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无产阶级的普罗米修斯

1843年3月18日，年轻的马克思为抗议普鲁士政府查封《莱茵报》，在该报刊登了一幅政治漫画——被锁链锁住的普罗米修斯。这是马克思形象的自我写照。的确，马克思是普罗米修斯而不是上帝，他的全部著作是科学而不是启示录。

梅林说：“马克思不是神，也不是半神，他也不是教皇那样的无过失者。他是一个从根本上扩大了人类的认识限度的思想家。”[1]这个评价应该说是中肯的。

一、作为伟大科学家的马克思

马克思是为无产阶级和人类锻造真理的“盗火者”，他带给在黑暗中摸索徘徊的人类以科学和光明。对于马克思在科学史上的崇高地位，恩格斯曾作过充分的肯定。1883年3月17日他站在亡友的墓前发表悼词时，称赞马克思是“当代最伟大的思想家”[2]，是“科学巨匠”[3]。

这不是恩格斯对亡友的私情和单纯的个人评价。马克思逝世之际，当时世界许多国家的工人组织的唁电、报刊的社论都表达了同样的看法。纽约《太阳报》的社论是《一位生气勃勃、成果卓著的思想家》，《自由报》的社论是《本世纪最伟大的思想家》，芝加哥《论坛报》的社论是《学者和思想家》，苏黎世《工人呼声报》的社论是《他奠定了社会主义的科学基础》，苏黎世《社会民主党人报》的社论是《他的著作树起了永恒的丰碑》，罗马《民主同盟报》的社论是《一位学识渊博的思想家》，米兰《人民报》的社论是《经济发展规律的发现者》，圣彼得堡《世界画报》的社论是《一位卓越的经济学家》，莫斯科《司法通报》的社论是《现代经济学最伟大的代表之一》，《莫斯科电讯报》的社论是《一位无与伦比的学者》，圣彼得堡《黎明纪事周刊》的社论是《犹太人最有才华的儿子》，等等。尽管它们有不同的政治色彩，但对马克思都表现了极大的尊敬，一致赞扬马克思是“本世纪最伟大的思想家”、“现代社会主义的创始人”、“新科学的先驱”。[4]

旧欧洲的一切反动势力，例如教皇和沙皇、反动官吏和警察都把马克思看作一个“蛊惑家”、“煽动家”、“阴谋家”。其实，马克思是一位伟大的科学家。只是他的组织才能和革命业绩，掩盖了他作为伟大科学家的形象。

从年轻时代起，马克思就以思想深邃而得到朋友们的推崇。1841年秋，当马克思还是一个刚跨出大学校门的年轻学生时，赫斯在给朋友的信中就高度赞扬马克思，“无论在思想上或在哲学精神的发展上都不仅超过了施特劳斯，而且超出了费尔巴哈”，并且对他的朋友说：“请你想象一下，卢梭、伏尔泰、霍尔巴赫、莱辛、海涅和黑格尔结合成一个人（我说的是结合，不是混合）——这将会使你得到一个关于马克思博士的概念。”[5]这就是说，马克思年轻时就具有法国最激进的民主主义思想，德国的深刻的哲学思想和诗人的气质。接着，1842年5月，当马克思评论莱茵省议会关于出版自由辩论的第一篇文章在《莱茵报》发表后，又得到卢格的赞扬：“如此学识渊博、如此大智大慧、如此善于掌握被常人弄得混乱不堪的问题。”[6]

马克思25岁写下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对德国哲学界最权威人物黑格尔的国家观发起了挑战。当马克思完成宣告旧世界必然灭亡的《共产党宣言》时，也只有29岁。这个把最深刻的科学分析和优美的文学格调结合在一起、石破天惊、振聋发聩的宣言，充分显示了马克思的科学奇才。

特别是，马克思以近40年时间从事《资本论》的创作。他先后阅读了2000多册有关的经济学著作，4000多种报刊以及大量官方文件和蓝皮书，进行了仔细的分析和艰巨的研究。仅仅《资本论》手稿的数量就非常惊人。在人类历史上，还没有一本社会科学方面的著作像《资本论》这样，能够对一个社会形态的活动规律和发展机制的分析，达到如此科学的高度。

