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网络与认知及思维发展

网络作为虚拟空间，人们在其中的时间知觉引起了很多学者的关注。同时，网络作为一个巨大的信息库，正在日益成为人类记忆系统的“外部存储器”，人类与网络日益构成的交互记忆系统（transanctive memory system）（Sparrow，Liu，& Wegner，2011）可能会让用户错误地估计自我知识，更多地把即刻检索的知识判断为个体已经储存的知识（Fisher，Goddu，& Keil，2015）。网络使用也让青少年用户具有更多的多任务并行加工信息的体验，从青少年认知发展角度看，多任务并行可能会降低学业成就，并对他们的执行功能和工作记忆产生不利影响（Anguera et al.，2013）。网络是社会学习发生的重要场所，但是网络对于学习效果来说，可能存在一个由促进作用变为负面影响的过程。网络用户通过社会学习可以借助较少的代价获得较多的知识，不过用户获得更多的是学习结果本身，而不是学习结果背后的问题解决过程，这在网络拓扑结构松散时尤为明显。这会干扰个体的思维以及反省能力。

一、网络与虚拟时间知觉

网络技术的出现已经改变了现代社会的图景。移动电话和即时通信，都已经应用广泛，尤其在年轻人中更为普及。这些技术提高了人们任务完成以及与他人联系的速度，促使我们及时接入媒介与社会联系。然而，理论也指出了网络沟通通过促进任何时间与人际交往，破坏了钟表的线性顺序（Castells，2000；Hassan，2003）。然而，我们需要面对的一个问题是网络技术变革不是在加速我们的生活，相反更能够改变我们思考，解释与体验时间。

（一）虚拟时间的内涵

针对虚拟世界的不断延展，学者提出了永恒时间（timeless time）的理论。永恒时间的特征是现象的序列顺序被系统地扰乱，这是由于网络沟通中的时间被压缩（Castells，2000）。网络等新技术与文化力量改变了空间与时间的社会建构意义，促使社会事件与文化表征出现前所未有的即刻性。在网络社会中，时间会成为永恒，远离编年体特征，也不再受制于社会背景与目标背后寻求到的短暂秩序性。因为用户选择他们与媒介交互的时间，所以事件的顺序性变得更加同步性，过去、现在与未来相互结合。

数字技术引发的时间失序也进一步体现在其他学者的网络时间结构观点中。与永恒时间理论类似，有学者承认时间日益加速，网络沟通革命已经压缩了时间尺度，加速了现代性的时间标准（Hassan，2003）。然而，学者也认为通过产生数字时间，网络沟通已经产生一种新型的、与钟表不同的倒转与去世俗化的时间，时间不再是线性与可测量的单位，但相反是数字世界生存能力的一个尺度。网络沟通促使人们虚拟地体验时间。虚拟地体验时间的过程中接触的信息与社会关系是不受限的，也暂时不受抑制。虚拟时间的短暂性加速了日常生活步伐，但是也模糊和取代了工作、家庭与娱乐的传统时间界限。

（二）虚拟时间的认知及教育影响

网络沟通整合进入现代生活后显现了三种时间演变：模糊界限、时间灵活与多任务并行（Duncheon & Tierney，2013）。

模糊界限是指时间与空间的界限变得更加模糊，这是基于时间与技术演化理论获得的一个重要的教训。由于网络沟通的增加，“钟表不再是促进时间与空间中活动同步性的主要工具” （Thulin & Vilhelmson，2007）。只要人们有数字设备并被许可接入网络，人们可以在任何地点完成任务。在商业世界来说，“资本”在一天时间内不间断地在金融市场流动（Castells，2000）。空间与时间特定的传统联系正在弱化。社会文化的时间节律已经演化了将近200年，如周末、5天工作日、家庭时间，预先计划度假时间等，都在变成一种过去（Hassan，2003）。

