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父亲的足迹

大江南北，走访了十二个大城，我的旅程正是在追寻父亲当年历史的足迹。

父亲白崇禧将军半生戎马，十八岁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参加“广西学生军敢死队”北上武汉声援武昌起义，三十五岁率领第四集团军，一马当先，直驱北京城，推倒北洋政府，最后完成北伐。抗日战争八年，父亲出任副总参谋长，重要战争，无役不与：“台儿庄大捷”“昆仑关大捷”“武汉保卫战”“桂柳会战”。“国共交战”期间，任国防部长、华中“剿总”司令，父亲与林彪从东北四平街交手，后来在武汉再度交锋，直到父亲退守广西，与林彪部队战至最后一兵一卒。

然而父亲的历史，长年来在两岸一直未获公平的论述与评价，甚至时常还遭到扭曲。自从一九九四年退休以来，我便着手搜集资料，访问有关人士，预备替父亲写传，呈现父亲真实的一生，于是便有二〇一二年《父亲与民国》以及二〇一四年《止痛疗伤——白崇禧将军与二二八》两部传记的出版。这两部书都由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三家出版社同步发行。

《父亲与民国》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抢先于三月出版。这部书在大陆立刻引起相当大的关注，尤其其中有关“北伐”“抗战”“国共交战”数百幅照片，在大陆首次露面，新闻界十分好奇。两年间，我受到各地的邀请，展开了我八千里路巡回演讲，追寻父亲足迹的旅程。

二〇一二年我的行程：北京—南京—武汉—桂林—重庆—广州—上海—杭州。翌年二〇一三，我去了西安，隔一年，去了东北：沈阳—四平—长春，最后返回北京。这两年，由北到南，由西到东，跑遍了中国大陆几个重要大城，而这几个城市跟父亲的戎马生涯息息相关。我马不停蹄穿梭于这些城市，向热切的听众讲解父亲的生平历史之际，同时也在追踪父亲当年在各个城市留下的身影及事迹。

北京

二〇一二年四月二十一日，我终于在北京举办了《父亲与民国》的新书发表会。这部书能够在大陆出版是破天荒的一件事，其间曾经过一年多千山万水的波折，幸而到岸。发表会开始地点也颇难找，后来终于找到政协礼堂附设华宝斋书院，这是一间布置古雅的所在，有书香气息。发表会下午两点钟开始，会场早坐满了各种媒体记者，报纸杂志、电视广播、网站，大概有三十多家，一些老朋友也到了场，作家章诒和、社科院文学所黎湘萍教授，还有北大、北师大一些文史教授。会上我讲述了《父亲与民国》成书的来龙去脉，更放映了一段父亲过世追悼会的纪录片，其中有蒋介石赴殡仪馆行礼献花的镜头，父亲的丧礼按陆军一级上将“国葬”的仪式，文武百官都到齐了，相当隆重，这是大陆媒体记者最感兴趣的影视资料。等到会后记者群访，他们抢着问的一个问题就是：海峡两岸一直传闻白崇禧是蒋介石下令特务毒死的，是否是真？我借着这个机会把一直以来流传着的一个谣言严正澄清。缘由是一位被国民党情治机关开除的特务谷正文捏造故事：蒋介石派特务酒中下毒，杀害父亲，并且派遣护士间谍下手云云，情节极为荒谬。第二天好几家大报的标题竟是“白崇禧不是被蒋介石毒死的”。

我的一番澄清，引来大陆媒体强烈反应，后来台湾的媒体，也做了同样的回响。出版社后来计算了一下，登载有关《父亲与民国》的报道，在大陆超过一百家媒体。于是自新书发布会开始，《父亲与民国》这部书的影响力，从北京开始慢慢辐射出去。

父亲与北京这座城市有几段特殊因缘。一九二八年六月八日，父亲以北伐东路军前敌总指挥名义，率领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长驱直入北京城，六月四日安国军大元帅张作霖撤出北京，在皇姑屯被日本关东军炸死。“北京（平）政府”群龙无首，国民革命军进城，北京人民夹道欢迎。经过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后，中国人民，尤其是知识阶层，渴望一个现代国家的诞生，北洋政府的腐败作风，不符人民的要求，当时北京人民对充满朝气理想的国民革命军是抱有很大期望的。至于父亲领军进北京，则是他戎马生涯中第一座高峰，也可能是他最高的一座，完成北伐，父亲才三十五岁，正是意气风发的一位青年将领，六月十一日记者访问：

“广西军队进北京，乃历史上向所未有之事，公意如何？”

白君满面笑容，状至愉快，曰：“太平天国时，两广军尝一度进抵天津，至于进北京，诚哉其为破天荒也。”