一提到科学家，人们想到的是哥白尼、伽利略、牛顿、达尔文、爱因斯坦。至于社会理论，总认为不是科学而是意识形态。这是一种偏见。其实，社会领域是整个物质世界的一个极其复杂的领域。对社会的认识同样有真理与谬误、科学与幻想之分。而且认识社会比认识自然更困难。《资本论》充分显示了社会理论的科学性。正如同达尔文推翻了那种把动植物物种看作彼此毫无联系的、偶然的、神造的、不变的东西的观点，第一次把生物学放在完全科学的基础上一样，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也以对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剖析，推翻了那种把社会看作可按长官的意志随便改变的、偶然产生和变化的、机械的个人结合体的观点，把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发展看作自然历史过程，树立了对社会进行科学分析的范例。《资本论》是社会科学的瑰宝和骄傲。

马克思终其一生都在进行科学探索。在他年老多病、生活处在极其艰难的最后几年中，他还致力于东方社会和原始社会的研究。为了研究地租问题，马克思非常注意俄国土地关系的研究，大量阅读俄国学者的有关著作以及1861年以后在俄国出版的各种文件汇编和统计汇编。他还对柯瓦列夫斯基的《公社土地占有制，其解体的原因、进程和结果》、摩尔根的《古代社会》、梅恩的《古代法制史讲演录》、拉伯克《文明的起源和人的原始状态》、菲尔的《印度和锡兰的雅利安人村社》作了摘要和评注。这就是理论界日益瞩目，兴趣越来越浓的马克思的《人类学笔记》。它是马克思晚年科学探索的见证。

从整个人类科学史来看，马克思是当之无愧的伟大科学家。他的研究领域非常广阔。专业是法律，但深入地研究了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学说、历史、文学。即使在自然科学领域中成就也是突出的。他在《资本论》中运用的各种自然科学成果，特别是他的《数学手稿》就是证明。恩格斯说：“马克思在他所研究的每一个领域（甚至在数学领域）都有独到的发现，这样的领域是很多的，而且其中任何一个领域他都不是肤浅地研究的。”[7]特别是他创立的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两个伟大发现。马克思的著作很多，国际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有100卷。在世界上，出版数量最大、译文最多的著作，名列前茅的应是马克思的著作。如果把已出版的马克思的著作及其译本的印数集中起来，可以想象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图书馆能够容纳。

“风格就是人”，这不仅适用于文学家，科学家也是如此。马克思作为伟大的科学家，具有极其鲜明的个性。这种个性可以称之为“马克思的风格”。

马克思具有高尚的科学道德和科学良心。他尊重科学，尊重事实，不畏权势，不考虑个人得失。1843年9月他在致卢格的信中，提出要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这种批判不怕自己所作的结论，临到触犯当权者时也不退缩”[8]。1859年马克思在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把这种精神称之为“入地狱”的精神。他在讲到自己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著作时说：我的见解，不管人们对它怎样评论，不管它多么不合乎统治阶级的自私的偏见，却是多年诚实探讨的结果。但是在科学的入口处，正像在地狱入口处一样，必须提出这样的要求：

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

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9]

马克思实践了自己的诺言。尽管马克思一生备受迫害，屡遭驱逐，特别是晚年，贫病交加，十分困苦，但从不卑躬屈膝，“卖论求官”，丝毫不动摇对真理的信仰和追求。默默地探求真理，大声地宣布真理，勇敢地捍卫真理——这就是马克思的科学良心。

