不同机构和不同组织互相协调、共同行动的组织目标。整体上而言，复合型社会组织理性的组织框架、治理结构和组织内部运作过程，能较好地达成组织目标的实现，但也存在一些特别的现象。因而，第三章在承接前一章所提出的复合型组织架构区隔了组织内“克里斯玛”型领袖的产生，并影响了组织对活动选择的偏好和设计之后，使用“合法性上的效率”这个概念来解释复合型社会组织内效率与合法性同时存在的现象。同时，针对复合型社会组织内部运作中的项目制，本章提出组织内部运作既有“类科层制”方式，也有科层制方式；而复合型社会组织是采取“类科层制”还是科层制方式，既取决于制度环境，也取决于组织自身的选择：是“内部化”为行政体系“条块”的一部分，还是以引导、整合不同类组织为运作基础。不过，无论是组织框架、治理结构，还是效率或科层制，都与新制度主义背景下的“合法性”问题直接关联，这构成了本章理解和分析复合型社会组织的核心概念，并呈现其与同类组织间关系运作机制的差异。

声誉既是组织自身主动寻求的，同时又表现为一种社会制度，是社会对差异的一种正式与非正式的区分过珵。因而，对于组织而言，声誉既是外在的评价，又有内在的需要。组织动力的核心之一就在于激励，激励本身对组织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复合型社会组织的激励，既有内部激励也有外部激励。复合型社会组织中声誉和激励是怎样一种状况？内外交织的声誉和激励对复合型社会组织具有怎样的影响和作用？这是第四章讨论的主要内容。对于复合型社会组织来说，声誉是外来的，而激励经常会表现为内在的行动，声誉与激励相互结合的过程，也塑造了复合型社会组织行动的基本形态。同时，复合型社会组织的声誉与复合型组织架构内党政机构的合法性优势地位直接相关，而复合型社会组织的外部激励亦主要来自党政机构。从声誉到激励，合法性机制都在其中起到了关键作用，是组织间关系运作机制的基础，也是激励和声誉获得的主要条件。

杭州发展研究会、城市品牌促进会、杭商研究会在复合型社会组织中，无论是发展势头、影响范围，还是工作效能，都处于优势地位。为什么它们会与其他复合型社会组织形成发展的势差？造成这种发展差异的组织原因是什么？因杭州发展研究会、城市品牌促进会、杭商研究会都属于城市品牌网群，因而第五章将通过对城市品牌网群发展历程、组织结构（“组团+社团”）、微观运作机制的详细梳理，来理解和分析复合型社会组织发展势差的组织原因。除正式化、制度化的组织文化外，城市品牌网群中还有不被注意的、隐性的、非制度的文化，城市品牌网群内这种隐性的、非制度的组织文化具有绝不低于正式的、制度化文化的作用和影响力，这也是本章阐释的重点内容。在此基础上，提出城市品牌网群既是可以复制的，也是不可复制的观点：不可复制的是作为组织的网群，可复制的是作为一种组织模式的网群。

在复合型社会组织中，大多数情况下都有党政机构深度参与的背景，甚至组织已内部化为党政机构“条块”的一部分。第六章将通过对水酷生态村形成的社会背景、环境问题复合治理及新型复合型社会组织产生过程的详细阐述，来说明不同类组织中社会组织、行业企业等具有更强的运筹能力，同时能更大程度地利用市场、社会的资源来从事公益事业。2017年8—9月，中国公益界发生了一场关于商业与公益的争论，在此背景下利用市场、商业的方式从事公益事业时，复合型社会组织本身的组织架构是不是能有效规制、监督组织在公益轨道上运行，将公益价值作最大化发展，不仅事关中国公益界未来发展方向和道路，也关系到复合型组织架构的可复制性问题，是本章关注的核心问题。不过，就我们的研究而言，在水酷生态村的案例中，以是否存在政府的项目和经费资助为基础，杭州的复合型社会组织实践中出现了两种类型：一种是接受政府的项目和经费资助的复合型社会组织，一种是没有政府的项目和经费资助以社会组织主动关联形成的复合型社会组织。水酷生态村的案例，也是复合型社会组织向社区沉降时一种有力的实践和探索，可以称之为社区复合型社会组织。

第七章是结论章，对杭州复合型组织的类型和差异进行整体性论述，并以复合型社会组织的观察和分析为基础，与已有同类组织间关系运作机制研究相互验证，并补充现有组织间关系运作机制讨论的不足。复合型社会组织区别于同类组织间关系运作机制，主要有这样两种：一是基于公益理念的价值机制；二是基于制度环境的“合法性上的效率”。除了运作机制自身的差异，同一运作机制在同类组织与不同类组织间也具有完全不同的运作效果。事实上，复合型社会组织的探索和实践，已经从最初国家与社会关系框架进入国家、市场与社会三者互动的领域，因着这一特性，在水酷生态村拟向全国推广的小水源地保护模式中，就以复合型组织结构为核心来推出其“五个一”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