可以想象得到当年父亲马上英姿、顾盼自雄的神态。他在故宫门前拍了一张照片，那座门上的横匾竟刻着“崇禧门”三个大字，暗合了父亲的名字，好像北京城欢迎这位白马将军的到来。北京这座古城经历金、元、明、清、民国北洋政府，做过八百多年的首都，人文荟萃，民国初年的新式学堂多集中在北京。六月二十六日，父亲应邀到北平女师大演讲：国民革命与世界革命。女师大的学生都是“五四”时期新女性的精英阶层，父亲的演讲主题在鼓励妇女经济独立，进学参政，加入国民革命，父亲这一番鼓励女权运动的话，大概女师大的新女性都听得进去的。接着父亲又到清华大学做了一次演讲，由罗家伦校长邀请。父亲领着国民革命军最后完成北伐，一时成了万人瞻仰的英雄。当时父亲年轻气盛，不懂收敛，锋芒太露，因而功高震主。同时广西军队势力高涨，蒋介石感到威胁，终于发动“蒋桂战争”，国民革命军，兄弟阋墙，国民党失去统一中国的黄金机会，埋下了最后覆亡的恶因。父亲被通缉并革去党籍，连夜仓皇离开平津，坐船潜回广西。北伐父亲立了大功，可是一夕间从巅峰跌到谷底，经历了事业上第一次大起大落。

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经过十六年，父亲又回到了北京，十月十日，父亲以抗日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的身份代表中央参加了北京日军受降典礼，在北京故宫太和殿广场举行，由孙连仲将军主持大典。那是北京城内万众欢腾的一个日子，自从卢沟桥事变，北京城及其人民饱受日军蹂躏的痛苦，八年后终于拨云见日，父亲与北京民众都分享了胜利狂欢的一刻。

父亲最后一次到北京是一九四七年二月，时任国防部长，到华北视察，国共已经开打，北方战云密布，父亲到北京会见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商讨华北防卫问题。

北京是座千年古都，历尽沧桑，看过多少朝代的来来去去，英雄们的起起落落。父亲每次到北京，也总在历史大转折的一刻。

南京

二〇一二年四月二十三日，我们从北京坐五小时高铁到达南京。第二天，在先锋书店有一场大型演讲及签书会，先锋书店在南京大学附近，原为停车场，改建成一家规模庞大的书店。那天演讲，以“父亲与民国”为题，外面下雨还涌进来千多听众，以年轻人为多，大概有不少学生。章诒和替我站台开场介绍，她写了一篇文章评介《父亲与民国》:“将军空老玉门关，读书人一声长叹。”诒和对父亲的历史有感而发，所以文章写得深刻苍凉。我在书店演讲了两个小时，放映多张父亲各阶段的照片，讲父亲的历史也就等于讲民国史，父亲的一生可说是民国史的一个缩影。在台上，我感受得到南京听众的热切与好奇。大概因为南京曾为民国政府的首都，南京人民对民国人物、民国历史自然有一份好奇。演讲完毕开始签书，足足签了三个钟头，近千本，书店里我的书卖得精光，我也没有想到南京会有我这么多的读者。

第二天四月二十四日，才是这次南京行的重头戏：“白崇禧与近代中国”研讨会，由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与南京中国近代史遗址博物馆共同举办。这是突破性的一次研讨会，这是第一次在中国大陆以父亲的历史为主题所开的研讨会，也是第一次以国民党高级将领为主正面客观的学术会议。而且主办单位为南大民国史研究中心，这是中国大陆研究民国史最有权威的学术机构，开会的地点就在博物馆，也就是民国政府时期的总统府，一个充满历史意义的所在，再往上溯，南京总统府就是太平天国的天王府。现在博物馆的陈列，大致还原民国时期的面貌，蒋介石办公室的摆设还是保持原样。因为这个研讨会不比寻常，主办单位特别谨慎低调，原则上不欢迎媒体采访，会议在总统府大礼堂召开，由南大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主任张宪文教授主持，南大教授有不少位，资深教授有申晓云、刘俊、张生，江苏省党校李继锋教授、南京师范大学经盛鸿教授等。

我看看大礼堂的环境，感到很眼熟。《父亲与民国》里有一张照片，是一九四六年七月一日，蒋介石就在这个礼堂里授予父亲国防部长印信时所摄，而六十六年后我却在同一个地点，参加“白崇禧与近代中国”研讨会，我突然感到父亲本人没有机会再回到南京，但他在天之灵却指引我替他完成了这趟南京之旅。

