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在世界大战中浴火重生

20世纪上半叶所发生的两次世界大战，实际上不只是欧洲各国政治经济政策的延续，而且也是其社会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在法国现代史上，两次世界大战的战火洗礼，尤其成为各种思想及理论创造重新活跃的历史契机。战争破坏了人们幸福的和平生活，但也摧毁着生活中的邪恶势力，擦亮了人民的眼睛，揭露了长期隐藏的社会文化危机的真正根源，同时激励了人民的精神创造活动，使人民更加酷爱自由，加强了人们的思想反省能力，更加明确了改造社会文化的新方向。

第二次世界大战实际上就是寻求自由民主社会的理念同主张独裁专制的法西斯力量之间的一场决战；而在这场决战中，同时也包含了资本主义（capitalisme）同共产主义（communisme）之间的历史遭遇战。所以，这场战争并不只是两大对立的军事联盟集团之间的一场军事、政治和经济力量方面的大搏斗，而且也是人类社会中相互对立的理念和文化价值观之间的决斗。这场伟大的战争，虽然决定了现代自由民主力量同法西斯恶势力之间的胜负，却也为资本主义同共产主义之间在20世纪末的新决战，作了最好的历史准备，并奠定其胜负的基础。战争熔炼着人，教育出新的一代。福柯的老师冈格彦（Georges Canguilhem,1904—1995）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是一位和平主义者，但到了1940年时，由于战争的教育，使他立即成为了抗击德国法西斯的战士。深受战争影响的新一代思想家，如加缪（Albert Camus,1913—1960）、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n-Ponty,1908—1961）等人，都在战火中受到了锤炼，而列维-纳斯、萨特、阿尔图塞（Louis Althusser,1918—1990）等人，更在残酷的战争期间，被关押在法西斯的“战俘营”中，亲身体验战争对于人身自由的残酷剥夺。在炮火隆隆声中，尽管他们的肉体和身躯被拘禁在战俘营，但他们的思想却逾越出铁丝网，不停地思考着“人”的基本问题，对“现代性”有所省悟，发出他们的深刻而感人肺腑的哲学呐喊。列维-纳斯在1947年发表的《从存在到存在者》和萨特在1943年发表的《存在与虚无》等重要哲学著作，都是在战俘营里草拟出来的。萨特自己说过：纳粹的法西斯统治使他真正理解了自由的本质。加缪虽然身患结核病，却仍然积极地投入抗敌反战的地下活动，并同时担任《巴黎晚报》（Paris-Soir）主编，发表《异乡人》（L'Etranger）、《西西弗斯的神话》（Le mythe de Sisyphe）、《误解》（Le Malentendu）及《加里古拉》（Caligula）等著作，用他的思想和手中的笔，同法西斯战斗；梅洛庞蒂在1945年发表的《知觉现象学》是在他参与抗德游击战时草就的。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战是近现代社会文化的内在危机（crise）的总结果，同时又成为法国思想家们进行反思的最好历史时机。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和时代背景下，法国思想界将文化重建、社会改造、思想探索、精神心灵陶冶以及生活方式转变，新旧更替，结合在一起加以反思，意识到西方思想和文化的发展，已经面临着一个新的战略转折点。

19世纪的资本主义社会孕育和产生了共产主义思想和理论；20世纪的资本主义社会又生产了法西斯主义这个怪胎。为什么在西方自由民主制及资本主义思想体系充分发展的历史时段内，会产生与民主制根本对立的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资本主义的哪些因素同共产主义与法西斯主义有紧密关系？显然，并不是社会的枝节和局部缺陷或偏差，而是指导着资本主义社会运作的根本原则，隐藏着内在矛盾和危机。当社会历史发展到这样的关键时刻的时候，思想家们所要反思的主题，是那些构成整个西方文化内在核心或基础的根本性问题。这就是始终贯穿于西方社会文化和思想中的人文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基本原则。这个基本原则历经长期发展和演变，到了近代和现代社会阶段，已经成为渗透于西方社会整个制度、生活方式、思考模式以及西方人心灵深处的牢固因素；但也正因为如此，面对当时西方社会和文化的危机，法国思想家们意识到这实际上是一场深刻的文化革命和思想革命。这场革命的焦点势必集中到西方思想传统的核心问题，即上述人文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基本原则。

从20世纪中叶开始，西方社会和文化的发展，随着其内在矛盾和危机的激化及其全面展现，更显示出其与人性本质的冲突。更确切地说，西方社会文化的发展，更清晰地显示了原来自诩符合人性的西方社会文化的反人性本质。这个冲突自然地引导思想家们反思贯穿于西方文化中的传统人文主义和理性主义原则。关于人的命运及其与文化的相互关系问题，就这样自然地成为了人们关怀的重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