从时间灵活看，日常中的网络沟通促使人们时间体验的方式更加具有灵活性与控制性，如工作时间表与协商。移动电话与网络促使社会联系与任务超越了时间与空间的限制（Thulin & Vilhelmson，2007）。一些学者已经指出“由于依赖手机短信与电话的联络，时间与时间表正在弱化”。手机促使人们“不停地协商与重复协商计划改变后的会议与共同活动” （Thulin & Vilhelmson，2007）。本质上来看，时间已经变得日益私人化。

网络沟通具有很多的时间灵活性，促使青少年更多地控制时间（Stald，2008）。例如，手机可能会降低学生的心理压力感与时间压力感。同时，很多的青少年也已经不关心时间记录，倾向于更加无意识地表现一些冲动行为。学者研究了青少年的移动电话使用情况，发现了很多人倾向于延迟回复电话或短消息。“看不到移动设备留下的任何信息正在促使延迟为社会接受” （Thulin & Vilhelmson，2007）。准时的意义现在已经发生转变，一些青少年可能认为他们的迟到也是及时，只要他们发送了警示性的文本消息。换句话说，通过减少依赖钟表的时程事件与增加较大的时间灵活性，网络沟通改变了传统时间价值观的背景（如守时）。人类的行为在时间体验中发生了变化，尤其是数字时代成长起来的青少年。

从多任务并行看，计算机与移动技术已经促进了较高水平的多任务并行（Arum & Roksa，2011）。新的移动技术让人们随时在线，我们能够立刻完成任务、获得信息、保持社会交往，可以想当然不受制于时间与空间的限制。无数的活动现在可以通过网络沟通完成，如工作与社会化。一项研究显示人们通过媒体多任务处理，每天拥有的时间能够增加7个小时（Kenyon & Lyons，2007）。较为容易的多任务处理对于人们如何使用时间有重要意义。传统的时间分配研究方法，如时间日记研究，不再能够掌控人们通过网络沟通使用及时完成活动的广泛范围。

多任务并行可能在年轻人中非常明显，他们更容易接受新技术。高度数字化的网络环境促使当前任务持续被打断，很多任务同时进行。年轻人较少体验到时间停滞，也就是他们与他人持续地保持联络。在一些年轻人的移动电话使用中，学者报告说80%的被试从未关闭他们的手机，20%仅在特定的场合与情境中关闭手机（Stald，2008）。学者认为青少年正在“日渐适应多种社会交往背景的持续存在”。大多数青少年可以一直处于沟通、信息寻求与娱乐状态，或者简短说是为他人存在（Stald，2008）。

虚拟时间的出现对不同的群体及个人有差异性的影响。尽管技术能够潜在提供给人们较多的自由与灵活性，但是个体控制时间的能力一直以社会背景为媒介。学者探讨了私人计算机对于个体时间活动的影响。他们识别了人们使用技术的三种时间倾向：冲浪者，使用网络沟通节约时间；怀疑论者，由于时间压力的存在，限制网络沟通使用；赌博者，通过网络沟通进行多任务处理增加时间灵活性（Hörning，Ahrens，& Gerhard，1999）。这些发现表明人们以不同的方式接受技术进入生活，这是人们差异性地体验虚拟时间的体现。

从某些角度看，虚拟时间体现的是社会时间建构的延伸，因为人们使用网络沟通塑造新的时间体验（Duncheon & Tierney，2013）。然而，这些新的时间体验比最初社会建构主义者提出的体验更加具有变化性、复杂性与快速性。同时，虚拟时间与钟表时间的内在假设相互矛盾，尽管网络沟通大大地解放了线性化的时间结构，但是社会结构与组织仍然受到钟表时间约束（Duncheon & Tierney，2013）。

