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研究视角

本研究的独特定位是从基层社会的微观单元也即社区入手的，立足于社区居民的日常生活来考察其新媒体意见表达和群体协商，研究视角为新媒体对日常生活的嵌入性，把以虚拟社区为主要分析对象的新媒体研究再地方化，也即用系统的、过程的、情境的观点把新媒体意见表达与使用者的实际生活环境统合起来。其意义在于：第一，从理论上看，把研究重心从新传播技术本身转移到人们的日常交往行为，推进网络社区和真实社区的交互研究，分析社区议题在线上线下的传导机制。第二，从实践上看，近年来我国城市社区规模增大，一方面邻里关系出现前所未有的挑战，另一方面社区事务协商和社区文化建设需要居民更好地交流与协作。本研究将有利于了解城市居民的日常沟通机制和社会动员过程，为社区管理、舆情监测、群体性事件的预警和化解提供中观及微观层面的考察分析。

媒介与社区的互动关系是一个较为悠久的研究主题。20世纪初期，芝加哥学派的社会学家帕克研究美国移民的报刊使用对其生活适应的影响，从那时就开启了社区生活与信息传播如何互动的研究传统。社区媒介的重要性在于通过传播地方化的、贴近居民需求的新闻，可以促进社区居民的沟通、认同乃至协作。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南加利福尼亚大学传播学者鲍尔洛基奇主持的“传媒转型：改变社区黏合纽带”研究项目进行了多次调查，发现社会成员对社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并不取决于是否拥有特定财富或特定的文化背景，而主要取决于有没有更好的关于社区新闻的传播活动和传播机制（张咏华，2005）。这项围绕社区传播与社区归属感的关系开展的大型实证研究，主要解释了社区传播在形成居民社区共同价值、增强居民归属感凝聚力方面的作用。

目前我国正在经历城市化和信息化的双重历程，公众的日常生活也在经历快速变革，但现有的媒介形态和传播内容都有较高的同质化趋势，对于以社区为基础的信息传播形态及其社会影响还缺乏充分、全面的认知。目前的研究主要是对社区媒介在西方语境下的厘清（李艳红，2009）、国外社区报的运作（陈凯，2012）、国内社区报发展的个案（如《新闻记者》2013年第7期、《新闻战线》2014年第1期刊发的社区报专辑）等话题展开介绍和讨论，而对社区沟通中除了大众媒介以外的其他要素综合进行考察的研究还较为零星（王斌，2010a；谢静，2013b）。对于中国社会的特定情境来讲，社区媒介和社区沟通之所以愈发重要，值得系统地探究，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首先，传统新闻机构转型刺激了对新的利基市场的挖掘。近年来媒体市场日益碎片化，传统媒体的受众和广告收入都出现了向新媒体的分流，盈利方面的焦虑导致各种新的媒体试水行为不断推出。除了财经资讯、娱乐资讯等较为成熟的利基市场外，一些以往的“长尾”市场也进入媒体的考虑范围之中。国内的社区报实验中，有相当部分是出于探索和占领新市场的动机。社区报和社区新媒体的发展可能会带来一个更为密集和精细的传播网络，为广告的有效覆盖提供新的可能。

其次，市民的信息需求未能被现有传媒体系很好地满足。目前我国的传播体系中有两个基点：一是以党报、行业报、主流新闻节目为主的侧重官方新闻的媒介群体；二是以都市报和民生节目为主的侧重生活资讯的媒介群体。在城镇化快速推进的过程中，现在城市居民的生活形态有了很大变化，他们除了需要了解国际政经变局和国内大事要闻以外，还需要为自己的日常生活带来决策支持和便利的信息。在快节奏的城市生活中，人们对饮食、上学、理财、交通等方面信息的掌握程度和更新速度直接影响到个人的工作效率和生活质量。从这一点看，官方新闻解决了宏观内容，对微观内容照顾不到。民生新闻解决了贴近性，但是针对性不强，尤其是在由于社会阶层差异造成的居住分异持续扩大的城市中，人们的日常生活环境不同，微观利益关切不同。社区新闻受众不同于传统大报，他们“对于自己所居住环境的关注，对于自家周边生活信息的要求，以及对于邻里氛围的一种体验和对于社区当中他们个人意见的表达”（张维功，2009）都构成了社区新闻和社区媒介存在的价值。

最后，社会管理创新也需要新的社区沟通机制。随着城市社区在中国的兴起，社区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个重要场所。城市居民从原有的“单位人”转变成“社区人”，他们需要在单位联系不断消减的条件下重新建立对社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这种认同感和归属感的重建，需要建立在日常生活的交流中。社会管理的重心也逐渐下移，街道和居委会除了上传下达政府的政策外，还扮演着协助居民进行社区自治、社区协商、社区事务处理的角色，而建立起有效的沟通渠道和协商机制是开展工作的基本条件。社区新闻是对社区事务的报道，也是对社区利益的关注，在Web2.0的背景下，社区新闻网站还是一种居民参与生产、分享和使用信息的自媒体形态，也是居民自治和社区治理的重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