会中学者们发言相当客观中肯，对父亲抗日战争的功劳也做了肯定，这些年来对待民国史渐渐放开尺度，往史实靠拢，我们这个会议才有可能召开。会中论到大陆一贯流行称呼民国时期地方军事领袖为“军阀”，父亲也一直被称为“桂系军阀”，我提出抗议，我说“军阀”是指拥有地方军队的首领，其势力仅及于地方，其利益目标也限于地方及个人。可是父亲参加武昌起义、完成北伐、抗战八年，都是全国性为保卫全民族而战，而且父亲麾下指挥的不仅是桂军，也包括中央军及其他军队，他绝对不是一个地方“军阀”，他大部分的时间都在中央政府任职。开会的同时，在博物馆南京总统府做了一次相当规模的照片展，有一百幅，都是从《父亲与民国》上撷取下来的，排列起来，图说了父亲一生。这些照片在大陆都是头一次露面，所以引起民众强烈的好奇，展览室就在总统府一进门的左侧，位置醒目，展期长达三个月，博物馆一天七八百人进出，父亲这个照片展的观众必定不在少数。《父亲与民国》这本书的影响，从南京也逐渐散布出去了。

第二天，我在东南大学做了一次演讲，东南大学前身是中央大学，蒋介石是校长。我在演讲时，提到抗日战争，父亲提出重要战略：“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以游击战辅助正规战，与日军做持久战。讲到这里，台下学生纷纷交头接耳：持久战是毛主席提倡的。我说毛泽东也提出了持久战的理论，父亲提出可能早一些，两人大概各自表述。

南京城是一座历经十一朝的千年古都，因为国民政府曾在南京建都，父亲与南京的关系当然也就比较密切了。一九二七年国民革命军进入南京，同时国民党内部发生了“宁汉分裂”的危机，蒋介石被迫下野，孙传芳军队乘机进逼南京，父亲自上海替革命军募款，返回南京路上，发现有孙传芳部队蠢动，父亲当机立断，马上成立临时指挥所，指挥中央第一军在南京近郊龙潭与孙军激战六昼夜，终于彻底击溃孙军，扭转乾坤，“龙潭之役”乃北伐史上最关键的一仗。行政院长谭延闿在南京设宴招待有功将领，即席写下对联赠予父亲：

指挥能事回天地

学语小儿知姓名

一九三七年抗战军兴，蒋介石号召全国抗日，父亲首先响应，八月四日父亲第一个飞南京，北伐十年后父亲再度到南京，这是中华民族抵抗外族入侵生死存亡的一刻。父亲被任为副总参谋长，负责规划抗日战略之重任，展开八年烽火连天、肝脑涂地、中国人民死亡三千万人的惨烈战争。父亲抵达南京第二天，日本报纸头条登出：

战神莅临南京，中日大战不可避免。

“八一三”淞沪会战国军英勇牺牲十五万，不敌日军优势炮火，终于撤退。日军进逼南京，蒋介石召开南京保卫会议，父亲及国军高级将领如李宗仁等，皆主张放弃南京，宣布为不设防城市，因为国军新败之余，来不及整军补充，南京无险可据，防守困难。蒋介石未采纳，认为南京乃国府首都不能放弃，唐生智自告奋勇守城，父亲陪唐巡视周遭防御工事，那天天气寒冷落雪，父亲看见唐身体虚弱，满面病容，还是父亲代他爬上山察视。日军破城，唐生智弃城而逃，日军屠城，三十万军民惨遭残害。南京这座千年古城的人民，遭罹了有史以来震惊中外的最残酷的一次灾难——“南京大屠杀”。

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父亲带领我们全家飞回南京，第一件事便是去中山陵谒陵，我们都跟着父亲爬上那三百级石阶，穿过“天下为公”的牌楼，父亲在告慰国父孙中山在天之灵：八年苦战，终于把日寇驱走，还都南京。

武汉

二〇一二年四月二十七日，我们坐高铁抵武汉。一九四八年底，母亲率领我们全家从南京坐船沿长江到武汉与父亲会合，那是国共交战已到最后阶段，京沪不稳，我们开始又在逃难了。武汉冬天酷寒，我记得父亲汉口“剿总”司令部里，树上的老鹰被冻得坠落地上。我们坐火轮从汉口渡到武昌，滚滚长江，浊浪此起彼伏。武汉从古到今都是兵家必争之地，父亲时任华中“剿总”司令坐镇武汉，严阵以待，与林彪军队即将有一场生死恶斗。六十四年后，我携带《父亲与民国》再度到武汉，长江大桥已经横跨在武昌与汉口，天旋地转，武汉变成了一座千万人口到处高楼大厦的现代都市。

我在武汉崇文书城开讲座签书，并到华中农业大学演讲《父亲与民国》，听众上千，反应强烈。武汉是辛亥革命的发祥地，抗战时又当过国民政府的行都，武汉的民众对民国史以及父亲的生平，热切好奇，也是很自然的了。

