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师夷长技的解读

1.“师夷长技”为题的深意

在《中国近现代科技转型的历史轨迹与哲学反思》第一卷导言中，笔者曾写道：中国近现代科技转型可以通俗地称为“西学东渐”过程，大致经历了从传统科技转变为近现代科技的历史时期，或者说经历了两波西学东渐。

西学东渐第一波我们简称为“西学东渐”，这个历史时期又包括两个阶段：

其一，明末清初的“西学东渐”阶段；

其二，清代中叶的“西学东源”阶段。

第一卷着力讲述和分析的，就是上述两个阶段发生的人和事，试图表明：西学东渐在明末清初确实为中国近现代科技转型带来了可能性，曾经颇有生气，却在清代中叶最终破灭。康乾盛世时不但在文化上排斥西方天主教，而且在科学上贬低和排斥西方学术思想。吊诡的是，乾嘉学派在经学研究的基础上，对中国古代科技典籍进行了充分的挖掘和整理，并且遵循康熙帝圣旨般的论断，对西方传教士传播进来的科学技术，特别是天文、历算、舆地等方面的成果，进行了特殊的阐释，竟然得出西学东源的结论。而“西学东渐”逐渐变为“西学东源”的过程，由“渐”而至“源”，恰好折射出这一波西学东渐逐渐衰亡的关键。实是无奈，乾嘉学派努力考证并恢复传统的科技体制和规范，结果是学术上成就卓著，却没有缩短中国与西方科技的差距，反而使近现代科技转型的可能夭折。总之，在西学东渐第一波，中国失去了通过吸纳西方的近现代科技来实现科技转型的可能。

而西学东渐第二波，我们简称为“师夷长技”。这个历史时期也可分为两个阶段，即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的晚清阶段和从北洋政府到国民政府的民国阶段；为清晰起见，两阶段均可再一分为二，共分为晚清前期、清末时期、袁世凯和北洋政府时期、国民政府时期。本书作为《中国近现代科技转型的历史轨迹与哲学反思》的第二卷，所要着力讲述和分析的，正是这一历史时期的人和事。

与17、18世纪不同，19世纪的中国经过两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等的洗礼之后，内忧外患，造成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国士人和皇朝统治阶级中的开明之士开始认识到西方科技的威力，并且逐步承认技不如人，发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呼吁。在科技和教育领域的大趋势是，越来越深刻而真切地认识到技不如人，并且在总体上几乎没有大反复，这在明末清初乃至清代中叶是不可想象的。承认技不如人，在晚清和民国期间毫无疑义地成为近现代中国科技转型的一个重要前提。从1840年到1949年的这100多年，准确一点说，由于太平天国运动和第二次鸦片战争造成了清帝国真正的内忧外患，可以说从1850年到1949年这100年，是中国近现代科技转型的关键时期。^[1]中国这100年不间断地在科技上学习西方，用中国士人非常生动的语言来说，叫作师夷长技，这才使得中国的科学技术实现了近现代转型。此间和此后，中国科技尽管还处于一个比较后进的水平，但它的整个体制和规范已经不再如原来的传统，而与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逐渐实现了并轨。这100年是让人惊讶的100年，尽管社会动荡、灾难深重，但是在教育和科技领域，承认技不如人，逐步学习西方，锲而不舍，的确引发了巨大变革。我们当下所写的《师夷长技》这本书，主旨就是描述从晚清到民国这一历史时期发生的中国近现代科技转型。

