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 单一农户模型与集体农户模型的讨论与检验

在单一农户模型框架下，必须假定农户家庭成员具有共同的效用函数，因而可以用一个代表性家庭成员的效用最大化行为来模拟整个家庭的选择。但是农户家庭成员具有共同的效用函数是一个很强的假设，与新古典理论中每个人都应有自己的偏好的观点相矛盾，缺乏更为细致的微观基础。此外，单一农户模型仅关注农户之间的分配，忽视农户内部的资源分配和决策问题。单一农户模型认为，家庭内部的收入分配方式不会影响单一模型框架下加总的需求。但是一些研究发现，家庭中特定物品的预算与妇女收入的比例显著相关（Strauss & Thomas,1995）。例如在巴西，相比于收入由父亲控制，Thomas（1990）发现母亲控制收入对子女的健康有更明显的正向效应。此外，单一农户模型不能用来分析一些问题，如家庭内部的不公平问题、针对特定家庭成员的政策效果问题、农户家庭的形成和解体问题，等等（Donni &Chiappori,2011）。

Seiz（1995）对单一农户模型的批评源于单一农户模型得到的市场竞争均衡结果，忽视了家庭内部不同性别成员间潜在的选择机会差异，以及社会制度/标准刻画偏好、引导选择的内在机理。因而提出用博弈论作为一种新的分析方法来研究家庭内部有关性别关系的问题。

20世纪80年代以后，共同效用函数的假设不断受到来自理论和事实两方面的冲击，经济学家们将博弈理论引入农户家庭内部决策，出现了农户家庭成员具有不同效用函数的集体模型。与单一农户模型相比，集体农户模型的应用范围更加广泛。

Alderman, Chiappori和Haddad, et al.（1995）认为，通过分析家庭平衡各成员的需求可以得出更加有效的政策工具。当单一农户模型不适用，但仍用单一农户模型的分析结果来制定政策时，会带来严重的后果，如对女性的转移支付政策的取消使妇女和儿童损失直接的资源支持；相反，当单一农户模型适用但使用集体农户模型时，虽然会有政策目标锁定的效率损失，但后果没有那么严重。Beninger, Laisney和Beblo（2007）同时用单一农户模型和集体农户模型分析德国一项税制改革对劳动供给变化和政策福利的影响，发现两者所得的结果存在很大的偏差，并数量化了这种偏差，认为不能单纯用单一农户模型来分析这个问题。

在一个统一的框架内假设一个非线性家庭劳动力供给系统，Fortin和Lacroix（1997）开创性地同时检验了单一和集体家庭劳动力供给模型。运用最大似然估计方法，作者发现，在任何条件下都拒绝单一农户模型下对称的劳动力交叉效应；在大多数亚组中也拒绝劳动力收入加总的假设；对于没有学龄前儿童的家庭亚组，集体农户模型劳动力供给行为更为合适。

通过加入农户家庭生产部门，Aronsson, Daunfeldt和Wikström（2001）用瑞典农户的截面数据，同时用单一农户模型和集体农户模型估计家庭内部收入分配、个人闲暇需求和家庭生产的决策过程。在使用1993年的数据时，集体农户模型更加合适；而在使用1984年的数据时，单一农户模型与集体农户模型没有显著差别，此时不能拒绝新古典的共同收入假设。但该经验研究的结论是建立在家庭生产规模报酬不变，以及没有细分家庭生产的情况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