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与美国政府的实践[17]

亨廷顿是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著名的政治学家,曾任卡特政府国家安全委员会安全计划顾问,其“文明冲突论”发表后,更是名扬天下。他是在什么样的国际形势下提出这种论断的?其效应又如何?这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重大问题。

一、“文明冲突论”产生的背景及其对美国政府的影响

“文明冲突论”的产生不是偶然的。它是亨廷顿从维护美国的全球战略利益出发,根据国际局势发生的新变化和出现的新问题而提出的一种新论断。所谓新变化和新问题,主要有两点:一是冷战结束,苏联解体,美国突然失去了对手,失去了主要敌人;二是1991年海湾战争结束后,中东出现了反美浪潮,使美国人增加了忧虑感、恐惧感。如何应对这种新形势、处理这种新问题?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也就应运而生。

1992年10月,亨廷顿在华盛顿美国企业研究所的一个讲座中阐明了自己的观点。随后,他又在为奥林研究所关于“变化中的安全环境与美国的国家利益”项目制定的研究提纲中提出了自己的论断。1993年夏,美国《外交》季刊正式发表了他的《文明的冲突?》一文。这篇论文发表后,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为对该论文中提出的问题“提供一个充分的、深刻的和更详尽论证的解答”,他于1996年底正式出书,即《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亨廷顿在这本书的前言里开宗明义地写道:“这本书不是,也并不打算成为一本社会科学著作,而是要对冷战之后全球政治的演变做出解释。它渴望提出一个对于学者有意义的和对于决策者有用的看待全球政治的框架或范式。”现在看来,它为美国政府的决策者(新保守主义者)确实提供了不少“有用的”东西,其中最重要的是下列六点:

(一)为美国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提供了思想支持

霸权主义的基本特征就是妄图主宰世界。亨廷顿说:“美国一贯反对由另一个强国来主宰欧洲或东亚。”2001年9月20日,小布什总统宣称:“我们的军队必须非常强大,强大到足以让潜在敌手放弃为超过或与美国抗衡而进行任何加强军事实力的行动。”他在2005年连任后又说,为了和平而拓展自由,是美国“在替全人类执行神圣的使命”。

(二)强调了确定新的敌人的必要性

苏联解体后,美国急于确立新的敌人。亨廷顿在书中引用作家迈克尔·迪布丁的话说:“如果没有真正的敌人,也就没有真正的朋友。”他又强调说:“敌人是必不可少的,而潜在的最危险的敌人会出现在世界主要文明的断层线上。”作为西方文明的卫道士,他在大肆美化西方文明的同时,更集中攻击了伊斯兰文明和中华文明。他说,西方与伊斯兰国家和中国的关系,将“经常出现严重的对抗”。小布什上台后,也一直把伊斯兰世界和中国视为威胁或潜在敌人。“9·11”事件使美国方便地找到了一个明确的敌人——恐怖主义。于是,美国就打起反恐旗帜,在中东、中亚、南亚等处大肆扩张。反恐战争的本质是美国企图进一步控制世界。

(三)魔化伊斯兰世界,为挑动战争造舆论

亨廷顿说:“亚洲和伊斯兰世界的文化自我伸张及其文化对西方的挑战表现得最为明显。”他认为,这些挑战将“造成全球政治的极大不稳定”,“伊斯兰文明是唯一使西方存在受到过威胁的文明”,“沿着伊斯兰国家的周边看去,穆斯林总是难以与其邻居和平相处”。1991年海湾战争结束后,美国与伊斯兰世界的矛盾激化了。穆斯林认为,美军进驻沙特阿拉伯,是“亵渎了穆斯林圣地”,是对伊斯兰的战争。“9·11”事件后,双方矛盾白热化。2001年9月,小布什总统宣称要进行“新十字军东征”,尽管他又改口说,这“不是对伊斯兰的战争”,但实际上反恐战争中受打击的主要还是伊斯兰世界。

(四)鼓吹“中国威胁论”,并为美国围堵中国献策

亨廷顿说:“中国的崛起对美国形成了更根本的挑战。”“中国作为东亚占主导的地区大国的状况如果继续下去,将对美国的核心利益构成威胁。”他还向美国政府建议:“如果美国政府确实想阻止中国在亚洲占主导地位,它就需要根据这一目标改变与日本的结盟方向,与其他亚洲国家发展紧密的军事关系,加强在亚洲的驻军及能够用于亚洲的军事力量。”他还建议其他国家“通过用均势来平衡和遏制中国,以及在必要的情况下,通过战争打败它来保证自身的安全”。2005年2月19日,美日两国政府达成一致的“共同战略目标”,次日宣布台湾问题是两国共同关心的安全问题。2005年10月29日,美日又签署了新军事协议。2005年6月28日,美印两国国防部长缔结了有效期为10年的军事合作协定。2005年8月7日至14日,美军在冲绳海域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美联社说,这是五角大楼声明对中国军事现代化表示担忧之后进行的。如此等等情况,也可算是美国政府对亨廷顿言论的回应。

