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课后习题详解

思考题

1国际政治学是如何产生的?它是一个怎样的学科?

答:(1)国际政治学的产生过程

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学科,国际政治学产生于人们希望更好地理解国际事务和国家间政治的需求。面对纷繁的国际关系现象,特别是国家间不断发生的各种冲突与战争,人们迫切需要找出认识国际行为模式的工具和处理国际关系的方法,以便更好地确立一种国际秩序,维护各自国家的利益,实现社会的安全与稳定。

现代意义上的国际政治学,产生于20世纪初,并且最早出现于英国和美国。国际政治学产生于人们希望更好地理解国际事务和国家间政治的需求。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是世界范围内错综复杂的国家间矛盾的第一次总爆发,使得学者们不得不密切关注国际关系。

1919年,威尔士工业家戴维·戴维斯在威尔士大学资助建立了国际政治系,并为国际政治专业设立了伍德罗·威尔逊讲座教授,标志着独立的国际政治学科的诞生。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国际政治学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尽管许多政治学领域的学者把国际政治学看作是政治学的子学科,时至今日仍然有人认为“国际政治学”还不能说已成为一门成熟的社会科学学科,但是国际政治研究却形成了自己的独特的学科领域和知识体系。

(2)国际政治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

国际政治学从产生到成为一个独立学科经历了一个较长过程。与外交史、国际法、政治学这样的学科相比,国际政治学在20世纪上半叶还不能说已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历经两次世界大战的磨难,国际联盟和联合国的实践,以及冷战和各种国际冲突的检验后,直到20世纪70年代,它才有了比较像样的可称为一门学科的轮廓。

国际政治学迟迟未能成为一门独立学科,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它的跨学科特点。这门学科在形成的过程中结合并吸收了其他许多学科的体系、框架与方法,而这些学科都是各具特色的。由于涉及历史学、法学、经济学、哲学、伦理学、统计学、地理学、心理学、社会学、数学、生态学等众多学科,因此它的发展既是丰富多彩的,又是十分庞杂的。把如此众多的学科融为一体,使之形成具有清晰的体系、概念与方法的学科,显然是一项困难的任务。

直至今天,仍然有人认为“国际政治学”还不能说已成为一门成熟的社会科学学科。尽管人们都承认这个研究领域,承认它是一门独立的学科,但是这个学科的理论体系、主要概念、主要方法和主要研究对象是什么,人们却始终众说纷纭。在该研究领域,陆续出现了现实主义与新现实主义、传统制度主义与新制度主义、批判理论、后现代主义、后实证主义、理性选择理论、认知心理学、英国学派、新马克思主义、世界体系论、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建构主义等流派。在一个研究领域出现众多学派本是一件好事,但正如迈克尔·布雷彻在国际研究协会1999年年会的主席致词中所指出的,由于一些人在研究中追求时髦和新奇时尚,结果划分出许多不必要的学派,提出了许多不适当的两分法。尤其是,这些学派缺乏相互的宽容,有时在争论中甚至诋毁对方。由于不注意学术研究的继承性和知识的积累性,使整个学科的发展受到影响。

不管这个学科有多少缺点,它已成为国际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方面。它的不足恰恰为广大国际关系研究者提供了机遇。

2怎样认识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事实与理论?

答:(1)事实

事实是国际关系研究的基点。“科学是建立在事实上面的建筑物。”对国际关系学者来说,要进行成功的研究,就必须选择适宜的方法,而要选择适宜的方法,就必须对事实有基本的了解和恰当的认识。

“事实”包括四层含义:真实存在的事情;反映真实情况的信息;通过相关信息被认为是真实存在的事情;被证实的观察、观念,即经过科学研究被证实的事情。在这四层意思中,“真实存在”是最根本的一条,有了事情的存在,才可能有对事情的认识和反映事情的真实信息。