二、网络与交互记忆

正如一台起重机能够弥补手臂的功能，认知工具、计算工具以及外部信息源也可能补充心智机能。个体心智也能受制于别人心智。当别人是信息的外部储藏室，交互记忆系统就会显现（Wegner，1987）。在这些系统中，信息通过群体扩散，个体仅负责知晓特定领域的专业知识。例如，一个人负责知晓哪里能够发现食物，而另外一个人负责如何制作食物。系统成员也需要追踪其他知识的储存地点。因此，社会知识系统有两种要素：内部知识（“我知道什么”）与外部知识（“谁知道什么”）。

网络是人类知识最大的储藏室，它产生的巨大数量的信息能够容易地被人类心智连接。人们能够迅速地适应网络检索信息这种外源性认知任务。在网络中人们知道哪里发现信息，哪里储存真实的信息（Sparrow et al.，2011）。这些证据显示网络正在成为交互记忆的一部分；人们依赖网上找到的信息并跟踪外部记忆（谁知道答案），但是并没有保存内在记忆（真实的答案）。网络已经被描述为一种超出常规的刺激，因为它的广度与即刻性严重抑制了任何一种与我们心智已经适应的、自然的交往对象。与人类交互记忆的其他对象相比，网络更容易亲近，有较多的专门知识，能够提供比人类整个专门记忆系统更能接触到的信息。这些特征促使网络用户较少向网络提供知识，甚至会降低用户对传统意义上的人际交互记忆系统的依赖程度。

网络超常规的特征允许我们以心智沟通相同的方式进入其中，网络可能更类似于一个理想的记忆伴侣，而不是一个简单的外部存储设备。简而言之，用户的认知系统可能机能性地把网络等同于交互记忆系统中的专家。然而，在线搜索答案导致的一个错觉是外部接触的信息与头脑中的知识进行合并。在控制时间、内容与任务搜索自主性的情况下，这种效应仍然明显。研究证据显示网络可能是交互记忆系统的伴侣（Sparrow et al.，2011）。不过，人们也依赖低水平及时性、可接近性无生命的外部知识（如图书），或者依赖交互记忆系统中其他人的心智。与信息接触的认知工具或其他来源相比，网络几乎是一直可以接近的，能高效地得以搜索，提供即刻反馈。由于这些原因，网络比其他的外部知识来源，甚至比交互记忆内的同伴，更可能整合到人类心智，这促进了较强的知识错觉（Fisher et al.，2015）。

网络是一个交互记忆伴侣，这扩展了我们接触知识的范围。搜索网络的解释可能会扩大无关领域的自我评价能力（Fisher et al.，2015）。人们倾向于不精确地回忆他们内在记忆的最初来源（Johnson，1997）。从这个角度看，一些研究发现并不让人感到惊奇：当在线检索信息解决问题时，人们会错误地对于答案来源进行归因，他们认为答案储存在自己的大脑而不是网络。儿童学习新词意义时可能会受到他们相信“他们知道一切”观念的促进（Kominsky & Keil，2014）。这些错误归因赋予儿童适应性的自信，这是他们理解力的根基。与儿童类似，网络甚至可能放大了成人的这种偏见，导致失败地识别内部解释性知识的问题。

三、网络与认知需要

认知需要（Need for Cognition，NFC）是一种进行与享受思考活动以及认知性挑战任务的个体差异（Petty et al.，2009）。具有高水平NFC个体的人们倾向于深入与全面地思考问题，甚至外部动机不明显时，他们也愿意如此（Haugtvedt，Petty，& Cacioppo，1992）。从概念看，NFC是思考动机的反应，并不是认知能力本身。NFC促使“个体有意义地组织经验，理解和合理化经验世界”。

