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就《脾胃论》中有关“火与元气”至今还有争论的问题，谈谈个人看法。

《脾胃论》一书，阐发“人以脾胃中元气为本”的论据，创立了“脾胃学说”，为后世医家所宗。

饮食失节，寒温不适，脾胃受伤，或因七情所伤，损害元气，谷气下流，阴火乘虚上犯脾胃。“火与元气不两立”，阴火胜则元气负，灼肺则气高而喘，扰心则身热而烦，头痛，口渴，皮肤不任风寒而生寒热，无阳以护营卫，与外感风寒之证似同实异。凡脾胃之气虚，清阳不升，浊阴不降，必然导致阴火有余，元气不足，脾阳下陷，营血受阻，不能灌溉营运于周身，反而激起阴火的上干，“气高而喘，身热而烦”，这是阴火上干的症状表现。东垣认为当从阴引阳，先从下焦升举阳气，次泄阴火，引导脾阳升举，阴津随同上滋。如“清气在下，则生飧泄”，就是“阳病在阴”，治当“从阴引阳”，如升阳除湿汤（苍术、柴胡、羌活、防风、升麻、神曲、泽泻、猪苓、陈皮、麦芽、炙甘草、生姜、大枣），升阳于除湿之中，湿浊化而清阳升，自下而上引而去之。

如因“浊气在上，则生 胀”之病，就叫“阴病在阳”，法应“从阳引阴”，用除湿益气丸（枳实、白术、神曲、莱菔子、红花、黄芩）。“浊气”以湿为重，湿去则胀消。因此以除湿为主，从上而下引而去之，则胸脘豁然。

东垣运用升降脾胃之机，始终保持脾阳健运不遭湿围，胃液不受阴火的燥灼，脾胃和则万化安。这是东垣的独特见解。

人的元气，非胃气不能滋。饮食、劳倦所伤，阴火上乘，火伏于胃，胃火化燥，津液被劫，何以化精微而为血？故言五脏之气已绝于外，是六腑生气先绝。因为六腑的生气，皆赖胃之营气以资生。心火亢甚，其脉洪大而数，头痛，口渴，身热而烦，面如火燎，主以黄连，辅以生地黄、黄柏，佐以石膏、芍药、知母、黄芩、甘草。

侵入脾，则病“热中”，脉洪大而缓，烦闷，精神昏瞀而欲睡，主以白术，辅以人参，佐以甘草、黄芪、芍药、黄连。

袭于肺，则病喘咳短气，精神少口渴，皮肤不任风寒而生寒热，主以黄芪，辅以人参、陈皮，佐以白术、芍药、桔梗、桑白皮、甘草、五味子。

犯于肝，其脉洪大而弦，口苦，舌干，眩晕，胸胁痛，往来寒热，呕而多怒，淋溲便难，四肢满闭，腹中急痛，主以柴胡，辅以防风、芍药、桂枝，佐以羌活、独活、泽泻、黄柏，使以升麻。

侮于肾，则腰、脊、背、胛皆痛，骨枯髓虚，骨乏无力，足不任身，睾冷，主以干姜，辅以白术，佐以苍术、茯苓、猪苓、泽泻，使以少许附、桂、川乌。

这些症状的发生，都属于“火与元气不两立”的病理反应。阴火胜则元气负，元气旺则阴火降。治则，当先益其元气，后泻其阴火，脾胃中元气俱旺，而复位于中焦，则阴火潜归于肾成为“生气”的“少火”。说明脾胃生理功能活动趋于正常，则能导致阴阳升降之机的相对平衡。元气之充足，皆由脾胃之气无所伤，而后能滋养元气。若胃中之本弱，饮食自倍，则脾胃之气既伤，而元气亦不能充，而诸病所由生。东垣十分强调脾胃功能强弱对机体盛衰的作用，而维护脾胃功能的健运，必须注重于饮食的调节。“阴之所生，本在五味，阴之五宫，伤在五味。至于五味，口嗜而欲食之，必自节制，勿使过焉，过则伤其正也。”

东垣一方面阐述了“气和而生，津液相成，神乃自生”的基本原理，另一方面，又阐明了心主神明（意识思维活动）的理论依据。认为，忿、怒、悲、思、恐、惧皆损元气，经营之气，不能颐养于神。必须使“心无凝滞，慧然无病”，因胃中元气得以舒伸阴火不致上扰之故。说明脾胃旺盛则神全，反过来，神全又作用于胃中元气的舒伸。可见，脾胃功能对机体整体的衰旺起着重要的作用。

如果“饮食失节，寒温不适，则脾胃乃伤，喜、怒、忧、恐；劳役过度，而损耗元气。既脾胃虚衰，元气不足，而阴火独盛。火与元气不两立，一胜一负，脾胃气虚，则下流于肝肾，阴火得以乘其脾胃。”

