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义乌商圈”形成发展机制的再思考

（一）“义乌商圈”与“一带一路”倡议的耦合

1.“义乌商圈”的发展机制与“一带一路”倡议高度契合

“一带一路”倡议是遵循公开、公平的市场经济规律展开的，也是在中国政府的大力倡议和推动下进行的，它所倡议的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以及开放合作、和谐包容、市场运作、互利共赢等主张，正是“义乌商圈”形成、发展、外拓全过程中所体现的精神。“义乌商圈”的形成和发展是国内外相关区域、经济主体在市场化机制及规则下开展供应链、产业链分工协作的结果，它归功于所有参与其中的生产商、批发商、贸易商、物流商和金融、信息、中介等相关服务机构以及政府、市场管理者、行业协会等其他主体，当然，其带来的诸多经济效应、产生的价值创造效应也由上述国内外相关区域和主体所共享。纵观“义乌商圈”形成、发展、外拓的历程，其动力源和核心竞争力在于资源配置的高效率，它是对“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发挥政府的重要作用”的一个最典型、最生动的诠释。一方面，“义乌商圈”的形成和拓展是建立在市场力量驱动的客观经济规律基础之上的。长期以来，“义乌商圈”核心区义乌的主要出口市场正是“一带一路”沿线的南亚、中亚、西亚、中东、北非、东欧等地，这是因为上述地区对日用工业消费品的需求量极大而生产供给能力较弱，义乌小商品市场以销售日用工业品为主，并拥有以饰品、针织品、玩具等日用工业品为代表的特色优势产业，与上述地区具有良好的供需互补性。正是在这一供需耦合机制下，不沿海、不沿边的义乌逐步成长为国际小商品贸易中心，“义乌商圈”也日益拓展、辐射至上述地区，并成为一个开放、包容、共建、共享、共荣的跨区域分工协作体系。另一方面，义乌市党委、政府在“义乌商圈”的形成和拓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历届党委、政府在坚持“兴商建市”总体发展战略的同时，善于根据不断变化着的实际情况与时俱进地提出符合各个历史时期客观情况的具体发展策略，如20世纪90年代中期适时推进“引商转工”“工商联动”,21世纪初明确国际化发展导向，近年来逐步确立世界“小商品之都”发展目标。尤其是2011年3月国务院批复开展“义乌试点”以来，历届党委、政府注重更好地发挥“看得见的手”的作用，大力推进“义乌试点”各项改革任务的落地实施，在外贸监管服务体制、金融体制、物流体制、要素供给体制、涉外管理体制等诸多领域取得了突破性成果，形成了鲜明的体制机制和政策环境优势，并相继获批国内贸易流通体制综合改革、农村土地改革、新型城镇化等十大国家级改革试点，从而营造了良好的政策和发展环境，增强了“义乌商圈”的对外辐射和集聚能力。

“一带一路”倡议的关键与重点是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而这也是“义乌商圈”形成、发展、外拓过程中最核心的内容。在“义乌商圈”对外拓展的过程中，政策沟通居于重要地位，因为来自全球各地的各类经济主体拥有不同的商业背景、商业习惯，“义乌商圈”延伸、辐射所涉及的不同地区国际贸易的规则、监管政策等各异，因而国内外相关区域和经济主体在这一跨区域的分工协作体系之内进行沟通、交流、碰撞，经过长期的相互认识、理解、包容、对接、融合之后，形成了开放、合作、包容、互利、共赢的商业共识、商业规则和商业习惯。在“义乌商圈”对外拓展的过程中，设施联通是重要基础和支撑，包括对外公路、铁路、航空等线路的拓展，尤其是仓储物流设施的互联互通、共建共享。随着“义乌商圈”辐射范围从形成之初的义乌周边市、县（区、市）扩展至如今的全国、全球各地，义乌的国内物流网络已覆盖至全国31个省区市的1500多个城市，与宁波—舟山港、上海港等国内港口及全球主要枢纽港相连接，开通了至全国10多个大中城市及阿联酋迪拜、韩国首尔、泰国曼谷等地的航空线路，尤其是“义新欧”中欧班列开行频率越来越快、货源越来越广、货值越来越高、影响力越来越大、境外停靠站点越来越密，目前已在欧洲设立了4个海外仓、5个物流分拨中心，成为亚欧大陆互联互通的重要桥梁和“一带一路”的早期成果。在“义乌商圈”对外拓展的过程中，贸易畅通是最核心的内容，而“义乌商圈”本质是一个跨区域的分工协作网络，其形成正是基于国内外相关区域和经济主体以义乌小商品市场为纽带开展商品交易、产业协作的内在需求，促使“义乌商圈”的贸易网络从最初的周边地区逐步扩展至如今的全球220个国家和地区。在此过程中，为了推进贸易便利化、提升贸易畅通水平，义乌市大力争取海关总署的支持，使义乌小商品市场出口商品适用“旅游购物商品”监管模式，出口申报人不再提交《外汇核销单》、不再签发《报关单出口收汇证明联》和《报关单出口退税证明联》，企业申报出口商品归类由8000多个简化到98个；此后又按照国务院关于“义乌试点”批复文件（国函〔2011〕22号）的要求，积极申报、深入实施、着力打造“先进展示交易平台和便捷国际贸易通道”，力求使贸易效率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形成比较完善的现代商贸流通体系和便利化的国际贸易体制。在“义乌商圈”对外拓展的过程中，资金融通相当于这一跨区域分工协作网络的血脉，为了更好地服务于以义乌小商品市场为纽带的国内外经贸往来，义乌市致力于构建多层次、多元化、开放型的现代化金融组织体系，大力支持和推动金融机构为供应商、经营户、采购商等各类主体提供更具个性化、针对性的金融创新产品和服务，解决大额支付、长周期结算、分期付款等难题，并规划了占地面积1.7平方公里的金融商务中心。2013年8月获批的“义乌试点”金融专项方案提出了“以发展贸易金融为重点”，“加快形成与国际贸易综合改革相适应的金融体系，为促进贸易和投融资便利化提供有力支撑和保障”的要求，这包含七大方面任务：鼓励金融机构积极创新内保外贷、境外融资贷款等结构性贸易融资业务，探索建立义乌非居民个人交易数据库，允许符合条件的境外自然人在取得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后开立个人外汇结算账户，深化个人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试点，探索符合条件的个人直接以人民币结算进出口贸易等。在“义乌商圈”对外拓展的过程中，民心相通是这一跨区域分工协作网络得以稳固运行的根基之所在，义乌遵循“以人为本，服务不分国界”的理念，为来自全球的外商创造良好的投资、创业、生活环境，让部分在义外商参与社区管理、旁听人大会议、政协会议。良好的居住、创业环境使许多外商将义乌当作了第二故乡，在这里购车、买房、结婚、安家、生子。世界多种民俗文化、饮食文化、宗教文化等在此交融，大街小巷遍布阿拉伯、东南亚、南亚、非洲等不同地域风格的餐馆、酒店、酒吧等，新老中外义乌人在此和谐共处、携手创业。鉴于此，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4年6月5日举行的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第六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提到：“在阿拉伯商人云集的义乌市，一位名叫穆罕奈德的约旦商人开了一家地道的阿拉伯餐馆。他把原汁原味的阿拉伯饮食文化带到了义乌，也在义乌的繁荣兴旺中收获了事业成功，最终同中国姑娘喜结连理，把根扎在了中国。”如今，穆罕奈德的“花”餐厅已扩面一倍，在经营餐馆之外他还开展外贸业务，年营业额较之2014年增加了60%。