高水平NFC的个体喜欢通过努力的思考实现目标，享受问题解决，然而低水平NFC个体只是认为问题难以解决。因为高水平NFC个体有认知清晰化目标，他们进行一项判断任务之前会比低水平NFC个体更能深入思考。高水平NFC个体的判断主要建立在信息的连续记录，这会产生双重态度，他们不是在一些表面因素基础上草率地形成结论。他们的行为与理性模型一致，在理性模型中，个体的判断主要基于事实信息与观点判断的基础上。高水平NFC个体倾向于在说服信息的论据质量上进行评价，但是低水平NFC个体主要依赖启发式线索。研究者发现，选举活动中他人评价的候选人可信性信息是最重要的相关信息，这对于高水平NFC个体来说可能是非常重要的抉择依据，然而，它们可能是低水平NFC个体的启发式线索。

大量的研究已经显示NFC可能是态度改变的重要前提（Cacioppo，Petty，Kao，& Rodriguez，1986）。对于高水平的NFC个体来说，态度改变可能是信息价值与优势的一种函数。相反，低水平NFC个体更可能会偏好启发式策略（Haugtvedt et al.，1992）。进一步来说，高水平NFC个体更可能会喜欢信息定向的媒介，以及偏爱言语超过视觉加工的风格。由于网络能够提供各种信息，高水平NFC个体更可能对言语信息的质量感兴趣，而不是对图形或声效有关的信息感兴趣（Cacioppo，Petty，Feinstein，& Jarvis，1996）。相反，低水平NFC个体可能更加倾向于网站的符号线索，因为他们想要回避复杂的认知过程。因此，低水平NFC个体的态度基础并不是网站中的真实信息，但运行特征（图像与声效等）可能对他们更有吸引力。

研究证实高水平NFC个体相对于低水平NFC个体对整合复杂言语信息与简单视觉特征的网站表现出较为明显的偏爱。然而，低水平NFC被试并没有比高水平的NFC被试对高视觉性与低言语复杂性的网站表现出明显的偏爱。这表明高水平NFC被试发现这种条件具有同等的说服力。从一个资源匹配的观点看，相关的外部线索越少，越可能影响高水平NFC个体的评价。具体来说，高水平NFC被试的认知资源用于网站加工的资源可能比用于言语信息加工的资源更多。因此，尽管他们具有加工言语信息的倾向，但是高水平NFC被试可能已经使用视觉作为中心线索以帮助他们评价而不是简单地忽视它们以便加工言语信息。

四、网络使用过度的认知表现及本质

网络环境提供给用户很多的刺激性与奖赏性体验。学者指出了网络产生吸引力的主要特征是：网络上的主要内容包括音乐、视频、社会信息与游戏等，它们在本质上让人高兴和乐此不疲。进一步说，受欢迎的网络活动，如游戏、购物以及异性交往活动，都非常容易让人满足，与真实世界中的过度使用有正相关（Greenfield，2011）。这些让人满足的内容与活动在网络空间经常被接入，也较为容易地被接入。提供满足感的网络在物理与时间障碍消失的情况下更让人愿意进入。网络环境也在不确定概率的基础上提供奖赏。用户会收到频率（脸谱网中喜欢与Youtube中的观看）或强度（谷歌检索的匹配程度，博客评论）不可预测的快感。这种奖赏结构会强烈地强化奖赏伴随的行为，这在强迫行为中表现也十分明显。高度奖赏的网络环境的一个关键性结果是网络有关的成瘾活动日益增加（Kuss，Griffiths，Karila，& Billieux，2014）。

尽管网络成瘾等网络使用不良的精确定义与描述仍存在争议，但是已经取得广泛一致的结论是它们主要是与网络的过度使用和不能抑制有关。日益增多的研究显示变化奖赏与自我控制和网络相关的成瘾行为存在相关。网络相关的成瘾行为个体有较低的控制或抑制反应的能力。在Go/No-Go这种测量反应抑制绩效的任务中，被试必须迅速地反应Go刺激，抑制对No-Go刺激的反应。有人发现相对于控制组，网络成瘾的被试更快地对Go刺激进行反应，但在No-Go刺激有较高的错误率（Littel et al.，2012）。研究者也使用网络或游戏相关的线索作为Go/No-Go任务的刺激。这些研究一致地发现网络成瘾相关的个体在Go刺激是网络或游戏相关的线索时，有更短的反应时以及正确率，但No-Go刺激线索是网络或游戏线索时，抑制绩效会较差。总体来看，网络相关成瘾个体有较差的反应抑制能力。