把有关事实的概念应用到国际关系研究中,就有了“国际关系事实”这一概念。这种事实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真实存在的事情,包括行为体本身,也包括行为体的言论、行动和意图。另一类是有关事实的文本,即观察者和研究者对于事实的描述和解释。这两类事实,后者是以前者为根本。

a.国际关系事实既具有主观性,又具有客观性。从事实的存在来说是客观的,但从人的主观意识的作用来说则又是主观的。国际关系事实的这种双重属性,决定它既具有可以观察的一面,又具有不可以观察的一面。可以观察的一面是指其外在现象,不可以观察的一面是指其内在意义。与这两种属性相对应,对事实的外在现象与内在意义都需要进行研究,只做一个方面的研究,不可能得出适宜的结论。

b.对于事实的外在现象进行观察,研究者需要遵循的就是实证原则。在这个过程中,国际关系研究与自然科学研究需要遵循的原则是一致的,即要避免主观因素的影响,尽可能实事求是。作为真实的事实是否存在,有怎样的形式、过程与影响,作为文本的事实是否与真实相符,研究者都需要观察与证实,而不能依靠主观想像。

c.对于事实的内在意义,由于不能进行客观观察,不能通过感官来感知,因此原则上需要进行诠释。这种诠释的主要途径是对文本进行解释。尽管这种文本在某种程度上反映着行为体的内在意图,但这种东西并不能与行为体的观念画等号。实际上,当行为体宣示自己的意图时,他们所说出来的只是想说的话。“宣示”这种行为本身,亦有内在意图。从总体上来讲,研究事实的内在意义是一种主观活动,即在理解文本的基础上进行解释,并基于研究者的“背景知识”进行判断。这种对于事实的理解与解释活动,可能是经由推论,也可能只是想象。

总之,国际关系事实既存在可以实证的一面,也存在不可以实证的一面。对于研究者来说,根据事实的属性选择适宜的方法是成功的关键。以诠释的方法研究事实的可以观察的一面,以实证方法处理事实的不可以观察的一面,都是南辕北辙。

(2)理论

无论是进行实证研究还是诠释研究,从学理角度讲,都需要上升到理论。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互动现象,人们如果不能进行某种程度的理论化,就根本无法加以理解与解释。有了理论,人们对国际关系事实才能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

探讨国际关系理论的界定,“解释”是一个关键术语。从方法论的角度讲,把“解释”一词的含义区分为因果关系的解释与意义的诠释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刚好对应于两种不同的研究和由此而得出的不同的理论。

进行实证研究所得到的理论,作为对因果关系的解释,人们通常认为是可以进行证实或证伪的。这种理论产生于探求客观规律的过程之中。进行这样的研究,途径包括经验观察,也包括概念演绎。进行经验观察是为了描述现象之间的联系,以便发现规律。进行概念演绎是为了对规律进行解释,以便建立一套具有逻辑联系的命题。

浏览学界有关理论含义的讨论,可以看到,有较多学者认为理论是对变量间关系或规律的解释。就当代国际关系研究的主流理论来说,现实主义阐释的权力政治引起国际冲突,自由制度主义提出的相互依赖导致国际合作,都属于因果性解释。

对于事实的不可以观察的一面进行研究,即对意义进行诠释,所得到的理论是不能证实或证伪的。在这种理论研究中,一个最基本的假定就是人的行为乃是其意图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的体现。要解释这样的意图,就必须联系历史和社会条件理解和解释相关的文本。

以上所讲的两种研究途径和由此而产生的两类理论,是分别对应于事实的可以观察的一面和不可以观察的一面的。由于国际关系事实具有双重属性,既有可以观察的一面,亦有不可以观察的一面,因此实证研究与非实证研究两种不同途径,解释规律与解释意义的两种不同理论,都是需要与必要的。

3怎样看待国际关系学科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范式之争”?