2.“一带一路”倡议为“义乌商圈”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一带一路”倡议的目标是要携手共建广泛的利益共同体，打造甘苦与共、命运相连的发展共同体，向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方向迈进，这正是“义乌商圈”各关联区域和经济主体的共同价值取向，今后更要以上述目标为指引，推进“义乌商圈”的外拓和发展。由前文可知，“义乌商圈”是一个建立在市场化机制和规则基础上的开放、互利、共享的体系，它发端于义乌小商品市场对外辐射范围和水平的提升，在国内外相关区域与经济主体以义乌小商品市场为纽带开展产品销售、产业协作、物流配送、品牌展示、金融服务、信息共享、劳务合作、技术转移、政务交流等的过程中，“义乌商圈”逐渐成为国内外商品、产业、人文、信息、资金等相互交融的大平台，成为一个超越时空、国界，并能够在全球范围内促进资源优化配置的利益共享大平台。未来，要按照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演讲中提出的把“一带一路”建成和平之路、繁荣之路、开放之路、创新之路、文明之路的精神和要求，聚焦发展这一主题，坚持开放包容、合作共赢原则，以经贸往来、产业协作为核心，进一步推动商圈内部各区域之间陆上、海上、天上、网上四位一体的互联互通以及生产要素有序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深度融合，全面提升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以线上线下相融合的新型市场体系优势助力网上丝绸之路、数字丝绸之路建设，力促商圈内部各相关区域和主体实现经济大融合、发展大联动、成果大共享，协力打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义乌商圈”。

关于“一带一路”倡议的方针和路线图，习近平同志明确指出：要“以点带面，从线到片，逐步形成区域大合作”。这是因为，“一带一路”倡议是一项宏伟、长远、系统的跨国工程，涉及跨境合作与交流的体制、机制、路径、方法、平台、载体等诸多方面，面临许多未知情况和困难，对于相关国家和地区之间的沟通协调要求极高。因此，必须充分预估其复杂性和艰巨性，有选择地在对外经贸往来、人员互动、文化交流等基础和条件良好的地区，培育、打造一批“一带一路”节点城市，重点布局“一带一路”合作交流平台、项目和载体，并在商品贸易、人员往来、资金进出等的便利化、自由化方面先行先试，积累经验，逐步推广，使其充分发挥“以点带面”“从线到片”的引领和推动作用。因此，作为“义乌商圈”核心区的义乌要进一步发挥拥有全球小商品的市场优势、通江达海的物流网络优势、国际贸易改革的政策优势、中外人文交融的环境优势等，勇扛旗帜、勇担重任、勇作“一带一路”的重要支点，将自身打造成陆上、海上、网上“丝绸之路”的节点。具体而言，可从如下几方面入手：

