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宋代理学对古典儒学的致敬与回归是全方位的。为学目的与人生使命回归于“学以为己”的学问路径与优入圣域的生命归宿；制度建立与政治目的则复归于人人自我管理的大同礼乐盛世。这一种回归并非简单的重复，而是在种种内因外缘的冲击、磨砺下的重建，从某种意义上说，理学从兴起、发展至于完成，其过程不异于一场脱胎换骨式的革命运动。南宋湖湘学派的代表人物胡宏正生活于此波澜壮阔的文化重构与政治革新的历史演进之漩涡中。其学术思想承上启下，文章风格大开大阖，行文逻辑条理严密，开出一派新学问；其为人温恭有蕴藉，嶙峋又洒脱，务本且求实，树立了一代儒家新君子风貌。

宋代新儒学思想体系建构的完成时期，大约是在南宋乾道、淳熙年间（12世纪中后期）。在此期间，学派的发展渐趋稳定与成熟，基本形成了四种形态的思想成果，其代表人物也被后人赞称为“乾淳诸老”。

其一是以胡宏为代表的湖湘学派。胡宏主张“性一分殊”，关注对于性作为宇宙最高本体与人的生命本质、道德本质之同一性的诠释，同时提出“性体心用”的观点。本体的最高者——性体遍在于一切人、事、物，就其主宰与灵动作用而言，称名为心；就其流行与作用于一切事物，称名曰理。在社会公共生活领域中，人只有“尽心成性”，通过自我本心苗裔之省察发见而扩充圆满，才能返归宇宙大本之性，成为物我浑然一体而正名为“人”。与“性即理”的理学范畴之逻辑关系与次序不同，胡宏坚持“理即性”的观点。他强调“性气一体”的宇宙论建构方式，因形而上之性与形而下之气在现实世界中的相即而不离，胡宏主张“理欲同体而异用”。人欲的节制就是大本之性与天理的体现，而人欲的泛滥则是大本之性与本心的遮蔽，二者“同行而异情”，此所谓天理从人欲中看出。胡宏强调道德践履必须着实，从生活中时时刻刻磨炼意志，发明本心，而非脱离现实社会生活而谈论不食人间烟火的缥缈天理。而这与朱熹基于“理气不杂”观点的宇宙论而衍生的理欲截然为二的观点迥然不同。

其二是以朱熹为代表的闽学。朱熹发展完善了程颢、程颐的理学思想，重新诠释了“理一分殊”与“性即理”的理学命题。他强调天理的先天性、权威性与独立性，注重天理内化而为人之道德本质的理论建构，将因形而下之气所产生的人欲、人心与由形而上之道所赋予的天理、道心严格对立。在经验世界中，人只有时刻警惕与防范人欲的泛滥以及人心的危殆，才有可能在生命过程中真正体认天理，返归道心。在朱熹的理学体系中，因理一分殊，所以事事物物皆秉承天理所分殊之事理，我们必须在与人、事物的对待与处理中不断地摸索探求，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通过不懈之努力，终将实现天理的体认而优入圣域。

其三是以陆九渊为代表的象山学。陆九渊后来居上，直承孟子“尽心”说，主张“心即理”，强调先天人性之至善与光明，指明心不是一个缥缈隐约的“虚心”，而原本就是具备直接超越性而与宇宙同源、同体、同明、同一的“实心”。他反对如朱熹般支离地看待道心与人心，认为二者本源则一。在象山看来，修身问学的大道就是直接发明本心，从而顿悟彻达宇宙真理。他注重树立本心与人性之先验至善价值，认为先验之至善心体一经接触事物，就具有在经验世界中表达自身本质的必然性，这就是仁之四端。当我们扩充源于心体之仁义端苗而至于心之全体，则心与天理同源归一，人才能成就那个大写的人。

其四是以吕祖谦为代表的婺学。婺学又称“吕学”、“金华学派”，是浙东学派的重要一支。吕祖谦上本历史文献学的家学渊源，兼容并蓄，吸取胡宏、朱熹、陆九渊等人的理学精粹。他主张“心即天”，认为历史的发展演变过程就是天道作用于人世的体现，历史正是人事在天道作用下的演进与表现。吕祖谦“心即天”的历史哲学涵义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天道普遍贯彻于表达于自然、社会与人等一切现象。一切人事的变更与朝代更迭、自然现象的沧海桑田、生灭变迁，都是天道之流行与呈现。由此，人必须了解历史人物与事件，切身体会历史，从历史的演变进程观照天道，认识天道，从而顺应天道，将天道规律付诸社会生活实践，从而推进历史。另一方面，历史也是人的主体性活动的呈现。“主宰者谓之心。”人只有实现自我本心的回归，才能成为自体生命的主导者，才能真正进入历史，参与历史，创造历史。

基于不同的思想维度，各学派之精英学者对儒学的宇宙论、人生论、工夫论、价值论、历史观以及政治观等方方面面进行了整体性思考，历经几代学人的努力，最终完成各具理论特色的四种理学形态。在南宋时期，这四种学派都曾经发生深刻的文化影响，彼此间既有借鉴与吸收，也有质疑与批评。由于种种原因，其间三大学派逐渐衰微，至于元明时期，以朱熹为代表的闽学逐渐成为学术与官方的主流学派，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形态。如果以晚唐五代比之欧洲的中世纪，那么宋代的“新儒学复兴”可比为欧洲的“文艺复兴”，为中国思想文化史上一个全盛的文明巅峰。至于明朝中叶，阳明学崛起，才接续象山学之心传，打破朱熹理学在几百年间因固守成说而无思想开新的僵化局面，理学运动又攀上一个新的巅峰，而似南宋乾道、淳熙年间理学运动之学术高潮以及书院讲论之盛况，则无法重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