有网络相关的成瘾行为个体的决策主要受到即刻的奖赏驱动，甚至在面临损失或较低的获胜概率情况下也会如此。他们尤其在网络相关的线索中更为糟糕地从认知上抑制自己的反应。这些发现表明过度的网络使用，与奖赏以及自我控制能力的削弱存在重要的联系。

五、多任务并行的特点以及影响

前文已经探讨了多任务并行问题，这里我们再深入了解多任务并行活动的其他影响。多任务并行可以定义为同一时间进行多个任务。视频游戏可以促进多任务处理的技巧吗？近来的研究提供了确切的答案。学者使用SynWork测量了多任务处理，模拟了工作活动的多个要素，测量同时进行四项任务的综合绩效（Kearney & Pivec，2007）。玩了2小时的Counter-Strike射击游戏的个体与没有玩游戏的控制组个体相比提高了任务处理的分数。在这个研究中学者不知道的问题是是否被试在这四项任务中每一项都能表现很好，或者被试在单独完成时更加深入地加工。这个问题是重要的，因为对于年轻人来说今天的技术环境中多任务并行是无处不在的。

研究者进行的一项实验研究回答了上述问题。他们开发了一项天气预报任务，一个条件使用分心任务（也就是多任务处理条件），然而其他条件都不是分心任务（都是单任务条件）（Foerde，Knowlton，& Poldrack，2006）。在两个任务条件下，被试学习均等地使用线索预测天气变化，然而，他们经常意识不到多任务分心条件下他们使用的线索。在多任务处理的条件下，认知加工较少受制于心理控制，更多是自动化进行的。研究者开发了一种使用CNN（Cable News Network，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头条新闻模拟社会现实的认知任务，也就是理解新闻任务。当新闻主持人在讲头条新闻时，天气预报图标、赛场分数、股票报价以及文本新闻也同时呈现在屏幕的底端。加工这些同时性刺激需要多任务处理。这些信息格式对于年轻的观众（18～34岁）是非常受欢迎的，然而年龄大的观众（低于55岁）就不非常喜欢。不过，分心信息会产生认知代价，即使是年青一代经常体验多任务处理也是如此。一个控制性的实验显示其他条件相同，大学生处于CNN视觉复杂环境比在视觉简单的环境中显著地少回忆4个新闻有关的信息。

网络多任务处理对课堂学习也是一种代价。如果大学生使用他们的笔记本电脑在课堂上接入网络，这对学习有什么影响？这在沟通研究的课堂中得以检验，这一课堂的学生被鼓励使用他们的笔记本电脑，以便于使用网络资料以及图书馆数据库细节性探讨讲座主题。一半学生被允许保持笔记本电脑连接，然而一半学生被要求关闭笔记本电脑。关闭笔记本电脑条件下的学生在未预期的小测验中分数显著地高于未关闭电脑的学生。尽管这些结果是明显的，但是很多的大学仍然没有意识到当教室连接网络试图提高学习的条件下可能反而会因为多任务并行降低学习成绩（Hembrooke & Gay，2003）。

斯坦福大学的研究者进行了一项研究，通过比较得出了多任务并行给人带来的影响（Ophir，Nass，& Wagner，2009）。他们选取了两类人作为研究样本：第一类是日常生活较多进行多任务处理的人（周旋于黑莓手机、网络和电视之间，不愿错过任何一则新闻），第二类是很少进行多任务处理的人。他们发现：①跟踪的媒体越多，越难以集中注意力，工作中选择性记忆越差；②习惯于多任务处理的人会系统地失去对于事物重要性的判断力，同时，对记忆的重要性的判断也会减弱，总结能力下降；③多任务处理者会越来越多地对“错误的警报”做出反应，这就是说，他们什么都想做，又什么都不做，最终的结果就是分不清事务的轻重缓急；④多任务处理者在多任务处理的效率会慢慢降低，他们处理单项任务的时间会越来越长，同时在任务转换时缺乏调适能力；⑤在某些领域，多任务处理者会变得更容易犯错误，他们的工作能力会出现明显的下降。