一是大力推进“一带一路”跨境商贸流通合作。以丝路新区、陆港新区为核心平台，集中布局更多的城市国际服务功能和国际贸易服务功能，包括跨境结算、跨境电商、国际货代、国际信用评估、涉外行政管理和服务等，力争将其打造成承接和服务“一带一路”跨境合作交流大项目、大载体的核心平台。进一步发挥现有的非洲产品展销中心、中国—东盟商品交易中心、中东欧产品展销中心以及多个国家级展会等的作用，为促进我国外贸展销平台和国际营销网络的建设，作出更大贡献。根据我国推动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实现本币互换和结算的战略构想，以“义乌试点”金融专项改革为切入点，大力推进与中亚、西亚、中东、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的人民币跨境业务。通过上述努力，着力构建“一带一路”市场合作带和商品流通链，将义乌打造成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日用工业品生产、营销的大平台。

二是大力推进“一带一路”跨境交通物流合作。加快建设国际陆港城市，尽早实现铁路口岸正式开放，并争取获批水果、汽车整车等进口商品指定口岸，大力发展海铁联运、公铁联运等多式联运，加快航空口岸建设，积极培育国际航空货运市场，增加更多国际航线，增强面向“一带一路”的交通物流功能。进一步促进“义新欧”班列增点、拓线、加密、提效，探索开展国际中转集拼、国际邮件（快件）运输和国际商务服务，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沟通协调，签订更加紧密的合作协议，着力打造“义新欧”中欧国际贸易大通道。大力推进义乌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建设，构建“义新欧+跨境电商”的商业新模式，助力网上“丝绸之路”建设。通过上述努力，将“义新欧”班列打造成“一带一路”建设的示范性项目。以“义乌港”内陆口岸场站、义乌国际物流中心、义乌城西物流中心、义乌空港物流中心、义乌铁路物流中心等为依托，打造现代化的物流服务平台，为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之间开展出口、进口、转口贸易和跨境电子商务等提供现代物流服务支撑。进一步推进与宁波舟山港、上海港以及国内外其他重要港口、边境口岸的无缝对接，尤其是强化与舟山自由贸易港区和宁波梅山新区的耦合联动，推动宁波舟山港港口功能和口岸监管功能向义乌国际陆港全面延伸，促进双核港口管理运营一体化和口岸监管无缝对接，共同拓展海港和陆港货源腹地，从而加快“义甬舟”开放大通道的建设。通过上述努力，使义乌成为我国连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交通物流大枢纽之一。

三是大力推进“一带一路”跨境文化科教合作。充分发挥义乌常驻外商多且大都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优势，与义乌本土企业、经营户等有着长期紧密交往关系的独特优势，以业已形成的人脉、商贸网络为依托，进一步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文化科教合作交流。以“摇响拨浪鼓·同圆中国梦”工程为核心载体，着力提升市场商品的文化内涵、传播价值和功能，用中国商品承载中国精神、传播中国文化、展示中国理念，将义乌打造成展示和传播中国梦、中国文化、中国精神的重要平台。充分发挥文博会、旅博会等的平台作用，大力引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文明健康、特色鲜明、积淀深厚的文化项目。深入研究中亚、西亚、南亚、东南亚、中东等的文化，在义乌有序建设一批国际文化交流设施。在国家相关部委和省委、省政府的领导、支持下，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文化科技机构的合作与交流，联合举办艺术周、科技周、文化节等活动。充分发挥义乌商贸实用人才数量多、占比高（全市40万人才中商贸实用人才占比过半）的独特优势，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主要城市商贸、文化、科教人才的交流。积极鼓励和支持义乌企业、经营户、普通群众等，前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经商、投资、创业、学习，开展文化科教交流。通过上述努力，着力把义乌打造成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文化交融的高能级开放大平台。

（二）基于区域分工贸易理论的“义乌商圈”拓展

本书第一作者在2006年出版的《义乌商圈》一书中曾从市场体系、支撑产业、商人群体、物流网络等不同层面对“义乌商圈”作了理论分析，揭示了“义乌商圈”的现状、特征与形成机理。此后十年来我们基于“义乌商圈”不断拓展的实践，又开展了新的理论研究，在原有基础上形成了一些新的认识和研究成果，以下部分集中阐明我们的新认识、新成果。

1．分工网络的国际化与“义乌商圈”的扩展

为了解决由于空间扩大而产生的分工经济和交易费用之间的两难冲突，促进分工的演进，带来更大的分工网络正效应和递增的聚集效应，必须找到一种组织形态，它既能降低交易成本，又能避免交易的组织成本，这种组织形态就是分工网络。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米切尔·斯宾思（A.Michael Spence）把网络定义为联系一组特定的人、物体或事件的一种特殊的关系类型，构成网络的人、物或事可以称为“行为主体”（actors）或“结点”（nodes）。作为介于市场和管理等级制之间的一种组织形态，网络的重要特征是“包含互相信任和长期愿景的合作以及得到遵守的行为规范”。不同主体之间的相互联结与渗透，最终形成它们之间复杂多变的网络结构以及丰富多样的制度安排。网络降低了契约不完全时的交易成本，代表了信息时代市场组织、企业组织的发展方向。就其主要功能而言，“义乌商圈”是一种分工网络组织，且是高度发达的跨区域、跨国界的分工协作网络。