父亲一生的事业的确与这座有“中国的心脏”之称的战略古城息息相关。一九一一年武昌起义拉开了辛亥革命的序幕。父亲那年十八岁，参加了“广西学生军敢死队”，北上武汉，声援革命。参加武昌起义，父亲见证并参与了中华民国的诞生。从此，他的命运与民国的兴亡便紧紧绑在一起了。

一九三八年，南京陷落后国民政府迁都到武汉，日军大举进攻武汉，父亲代理李宗仁，指挥第五战区军队与日军展开近五个月的武汉保卫战。这场战役，激烈迂回，双方死亡惨重，但争取了时间，让国民政府得以从容迁往陪都重庆。

一九四八年，十年后，父亲又回到武汉，蒋介石派遣父亲就任华中“剿总”司令。国共交战已到了对决阶段，最后决定国共胜败的“徐蚌会战”（淮海战役），即将登场。本来此役定由父亲指挥，父亲提出战略计划：“守江必先守淮”，指挥中心设在蚌埠，五省联防，由华中统一指挥。

蒋介石将战区一分为二，华东归刘峙指挥，在徐州另设立“剿总”。父亲警告：“华中指挥权分裂，此役必败无疑。”后此战果然国军大败，损失六十万军队。

翌年，林彪四野大军破关南下，进逼武汉。此时林彪四野已经发展成百万大军，又刚刚打胜辽沈战役，士气高昂，父亲武汉守军不足三十万，而且国军经此前一役军心濒临崩溃。父亲与林彪再度交手，已居劣势，被迫撤离武汉，转战湖南广西，与林彪打至最后一兵一卒。

父亲在武汉见证了民国的诞生，最后也在这个城目睹了民国的衰落。

桂林

第二轮巡回演讲，首站是桂林，回到父亲的家乡。二〇一二年五月二十二日在桂林召开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广西建设”研讨会，开会的地点就在榕湖宾馆，那原是我们在桂林的故居，后改成高档宾馆，但老房子还在，那是抗战后新起的，原来那幢洋房，一九四四年日军攻打桂林，炸掉了。

与会的人都下榻榕湖宾馆，我每次回桂林，都差不多住在榕湖老家。一九四九年国共交战接近尾声，父亲与桂军将领就是在榕湖家中开的紧急会议，李宗仁、黄绍竑、李品仙都到了，会议决定战和，父亲极力主张战到底，后来果然父亲与林彪战到最后，是国民党军队最后撤离大陆的一支。六十三年后，我跟一批历史学者又来到榕湖，开会研讨三十年代广西建设——那是父亲最得意的政绩，把广西建设成“三民主义模范省”。参加会议的学者有台湾来的杨维真、张力，南京大学的申晓云、北京社科院的黎湘萍，还有几位广西当地的学者。研讨会足足开了一整天，在广西，这也是首次创举。一九九三年广西政协本来要在南宁召开一个讨论父亲历史的会议，学者们的论文都写好了，不料会议被临时取消，我白跑了一趟广西，不过在桂林倒吃足了日思夜想的桂林米粉。

一九四四年是抗战后期极为艰辛的一年，日军攻打广西，父亲负责指挥桂柳会战，保卫桂林。广西子弟兵保卫家乡，打得十分英勇惨烈，但军力人数远远不敌日军，将士牺牲惨重，师长阚维雍自戕，八百多守军最后退入七星岩作殊死战，日军用毒气并火烧，八百官兵全体殉国，是广西版的“八百壮士”，桂林陷落。

我们全家以及亲戚八十余口，由母亲率领，搭上最后一班火车逃离桂林，桂林城烽烟四起，一片火海。那是桂林这座古城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浩劫，整座城毁之一炬。

五月二十四日，我在广西师范大学王城校区做了一场演讲，听众来了千余人，在桂林、在自己的家乡，向广西子弟讲父亲的生平、讲广西的历史，我有一种迫切感，因为现在年轻一辈的广西子弟对三十年代的广西不一定熟悉，至于对父亲一生的事迹，恐怕也是陌生的了。但我感受得到听众的热情，他们有求知的渴望，很想知道那段历史。

后来我看到广西师范大学的建校史，广西师大本来是广西师专，原来是三十年代父亲在广西主政时创校的，父亲身为军人，但最注重教育，在他的大力支持下，在广西以及在其他省里，创办过大、中、小各级学校。在他的故乡临桂县，他出资办过一所东山小学，现在还存在，是为了乡下孩子读书办的。我在桂林念过中山小学，这所纪念孙中山的小学，校史上记载，创办人赫然是白崇禧，这是我最近才发觉的。我回去参观小学母校，居然校歌都没有改，我跟小学生们一起唱：

