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关于价值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

2015年，国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学术界主要从基本概念辨析入手，探讨了“价值”“价值观”“核心价值观”的本质、内涵、特征及其根据等一般理论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大意义、形成过程、科学内涵、根本性质、内在结构、价值基础、理论精髓、主要内容、基本特征及解读方法等重要理论问题进行了细致、深入的研究；不仅着重论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关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国家治理体系建设的关系，还具体阐发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国传统价值观的关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被作为“普世价值”的西方资本主义价值观之间的区别等容易被人误读的问题；并从实践层面论证了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现实意义，以及如何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从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一）价值观、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深层理论思考

有学者从价值关系和价值观的本质、内涵及特征出发，揭示价值观是价值关系应然状态的期盼与展示，进而强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应当也必须是社会主义社会价值关系应然状态的期盼与展示，反映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离开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和人民的主体地位，无法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提出“任何社会大变动时期都会发生价值重估的问题，主要表现为对传统价值观念的重估……当代中国正处在一个大变革时期，这一变革最突出的特征和最重要的意义就在于，它把现代化、市场化和社会主义改革这三重重大的社会变革浓缩在同一个时空中进行了，构成了一场前无古人、艰难复杂的伟大的社会变迁，它必然引发价值重估的问题，也必然为重建社会主义价值观开辟广阔的思维空间和社会空间”[1]。有学者从马克思主义人学的视角出发，揭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点——人的特性，即基于人的个性和社会性、现实性和历史性、实践性和能动性，来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和特征；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蕴含着丰富的人学内涵，其理论依据是人的个体、共同体和社会状态这三种状态相互生成、相互建构的辩证统一关系；指出“三个倡导”立足于国家共同体、社会、个体之人三个基点，指出了人之成长、成熟与成功的价值追求，为人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了价值航标。[2]有学者通过揭示价值观、核心价值观的概念内涵，提出确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根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立足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之上的价值系统，集中反映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属性，反映了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制度的质的规定性”。“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和制度的价值表达，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原则、发展模式、制度体制和目标任务，表征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和前进趋势”[3]。该学者还系统分析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在三层结构（国家、社会、个人），“国家层面的核心价值观主要体现国家的性质、价值信念、理想和具体的发展目标，回答我们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国家’的问题”；“社会层面的核心价值观体现着一个社会评判是非曲直、确立社会秩序的价值标准，主要回答我们希望‘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社会’的问题”；“个人层面的核心价值观包括个人的价值追求和应该遵守的价值准则、道德规范，主要回答我们‘应该做什么样的公民’的问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虽然存在国家、社会、公民三个层面，但这些价值观念和价值要求相互联系、相互贯通，是有机统一的，不可人为地割裂开来。实质上，‘三个倡导’兼顾了国家、社会、个人三者的利益、需要和愿望，实现了政治理想、社会导向、行为准则的统一，实现了国家、集体、个人在价值追求和价值目标上的统一”[4]。有学者不仅指出核心价值观的现有表述实际反映了当前社会共同价值诉求的最大公约数，包括国家、社会和个人三个层面的统一，还专门论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要内容）的根本性质（社会主义）、价值基础（集体主义）及价值立场（人民立场）。[5]也有学者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我国社会主义道路、制度模式、社会关系的价值表达形式；其根本理念、精神内核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6]。因此，充分揭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社会主义性质，有利于从根本上破除所谓西方“普世价值”的渗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解读方法之一，是树立强烈的主旨意识。[7]有学者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特征主要包括“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世界文明有益成果的扬弃和吸纳，体现着鲜明的时代精神，寄托着中国人民的理想和信念，承载着我们每个人的美好愿景，是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之中的理论整体”[8]。

（二）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重大意义和形成过程的概括梳理

有学者概括并论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大意义：第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我理解与自我建构；第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社会价值秩序的主心骨；第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核心。[9]还有学者系统梳理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形成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酝酿阶段、提出阶段、深化阶段。“酝酿阶段（2006年10月至2012年10月），从2006年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一直到十八大之前”；“提出阶段（2012年11月至2013年12月）从十八大到《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的颁发”；“深化阶段（2013年12月至今），从《意见》颁发至今”。“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过程看，一方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经历了一个长期的酝酿、积淀、形成的过程，是中国共产党在考虑了各方面情况之后慎重提出来的……另一方面，核心价值观并不是一个封闭的体系，我们党对核心价值观的认识是不断深化的，它必然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10]。