强调一下，《师夷长技》是就西学东渐第二波而言的，写的正是晚清和民国大约100年间所发生的中国科技转型。其间，内乱频仍，列强侵扰，道路曲折，许多事反复折腾、半途而废。但有一点算是逐步取得了共识，那就是中国之所以贫穷落后，常处于挨打受辱的地位，主要原因是技不如人，即科学技术远落人后。因此，自魏源疾呼“师夷长技以制夷”之后，不管政治舞台上如何似走马灯般变换，日趋增多的有识之士大都睁开了双眼，承认差距，赞成向西方学习科技。时移境迁，这一点几乎从未改变，而且移植和创造了许多方法，致使学习成效日趋丰硕。于是，“师夷长技”便成画龙点睛之笔。除了少数极端的守旧派和愚民，无论是统治阶级还是士人，都没有也不敢公然与之作对。所以，师夷长技是西学东渐第二波的主线。引人入胜的就是在历史的波涛里，这条主线为什么能贯穿始终，又是怎样贯穿始终的。

容易看出，这与上一卷所写的明末清初的情况完全不同。西学东渐第一波之所以历经17世纪的一度生机勃勃，至18世纪所谓康乾盛世，反而走向式微，根本原因乃是大一统皇朝看似强大和稳定后，为保统治阶级和上层士绅的自身利益，自觉或不自觉地重走老路。他们看不到或者害怕承认别人比自己强，害怕体制和意识形态出现一丝缺口，科技领域也概莫能外，最终以西学东源结束了西学东渐。

西学东渐第一波和第二波的一个根本区别是：前者的主体盲目自大，以治经学的路子对待传教士引进的西方科技，得出西学东源的结论，百年之后又回复原来的科技模式，科技转型终告失败；后者的主体自觉技不如人，通过输入、仿造、译介、留学、引进科学符号和方法、办现代教育、设研究院所等举措，锲而不舍，愈挫愈坚，不齿于以对手为师，努力学他人之长，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成功进行了移植，并从原有的科技模式中走了出来。西学东渐第二波的巨大成绩在于基本实现了中国科技的近现代转型，回首这百孔千疮的100年，在持续内忧外患的大背景下居然做到了这一点，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2.本书主旨

“师夷长技”术语的首创者，一般认为是魏源。在林则徐任职江苏按察使、江宁布政使和江苏巡抚之时，魏源与之交往甚密。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林则徐被革职。之后，林则徐将《四洲志》赠予魏源，并托付他编撰《海国图志》。魏源不负所托，于1842年（道光二十二年）先后撰成《圣武记》十四卷和《海国图志》五十卷。在《圣武记》中，魏源即已在提及鸦片战争时写道：“以彼长技制彼长技，此自古以夷攻夷之上策。”^[2]即有“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意思。

当时天下观流行，中华乃天下之中心，余皆四夷，打败中国的西洋人也是夷人。魏源固然受此语境影响，但在以《四洲志》为基础扩展而成的《海国图志》中，已能正视强夷，把自己的主张明确表述为：“何以异于昔人海图之书？曰：彼皆以中土人谭西洋，此则以西洋人谭西洋也。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3]魏源编撰《海国图志》，从西洋人的视角介绍西洋，收集了全球大量地理、历史和文化信息，并且涉及政治、经济、宗教、天文、军事等多个领域，目的是掌握夷情和师夷长技以制夷。这一工作魏源后来一再扩充，1847年（道光二十七年）和1852年（咸丰二年）即行两次增补，将《海国图志》扩至一百卷。此书不仅大开国人眼界，而且在日本广泛流传，对日本的明治维新影响甚巨。

当然，师夷长技也是有歧义和不同看法的，而且也是有很多局部反复的，其中需要警惕的陷阱也不少。但大的思路清楚了，可不至于在纷繁的细节中迷失方向。

结合魏源的初衷和后来的历史演变，可以将本书主旨概括为：

（1）起点：技不如人，师夷长技；

（2）过程：曲折坎坷，锲而不舍；

（3）结果：百年践行，科技转型。

宏观地看，中国近现代科技转型虽非一路凯歌，但的确是一个学习、模仿、传播、移植、生根、改造、失败、修正、成功以至体制化的过程。“夷”和“技”不是准确概念，在这里明显只具有指代意义。“夷”乃指先进的现代化国家，“技”乃包括科学、技术和教育等。按照这种理解，上述《师夷长技》的主旨应是能站得住脚的。与《西学东渐》联系起来，不但能发挥比照作用，亦可构成近现代中国两波科技转型的清晰脉络。