在“义乌商圈”的核心——义乌小商品市场诞生之初，其分工网络主要辐射周边地区，此后逐步向外拓展，趋向全国乃至全球，从而推动“义乌商圈”的扩展。其内在机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增加分工协作网络参与者的数量。义乌小商品市场所提供的低成本、共享式交易平台，吸引国内外大量经营者以及商业资本投入到市场交易中来，促使生产商、批发商等积极建立与市场的紧密联系。随着交易规模的扩大，规模报酬递增效应日益显著，又吸引更多经营者进入这一分工协作网络，并进一步深化分工协作关系，从而促使“义乌商圈”的对外扩展。（2）降低分工协作网络参与各方每次交易的费用率。在义乌小商品市场内，由于商品价格信息集中，买卖双方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寻找到交易对象，从而降低交易成本；交易主体数量的增加使得交易对象的选择具有更大余地，经过多次博弈，违背市场交易规则的行为将受到惩罚，从而减少了不确定性因素所造成的额外交易成本；逐步完善的仓储、物流、金融、信息等配套服务，发挥了润滑剂的作用，降低了交易的摩擦成本。正因如此，义乌小商品市场吸引国内外越来越多的相关主体入场交易，或借助其所构建的联通全国乃至全球的物流网络开展商品配送，从而使“义乌商圈”得以大幅扩展。（3）降低分工协作网络中各方之间维持商务关系的费用。随着义乌小商品市场规模的扩大，以市场为核心的分工协作网络不断深化和拓展，各经济主体专业化生产、销售的水平日益提升，相互之间的依赖性日益增强，合作意向更趋强烈。尤其是各方交易次数增多后，相互之间的了解和信任度提高，从而使跨区域乃至跨国界分工协作网络的参与各方原先用于维系企业间商务关系的风险保障支出大为降低，越来越多的国内外经济主体和区域参与到这一跨区域分工协作网络中来，“义乌商圈”实现了由区域向全国、全球的扩展。

以专业市场为纽带开展跨区域分工协作，能够给参与各方带来利益的增加，并最终反映和体现为专业化产品在成本、价格上的优势，这就是区际分工协作的经济性。随着区际分工的细化，不断衍生出越来越多的新企业，这些具有前、后向关联的企业以及相关支撑结构在空间上的集聚，有利于增强区域的竞争优势。“义乌商圈”所带来的超额有效需求和区际分工本身具有的经济性，以及市场规模拓展引致的交易费用降低和交易效率提高，大大促进了相关区域间经济要素的交换。在国内外不同区域共享义乌小商品市场这一大规模交易平台的条件下，各区域之间的市场壁垒和其他经济限制不断减弱甚至消除。因此，区域间存在经常性的生产要素（劳动力、资本、技术知识）流动和货物与服务交换（见图0-2）。在这种开放的条件下，各相关区域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外部因素的影响，尤其是区域之间的生产要素以及货物与服务流动所受的影响最大。生产要素的流入会提高流入地区的生产能力，同时使技术知识得到扩散。区域之间货物与服务贸易的加强可以在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影响经济增长绩效。从供给方面看，有利于区域分工专业化生产的深化和生产要素的有效投入；从需求方面看，可以扩大输出需求。在此过程中，“义乌商圈”得以向外拓展，辐射和联动国内外更多的区域。

2．区域经济扩张与“义乌商圈”的拓展

从区域层面看，根据藤田昌久（Masahisa Fujita）、保罗·克鲁格曼（Paul R.Krugman）、维纳布尔斯（Venables）的基础—乘数模型，可以将一个地区的经济活动分成两类：一类是满足来自区域外部需求的经济活动，这是本地经济存在的理由，可称作该区域的“出口基础”或“经济基础”；另外一类是满足当地居民需求的经济活动。对于现代高度一体化的经济而言，一个地区要建立自给自足的封闭生产体系是不可能的，区域经济的存在主要是为了利用本地资源优势或历史上偶然形成的循环累积优势，为区域外更大的市场提供产品或服务。从这一意义上来说，第二类经济活动是由第一类经济活动所派生或引致的，故第二类经济活动对区域经济而言是“非基础”的。

假定一个地区出口部门的收入为X，该收入是外生变量，即由区域外部的需求（市场）决定，本地经济并不能控制这一变量；再假定出口部门的收入以固定比例a用于消费本地非基础部门的产品。由此可以得出：第一轮的出口收入X，在本地支出后会导致第二轮aX收入的实现，aX的支出又导致第三轮a2X收入的实现。这一过程如此反复无穷进行下去，利用一个简单的等比数列求和就可以得出这一地区的收入（Y）为：Y=X。它表明，一个地区的经济增长取决于区域外部对本区域产品的需求（X），以及获得这部分收入后在本地支出的份额（a）。当然，这建立在a是常数基础上，假定a是上期区域收入的函数，即at=kYt-1，且a存在一个极大值A，则可以确定X与Y之间的均衡关系（见图0-3）。

图0-3中，区域经济随出口部门收入扩大而增长的轨迹为曲线OM段和射线ON的NP段。但这产生了一个问题：在出口部门收入为XN与XM之间时，其所对应的区域收入Y有两个，分别是OM与NP所对应的收入，而哪个才是区域真正的收入就取决于区域经济是增长过程还是萎缩过程。区域经济增长过程中，当区域出口部门的收入从O逐渐扩大时，区域收入沿OM曲线逐步扩大；当区域出口部门收入达到XM时，区域经济相应增长到YM，此时区域出口部门收入的任何微小增加都会带来区域经济的巨大增长，区域收入瞬时由YM增加至YM＇，完成了区域经济增长的嬗变。同理，当区域经济由高端开始萎缩时，随着出口部门收入的减少，区域收入沿直线PN逐步降低，当区域出口部门收入减少到XN时，区域经济增长水平相应降低到YN；同样，区域出口部门收入的任何微小减少都会带来区域经济的巨大萎缩，区域收入瞬时由YN降低至YN＇。