答:国际关系研究是通过一定的途径实现的。这种途径包括研究问题、分析视角、资料搜集、概念运用、方法选择等要素,可以为研究提供指导,为回答有关问题提供准则。在研究实践中,学者们通常会采用不同的“途径”,并因而会导致各种争论。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某一种“途径”得到广泛认可,取得支配地位,成为标准的研究和解释框架,那么它就变成了该领域的范式。由于存在多个“范式”,因此在“范式”之间常常存在争论。在国际关系研究中,人们经常提到的行为主义与传统主义、实证主义与后实证主义、理性主义与建构主义等争论,就是这种意义上的“范式之争”。

(1)行为主义与传统主义

传统主义

在20世纪50年代末之前,国际关系学界的主要研究途径是所谓的“传统主义”。这种研究途径具有较浓厚的道德哲学色彩,其基本特征是运用思辨式语言和诠释方法进行文献研究,注重演绎推理,倾向于通过历史回溯和案例分析获得经验主义的知识积累,很少或基本不使用定量的方法。英国学派的一些学者是坚持这一研究途径的代表人物,例如赫德利·布尔。

行为主义

自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伴随着行为主义的兴起,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传统主义的研究途径受到了挑战。在国际关系学界,行为主义的代表人物有卡尔·多伊奇、辛格和罗西瑙等。这些学者谋求使国际关系研究更科学,方式是通过借用来自于自然科学的更严格、更复杂的途径,以期建立一种累积的知识体系,所用方法包括数据收集、定量分析、数学模型等,并且使用计算机。

行为主义作为一种研究途径,强调的基本原则是科学主义,与实证主义相一致。其内涵具体说来,是指在分析经验事实基础上概括出来的假设或理论,必须要用普遍适用的方法加以检验或证实。行为主义者相信可能存在一种有关国际关系的累积的科学,可以使国际关系研究的复杂性、精确性和简洁性不断得到推进,并且使其预测力和解释力不断增强。

行为主义与传统主义的之争

行为主义兴起之后,曾经风行一时,但很快就受到了传统主义的反击。传统主义者怀疑有关未来的预测和把可能性分析用于人类事务的做法。对于定量分析方法,他们认为是“通过煞费苦心地统计分析来证明对有常识的人来说是显而易见的论点”。传统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赫德利·布尔认为,如果我们严格按照实证的标准行事,那国际关系就没什么意义可言了。

传统主义与行为主义之间的分歧,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构成了国际关系学科在方法论领域的主要争论。尽管在美国学界定量分析似乎成为主流,但在欧洲学界传统主义方法一直有重要地位。在争论中,双方都逐渐意识到谁都不可能垄断这个领域的知识。在这种情况下,有人称国际关系研究已进入了“后行为”时代。

(2)实证主义与后实证主义

实证主义

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实证主义,在途径上与行为主义是一致的,包括经验观察、科学实证、知识积累等要素。作为一种“范式”,实证主义有四个基本假定:

a.科学是一个整体,无论自然科学领域还是非自然科学领域,都应适用相同的方法;

b.事实与价值是有区别的,在理论之间,事实是中性的;

c.社会领域像自然界一样也有规律性,运用寻找自然规律的大体相同的方法,就能够“发现”这些规律性;

d.确定陈述是真的方式,依赖于对事实的检验。实证主义的方法,体现了经验主义的认识论。

后实证主义

在国际关系学界,也一直存在着与实证方法相异甚至持批评立场的途径,即后实证主义。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特别是冷战结束之后,有几种新颖激进的理论得到迅速发展就体现了这类途径的影响。这些理论包括后现代主义、批判理论、女性主义、规范理论、历史社会学等。这些理论在方法论上的主要特点是反对经验观察与事实验证,否认社会世界的客观性,强调国际关系中观念与话语的作用,不承认人的认识和理论可以与价值和社会影响相分离,强调结构与行为体的相互建构,并且强调权力的非物质性和真理的相对性等。不过,这些理论虽然有共同点,但也存在很大差异,实际上是方式完全不同的后实证主义。正如史密斯所说,它们联合起来,是基于它们共同拒绝的东西而不是它们共同接受的东西。