我敬中山先生

我爱中山学校

重庆

二〇一二年五月二十六日我们到了重庆。我是在一九四四年头一次到达重庆的，那是为了抗战逃难。这次回去，中间隔了六十八年，重庆完全变了一个新城市。抗战时期的陪都重庆是一座山城，到哪里都要爬坡，我们住在李子坝，在半山腰，每次回家好像总有爬不完的阶坡，我的记忆中，重庆是一座泥色的城，长江的支流嘉陵江是泥黄色的，山坡大多是土坡，到处黄尘滚滚，连冬天的雾好像也带有土色。可是新重庆的绿化做得非常好，街道两旁绿树成荫，因为到处铺柏油马路，可以坐车上山，山坡好像也消失了，加上四处矗立的摩天大楼，大重庆变成有四千万人口的直辖市。新旧重庆是两个城市、两个世界、两个世纪。抗战时期的重庆，是个悲情城市，日机不分昼夜轰炸，防空洞里闷死上千人，但重庆亦是当时中国的精神堡垒，是由这个黄泥城发布出去的作战命令，拼死抵挡住日军凶残的侵略。

父亲战时任副总参谋长兼军训部长，军训部设在重庆近郊璧山，为了躲避日机空袭，璧山有一个温泉，叫西温泉，父亲与钱大钧将军共同创办了一间西温泉中小学，给政府公务员子弟就学，一方面躲避日军轰炸，父亲公余，常带我们到学校的温泉游泳池游泳，我就是在西温泉学会游泳的，那年我六岁。

在重庆我作了两场演讲，一场在重庆图书馆，另一场在西西弗书店。重庆图书馆设备周详，特别为父亲作了一个资料展览，父亲有关军事方面的著作、演讲稿等等，不少早已绝版的书籍，重庆图书馆保存得相当好，到底重庆抗战时期是国民政府的陪都，还有不少国府留下的痕迹。我的演讲，观众踊跃，重庆人的记忆里并没有忘记抗战，我讲到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那天晚上，我跟家人正在院子里吃西瓜，突然间收音机传来广播员的声音：日本投降了！广播员自己先兴奋得哽咽起来，我永远不会忘记那广播员颤抖的声音，顷刻间，整个重庆城响彻了爆竹声，足足响了一夜，那晚没有人能睡得着，讲到这里，我自己的声音也拉高了，下面的观众跟着激动起来。抗战时期四川人民的贡献很大。

广州

二〇一二年六月，我从台北再出发到广州，十九及二十一日我在方所书店及中山大学有两场演讲，两场听众都有上千人。一九四九年夏天我们全家从武汉坐粤汉铁路到达了广州，那时国共交战已近尾声，局势十分紧张，我们暂住在新亚酒店，酒店都塞满了南下的人群，“坏消息”一天比一天多，但我居然还在培正小学读了几天书。不久，我们又开始整行李，预备逃难了，我们坐船从广州到香港，我在船上睡了一晚，睁开眼睛，已到了香港油麻地码头，这一离开要等三十九年后，才能重返大陆。我出生于七七事变那一年，童年与少年，就经过两次天翻地覆的变化，可谓生于忧患。

广州是近代中国的革命基地，辛亥革命后，北洋政府有袁世凯称帝以及一连串北洋军阀夺权动乱，孙中山在广州设立政府，预备北伐。一九二三年，父亲在广州晋见孙中山，父亲曾参加辛亥革命武昌起义，深受《三民主义》《建国大纲》等孙中山著作的启发，投身革命，那次在广州会见孙中山先生，父亲受到极大精神上的鼓励，终其一生，一直坚定信仰三民主义，从事民国建设。

一九二六年，蒋介石组织国民革命军，力邀父亲担任参谋长，整军北伐，七月誓师，从广州出发。那是父亲军旅生涯中第一个要职，广州可以说是他一生事业的发祥地，由广州率军一直打到山海关，最后完成北伐。父亲就任国民革命军参谋长，时年三十三岁。