由上述分析可知，区域经济的增长轨迹与它的萎缩轨迹并不完全一致，当区域经济增长达到M点时可以引起区域经济“向外聚爆”, M点是区域经济增长的突变点；当区域经济萎缩时，N点会引起区域经济“向内聚爆”, N点是区域经济萎缩的支撑点。因此，区域经济的增长能否超过突变点是区域经济增长的关键，这主要是由于：达到突变点可以引起区域经济“向外聚爆”，带来区域经济的巨大增长；在区域经济的增长超过突变点之后，即使区域经济处于萎缩过程之中，只要出口部门收入处于XN与XM之间，其区域经济收入就远大于与出口部门收入相同的经济尚未启动地区。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只有当区域出口部门的收入超过XM时，区域经济才算是真正启动。

可见，区域对外部门的收入超过突变点是如此重要，其对区域经济的支撑作用也十分明显。那么，究竟怎样才能促使区域经济达到并跨越突变点呢？大规模专业市场的存在是一个很好的途径。它可以在三方面提高交易的可靠性，以获得专业化经济的好处：一是增加区域分工协作网络参与者的数量（N）；二是降低现有每次交易的平均成本（q）；三是当参与者数量众多时，降低发展商务关系的平均费用率（r）。由此可以得出交易的可靠性与上述三者的函数关系，即P=f（N,q,r）。其中P与N正相关，与q、r负相关。

如果引入市场规模参数S，可以很容易地知道，市场规模越大，参与交易者数量越多，即S越大N越大；市场规模越大，保持现有交易的平均成本以及拓展交易的平均成本越小，即S越大q、r越小。因而可以得出：

根据全微分公式有：

两边除以dS，得：

利用前文分析结果，我们很容易得出上式大于0，即市场规模与交易的可靠性成正相关。可以用图0-4、0-5来表示两者之间的关系：区域对外收入X和交易的可靠性p正相关。

综上所述，在微观主体利益最大化决策的背景下，随着专业市场规模的扩大，交易的可靠性会越来越高；就区域而言，在寻求区域经济增长并试图跨越突变点时，要使区域出口部门的收入超过XM，就要求交易的可靠性超过PM；当市场的规模超过SM时，交易的可靠性就会大于PM。因此，当专业市场规模超过SM时，区域经济就可以“向外聚爆”，逐步构建起跨区域乃至跨国界的分工协作网络。当国内外众多区域和经济主体与某一专业市场紧密联动时，以专业市场为核心的全球分工协作网络随之形成，这就是区域经济扩张视角下“义乌商圈”的对外拓展机理。

（三）专业市场的经济有效性与发展前景

1．专业市场的多重经济效应

专业市场作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市场制度、市场体系、市场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最早孕育出市场力量的地方，也是国民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至2016年年底，全国专业市场总数达8万多家，年成交总额超15万亿元，带动了全国500多万家中小微企业发展，关系着1亿多人的就业。专业市场能够在我国长期存在、发展和繁荣，充分表明这是一种符合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经济组织方式，其生命力至少体现在以下几重经济效应上：

一是分工深化与交易效率的组合效应。对于中小微企业而言，由于生产规模较小、综合实力有限，构建上下游一体化的生产体系面临诸多困难，也缺乏竞争优势，因而开展专业化分工与协作是一种理想选择。然而，分工的深化也会使完成一件成品的交易次数增多，交易费用随之升高，甚至可能抵消分工所带来的生产效率的改进，这种由分工而产生的交易费用属于内生交易费用。按照杨小凯（1998）的定义，内生交易费用的产生是由于人们争夺分工的好处，这种机会主义行为使得分工的好处不能被充分利用或导致资源分配产生背离帕累托最优的扭曲价。专业市场的诞生和扩张使得市场容量不断扩大，原本开展一体化生产的企业发现扩大生产规模、深化分工协作更加有利可图，于是专注于产品的某一生产环节，并出现了生产与销售乃至研发、设计、物流、品牌运营等的分离。与此同时，专业市场拥有规模庞大的买者和卖者，增加了交易的可选择性，提高了信息流动的充分度，有效抑制了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机会主义行为。专业市场的管理者大都承担了威廉姆森（Williamson,1975）所描述的第三方规制结构中的仲裁者角色，为交易双方提供了契约公正实施的保证与质量监督，从而大大降低了交易双方因信息互不相通而造成的内生交易费用。由于专业市场主要采用“坐商制”，卖者因其商位固定而无形中向买者提供了信用保证和财产抵押，因而双方在议价交易过程中，普遍注重自身信誉的投资与长期交易收益预期的贴现，从而使得合作趋向持久，降低了内生交易费用。由此可见，专业市场在促进分工深化的同时降低了交易费用、提高了交易效率，有效地克服了分工深化与交易费用增加之间的矛盾，产生了组合效应。

