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孔学运动

“九一八”事变之后，科学学术与民族精神的关系日趋紧张，中国思想界兴起以认同民族文化为中心的中国化思潮，复兴传统成为学术的新动向。贺麟认为中国百年来的危机，根本上是文化的危机，“如果中华民族不能以儒家思想或民族精神为主体去儒化或华化西洋文化，则中国将失掉文化上的自主权，而陷于文化上的殖民地”。胡适反省近代中国的沉沦，认为“我们的社会没有重心”是民族自救运动屡屡失败的重要原因，日本明治维新以后一直没有失去社会重心，但“我们把六七十年的光阴抛掷在寻求一个社会重心而终不可得”。社会没有重心最突出的体现即是民众精神涣散、社会堕落、腐败丛生，以孔学挽救人心、鼓舞民气，发挥孔学在精神信仰与道德修养层面的凝聚力与约束力成为民族复兴的重要凭借。郭斌龢站在人文主义立场，批评浪漫主义文人“以纵情恣欲为至善”，否认人格修养，否认一切是非善恶的标准，仅凭一时感情的冲动，“以定其行为，而美其名曰受良心之驱策，苟一时感情冲动以为可者，即当毫无顾忌悍然为之”。国难日亟之时，郭斌龢深信昌明孔学为起衰救弊的唯一方法，遂高声疾呼，提倡新孔学运动：

中国向以孔学立国，孔学为中国之国魂。近三十年来，为新学摧残抨击，孔学遂一蹶不振。国人根本信仰已失，思想界产生一种无政府状态。此种无政府状态，在内政与外交上，完全暴露。长此不改，外侮将源源而来。此正爱国志士所深切忧虑，而亟思挽救者也。继谓孔学非宗教，而为一种人文主义。以人为本，不含神学与超自然之理论。然自中国过去历史言之，孔学为智识阶级普遍之信仰。此阶级之优秀者，每愿为孔学牺牲生命与一切物质上之享受，则孔学实含宗教性。

谓之为广义的宗教，亦无不可。末谓中国目今最要者，为一新孔学运动。此种新孔学，应为一切改革之原动力。哀莫大于心死。中国国心，已濒死境。新孔学实为使此将死之国心复活之惟一良方。新孔学(一)应发扬光大孔学中有永久与普遍性之部分(如忠恕之道，个人节操之养成，等等)，而划除受时间空间之影响所产生之偶然的部分(如繁文缛节易流于虚伪之礼仪，及后人附会之阴阳家言，等等)。(二)应保存有道德意志的天之观念。(三)应积极实行知、仁、勇三道德。提倡儒侠合一，文人带兵之风气(中国历史上如诸葛亮、文天祥、王阳明、史可法，及清末之曾国藩、胡林翼等皆以文人而握兵权)。知耻近乎勇，杀身成仁，士可杀不可辱等古训，应尽量宣传，成为全国国民牢不可破之信条。(四)要使孔学想像化，具体化。俾得产生新孔学的戏剧诗歌图书音乐雕刻等艺术云云。

郭斌龢强调孔学非宗教，而是一种人文主义，新孔学运动可谓把握住了时代脉搏。20世纪30年代以降的儒学复兴也是以此为基调，此后沸沸扬扬的读经运动，则更是宣扬“欲张人心，必自尊崇孔孟，保存固有之道德始”。张其昀撰文公开支持郭斌龢的“新孔学运动”，主张以孔子诞辰日为教师节纪念日，其理据在于：中国讲学之风始于孔子，中国以教授为职业始于孔子，中国教育宗旨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大纲始于孔子，中国文化统一始于孔子。

郭斌龢尤其重视孔学之于人格养成的功能。郭氏认为文化传承与否，当由此文化有无价值而决定，文化有无价值，当视此文化所产生的人物有无价值而决定。我国文化特性在于理想与实际并重，所产生的优秀人物，往往为实际的理想家，即有体有用之人才，有体即是有原则有理想，有用即是有方法有条理。我国教化与政治合一，教化属理想，政治属实际。“政教合一，乃理想与实际并重之表现”。我国文化不在养成狭隘的专门人才，而在养成有高尚品格、多方发展的完人，“曾文正公，即我国旧有教育理想与制度下所产生最良之果之一”，才德俱备，文武兼资。“有宗教家之信仰，而无其迷妄。有道德家之笃实，而无其迂腐。有艺术家之文采，而无其浮华。有哲学家之深思，而无其凿空。有科学家之条理，而无其支离。有政治家之手腕，而无其权诈。有军事家之韬略，而无其残忍”。这正显示中国教育与中国文化的特色：“中国人之所长，在意志之训练。所短，在智慧之运用。”近世西洋开发智慧，造乎其极，此风气实由古希腊人开启。“为今之计，吾人一方当发挥固有文化之特长，一方当尽量开发智慧。”

郭斌龢认为孔子与亚里士多德伦理学说有诸多重要相似点，均能以稳健平实之态度，观察人生之全体。“视人为人，不视人为仙佛，亦不视人为禽兽”。世人常批评两家学说平淡无奇，不能赋予人高超之思辨力，“实则高超与趋奇走怪有别，讨论此等问题，最不可高自位置，自欺欺人，俯视此数千年来颠扑不破之学说也”。孔子与亚氏对于人性之见解同一：“性相近而习相远。”二人皆将意志自由与道德选择的自由系于中庸之道，中庸的标准，亚里士多德以理，孔子以道。前者养成“庄严之人”与“心胸伟大之人”；后者培育“君子”，君子之德为仁。二人均重视仁有等差与自修、自爱个人修养，“皆知人不能离政治社会而生存”。二人之分别在于：“孔子之伟大，在其品格，亚氏之伟大，在其智慧。由亚氏观之，道德之为物所以供吾人之研究探讨。由孔子观之，道德之为物所以供吾人之躬行实践。”由孔子与亚里士多德伦理学说的相似点，可探索中西文化沟通的可能性；由孔子与亚里士多德伦理学说的差异处，正显示中西文化融汇的必要性。

在国难情势的激迫下，如何重建民族文化认同，各派因人事纠葛与学术派分，各有侧重，然而殊途同归，各家皆注重汇通四部之学应对世变。金天翮践行文以载道，振作人心，复兴民族精神，进而呼吁“熔经铸史，悬标准以待继往开来之新学术家”“体仁蕴智，悬标准以待旋乾转坤之新道德家”“函文孕武，悬标准以待经邦定国之新政治家”。汪辟疆调和各派，融汇文史哲，提出“义理学植其基”“读史书通其识”“文学宏其用”。全面抗战之初，郭斌龢强调宋代性命之学，奠定孔子哲学的基础，为我国学术正宗。“此正中国真正之文艺复兴，非清代考据之学所得强为比拟者也。国人本重实用，缺乏希腊求知求真之精神。宋儒即物穷理，剖析微芒，毫厘之辨，弗明弗措”。郭斌龢秉持笃实而有光辉的南高精神，“保持学者人格”“尊重本国文化”“认识西方文化”“切实研究科学”，在浙江大学文学院将之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