实证主义与后实证主义之争

后实证主义对实证主义发起的挑战,尽管形成了一种“范式之争”但这种争论是不对称的,因为这些激进的理论在建构主义兴起之前,一直处于边缘地位,而且,由于这些理论侧重于批判而很少建立自己对于世界的系统阐释,因此与主流理论(诸如现实主义与自由制度主义)还形不成真正对等的讨论。不过,这些体现后实证主义途径的理论对人的行为的意义的强调,对观念在国际互动中作用的强调,还是有重要意义的。20世纪90年代建构主义的大发展,正是在沿袭这种途径的基础上,取得了更具影响力的学科地位。

(3)理性主义与建构主义

理性主义

国际关系研究中的理性主义,简而言之,就是正式或非正式的把理性选择模型应用于国际关系问题,诸如基于微观经济学理论或博弈论进行研究。作为一种研究方法,理性选择强调的是行为体怎样试图使其利益最大化,以及如何选择最有效的手段来实现这些利益。按照经济学的假定,所有行为在本质上都是理性的,人们在采取行动之前会计算可能的代价和收益。基于这一假定,人们可以建立一种有关人类行为的模型。例如,在研究国际危机时,人们就可以应用博弈论设计各种模型。实际上,在国际关系研究中通过分析行为体的目标寻求行为来解释其对外政策的任何一种实证方法,都可以归入这一类别。

建构主义

建构主义针对理性主义以为既定的客观事实,从社会学的视角区分了具有物质属性的自然事实和人们的社会活动所建构的社会事实,认为社会事实的形成乃是人的行为的结果,它们并不是既定的,而是取决于观念因素。这种观念不是指个人观念,而是指“集体意向”,即共有的观念或文化。从这样的观点出发,建构主义研究途径的主旨就在于说明行为体共同具有的理解与期望怎样建构了社会事实。

建构主义在解释国际关系时认为行为体在意识上相互影响的“主体间”结构是最重要的因素,因为主体间结构使得物质世界产生了意义。这种主体间结构有着不同的表现,诸如规范、认同、知识、文化等。这些观念性结构帮助确定了行为体的利益,利益又激发了行为。为了诠释行为体与环境的相互影响,建构主义不希望采取假设演绎的方法,因为建构主义要诠释的不是因果关系而是建构关系。

理性主义与建构主义之争

运用理性选择模型进行国际关系分析,前提假定是行为体必须具有共同的知识,即对于国际环境有共识,对于获益矩阵、战略选择点、不同类型的可能性等有一致理解。在这些既定条件下,研究者可以根据行为体的偏好、可能性和选择范围,推导出理性选择的结果。不过,就国际关系学界的研究情况而言,不同学派对这种“既定东西”的认知却,并不一致。例如,现实主义对环境的认知是“无政府状态”,认为行为体的理性选择是加强权力与安全,因而倾向于冲突;而自由制度主义对环境的认知却是相互依赖和共同利益的存在,认为行为体会倾向于合作并建立国际制度。面对这种差异,人们不可避免地对理性选择的前提条件提出疑问:行为体进行选择的环境到底是不是既定的客观存在?如果不是,那么它是怎样产生的?正是基于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建构主义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地位得到迅速提高,并且向理性主义发起了有力的挑战。

以上所介绍的“争论”,主要涉及的是研究途径的分歧。了解这些分歧,有助于了解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史。不过,联系前面讨论的国际关系事实的属性可以想到,这些“范式”之所以存在争论,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们指涉的是事实的不同方面:行为主义、实证主义、理性主义主要研究和解释的是国际关系事实的可以观察的外在现象与规律,而传统主义、后实证主义和建构主义则主要研究和解释的是国际关系事实的不可以观察的内在意义。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些“范式之争”是无意义的,因为国际关系事实的这两个方面都需要进行研究与解释。