有学者提出多任务并行信息加工的实质是网民带有自虐倾向的行为，这种观点预设了一个前提：人随时随地可以同时处理多种事务。这使得多任务并行对人类社会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让信息的同时性变成一种规范和工作准则。同时做很多事情，这可能意味着不停地被干扰，又不得不无休止地去解决这种干扰。但不可否认的一个事实是人类在有些情境下确实需要进行并行性信息加工，如边听音乐边工作或学习。应该看到的是，多任务并行信息加工可能也是个体元认知策略的一种反应，如果个体更为清晰地了解个体的多任务并行加工的能力，他们可能就会选择性地决定使用还是不使用这种信息加工模式。

六、网络与非线性思维

（一）非线性思维的特点

生活的本质是非线性的，即是复杂的与难以预测的。然而，非线性也有从较弱到较强的大范围变化，线性仅是这种变化范围的一种受限区域，在这一范围内非线性变化非常不明显。线性思维模式仅是非线性现象的一种认知近似性，由于这种简化，线性思维已经成为很多科学领域，如电气工程、经济学与管理学的主导性思维模式。

笛卡儿心身二元论是界定线性思维（Groves，Vance，Choi，& Mendez，2008）的一种理论，他认为认知智力与情感智力有很大不同。线性思维风格被定义偏好关注外部的数据与事实，通过意识逻辑与理性思维加工这种信息，形成知识、理解力或最终引导行为的决策（Vance，Zell，& Groves，2008）。相比来看，非线性思维模式根据内在情感、印象、知觉与感觉进行界定。自然界与社会具有很多的非线性现象，几乎不可能使用上面的定义进行描述。非线性思维与后现代社会的观点多样性紧密相关。

网络从根本上来看，是由用户构成。成千上万的人具有不同程度的技术素养，他们来自不同的种族，信仰与价值观也很广泛，使用网络的原因也很多（Granic & Lamey，2000）。在此基础上，网络不停地自组织。网络是一种非常不同的沟通技术，是一种自组织系统，它会催化交互作用对象的认知风格与信念出现重要的转变。更为具体来说，通过每天的网络参与，线性与本质主义思维为特点的现代主义模式可能会转变为一种更加后现代、非线性的思维模式。这种转变可能类似于中世纪开始的大众掌握识字能力产生的认知能力变化（抽象思维能力的增长，关注一般真理等）。然而，当前“文字书写的固定的纸笔形式转变为更加具有可塑性虚拟形式的计算机信息”（Turkle，1995）。“纸上世界”正在转变为“屏幕生活”。

虚拟环境对于参与者有重要作用。心理学家最为关注的是参与者信仰、价值观与认知风格的变化（Granic & Lamey，2000）。如前所示，参与者在网络上思维最为明显的一个改变是从现代主义改变为后现代主义思维模式。一般来说，现代主义主要关注线性、分层与逻辑方法等一般性的原则。相比较而言，后现代主义支持真理的主观性、去中心化以及非阶层的背景，这导致意义是形式化的，以致出现多样化的观点（Hutcheon，1988）。

（二）观点主义与批判观点

网络时代人们思维模式转变与观点主义的后现代主题相关（Hutcheon，1988）。观点主义是指概念的意义是多样性的、异质性的，是主观经验的一个功能。在西方人类文明史发展中，书面语或者手写文字对于受教育者与文盲来说体现的是权威。解释的单一性的前提是借助权威传播的文本。可以认为，正如这些传统的、本质主义的意识形态来源于书面印刷技术，思维的非线性模式正在受到在线沟通交互性质的塑造（Granic & Lamey，2000）。