马克思永远面对现实，注视社会迫切问题。他出生在具有思辨哲学传统的德国，在开始进入柏林大学时，他仍醉心于创造一个思辨的体系。例如他写了差不多300印张的关于法的理论，“试图使某种法哲学体系贯穿整个法的领域”[10]。可是与博士俱乐部的交往和参加青年黑格尔运动，改变了马克思的生活方向。他摒弃了虚构哲学体系的纯学术道路，参与实际斗争，从理论上思考迫切的社会问题。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可以说没有一篇是与现实无关的纯学术问题。他的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主题似乎是纯哲学的，实际上是以哲学的形式参与反对当时普鲁士专制制度和宗教的斗争。马克思著作现实性的一个突出表现是时间性，它几乎都是对刚刚发生或正在发生的重大事件的分析研究。他在1842年1月写的《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就是对德皇威廉四世于1841年12月24日颁布的书报检查令的评论。1842年发表在《莱茵报》的几篇著名评论，抨击的是1841年召开的莱茵省议会中的辩论。1844年初发表在《德法年鉴》的著名文章——《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回答的是当时德国正在讨论的关于犹太人问题，特别是关于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的问题。他写于1847年的名著《哲学的贫困》，是对出版不久的蒲鲁东的《经济矛盾的体系，或贫困的哲学》的评述。马克思的天才著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是对正在发生尚未结束的政治事件的分析。马克思关于中国问题的论述，全是当时正在发生的事，如鸦片战争、太平天国革命，以及列强对中国的军事侵略和经济侵略。即使是《资本论》这部最具有科学水平的巨著，也是马克思对自己生活在其中的社会形态的分析，主要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产生和发展规律的探求，解决当时社会面临的资本主义社会向何处去的问题。对于马克思来说，背对现在，脸朝过去，是同他的风格不相容的。早在1842年与《科伦日报》的论战中，马克思就抨击了逃避现实问题的纯哲学研究，他批评说，“哲学，尤其是德国的哲学，喜欢幽静孤寂、闭关自守并醉心于淡漠的自我直观”[11]，提出“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哲学不仅从内部即就其内容来说，而且从外部即就其表现来说，都要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12]。马克思终生恪守这个原则，至死不渝。他晚年的《人类学笔记》，形式上是面向过去，实际上仍然是立足现实，他研究古代社会和东方社会，是为了深入地剖析资本主义社会形态，探索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需要。

马克思是科学家，伟大的社会科学家。但同以往的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所不同的是，马克思不仅具有卓越的、多方面的学术成就，而且在人类历史上处于“盗火者”的崇高地位。或者如列宁所说的，马克思教会了工人阶级自我认识和自我意识，用科学代替了幻想，把伟大的认识工具给了人类，特别是给了工人阶级。马克思为人类特别是为工人阶级锻造了伟大的认识工具，使长期在黑暗中徘徊的人类手中有了照亮前进方向的火炬。马克思是无产阶级的普罗米修斯。

人类思想史上，有成就的思想家为数不少，他们在不同程度和不同领域对人类文化作出了贡献，但并不是每个思想家都能处于“盗火者”的地位。这不是单纯取决于个人的才智，更重要的是时代。马克思生活的19世纪上半叶，可以说是“世纪的转换”的时代。这是挣脱了封建束缚的生产力迅速发展的时代，也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矛盾开始激化的时代。1825年的第一次经济危机和1830年的法国六月革命，震动了人们的头脑。这样的时代需要一个什么样的人物？是需要一个耶稣基督、释迦牟尼，还是需要阐明他们的历史地位和使命以及出路的科学家？19世纪40年代的狂风暴雨，使以救世主和预言家自诩的各种空想社会主义者一个个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了，新兴的开始壮大的无产阶级，需要的是科学，而不是幻想；是战斗的号角，而不是泪水和温情；是对现实的理解，而不是来世的预言。谁能科学地分析开始暴露出来的矛盾并指出解决这个矛盾的方式和途径，谁就处于“盗火者”的地位，而被永远铭刻在历史的丰碑上。马克思恰逢其时，并以自己的才智和革命热情，为人类的解放送来了科学的火炬。

二、作为伟大革命家的马克思

马克思是科学家，又是革命家，而且按照恩格斯的说法，“首先是一个革命家。以某种方式参加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建立的国家制度的事业，参加赖有他才第一次意识到本身地位和要求，意识到本身解放条件的现代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这实际上就是他毕生的使命”。

这实际上也是马克思逝世时的一种国际性的评论。《科伦日报》的社论称马克思是“无私无畏的工人阶级的解放者”，布达佩斯的《工人纪事报》赞扬马克思是“推动地球运转的最卓越的人物之一”。[13]

在当代西方某些学者的眼中，马克思作为革命家的形象淡忘了；马克思主义已经不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而是一种文化现象；它的产生不是由于工人运动和无产阶级的需要，而是文化发展的产物；至于马克思本人，已经不是革命家，而是哲学人类学家，甚至是温情脉脉、向众生宣扬福音的传道者。胡克在《卡尔·马克思的第二次降临》中宣扬的就是这种观点。他说：“在第二次降临时，马克思既不是穿着风尘仆仆的常礼服的经济学家、《资本论》的作者，又不是一个革命者和鼓舞人心的《共产党宣言》的作者，而是穿着哲学家和道德预言家的服装，带来了令人喜悦的人类自由信息的马克思，这种信息的力量超越了阶级、政党和宗派的狭隘的视野。”[14]

