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文化危机与宋学兴起

历史的低谷，不仅仅表现为政治生活的靡乱。在思想史上，五代也是极为贫乏的时期。动荡黑暗的社会时局使得民众更加依赖佛教以寻求精神慰藉。宋代就创建于五代末期的文化低潮中，而较稳定的政治格局一旦形成，百废俱兴，文化思想的重构就成为其中最重要的任务之一了。

晚唐五代以来，进士轻薄，且沉溺于声律浮华之词，在场屋中猎取富贵。政局的动荡，文风的颓败，使得稍有抱负理想者遁入山林，以求往生与顿悟为矢志。其时，文坛流行的诗歌大多为“弦吹之音，侧艳之词”（《旧唐书·温庭筠传》）的花间一派，内容也多局限于闺阁宫闱，很少关注现实政治与民生疾苦。陆游《跋<花间集>》说：“方斯时，天下岌岌，生民救死不暇，士大夫乃流宕如此，可叹也哉！”没落的不仅是文学，文学的颓废是思想学术之僵化与疲弱的表征。清代经学家皮锡瑞说：“经学自唐以至宋初，已陵夷衰微矣。然笃守古义，无取新奇；各承师傅，不凭胸臆，犹汉唐注疏之遗也。”经学专注于训诂，固守经传，不求义理，走入僵化，缺乏原始儒家刚健进取而开放包容之精神。原始儒学以性与天道为治学与生活目的之精神久旷于世。

宋初，宰相赵普对宋太祖说：“陛下以尧、舜之道治世，以如来之行修心。圣智高远，动悟真理，固非臣下所及。”宋代仍采取三教并用的治国方略。赵宋立国之初，科举考试仍然沿用唐代《九经正义》为标准，不离唐人旧疏之轨辙。而此种守旧的学风已不能满足新时代的精神需求了。宋统一中原，奖励儒学，宋太祖曾宣告臣属：“朕欲尽令武臣读书，知为治之道。”宋初兴起的读书风气，首先体现于文学。

首开宋代文学新风的仍旧是泰山学派的石介、胡瑗、孙复，三人被后人称为宋初三先生。

宋初，杨亿、钱惟演、刘筠等人崇尚李商隐与唐彦谦的雕丽诗风与铿锵韵律，将辑录了两百多首诗歌的《西昆酬唱集》宣之于世，由此承接晚唐诗风的西昆体成为当时诗坛上独领风骚的诗歌流派。欧阳修著《六一诗话》追忆西昆体流行之盛况说：“盖自杨、刘唱和，《西昆集》行，后进学者争效之，风雅一变，谓之昆体。由是唐贤诸诗集几废而不行。”某种意义上，西昆体可说是晚唐五代花间派风格的延续。当时，继承韩愈古文运动的学者石介、孙复等集于泰山讲学，对此诗风进行了严厉的批评。石介做《怪说》批评西昆体穷妍极态，缀弄花草风月，为一怪现象。石介秉持儒家民本政治思想，认为文学内容须“本于仁义”，重申文学之政教功用，对宋初浮夸靡艳的诗风与狭隘的诗歌内容予以激烈抨击。

宋初三先生石介、胡瑗、孙复均继承唐代古文学派的共同使命：批判佛道，倡导儒学。石介创建泰山书院，与孙复等以《易》、《春秋》教授学子，提倡“重义理，不由注疏之说”，开宋明理学之先声。胡瑗设立“经义”、“治事”两斋，“经义”斋选取心性疏通，有大志者，讲明六经。“治事”斋则分科目以专攻一类，如治民、讲武、堰水等。经义重学理，治事重实践，各有所取。胡瑗弟子刘彝称赞胡瑗的教学方法为“明体达用”的学问。同时，孙复、石介重《春秋》，重申“尊王攘夷”要义，与胡瑗、徐积等互相呼应。宋代之学风、文风经此有一大转折。这种学理与实践并重的古典儒学教育理念之重申与“尊王攘夷”辟佛运动的开展代表着宋代理学运动肇兴开端。

仁宗庆历三年（1043），由范仲淹、富弼、韩琦等人主导的以吏治改革为核心的“庆历新政”拉开序幕。至仁宗庆历四年（1044），昭天下州县立学。宋祁等上奏曰：“今先策论，则文词者留心于治乱矣；简程式，则闳博者得以驰骋矣；问以大义，则执经者不专于记诵矣。”宋祁等提议改革汉唐偏重训诂文辞之故辙，强调诠释经典应表达思想，作文应避免文词繁琐浮夸与不切时弊的旧病。其呼声得到一班变法改革学者的呼应。文章风气由此得以改观。

钱穆先生论两宋学术云：“宋学精神，阙有两端：一曰革新政令，二曰创通经义，而精神之所寄则在书院。革新政令，其事至荆公而止；创通经义，其业至晦庵而遂。而书院讲学，则其风至明末之东林而始竭。”“革新政令”于宋初有范仲淹倡导的庆历新政，中期有王安石主导的熙宁新政。钱穆论“创通经义”至朱子而完结，则昭明朱熹在宋代思想史上集大成的重要地位。据王应麟《困学纪闻》所载：“自汉儒至于庆历间，谈经者守训故而不凿。《七经小传》出而稍尚新奇矣，至《三经义》行，视汉儒之学若土梗。”