由于网络具有复杂的、自组织的特性，网络每天都在发生变异以适应当地情况。通过不断地调整适应独特的情境条件，很多的空间涌现了，每一个空间都有自己的声音、内容、行为准则以及话语模式。因此，任何个体参与网络都需要不停地面对，或者至少应该意识到，存在巨大的多样性。这在新闻组中的交互作用尤其是真实的，表现其中的不同意见可以在文化、年龄与性别差异的基础上产生。但是一个更为戏剧性的体验是人们使用搜索引擎时，会产生大量的不同网址，以及大量相关的超级链接。对于后一种情况来说，参与者不仅接触很多与主题不相融的观点，也接触到很多不同的话语背景。这些背景根据真理或意见判断的有效性传递本身的内在标准。从最差的结果来看，个体可能会离开网络，意识到同一问题有很多不同的解决方法。从广泛的影响结果看，详细追踪很多人的链接，可能会产生一种新的观点来评价、延伸主观性的真理。

然而，坚持观点主义并不需要认为所有的观点都是重要或有价值的。网络上的日常经验有助于形成批判思维技巧（Granic & Lamey，2000）。因为网络去中心化和异质性，网络没有最终真理的产生者，因此，所有信息的权威性与真实性都是可以被怀疑的。例如，任何人可以张贴网络历史发展的文章，如果有50人参与了，那么不同的人可能会告诉不同的故事，一个人会认为哪个故事最为真实呢？自由新闻网址经常会忽略引用合法来源，也不容易去求证，因为他们不遵照任何期刊的标准。网络上的个体责任感决定着对于他们来说的信息真实性。因此，网络时代思维模式转向非本质主义的批判思维。在大量无中介的信息背景中，批判思维技巧可能自组织成为一种适应性的思维风格。

七、网络与思维反省

网络是社会学习发生的重要场所。社会学习是一种关键的文化机制，可以提升个体与群体的绩效，也能够超出个体尝试错误的绩效。尽管模拟成功的社会行为并不是人类的唯一特性，但这对于人类进化尤其重要。社会学习的重要性在于扩散最好的行动、健康习惯、合作以及民主行为。不过，社会学习也有自身的局限性（Rahwan，Krasnoshtan，Shariff，& Bonnefon，2014）。例如，尽管成功复制有声望的榜样的行为需要承担极低的代价，但社会学习者经常需要承担的一个潜在的代价是不理解为什么这些行为最初会成功。换句话来说，社会学习者倾向于盲目地复制榜样的行为，但并没有获取行为背后的因果知识或推理过程。例如，社会学习者可能复制了很多成功的渔民的行为，但是不知道哪些行为真正地促使他们捕鱼，较少地知道这些捕鱼技术成功的原因。

认识社会学习的局限性在网络与社会媒介连通的时代尤其具有重要意义。尽管现在的电子通信技术可能会损伤一些人的认知技能，但是很多的发现显示社会媒介能促使个体较好地做决定。从理论看，由于社会学习能复制表面行为或者这些行为背后的原因，所以网络也在分析推理过程中有两方面的作用。一方面，网络可能会促进分析推理的过程，这就是说，目睹理性决策的个体会减少他们直觉的作用，更可能会促使反思作用于最初直觉，认为其不正确，及时地转向随后更加复杂的分析性推理。研究者认为这种现象是“分析性推理扩散”（Rahwan et al.，2014）。另一方面，网络促进了分析问题的正确解答（Rahwan et al.，2014）。这就是说，目睹理性决策的个体背离直觉会认识到他们的直觉是不正确的，接受正确的决策，但是他们自己并没有进行任何的分析性推理。因此，增加的连通性，主要是增加了多种信息获得的来源，这可能会促使他们获得高质量的信息与观点，但是并不一定独立地产生类似的洞察力。我们称这种现象是“分析性输出扩散”。并不是所有的网络都可能会扩散分析性加工或分析性输出。事实上，社会学习的有效性主要依赖于交互作用发生的网络拓扑结构。