我在中山大学老礼堂演讲“父亲与民国”，当年孙中山在中山大学演讲，就在那个礼堂。

上海

二〇一二年六月二十二日，我们从广州飞上海，在民生美术馆有一场演讲，也有上千听众。我幼年时在上海住过近三年的时间，目睹到老上海最后一霎时的繁华。一九八七年，三十九年后我重返上海，晚上飞机降落，下面一片漆黑，上海还未曾从“文革”中恢复过来，元气大伤，连路灯都是暗淡的。谁也没有料到，在短短的二十来年内，上海一个翻身，变成了世界级的大都会，成千上百的高楼大厦，到处是五光十色的霓虹灯，把这座城市的历史伤痕都掩盖住了。走在车水马龙的淮海路（老霞飞路）上，绝对不会意识到这个城曾经历过“一·二八”“八一三”日军的炮火。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全面抗战开始，“八一三”淞沪会战更是抗战的序幕：此役父亲以副总参谋长的身份担重任往上海视察，冒着猛烈的炮火，父亲衔命穿梭上海各个战区，协调各指挥官。“八一三”战况惨烈，六十万国军牺牲重大，三个月十五万官兵英烈阵亡。父亲曾向蒋介石建议，日军军备占压倒性优势，国军正面迎敌，牺牲太大，应该见好就收，撤离上海，保存实力，做持久战。父亲指挥部署战役，一向以战略取胜，往往能以少击众，以弱抵强，父亲建议未被蒋介石采纳，头一仗，国军便损失了大量精英部队。

抗战胜利后，父亲出任国防部长，在南京就职，我们兄弟姐妹多在上海读书，父亲很少到上海，可是一九四八年四月，父亲突然从南京到上海，而且还待了几个星期，他带我们上国际饭店吃西餐，到虹桥疗养院去检查身体，又受黄绍竑之邀，到他的上海公馆赴宴，席间还有上海的名伶李蔷华两姊妹唱京戏，娱乐嘉宾，李蔷华是有名的程派青衣。父亲一向忙于公事，很少有闲情消遣，那次在上海完全不理公务，相当反常。后来我研究他的历史，才发觉他那次逗留上海，原来是因为在国共交战关键时刻，他与蒋介石之间发生战略意见的冲突，而避走上海的。

一九四八年初，国府行宪，选正副总统，李宗仁违反蒋介石的意思，竞选副总统，胜出后，中央与桂系嫌隙再起，父亲被调离，出任华中“剿总”司令，驻跸武汉。共产党军队南下，局势紧张，本来父亲以为保卫首都南京一战当由华中“剿总”负责指挥，父亲乃向蒋介石提出“守江必守淮”的大战略，将指挥部设在蚌埠据淮河而守。华中“剿总”统一指挥，五省联防，可是蒋介石在宣布父亲出任华中“剿总”司令时，突然下令将华中一分为二，华东由刘峙指挥，在徐州另设一“剿总”。父亲大为震惊，向蒋直言“华中指挥权不统一，此役必败”。同时父亲避走上海，托病不肯就任，因为父亲知道如此安排，将招大败。父亲以避不就任进谏，希望蒋能改变心意，后来果然不幸被父亲言中，“徐蚌会战”国军大败，六十万大军毁于一旦，国民党失去政权。

我们当时看不出其实父亲为了国事忧心忡忡，那时在上海，他内心一定十分沉重，而且复杂。蒋介石最后派了黄绍竑到上海，把父亲劝回南京就职。那晚黄绍竑设宴，是在劝说父亲。

杭州

二〇一二年年底十二月十九日我们赴杭州，二十日在《钱塘晚报》报告厅作了一场演讲，听众也来了六七百人。杭州是我最喜欢的城市之一，一九八七年，我第一次重返大陆，便与大导演谢晋同游杭州，在烟雨蒙蒙的西湖游艇上，我跟谢晋达成协议拍摄改自我的小说《谪仙记》的电影《最后的贵族》。

一九二七年国民革命军北伐正进行得如火如荼，一月，父亲被任命为东路军前敌总指挥，挥戈攻打浙江，二月，父亲指挥中央第一军几个师直取杭州，二月十八日，第一军第一师薛岳占领杭州，孙传芳军队败退，十九日，父亲进入杭州城。北伐下一站便是上海。

一九四六年抗战胜利第二年春，应杭州市长周象贤之邀，父亲携母亲到杭州一游，此时干戈暂歇，父亲难得游山玩水，在西湖上与母亲两人留下多幅照片，那恐怕是长年来，父亲感到最轻松的一刻，不旋踵，“渔阳鼙鼓动地来”，国共交战，从东北开打，父亲又得匆匆上阵去了。

二〇一二年自从《父亲与民国》出版以来，一年间我从北京开始，巡回七个大城，演讲、座谈、受访、研讨会议，将一段历史还原其真相。我在各个大学或者书店演讲的时候，我发觉年轻的观众，对父亲的生平、民国的历史，都有一股强烈的好奇心，他们对民国史的来龙去脉未必有很清楚的概念，但他们渴望了解，当年到底发生过什么事情，父亲在民国史的地位到底如何评价。