4选择一些国际关系研究的论文,结合国际关系研究的学科方法进行评论。

答:进行国际关系的实际研究,需要运用学科方法。除了学科方法之外,在研究中人们还需要运用各种工具性方法。这些方法与学科方法相结合,才能使研究更顺利地进行。

国际关系研究的学科方法,根据现有的使用情况,主要有四种,即案例法、定量法、形式模型和诠释法。这四种方法,定量法与形式模型属于实证方法,而诠释法则属于非(后)实证方法,案例法可用于实证研究,也可用于非实证研究,但主要是用于实证研究。

(1)案例研究法

在国际关系研究中,案例研究法是人们基于特定目的,选择单个或少数事例,联系其发生条件与环境,进行深入分析与解释的一种途径。

进行案例研究,可分为非理论性研究和理论性研究。人们进行非理论性案例研究,一个主要目的是对特定事件进行解释。这种解释类似于历史性研究。进行理论性案例研究,包括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为了检验理论,即对理论假设进行检验;另一种情况是为了发展理论,即针对理论不能解释的方面,提出新的假设以便发展出新理论。

对理论进行检验,运用案例法可以进行证实,也可以进行证伪。不过,需要注意的是,用少数甚至一个案例证实一般性理论,人们通常认为缺少说服力。用案例法进行证伪,通常是受肯定的,因为只需要找到一个反例,就可以证伪一个理论。案例可以作为检验推论的“黑天鹅”。

对理论进行发展,也可称为探索性案例研究。这类研究作为理论创新过程的初始阶段,主要目的是考察漏掉的或新的变量,以便提出新的假设。新的假设提出之后,研究者还需要以适当途径进行检验。尽管人们可以选用更多的案例进行证实,但定量分析被认为是更具普遍意义的检验方法。探索性案例研究作为一种值得提倡的做法,具有较强的开拓性,但也具有较大的难度与挑战性。

案例研究作为一种运用普遍却又存在争议的方法,通过联结个别研究和一般研究,可以打开通向理论概括的门径,但它本质上并不是一种普遍性研究,不适合需要用大样本进行分析的问题。鉴于这种方法的长处与短处,人们在进行国际关系理论与现实问题分析时,需要根据研究目的与条件,恰当处理好这种方法与其他方法的关系,充分发挥其功能与作用。

(2)定量研究法

进行国际关系研究,人们不但需要论及对象的质的规定性,而且需要论及对象的量的规定性。从科学实证的意义上讲,没有恰当的定量研究,就不能对事实进行准确的描述,也不能发现规律并得出具有普遍意义的验证。

在国际关系研究中进行定量分析,最基本的途径就是运用统计方法进行测量、描述、分析和推论。统计方法让研究者可以根据手边的数据了解事实的现状、过程、变化趋势,同时可以根据概率法则对现实的规律性作出推论。

对国际关系进行量的研究,首先需要对事实的种类、等级、程度、规模、范围进行测量和计算。有了测量数据,研究者才可以进行统计分析。统计分析通常包括两种类型,即描述性统计和推理性统计。描述性统计是运用较大样本的数据进行的资料整理、分析与测量,包括对变量间关系的测量。推论性统计是根据部分观测样本数据以及问题的条件和假定,对未知事物做出的以概率形式表述的推断。

进行统计描述,对研究者来说比较容易,只要数据可靠,按类别把各个频数以表格形式表现出来,并作相应计算就可以了。进行统计推论涉及数学计算,主要包括概率计算、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等。这些研究都需要有相应的数学知识。

在国际关系研究中运用定量方法,可以对事实的现状、过程和变化趋势做出准确的描述,并可根据概率法则对规律性作出推论。不过应该看到,对国际关系事实进行大样本统计是受到很大限制的,许多有重要意义的事实不能统计。进行统计推论尽管可以得出非常“科学”的结论,但这种计算结果未必与事实的发展相符,因为人的意图可以改变国际互动的“规律”。