二是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的协同效应。对于中小微企业而言，他们在获取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上均存在诸多困难，且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效应往往相悖。为了获得规模经济效应，企业必须将有限的资源要素投入到某一种产品的生产或产品生产的某一个环节，因而无法获得生产多种产品的范围经济效应；如果企业生产多种产品以期获得范围经济效应，其有限的资源要素就只能被分散利用，难以形成规模经济效应。专业市场则提供了一条使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效应相协同的通道。它由专业化的批发商来沟通供给与需求，且一个批发商可为众多上游生产企业和下游采购商服务。由此，生产同种产品的众多中小微企业尽管在经营上相对独立、空间上相对分散，但借助同一专业市场进行销售，形成了超越单体企业乃至跨国型大企业的整体大规模生产供给能力，从而获得供给和销售上的外部规模效应，使得供销成本被分摊，平均交易成本明显下降，形成了极具竞争优势的批发价格。与此同时，单个中小微企业尽管生产的产品相对单一甚至只能专注于某一个生产环节，但专业市场集聚了大量同类企业生产的不同规格的同类产品，买者可以在相关系列产品中做自由选择，因而从专业市场整体角度看，其获得了一种超越单个企业资源要素能力限制的范围经济效应，也可以说是以销售的范围经济效应破解了中小微企业生产的范围不经济难题。可见，借助专业市场这一组织形式，中小微企业实现了规模经济效应与范围经济效应的协同。当然，上述两大效应的协同不仅适用于与专业市场相关联的生产企业和批发商，也适用于相关联的配套服务企业，如仓储物流、金融服务、餐饮住宿、娱乐休闲、中介服务等机构。正是专业市场所带来的大规模商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等，才使得单个关联配套服务企业在不断扩大经营规模的同时，行业整体上能够提供多层次、多样化的服务，且单位成本趋于下降，从而形成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的协同效应。

三是集聚效应与竞争效应的共存。专业市场在诞生之初，尽管只是销售功能在空间上的集聚，但随着规模的扩大、软硬件的优化、服务的升级，更多的关联经济主体集聚在一起，提供仓储、物流、餐饮、住宿、娱乐、金融、广告、咨询等配套服务。一些大型专业市场还积极开展以供应链融资、商铺经营权质押融资、仓单抵押融资、人民币跨境业务等为代表的现代金融服务，以国际性展览会、全球性论坛为代表的会展服务，以购物旅游、文化旅游等为代表的旅游服务，以线上线下并行、多元集成为特征的现代征信服务，等等。由此，这些大型专业市场逐渐成为包含展示、洽谈、签约、支付、仓储、物流、售后、信用等诸多功能的服务综合体。关联经济主体和功能在空间上的集聚，使得相互之间可以以更加便利的方式，更低的成本提供服务和支撑，提升上下游一体化的竞争优势，降低包括搜寻成本、谈判成本、签约成本、执行成本等在内的交易成本。尤其是空间上临近所产生的内生信誉机制促进交易的达成和道德风险的降低，有助于相关经济主体形成更加稳固而长久的合作关系。专业市场内关联经济主体的空间集聚还产生了一种竞争机制强化效应。由于大量相同或相近产品的卖者以及规模庞大的买者集聚在同一专业市场内，买者之间、卖者之间及买者与卖者之间进行着广泛而重要的信息交流、商品买卖等活动。在此过程中，相关主体在各个层面之间的竞争是不可避免的，尤其是卖者之间在产品的价格、质量、品牌等方面展开的竞争最为激烈。正是这种激烈的竞争态势迫使生产企业不断推进产品和技术创新，促使销售主体不断提高服务水平，从而形成了专业市场引发的竞争机制强化效应，由此提升了专业市场整个供应链体系的运行效率，使之在与其他流通渠道的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

四是网络效应与传导效应的互动。专业市场内部的经济和社会联系形成了一个网络结构，即专业市场网络。它是在一定的专业市场范围内，各个行为主体（市场经营户、供应商、采购商、配套服务机构、政府及个人等）在交互作用中彼此之间建立起来的有利于市场交易顺畅进行的正式关系与非正式关系的总和。一方面，这种网络关系促进资源共享、优势互补，有利于产生新思想、新技术，并为各行为主体提供了一种接近无限次重复博弈的制度平台，使单个主体的行为无法逃脱自己过去发展起来的网络的约束，网络通过战略规划和工具调整使相关主体“深陷”其中，从而有利于克服相关主体的机会主义趋向。另一方面，这种网络结构所形成的共同文化，有利于培育网络成员之间的相互信任与合作，建立起彼此之间特定的知识与信息流通渠道，从而降低它们之间的交易费用。而专业市场内传递的信息可分为显性信息和隐含经验类信息两种。对于显性信息，专业市场通过编码化的方式将其传递到生产企业等主体。例如，市场上原料、消费品等的供求信息、价格信息可通过相关部门采集的信息指数等编码化途径传送到相应的生产企业，企业再根据这些信息组织安排生产。隐含经验类信息，则主要通过人与人之间的非正式交流与接触进行传播。例如，专业市场上各类主体在交易过程中的沟通、讨价还价，会隐性传递关于改进产品质量、创意设计、功能结构等的信息，从而促进产品的创新和换代。这种信息传导效应由于专业市场参与主体所构建起的经济社会网络而成本相对低廉，它对上下游创新的激发作用进一步强化了专业市场的网络效应，网络效应的增强又会产生更多、更强的传递效应，两者由此形成一种互动强化的机制。