这就说明肾中“相火”安的叫“少火”，不安而上乘的叫“阴火”，即是“壮火”。阴火贼害脾胃中元气，脾气减弱了，不能为胃以行其津液，不能输精于肺，淫精于脉，阳精所降，谷气下流，则下焦肝肾间的阴火乘于脾胃，上犯包络，扰乱心阳。包络是代心部分功能的，也是护心以拒邪的。邪火干犯心包，出现“气高而喘，身热而烦，脉洪大而头痛，或渴不止，皮肤不任风寒而生寒热”等症状。可见阴火上冲，影响心肺，则无阳以护其营卫。这种失常的阴火变为“食（蚀）气”的“壮火”，是元气之贼。东垣提出，“火与元气不两立”的论点，与《内经》所指“壮火食气”的意义相同。

东垣在《脾胃论》中论《脾胃虚弱随时为病随病制方》一篇中指出：“火与元气不两立”和升脾阳、降阴火的辩证关系。如说，脾胃虚弱，长夏热盛损伤元气，怠惰嗜卧，四肢不收，精神不足，两脚痿软，口不知味，早晚寒厥等，是元气不足的表现，法当升阳。倘若出现目中溜火，小便频数，大便秘结，两胁急缩疼痛，脐下周围如绳束，甚则如刀刺痛，时显呕哕，胸中闷塞，舌强头痛，日高之后，复身热如火，自汗尤甚的阴火上乘等症状，治法又当降阴火。用黄芪人参汤，以助元气为主，就是说，以升脾阳为解决矛盾的主要方面。然而，升脾阳并不意味着忽视降阴火的一面，方中黄柏就是直泄阴火，又以人参、麦门冬、五味子生脉。东垣说：“脉者元气也，人参之甘，补元气泄热火也。麦门冬之甘寒、补水之源而清肃肺气也。五味子之酸以泻火。”在东垣看来，三味药都有泻火作用，实际上是助益脾肺间元气，元气复，阴火潜复于下，则诸症自除。

由此可知，上乘阳位的“阴火”是“食气”的，下安其位的“少火”是“生气”的。“火与元气不两立”，是指“食气”的“壮火”，而不是生养元气的“少火”。

这里还需要补充说明“阴火上升”证，同“阴虚火旺”证有区别；“阴火”二字，是东垣独创的名词，以区别于阴虚火旺证。阴虚与火旺的矛盾，主要的矛盾方面在于阴虚。这种阴虚主要是肾阴亏损，表现则为阴虚的“虚火”。如骨蒸盗汗，两颧潮红，干咳少痰，五心烦热，口燥咽干，大便燥结，梦遗失眠，头昏目眩，脉细数，舌质红绛等肾阴亏损，火水未济，心肾不交，肝阳偏亢的病理反应。而阴火上乘，是由于脾阳下馅，扰乱肝肾，迫使相火离位，上干心肺。这种病，主要产生劳倦过度，七情所伤，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于阳气下陷，所以表现身热而烦，汗出恶风，皮肤不任风寒，四肢无力，大便溏泻，有时面如火燎，脉洪大而缓，舌质淡红，少气懒言等症状。因此治以甘温除热，与阴虚火旺宜以滋阴降火法显然不同。阴虚火旺治在肾，火伤元气治在脾，不可不详辨之。

它同阳明热盛的“实火”也有原则区别。二者都有身热，自汗，口渴而脉洪大。可是，阳明实证起于外伤热邪，脉必洪大有力而数，渴喜冷饮，汗出恶热而阴火之证起于内伤劳倦，脉则洪大无力而缓，汗出恶风，口渴不能多饮而喜温，此又当加以分辨。

阴火上乘脾胃，损伤胃中元气，是与元气不两立的。因此“气高而喘，身热而烦，其脉洪大而头痛，或渴不止”，很像白虎汤证。然而“皮肤不任风寒而生寒热”，则非白虎汤证所能见，从而探索病的实质，“皆脾胃之气不足所致”，而得出了“惟当以甘温之剂补其中而升其阳，甘寒以泻其火则愈”的结论。

清代叶天士认为，东垣之法，详于治脾而略于治胃。脾阳不足，胃有寒湿，宜于温燥升运者，自当恪遵东垣之法。若脾阳不亏，胃有燥火，症见纳呆不食，或知饥少纳，舌绛咽干，烦渴不寐，肌肤灼热，大便结燥，脉象弦软而数，则非东垣治法所能概括。天士在东垣“升脾阳”的启示下，提出了“养胃阴”的治疗法则。认为，胃宜降则和，不一定用辛开苦降或苦寒下夺以损胃气，而且以甘平或甘凉濡润以滋养胃阴，使津液回复，胃气通降。实际上含有降阴火的意义。 （1978年《山东中医学院学报》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