作为科学家的马克思和作为革命家的马克思是二位一体的。马克思是科学家，革命的科学家；马克思是革命家，科学的革命家。革命性和科学性的融合，是马克思作为新型思想家的特征。

马克思的革命道路，经历了从争取精神自由到争取物质利益，从为知识分子、农民辩护到探求私有制和雇佣劳动的本质，从争取政治解放到争取人类解放的过程。马克思开始是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他的博士论文，特别是《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以及发表在《莱茵报》上一系列才华横溢、如刀似剑的评论，表明了马克思的反对普鲁士专制制度的政治立场。从1843年10月，马克思离开德国到达新世界的首府法国巴黎以后，通过对法国革命史和法国的社会现实的研究，通过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逐步把争取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当作自己毕生的使命。《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是这个转折的关节点。

马克思作为革命家，集中表现在：创立革命的理论，缔造革命的组织，参加实际革命斗争。

马克思非常重视创立革命理论。早在1842年10月发表的《共产主义和奥格斯堡〈总汇报〉》的文章中，马克思对当时一些空想社会主义者仍醉心于各种移民区试验的做法发表了评论。马克思认为极为急迫的是对共产主义进行科学的理论论证，而不是试验，把对共产主义进行理论探讨，置于各种各样的试验之上。他说：“我们坚信，真正危险的并不是共产主义思想的实际试验，而是它的理论论证。”[15]因为在马克思看来，只有真正科学的理论，才是“掌握着我们的意识、支配着我们的信仰”[16]的理性力量。

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还形象地把革命理论比喻为迎接革命风暴的“闪电”，说：“思想的闪电一旦真正射入这块没有触动过的人民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为人。”[17]

恩格斯也发表了同样的看法，他的说法非常幽默而深刻：“15:29 2016/10/14如果我们有哲学家和我们一起思考，有工人和我们一起为我们的事业奋斗，那末世界上还有什么力量能阻挡我们前进呢？”[18]无产阶级革命不是以头立地的理性革命，也不是无头脑的革命。它的头脑就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革命工作的焦点，就是为无产阶级这个人类解放的心脏安放头脑。

对于马克思来说，问题不仅在于要创造一种科学理论，而且要向工人宣传这种理论[19]，根本改变以往社会主义理论同工人运动相脱离的状况。为此，1846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布鲁塞尔成立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积极与各国社会主义者和工人团体建立联系，彼此交流各国社会主义运动的情况，向他们宣传自己的观点。马克思还通过布鲁塞尔的德意志工人协会进行宣传和教育工作。他的重要著作《雇佣劳动和资本》就是1847年12月在德意志工人协会作的报告。马克思极其通俗地阐述了复杂的经济学问题，使普通工人对工资和雇佣劳动的本质有着比较正确的理解。可以说，马克思终生都注意通过各种方式向工人进行教育。他的全部著作，首先面对的不单纯是“学术界”，而首先是工人。

在马克思创立和宣传自己科学观点的革命工作中，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是，马克思非常重视报纸工作。他在写于1842年6月的《第179号〈科伦日报〉社论》中，批评德国思辨哲学，提出“把禁欲主义的神甫法衣换成报纸的轻便时装”[20]。报纸是马克思阐述自己观点的重要阵地，如1842年《莱茵报》、1844年巴黎《前进报》、1847年《德意志—布鲁塞尔报》、1848—1849年《新莱茵报》、1859年《人民报》、1852—1861年《纽约每日论坛报》，等等。马克思在报纸上发表了许多具有战斗性、现实性、科学性的评论和文章，阐述和宣传了自己的科学观点。

马克思也非常重视革命的组织工作。在马克思之前，已经出现过各种性质的工人组织，如巴贝夫的“平等派同盟”、布朗基的“四季社”、德萨米的“平等主义工人社”、魏特林的“正义者同盟”，至于工人为了保卫工资而组织的互助性质的团体更是普遍。但是当时的工人团体，或者是纯经济组织，或者是缺乏科学理论的少数人的密谋组织，不可能担任起领导和组织工人进行群众性斗争的任务。1843年10月，马克思到巴黎之后同工人组织及其领导人开始发生接触，并逐步发现他们政治的和理论的弱点，意识到无产阶级必须建立起不同于受各种空想社会主义、小资产阶级平均主义支配的革命组织。马克思参加了共产主义者同盟，并出席了在伦敦举行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并同恩格斯一起，为同盟拟定了一个纲领性文件——《共产党宣言》。尽管共产主义者同盟随着1848年革命的失败而终于解散，但马克思改造共产主义者同盟，特别是《共产党宣言》的拟定，是创建无产阶级政党的有益尝试。