2．专业市场的发展前景与方向

近年来，国内外经济形势风云变幻，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蓄势待发，尤其是互联网的大发展从“消费互联网时代”逐步迈向“产业互联网时代”，使得我国传统专业市场的发展面临诸多新挑战，如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二维码技术等的应用，使营销大幅突破时空限制，一些生产商越过批发市场、零售商等中间环节直面终端消费者，从而对传统大规模批发商业模式带来巨大影响。在此背景下，曾经风行一时的“专业市场消亡论”再次引起许多人的关注。我们认为，应从动态视角看待专业市场的发展前景。回顾专业市场的发展历程可知，必须把“专业市场现象”如实地看作一个不断变化、创新、转型、升级的过程。例如，将义乌的第一代小商品市场与目前最新的第六代小商品市场相比可以发现，无论是硬件设施、交易方式，还是主体层次、商品结构、管理水平等，均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露天交易的“路边市场”转变为线上线下有机互动的商场化精品市场，从现货交易转变为展销订单交易为主，从现金支付转变为包括银行汇款、在线支付、第三方平台支付等在内的多元支付方式，从简单的商品交易功能转变为包括商品展销、信息集散、价格形成、旅游服务、产品创新、技术交流、标准制订、规则输出等的复合型功能，这种变化在义乌小商品市场诞生之初是完全无法想象的。可见，我们必须用动态、发展的眼光看待专业市场的未来。我们相信，未来即使面临新一轮科技革命、产业变革、商业模式创新的挑战，只要专业市场能充分融入、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趋势，尤其是遵循生产、生活方式的新变化，借力现代科技手段改造自身的交易方式、物流体系、信息系统等，就仍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加之国内外大量分散的中小微生产企业仍需借助专业市场这一低成本共享式平台销售产品，而大量的中小零售商难以直接与生产企业对话，在商品采购中缺乏话语权，因而也需要通过充分竞争的专业市场采购商品，故在一个较长时期内，大量新型专业市场将以不断迭代更新的形态与时俱进，并可能迎来新一轮大发展、大繁荣。当然，一大批由于规模较小、主体层次不高、经营手段和设施陈旧而无法适应或不及时融入上述发展趋势的专业市场，将或早或晚地消亡。

从近年来我国专业市场发展的实践看，上述分化的态势已初步显现。以义乌“中国小商品城”市场为代表的一批全国知名的大型专业市场正在以创新功能、提升品质、培育品牌、推进国际化等为手段，努力从粗放型扩张向集约型发展转变，向着现代新型专业市场嬗变。而另一些专业市场则面临诸多问题，如规模偏小，档次较低，经营者素质总体不高；建筑破旧，配套设施不全，尤其是物流基础薄弱，辐射范围日趋缩小；创办者、管理者或经营者理念落后，品牌意识不强，难以适应现代商业模式、交易手段、服务内容创新的要求，面对新商业模式的挑战缺乏危机感。因此，我们认为，未来十年左右我国专业市场的发展或将经历一次重要的“洗牌”过程：一些交易模式和手段落后、改造升级缓慢的市场在分化、整合过程中有可能日渐衰落甚至消亡，或者被其他市场兼并、吸纳，这或将导致全国专业市场总数逐步减少；而一些主动吸纳融合现代技术手段、经营管理理念等提升自身功能和服务水平的专业市场，将有可能在规模、品牌、集聚辐射能力和范围等多个层面实现升级，逐步从区域性市场拓展为全国性乃至全球性市场，由仅作为一个流通环节升华为在社会再生产全过程中发挥独特作用的经济组织系统。

我们认为，专业市场的未来发展方向，必须适应生产、生活方式的新变化、新趋势。目前，我国迈入了经济新常态发展阶段，消费模式逐渐由模仿型排浪式消费阶段向个性化、多样化消费为主的阶段转变，投资需求逐渐由高强度大规模开发建设向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等领域转变，生产组织方式逐渐由大规模集中批量制造向小型化、智能化、专业化生产转变，市场竞争逐渐由数量扩张、价格竞争向质量、品牌、技术等为主转变。可见，我国专业市场尤其是大型专业市场的创新发展、转型发展，不仅要注重自身硬件、软件的改造提升，而且必须适应现代信息技术大爆发引领的商业新革命、新趋势、新变化，与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以及各类商业新模式跨界融合发展，通过专业化运营、企业化运作、标准化管理、连锁化经营等，在市场形态结构、交易方式、服务功能等方面实现革命性跃升。具体而言，可从如下几方面入手：

一是推进功能创新，由商品交易媒介向综合服务集成商转变。目前，我国大部分专业市场的功能主要是提供商品交易场地，以商品展示、洽谈下单、仓储物流功能为主，只有部分大型龙头市场的功能较为多元。现代服务业的兴起和繁荣对专业市场创新发展、转型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专业市场的交易对象不再局限于商品，还可以是服务。因此，专业市场创新发展、转型发展的必然选择是适应现代商业模式变革创新的方向，尤其是不同商业形态跨界融合发展的大趋势，通过引入零售、金融、会展、旅游、餐饮、娱乐等其他商业形态的创新模式和手段，推进商品服务化、服务综合化，打造跨界融合的服务集成商，从而使专业市场不仅发挥价值传递媒介作用，而且发挥发现、挖掘和创造价值功能。这也要求传统的市场管理者必须向现代商贸服务集成商转变，注重现代商贸服务功能的提升，以资本运作为纽带，通过线上线下市场融合、展贸联动、金融服务创新、加盟连锁、管理输出、兼并收购等多种方式，着力打造辐射全国乃至全球的现代化国际性商贸大平台。