概括地说，在师夷长技的这100年，中国科技转型过程中有下述一些重要特点：

第一，中国内忧外患，灾难深重，转型道路曲折。从同光新政、洋务运动、维新变法、清末新政、预备立宪到北洋政府和南京政府的教育科技改革，经历一次次尝试和一次次挫折，中国近现代科技和教育是在艰难曲折中实现转型的，绝对不是一个轻而易举的过程。

第二，科技转型中锲而不舍地践行了师夷长技的精神。实践过程中，固然都可以看作师夷长技，但其主要表现是很不相同的。大致说来，师夷长技的表现可以归纳为下述三个方面：一是传播和引进西方科学技术，二是移植西方科技体制，三是体制化的现代科技教育在中国地域和文化土壤中自行生长。

第三，睁眼看世界和学先进的过程极其复杂。这种复杂性表现在：一是西学东渐第二波的发起人由传教士转变为国人；二是首先由士人，如魏源、冯桂芬，以开放的眼光阅世；三是统治阶级中的先觉者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包括地方重臣（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沈葆桢等）和中枢权贵（奕、文祥等）；四是新旧势力的较量中出现了两极，有面向世界的，如郭嵩焘、黄遵宪、郑观应等，也有守旧派，如倭仁等。

第四，科技和教育转型是由多重力量推动的。一是自强运动中办了很多“洋务”：同文馆、江南制造局、北洋水师、海关、电报、铁路等；二是留学和办学艰难起步，渐成推力：容闳带首批学童留美、傅兰雅译书并与徐寿合作创建格致书院、教会办学校和医院、建立京师大学堂等；三是维新和新政：废科举、兴学堂、学制改革、建立新军等；四是科技教育改革：在器物—体制—理念诸层面逐步深入，民主和科学成为两面旗帜，百家争鸣、大师迭出等；五是体制化的积累：学会、研究所、大学、学科建制逐步建立并规范，统一科学名词和科学规范，成立中央研究院、科学基金会和资源委员会等体制化机构。

第五，在复杂的内外环境中效仿。外部：晚清和民国时期，世界现代化和全球化大势基本形成，中国的事不再能关起门来搞，必须成为世界的一部分，科技和教育转型已不可避免。内部：中国自身在政治、经济、文化、生活诸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例如，辛亥革命以后，中国甚至在发型、服饰上也都逐渐效仿西方；中国引进了国民教育体制，教学内容和课本也效仿西方，科学教育尤其是理工科教育日趋重要；等等。

第六，师夷长技的过程是一个多样的、复杂的主客交融过程。这一时期既派出留学生，又请进来各国教习、顾问。例如，庚子后数以万计人到日本的各类学校留学，同时又聘用大量日本教习来国内指导；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时期，同样聘用了许多欧美顾问，并派遣大批人员赴欧美留学。留学生回国后，成为中国科技、教育体制转型的中坚力量。另外，西方教会在中国开办学校和医院，直接引进现代科技教育体制，在当时中国也发生重要影响。

第七，这100年间虽然思想杂呈，但思变求进的主线贯穿始终；无论遭遇什么挫折和打击，对于师夷长技，总是锲而不舍，愈挫愈坚。这一变中有常的思想态势，有助于并最终促成了中国近现代科技和教育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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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也有论者认为，中国近现代科技转型应当从1860年洋务运动开始时算起。“实际上1860年同样是一个重要年份，就社会观念的新陈代谢来说，它比1840年具有更加明显的标界意义。”（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109）

[2]魏源.圣武记：卷十四.韩锡铎，孙文良，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4:545.

[3]魏源.海国图志原叙//魏源全集：第四册.长沙：岳麓书社，200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