1863年7月，英、法两国的工人代表商定筹建一个无产阶级国际政治组织，马克思被邀请参加筹建工作。1864年9月28日，英、法的工人代表团以及其他国家的民主派和流亡组织的代表，在伦敦举行会议，正式成立了第一个无产阶级群众性的国际组织——国际工人协会，通称第一国际。马克思当选为领导委员会委员并被选入起草国际工人协会纲领性文件的小委员会。国际工人协会的最初一批纲领性文件出自马克思的手笔。马克思是第一国际的灵魂，是第一国际的创始人和领袖。马克思在第一国际中的活动，是马克思最重要的组织活动。马克思还非常关注欧美各国创建群众性社会主义政党的运动，从理论上和思想上给予指导和帮助。

马克思生活的年代，资本主义正处在它的工业化进程之中。生产迅速发展，但各种社会矛盾逐步尖锐并日益激化。马克思着重从理论上思考这些矛盾，但只要一旦发生革命，马克思就勇敢地投入战斗。马克思亲身参加了欧洲1848年革命。他积极参加布鲁塞尔的共和派的武装起义，拿出一大笔钱来武装当地工人；当德国三月革命发生后，马克思组织德国工人、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盟员和工人俱乐部会员回德国参加斗争，并起草《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印成传单连同《共产党宣言》带回德国散发。马克思还回到德国科伦，创办《新莱茵报》，积极参加德国的革命。

马克思对待巴黎公社的态度是一个真正革命者的态度。尽管马克思开始反对巴黎工人在不利的形势下仓促起事，但当巴黎工人奋起革命时，马克思竭力支持。马克思同公社领导人有直接联系，提出过建设性的意见，发动声援和支持公社的斗争，公社失败后，又热情组织对公社流亡者的援助。

马克思还热情支持中国、印度以及其他被压迫民族的斗争。

恩格斯曾热情赞扬文艺复兴时期涌现的巨人：“一些人用舌和笔，一些人用剑，一些人则两者并用。因此就有了使他们成为完人的那种性格上的完整与坚强。书斋里的学者是例外：他们不是第二流或第三流的人物，就是唯恐烧着自己手指头的小心翼翼的庸人。”[21]真正用笔和剑进行战斗，具有性格上完整和坚强的完人是马克思，他作为科学家和革命家完美结合而成为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巨人。尽管他生前备受迫害和中伤，死后获得极大的殊荣，但他始终是雄踞无产阶级实践领域和理论领域高峰的革命领袖。

三、用真理征服世界

真理开始总是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当马克思同恩格斯手挽手向旧世界宣战时，他们还只是欧洲两个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人。

马克思生活的时期，是马克思主义创立和传播的时期，是在争取自己的生存权并力图深入正在兴起的工人运动中去的时期。

在马克思主义生前的头半个世纪中，马克思主义在工人运动中并不处于支配地位，它只是无数社会主义派别和思潮之一。马克思一生中，曾不断与各种敌对理论斗争。在19世纪40年代前半期，批判青年黑格尔派、“真正社会主义者”和魏特林主义；40年代末，在经济理论方面进行了反对蒲鲁东主义的斗争；50年代完成了批判1848年欧洲革命中显露过头角的党派和学说；60年代反对拉萨尔主义；70年代反对巴枯宁主义和杜林主义。其中没有任何一个学派和思潮的代表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而是以自己的观点同马克思的观点相对立。这种斗争不是表现为马克思主义和以马克思主义为旗号的各种思潮的斗争，而是马克思主义和各种敌对理论之间的斗争。

这种斗争的优点是，争论的双方旗帜鲜明，观点明确，分歧清楚，不像以马克思主义为旗帜的假马克思主义观点，往往模棱两可，难以捉摸。

历史赋予马克思的使命，不仅要创立一种科学的理论，而且要把这种理论灌输到工人运动中去。如果说，当代斗争的特点是力图把马克思主义从工人运动中赶出去的话，马克思时代的特点则是挤进来，使马克思主义成为工人运动中处于支配地位的思想。