(五)吹捧西方文明,反对文明多样性

文明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进步的重要动力。但是,亨廷顿却认为,“文化和文明的多样性对西方,特别是对美国的西方文化普世主义信念形成了挑战”。他还告诫美国领导人,不应“促进多样性的发展”。他说:“一个多文明的美国将不再是美利坚合众国,而是联合国。”“摈弃美国信条和西方文明就意味着我们所认识的美利坚合众国的终结。实际上这也意味着西方文明的终结。”因此,他认为东方的多元文明和西方文明不能共同繁荣。他说:“不论亚洲和美国社会之间存在着怎样的经济联系,根本的文化差异将使二者无法同居一室。”他认为:“一场涉及西方和其他文明核心国家的大战并不是不可避免的,但有可能发生。”这就成了美国推行全球西化的一个重要思想依据。2005年1月20日,小布什在第二任期的就职演说中宣布:“我们获取和平的最佳途径,就是把自由扩散到全世界各个角落。”美国国务卿赖斯说,传播自由与民主是“美国今日外交的伟大任务”。她致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员国,表示反对通过文化多样性公约。2005年10月20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该公约。对此,日本《每日新闻》称,“世界文化将不再由美国主导”。

(六)宣扬唯武器论,妄图以武力治天下

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第二章谈到“西方的兴起”问题时说:“西方赢得世界不是通过其思想、价值或宗教的优越……而是通过它运用有组织的暴力方面的优势。”他在第八章里又强调说:“在进入21世纪后相当一段时期之内,将唯有西方——主要是指得到英国和法国帮助的美国——具备在世界几乎所有地区进行军事干预的能力,也只有美国具备有效地轰炸世界任何地区的空中力量。这些是决定作为世界强国的美国的军事地位的主要因素,也是决定西方作为世界主导文明的主要因素。在近期内,西方与非西方常规军事力量的对比将使西方占压倒优势。”这是典型的军事决定论,即“唯武器论”。“唯武器论”在美国一直十分盛行,实际上,现在已成为其国际战略的指针。然而,历史却一再证明,美国入侵伊拉克的战争也再次证明,单凭先进武器是不能征服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

二、“文明冲突论”的实验效果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已面世十年有余,对其争论至今未休,评价仍是见仁见智。现在的问题是,他的一系列论断是否已被美国的决策者所采纳,是否已成为美国政府的方针政策。

有关“文明冲突论”的实践以及这一论断与美国政府决策的关系问题,小布什任总统以来亨廷顿曾有多次表态,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四次答记者问。第一次是2001年初,亨廷顿与美国《洛杉矶时报》“全球视点”专栏编辑内森·加德尔斯之间的问答。在这次问答中,他虽然肯定了他的“文明冲突论”的准确性,但也承认他低估了恐怖主义的严重性,没有预料到会发生“9·11”事件。第二次是2001年10月阿富汗战争开始时,亨廷顿与美国《纽约时报》记者迈克尔·施泰因贝格尔关于阿富汗战争的问答。这次问答表明:亨廷顿并不认为美国以反恐为名发动的阿富汗战争就是“文明的冲突”,而是“有朝着那个方向发展的危险”。他也没有敢明确指出,美国的行动就是打击“支持恐怖组织的国家”。第三次是2003年6月伊拉克战争开始后,亨廷顿与德国《商报》记者埃里克·邦泽之间的问答。这次问答很重要:首先,他肯定了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确实是‘文明的冲突’”;其次,他承认他的书是小布什政府决策者(新保守派)一读再读的书;再次,他认为自己的“文明冲突论”已在“全世界传播开来”;最后,他反对伊拉克战争,同时又说对“无赖国家”发动攻击“是正确的”,而且他强调反对伊拉克战争不是出于“理论原因”。第四次是2004年4月美国已在伊拉克深陷困境时,亨廷顿与法国《问题》周刊记者之间的问答。这次问答显示:亨廷顿已经看到了“文明冲突”发展的“悲惨结局”,也觉察到了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的败局。令人赞赏的是,他说“美国人制造了一个把伊斯兰教与西方的碰撞蔓延到全世界的策源地”,令人遗憾的是,他没有指明究竟是谁“正在搅乱这个世界”。

我们从亨廷顿的回答中可以看出,他用不明朗的话语认可了他与美国政府的互动关系,承认“文明冲突论”已传播于世界,并造成了“悲惨结局”。尽管他对自己的论点做了一些修饰和辩解,但批驳之声已明显高于赞美之声,这显然是他间接地承认了自己的“文明冲突论”的错误,承认了美国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的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