西安

次年，二〇一三年三月二十七日，我跟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人员一齐飞到西安，这是我向往已久的文化古都，周、秦、汉、隋、唐十三朝建都于此。二十八日，除了秦墓、碑林，这些必看的古迹外，我特别想参观西安的古寺，下午黄昏，我们车子经过城南的兴教寺，本来兴教寺并未排在当天的行程上，因为听闻兴教寺内有唐玄奘的灵骨塔，所以我们停车拜访。我们一行，还有跟随拍摄我的纪录片的目宿摄制组。

寺内一位法师来接待我们，大概看见我们大队人马，还有摄影机，不知我们动机如何，满面狐疑，我向他打听兴教寺的历史，他也支吾以对，他好像心事重重，完全不像一般知客僧对访客的亲切。

玄奘墓塔兴建于唐高宗总章二年（六六九年），是一个五层的灵骨塔，旁边还有玄奘两位弟子窥基和圆测的墓塔，合称慈恩三塔，兴教寺因玄奘塔而成为佛教名胜。法师引导我们看完玄奘灵骨塔后，带领我们参观大雄宝殿，殿前有一块功德碑，石碑上有几处裂痕，“文革”“破四旧”把这块碑打裂成数截，当时住持常明法师偷偷将碎块埋藏起来，“文革”后才挖出重新拼凑。原来兴教寺在民国时重建，碑上记叙此事，并刻上捐款人姓名，有蒋介石、于右任、马鸿逵等人，我凑近仔细一看，上面赫然有“白崇禧二千元”的字样，我惊奇得叫出了声，父亲是虔诚的回教（伊斯兰教旧称）徒，没想到他会捐款修佛教寺庙，但父亲非常重视文化古迹，大概因为兴教寺是唐三藏灵骨塔所在。他珍惜文物，觉得应该保护。

回想起来，那天参访兴教寺纯属偶然，冥冥中好像是父亲引导我去那间他曾经捐款重建的寺庙，为保存那块佛教净土，尽了一份心力。

西安的回民人口有七八万之多，有一条“回民街”，全国著名的大清真寺便在化觉巷里。大清真寺建于唐天宝年间，其间经历各代修葺，现存的建筑是明清时期的风格，中国楼式的建筑群，规模宏大壮丽。清真寺接待我的教友兴奋地告诉我，抗战时期，父亲到西安，来到大清真寺参观，当时接待父亲的，就是他的爷爷。父亲为大清真寺题字的匾额，现在还保存着。一九三八年父亲在汉口成立“中国回教协会”，号召全国回民抗日，提出“十万回民十万兵”的口号。当年父亲到西安就是要鼓励西安的回民参加抗日。迄今西安的回民提到父亲，还充满敬意。

三月二十九日，我在西北大学做了一场演讲，讲《父亲与民国》。

东北

又隔一年，二〇一四年六月十一日，我终于到了东北，头一站是沈阳。从前在地理书上讲到东北：一望无际的原始森林，小丰满水力发电厂，“东北三宝”人参、貂皮、乌拉草。对这个号称“中国生命线”的地区产生无限憧憬。当然还有痛心的回忆，“九一八”沈阳事件，一九三一年日军侵略中国，东北沦陷。但这次去东北主要的原因，是我的宿愿：要从沈阳到长春这段中长路上走一遭，因为一九四六年，第一次“四平会战”（四平保卫战），父亲奉命到东北督战，走的就是这条路线。

抗战甫胜利国共两党的军队便开始争夺沦陷区了，东北首当其冲，解放军方面由林彪率军，罗荣桓、黄克诚等各部水陆兼程向东北挺进，同时彭真、陈云、张闻天等亦一一进入东北。东北的战略位置、经济物资等其重要性全国首屈一指，向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国民党军队亦精锐尽出，尽属蒋介石的“天子门生”的王牌军由杜聿明统领：新一军（孙立人）、新六军（廖耀湘）、七十一军（陈明仁），全是美式配备机械化的部队。两军对东北都有必得之心，因为国、共两方面都知道谁先拿下东北，便会赢得这场战争。

解放军先抵东北，并有苏联暗助，开头占有优势，并占领东北北部，长春、永吉这些大城尽在解放军手中。五六月间，两军在中长路上重镇四平街，展开国共内战第一次大规模阵地战，双方各十万军队，一个月间战况拉锯胶着，蒋介石在南京，受美国派遣特使马歇尔催迫停战的压力下，派遣父亲以国防部长身份出使东北督战。