（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国传统文化、国家治理体系建设的关系

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上，有学者指出，根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现着历史的辩证法，它不仅是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也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传统价值观的超越，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该学者还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的关系，要以价值观与制度之间的辩证关系为基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提供了价值理念和价值支撑；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提供了最可靠的路径依赖。[11]在探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时，有学者辩证地指出，“必须正确处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国传统价值观、西方资本主义价值观的关系，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一方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另一方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吸收一切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特别是西方资本主义价值观成果”。但“无论是中国传统的价值观，还是西方资本主义价值观，都存在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性，都有许多过时的、不合理的糟粕性内容”。“因此，对于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和西方资本主义价值观，我们必须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坚决摒弃其中不合理的、落后的观念，而对其中的合理内核，则通过‘扬弃’而进行新的融合和再创造，实现以往社会由于社会制度、阶级利益的局限而无法实现的进步结果，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前所未有的优越性和先进性”[12]。

（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国传统价值观、西方资本主义价值观的关系

在谈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同中国传统价值观、资本主义价值观有着重大区别，具有二重超越性”时，有学者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同中国传统价值观、资本主义价值观有着本质的区别，具有二重超越性。它既立足于中华传统文化，汲取中华传统价值观的思想精华，又抛弃了中华传统价值观中的糟粕，从而实现了对中华传统价值观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既吸收了西方资本主义价值观的合理内容，又克服了西方资本主义价值观的历史和思想的局限，从而实现了对西方资本主义价值观的超越。因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超越了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又超越了西方资产阶级价值观，是不同于中国传统价值观和西方资产阶级价值观的一种崭新的价值观”[13]。在解答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西方资本主义价值观（“普世价值”）的关系问题上，有学者认为，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看，价值观属于意识形态的范畴，由经济基础决定，价值观具有历史性和阶级性，因此，不存在普世价值；普世价值的提出适应了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发展的需要，资本主义的普世价值是虚假的，普世价值成为一种干涉别国内政的工具。该学者还阐明了资本主义条件下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的特征和表现，论述了马克思恩格斯对价值和自由、平等、民主、人权等概念的解读，及其对于认清西方普世价值的真实面目、增强制度自信心、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义。[14]此外，还有学者分析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西方“普世”价值在理论基础、逻辑结构、性质特点、实践结果上的区别：“理论基础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基于唯物史观，西方‘普世’价值基于抽象人性论。逻辑结构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自于对四重传统的历史归纳，西方‘普世’价值则来自契约想象的非历史演绎。特点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备民族性、时代性和自主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性质的，而西方‘普世’价值有抽象性、模糊性和扩张性，是帝国主义性质的。结果上，盲从西方‘普世’价值只会导致民族复兴受挫，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则有助于实现‘中国梦’”；并进而得出结论：“必须旗帜鲜明地抵制西方‘普世’价值，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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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杨耕：《价值、价值观与核心价值观》，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1）。

[2] 参见费从军：《马克思主义人学视域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探析》，载《求实》，2015（1）。

[3] 孙伟平：《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几点思考》，载《山东社会科学》，2015（2）。

[4] 孙伟平：《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几点思考》，载《山东社会科学》，2015（2）。

[5] 参见吴向东：《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若干重大问题》，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1）。

[6] 参见梅荣政：《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几点思考》，载《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5（8）。

[7] 参见梅荣政：《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几点思考》，载《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5（8）。

[8] 郝清杰：《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特征》，载《伦理学研究》，2016（1）。

[9] 参见吴向东：《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若干重大问题》，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1）。

[10] 李文阁：《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形成、内涵与意义》，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3）。

[11] 参见吴向东：《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若干重大问题》，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1）。

[12] 孙伟平：《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几点思考》，载《山东社会科学》，2015（2）。

[13]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若干重点难点问题辨析——访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执行院长、博士生导师孙熙国教授》，载《思想教育研究》，2015（9）。

[14] 参见张峰：《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下的“普世价值”批判》，载《理论月刊》，2015（9）。

[15] 李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西方“普世”价值的四大区别》，载《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