二是推进商流创新，由中小微企业销售平台向品牌企业展销中心转变。目前，我国大部分专业市场的职能主要是为中小微企业（包括许多家庭作坊、手工艺个体户等）提供一个低成本的共享式销售平台，采购商以规模较小的二级批发商和中小零售商为主，市场内销售的主要是中低端产品，经营者主要依靠低廉价格、大规模批发开拓国内外市场，品牌建设较为滞后。总而言之，无论是市场交易主体还是交易客体，均层次偏低，并由此产生了恶性价格竞争、赊销经营风险、假冒伪劣产品、侵犯知识产权等问题。为此，当务之急是全力推进市场的品牌建设。由于市场经营户的规模普遍较小、实力较弱，在单独开展品牌建设上困难重重，因而应更加注重打造和提升市场整体品牌形象，大力培育和引进品牌供应商、品牌采购商、品牌商品等，有序引导专业市场逐步转变为极具品牌内涵的极致产品或精致企业的展销中心。

三是推进物流创新，由货物集散平台向智能仓储物流中心转变。目前，我国大部分专业市场的仓储物流体系较为粗放。一些专业市场的配套仓储物流场地散落于居民区中，带来了诸多安全隐患、交通拥堵和环境污染等问题。部分专业市场尽管在升级换代过程中建立了专门的仓储物流中心，但中心内的经营主体大都由原先的联托运部转变而来，数量众多，规模较小，硬件设施、经营模式、管理水平等较为落后，尤其是信息化、自动化、智能化程度低，业务流程主要依靠人工完成，难以适应现代信息技术大变革背景下仓储物流业高速发展、高效运作的要求，这已日益成为制约专业市场转型升级的一大短板。为此，应着力打破仓储物流经营主体各自为政、粗放竞争的现状，通过对现有的经营主体进行资源整合，培育若干家大型专业化仓储物流商；推动构建统一的智能仓储物流中心，运用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等现代信息技术和现代仓储物流技术，促进传统仓储物流设施的系统化、数字化、互联化、自动化、智能化建设与发展，并将商品在物理上的分散与信息上的集中相结合，实现智能化高效率配送。

四是推进信息流创新，由信息集聚发布平台向大数据中心转变。目前，我国大部分专业市场的信息服务主要集中于供需、价格、行业、政策等信息的收集和发布。尽管义乌“中国小商品城”、柯桥“中国轻纺城”、余姚“中国塑料城”、临沂商城等国内大型龙头市场分别编制和发布了“义乌·中国小商品指数”“中国·柯桥纺织指数”“中国余姚塑料城塑料原料价格指数”“临沂商城价格指数”等，且在国内外的影响力日益提高，并已成为许多市场主体获取相关行业信息的重要渠道，然而就总体而言我国大部分专业市场尚无力或未能对大规模交易数据进行搜集、挖掘和利用，因而无法为市场交易主体提供更为精准、细致的信息服务。因此，大型龙头市场应充分利用自身的规模优势和良好的基础条件，由信息集聚发布平台向大数据中心转变。通过与IBM、谷歌、亚马逊、百度、阿里巴巴等国内外在大数据开发和应用领域具有领先优势的知名企业合作，嫁接相关技术和资源，对实体市场、仓储设施、物流中心、货运场站、运输车辆以及相关电商平台的交易数据进行大规模采集、存储、统计、挖掘和转化利用，为市场主体提供客流分布、供需变化、价格波动、仓储状态、资金流向、货物运输等精准、细致的信息。

五是推进资金流创新，由资金流转平台向供应链金融中心转变。目前，我国绝大部分专业市场的金融服务主要是为买卖双方资金流转提供必要支持，少数市场尝试开展了仓单抵押、商位经营权质押融资服务。由于市场交易主体主要从事商品流通业务，大都属于轻资产型的销售代理商、小型批发商、零售商等，缺乏融资所需的相关抵押物；加之经营过程中往往存在业务淡旺季，时常对资金有短期周转需求，而大部分金融机构难以提供相应的资金供给服务，故使得市场中的资金供给与需求存在明显错位，成为影响市场运行活力提升的一大短板。为此，应着力引导、推动、支持与市场交易活动特点相匹配的供应链金融的建设，尤其是发展基础较好的大型龙头市场更应加快由资金流转平台向供应链金融中心转变。具体而言，就是要充分发挥市场建设管理者较为了解经营户及上游供应商和下游采购商、熟悉尤其是信用评价方面的优势，通过引入专业化的供应链金融服务公司，将各方的技术优势、信息优势、管理优势等进行整合，根据专业市场交易流程特点，有针对性地开发多元化的供应链金融产品，提供更为精准、灵活、完善的供应链金融服务，努力将专业市场打造成“资金池”和行业金融服务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