为了探讨网络如何、怎样以及哪种社会网络可能会促进分析性推理，研究者进行了一系列的实验基础上的网络研讨研究，每次研讨被试为20人（Rahwan et al.，2014）。在每次研讨中，被试独立地坐在计算机工作站旁边，解决分析性的问题。每一位被试被随机地分配到一个已有网络的节点，这受制于“邻居”指（网络的密度而不是缺少物理距离，如个体可能看不到或看到很少或很多的网络同伴），被试的反应都彼此能够看到或看不到。被试被要求解决一系列三个问题在内的著名的认知反省测验。这三个问题在几百项推理测验的研究中得到广泛的应用。所有的三个问题都需要分析推理技巧以便克服不正确的直觉。解决这三个问题没有特定的技巧，只有通过认知努力与分析性的推理过程，才可以产生正确的答案。因此，学习过的技巧或技能不能用于这些任务。被试应该简单地意识到最初的直觉不可信任，他们需要的是一个更加反省的态度。为了测量社会联系的效果，每一个被试对于一个问题回答5个试次。在最初的1个试次中，被试独立反应。在随后的2～5个试次中，被试能看到他们网络邻居（受限于网络拓扑）进入后前几轮的反应，没有反应正确信息提供给被试。被试被告知他们的每一个试次的正确答案都可以累积金钱奖励。这种设置能够让研究者最好地操作性检查分析性过程扩散与分析性输出扩散。输出扩散应该从一个试次到下一试次提高绩效（每一个问题），但并不是从一个问题到下一个问题。加工性扩散应该从一个到下一个问题提高绩效，也会一个试次到下一个试次提高绩效。

研究结果显示网络能够帮助解决分析性问题，但有两个问题需要注意。首先，网络不能扩散分析性认知风格让个体独立地获得正确的答案。他们每次仅能扩散地选择正确分析的答案。低联系性网络也不会受益，网络中联系最少的个体也不能充分受益。鉴于微弱的线索可能会启动分析性加工，如罗丹的雕塑“思想者”的唤起作用，或者使用凸显的字体列出问题。但这在这项研究中的作用并不大。其次，为什么所有人没能受到分析推理启动？当前的研究因此证实了存在非反省性复制偏见，也就是复制他人行为的倾向是成功分析性加工的结果，但却没有分析性过程本身参与其中。这显示了社会学习在传播成功的推理策略中具有局限性。正如“文化学习能够增加平均的适宜性，除非文化能够增加人口产生适应性信息的能力”，研究结果显示模仿是一种免费的搭便车，最终可能不会提高社会通过分析性推理形成的创新能力（Rahwan et al.，2014）。

非反应性复制偏见的发现可能为正在进行的社会媒介与网络优劣的争论提供了一些新的观点。一些人已经认为网络使人愚笨，主要的原因是网络促使人快速地、没有深思熟虑地就从很多源头抽取碎片化的信息，这会限制我们的专注能力、沉思以及反应能力，也会排除观点多样性的有益性。然而，其他人认为这些技术显著地扩散了我们学习、问题解决与广泛决策的机会。有趣的是，当前结果显示这两种观点在特定时间都是正确的。一方面，非反省性复制偏见能够促进社会网络中分析性反应的扩散，促使他们增加决策的前途。但另一方面，偏见可能会非常明显地降低分析性推理的频率，这主要因为它较为容易，能够很平常地让人们在没有分析性推理的情况下达到分析性结果。总体来看，非反省性偏见可能解释了增加的网络连接最初让人聪明，最终却让人知觉愚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