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之前，西欧资本主义比较发达国家的工人早已进行了斗争，如破坏机器的卢德运动和各种经济斗争。各种性质的工人团体甚至政治性的组织也已出现。19世纪上半期的里昂工人起义，英国的宪章运动，德国的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达到了高潮。但在当时，整个工人运动缺乏一个科学的、完整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产生后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同工人运动中的各种错误理论作斗争。无论是早期反对“真正的社会主义”，批判克利盖，反对魏特林，反对蒲鲁东，还是后来反对拉萨尔、巴枯宁，集中到一点就是力图把各种宗派主义、空想主义、小资产阶级平均主义、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从工人运动中驱逐出去。

恩格斯非常清楚地阐明了这种斗争的实质。他和马克思为什么对微不足道的杜林如此重视呢？原因在于杜林把已被马克思从工人运动中驱逐出去的东西重新复活起来。恩格斯在致左尔格的信中说：“几十年来我们花费了许多劳动和精力才把空想社会主义，把对未来社会结构的一整套幻想从德国工人的头脑中清除出去，从而使他们在理论上（因而也在实践上）比法国人和英国人优越，但是，现在这些东西又流行起来，而且其形式之空虚，不仅更甚于伟大的法国和英国空想主义者，也更甚于魏特林。”[22]

19世纪，在马克思生活和战斗的英、法、德诸国，无产阶级是被统治阶级，马克思凭借什么力量，能够逐步击败自己的理论对手，成为工人运动中的指导思想呢？他不可能凭借自己的权势和地位，他是一位贫病交加，被统治者迫害的流亡者。马克思在理论斗争中，没有渗入任何非理论的因素，而完全是凭借真理的力量。

“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ad hominem〔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23]这是马克思的名言。马克思击败敌手，正因为他创立了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并在此基础上对无产阶级解放的道路和条件给予了科学的说明。它以其科学性和革命性，最容易为工人阶级所接受、所理解。

这是真正的理论斗争，而不是权力之争。失败者没有被流放、被驱逐、被判刑，而是丧失了自己在工人运动中的影响。斗争的结果是留下一系列重要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神圣家族》、《哲学的贫困》、《哥达纲领批判》、《反杜林论》等等以及一大批评论和论文。这是真理对谬误的胜利。这种胜利没有窒息真理，而是发展真理。在19世纪下半叶，马克思主义就是在这种斗争中不断前进的。

19世纪是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胜利的时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马克思主义逐步一体化，形成完整的科学体系；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马克思主义成为工人运动中处于支配地位的理论形态。

当然，在马克思生活的年代，各种对马克思主义的曲解已经开始了。亨利·库诺说：“早在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世的时候，对马克思学说的古怪的篡改和解释曾多次出现，特别是在法国。”[24]例如，马克思在他生命的晚年，就对法国马克思主义者狭隘地、教条主义地解释马克思主义非常不满，以至他否认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25]

可是，真正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帜，站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修正”的，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逝世以后。始作俑者应该首推第二国际后期的首要人物伯恩施坦。

注释：

[1]梅林：《保卫马克思主义》，30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版，第3卷，574页。

[3]同上书，575页。

[4]参见菲利普·丰纳编：《马克思逝世之际》，北京，北京出版社，1983。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国际版，第1部分第1卷下册，261页。

[6]纳尔斯基等编：《十九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上册，47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版，第3卷，574~575页。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1卷，416页。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版，第2卷，85页。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0卷，1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1卷，120页。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1卷，121页。

[13]参见菲利普·丰纳编《马克思逝世之际》一书中各报刊社论。

[14]胡克：《卡尔·马克思的第二次降临》，载《纽约时报》，1966-05-22。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1卷，134页。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1卷，134页。

[17]同上书，467页。

[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卷，59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19]“我们有义务科学地论证我们的观点，但是，对我们来说同样重要的是：使欧洲无产阶级，首先是使德国无产阶级相信我们的信念是正确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1卷，24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1卷，120页。

[2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版，第3卷，446页。

[2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版，第4卷，418页。

[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1卷，460页。

[24]亨利·库诺：《马克思的历史、社会和国家学说》，第1卷，1页。

[25]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35卷，38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