刘敞作《七经小传》，以义理诠释经典，开北宋之创先圣新意的学风。王安石著《淮南杂说》，“见者以为孟子复生”，“于是天下之士，始原道德之意，窥性命之端云”。新儒学的主题是建立包含宇宙论、心性论、工夫论之完整系统的哲学体系，也就是所谓“窥性命之端”。一时，尚议“道德性命之理”的风潮流布于学者士人之言论文章，这种治学方式也逐渐获得更多士子的认同。宋儒一扫前朝经学桎梏于训诂、词章的学风，热衷于议论义理与思想创新。这就是钱穆目为宋学精神之一的“创通经义”。

其中，王安石、“三苏”、司马光、张载、“二程”、周敦颐为这一期宋学中的重要代表人物。在这一时期，二程“洛学”、王安石“新学”以及三苏“蜀学”、张载“关学”等学派都具有相当影响力。

北宋初期的新风尚还体现于对经典的质疑。刘敞著有《疑礼》一文，说“今之礼，非醇经也”，乃“圣人之徒，合百说而杂编之”。这并非一般儒生的见解。欧阳修在《易童子问》中，也断言《系辞》、《文言》、《说卦》而下，并非圣人之作。这种公开的怀疑是极其大胆的，因经典的树立已有几百年，被认为是不可动摇的典范。而时至于今，欧阳修与刘敞的疑虑已被证实许多是正确的。欧阳修与宋初一些理学学者的不同，主要在于其不喜谈心性义理。“文学止于润身，政事可以及物”，他主要关注的是政事与史学，文学都在其次。他说《论语》不论性，“性非学者之所急”，因此也不喜欢《中庸》。后来的文学家与史学家都推崇欧阳公，唯独推崇洛学一派的理学家朱熹等人以为他的思想贡献微薄而并不十分看重，与他意见相反的是注重史学的浙东学派。叶适《习学记言》将首开有宋新学风的功劳归于欧阳公：“以经为正而不汩于章读笺诂，此欧阳氏读书法也。”

王安石也关注政事与经济制度的革新。不过除此之外，他尊《孟子》，独树新颖的王霸之辩，认为王霸的根本区别不在政事与功业，而在于用心的异同：王者之心是以仁义之心治理国家，而霸者之心是以利益之心趋使民众。这是伦理学所谓的动机论者，只是后来王安石在改革中的主张与激进行为似乎与此言论相去较远了。与欧阳修不同，王安石特重《中庸》，善谈心性。他提出性为情本、情为性用、性情一源的观点，认为善恶只在于中节与不中节。他还首先提出《中庸》之未发已发的问题，这一问题为以后六百年来理学争论之大话题，也叫作“中和问题”。

与王安石同时代的主要思想家还有后学所称颂的“北宋五子”：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与程颐。伴随着“性命义理”之学的流行，士大夫们据此引领出一系列以新的义理为先锋与依据的政治革新。社会政治革新的实施又酝酿催生出新的社会文化风潮。如果以晚唐五代比之欧洲的中世纪，那么宋代的“新儒学复兴”可比为欧洲的“文艺复兴”，为中国思想文化史上一个全盛的文明巅峰。

此时，力图复兴“道统”的儒学面临着两种困境：一为唐、五代时期至于今因佛教扩张所带来的社会流弊；二是宋代自建立之初就未尝解决的内忧外患。儒学要获得崛兴，就必须在这个新旧更替的时代对这两种困境找到解答与出路。

自魏晋以降，儒佛之交流融合愈加频繁。至宋代，儒佛之间的思想冲突诚然已十分激烈，但两家互相取长补短，几经混合冶炼而各有发展。可以说，消除佛教流弊也是宋代理学运动之所由兴的缘起与关键之一。

要抵制佛学思想的侵入，就必须在诠释先秦儒学的基础上解答一系列哲学基本问题，整合出周密完整的思想体系。当时，禅宗谈心性的精妙义理吸引众多“高明之士”争相趋鹜于山林，宋代君主中虔诚信奉佛教的也不在少数。儒学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境，困极则生革变。经过晚唐五代的灭佛运动，宋代学者认识到，如韩愈“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的激烈言论与手段并不能真正有力地拒斥佛教。要与佛学相抗衡，就必须在思想高度与体系建构上与其并驾齐驱，如此才可能实现真正的复兴。欧阳修作《本论》，认为：“今佛之盛久矣，乘其穷极之时，可以反而变之，不难也。”他提出“莫若修其本以胜之”的辟佛思路。到此时，儒学必须重建理论体系以对抗佛学的观点遂为宋代诸儒的共识了。

儒学的复兴由宋初三先生所力主，后有北宋五子承接，至于南宋而成就儒学的全面兴盛与大成。

可以说，宋代理学的开端与发展都与佛教联系紧密，维护道统的儒家为了排拒佛家，必然研习佛学，而以佛家所论的法理为攻诘对象，期以不离古典儒家的根本立意，而重新建构一种学说与佛家的价值论、宇宙论以及认识论相权制。熊琬先生曾论及：“儒佛有血源之异，也有志趣相投处。宋明理学者，乃儒佛结合之宁馨儿也！”正是在冲突与交融中，二者俱得以发展与成熟。由唐代至于两宋，儒学发生的激烈辟佛风潮，从反面证实了佛学对理学的深刻影响，而辟佛也成为宋代理学家所共有的课题。

新儒学的复兴在继师道运动后首先体现在政治革新上，“回向三代”成为宋代政治家的政治口号，士大夫们希望一改积弱的局面，尊奉“先王之道”而实施新政。儒学复兴的呼声高涨的同时，政治改革的风尚也令人耳目一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