父亲对“四平之战”功亏一篑，引为终身憾恨，每述及此，不禁扼腕顿足。蒋介石后来检讨失去大陆的原因，也把他下的六月六日停战令，列为首要军事错误。

六月十二日，我在沈阳东北大学作了一场演讲。东北大学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建立的，张学良还当过校长，因为经费充足，校区环境幽美，设备精良，是一个以工科为主的重点大学。那天演讲，学生踊跃，我提到我的四嫂赵守偀博士是张学良的外甥女，下面学生兴奋得鼓掌起来，学生们大概对他们的老校长还有仰慕之情，东北人对少帅张学良还相当怀念。

六月十三日，我们便驱车沿中长路开往长春，中途在四平市停留了整个下午，参观了四平纪念馆。四平街当年是辽北省的省会，是中长路上军事交通重镇，位于沈阳与长春之间，是兵家必争之地。从一九四六年三月至一九四八年三月，四平街一地发生四次国共军队争夺战，当时只有十万人口的城市，却经过四十万军队的拉锯战，全城几乎夷为平地，现在的四平市是从战争废址中重建的一个新城。四平纪念馆建得颇具规模，而且完全是现代声光设备，重现当年战役实况的立体博物馆。

我们离开，已近黄昏，回首四平纪念馆，夕阳影里，深深感到历史的沧桑，历史的无情。

长春是东北的一个大城市，是吉林省的政治文化中心。这次我到东北，主要是去追寻当年国共内战，东北一些战役如四平战役、辽沈战役留下来的历史遗迹。中国人民银行长春中心支行位于长春市中心人民大街上，是一栋俄国式大理石外表的建筑，国民党时代原为中央银行，看起来相当巍峨结实。一九四八年十月，辽沈战役已臻最后阶段，二十三日林彪率领东北人民解放军破城攻进长春，当时国军东北“剿总”副司令兼第一兵团司令郑洞国便是以中央银行建筑为掩体，指挥部队作战，最后被迫放下武器，投降被俘，手下第七军、第六十军十万余人被俘。辽沈战役，是国军溃败，失去大陆的第一块被推倒的骨牌，国军损失四十七万人。

郑洞国是黄埔第一期，与杜聿明同期同学，皆属蒋介石中央军嫡系，抗战期间，屡建军功，参加过台儿庄大捷，又赴缅甸，率领远征军，是蒋介石的“天子门生”，手下爱将。郑洞国被俘后的生活，还算礼遇，曾任职水利部，但他拒绝重返东北，大概内心愧疚，不愿再面对长春这座伤心城吧。

中国人民银行那天照样开张营业，长春人民也照样进进出出，真难以想象六十六年前十月二十三日那天，郑洞国放下武器，从那座巍峨建筑，一个人踽踽步行出来那幅凄凉场景。

吉林大学是东北最大的高校，由六所高等院校合并而成，有学生六万人，是中国的重点名校。二〇一四年六月十四日我在吉林大学做了演讲，因为在东北，我的演讲侧重四平战役，有些学生并不清楚这一战役的来龙去脉，因此上千的学生都听得全神贯注。

北京

最后，我们又回到了北京，二〇一四年六月十八日，在单向街书店做了一次讲座，之前在北京人民大学也举行过一次公开演讲。

自从二〇一二年在北京举行《父亲与民国》新书发布会，启动我“八千里路”巡回演讲，两年间，从华北到华南，从西北到东北，乘飞机、坐火车，一连走过十二个城市，向千万个听众，多为一些热切的青年学子，叙说、讲解民国那一段被湮没、被掩盖的历史，有时讲到激昂处，往往忘我，为了追求历史真相，忘掉了顾忌，忘掉了身在何处，该讲的都讲了。

这十二座城市，当年父亲的戎马生涯，都曾留下他的身影、事迹，特别在几个城里，如北京、武汉、东北的长春，在历史兴衰的关键时刻，父亲都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我追随父亲的足迹，经过这些史迹斑斑的古城，遥想父亲当年，为了保卫国家，东征西讨、铁马冰河的辛苦生涯，不禁肃然起敬，为他感到无限骄傲。

《父亲与民国》的出版，的确卷起了不小的浪涛，余波荡漾，从台湾传到大陆，然后到达北美。那两年，北美各大城市的华人团体，也纷纷邀请我去演讲，讲父亲，讲民国，从西岸一直讲到东岸，一共去了十个城市，展开我在北美的“八千里路云和月”：温哥华、西雅图、旧金山、圣塔芭芭拉、洛杉矶、圣地亚哥、休斯敦、奥斯汀、纽约、波士顿。

这几十年来，我一直有一个愿望：要为父亲，一位身经百战，曾经叱咤风云的老将军，他的历史做一个比较客观的评价。《父亲与民国》的出版，总算是尽了我为人子的一份心意。

一九五〇年十二月，台南郑成功祠原址重修天坛，父亲在匾额上题下“仰不愧天”，这四个字用在父亲身上，也十分允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