(3)形式模型

形式模型作为一种方法,涉及对数学、图形和符号方法的使用。其中博弈论运用最为普遍,这是一种以数学为基础,以研究对抗冲突中的最优对策为目标的方法。由于国际关系的过程和模式经常会表现出某些类似博弈的特征,诸如外交谈判、经济制裁、军备竞赛、军事结盟等,因此运用博弈模型把某些适宜的国际问题特别是外交决策问题形式化,可以得到许多有益的启示。

运用形式模型,最基本的原理就是用形式语言代替自然语言。自然语言可以精细地描述有关世界的各种事物,可以捕获世界的丰富性;数学语言的描述能力有限,但长于演绎推理。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形式模型可以发挥三种功能,即描述、演绎和验证。由于形式模型是有关真实世界某一部分的简化,去除了冗余的信息,具有高度抽象和简洁的特点,因此研究者可以用形式模型对所要研究的对象与问题做出非常清楚明确的描述。由于用形式模型方法描述的问题是数学化的,可以为研究者提供在经验世界无法观察到的景象,因此非常便于研究者进行演绎推理。运用形式模型所得出的结论,在很多情况下是可以用经验事实加以证实或证伪的。

博弈论模型作为形式模型的一种,其做法就是把行为体的战略互动形式化,明确各方可能的战略选择与收益,并推论出结局。进行这种研究,人们的基本宗旨是探讨各方的最优战略反应。这种反应可以为互动方带来最大利益,因而被认为是理性选择。

运用形式模型进行国际关系研究,特别适于进行决策研究,这是该方法的长处。但我们也应该注意到,把问题形式化,会忽略掉许多关键因素和条件,在此基础上所做的推论,很可能与现实情况有较大距离。再者,形式模型的结构乃是人为设计的产物,其前提是博弈者对于环境与规则有共识,然而,现实常常并非如此。因此,用形式模型说明现实问题时,必须综合考虑更多的因素。事实上,实际决策者是不可能把形式模型的结论简单地应用于实际的。

(4)诠释法

诠释方法作为一种理解与解释文本的途径,在国际关系研究中针对的是事实的不可观察的方面,功能是说明事实的社会(历史)意义。这种意义主要指事实中蕴含的主观因素,包括事实发生的社会环境与历史背景,事实中体现的行为体的意图与观念,这种意图与观念对国际关系的建构,文本作者所处环境和自身观念对其诠释的影响等。

对事实进行诠释,主要分为两步:

理解文本的语言学意义,即理解文本的原意;

理解文本作者的主观世界,即解释作者思想是如何从生活的整体环境中产生的。

在这里,诠释学研究的要旨是要创新和超越。施莱尔马赫认为,一个解释者如果有足够的历史知识和语言学知识,就可以比作者本人更好地理解作者,即可以把握作者在创造时所没有意识到的方方面面。

在诠释性研究中,通过理解进行创造的最基本的要求是提出更好的理解与解释。这里所说的“好”,不仅包括表述的精到与深刻,而且主要指解释的独特与新颖,即要说出前人没有理解或解释的东西。在操作中,研究者可以不拘一格地运用许多具体的方法。例如,可以用历史分析法解释国际事件的由来,用演绎法把现成理论用于解释现实问题,也可以用比较法对照反映国际事实的不同文本。在这个过程中,研究者始终要有明确的问题意识,即所有的理解与解释都是为了回答预先提出的问题。

诠释法在国际关系学界的应用是很普遍的,特别是在中国学界,可以说大部分研究应用了诠释法。不过,由于诠释法在实际操作中缺乏如实证研究那样的严谨路径和步骤,因此有可能因没有严谨的研究纲领和中心问题而提不出更好的解释,从而出现低水平重复和缺乏实质性创新的问题。这一点是需要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