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嵇康其人

嵇康这个名字在中国文化史上响彻千年，充满了神奇与玄幻的色彩。他是一个喜欢打铁的读书人，铁骨铮铮、侠义心肠，走到哪，身边都会有一群追随者，就像今天的影视巨星一样充满了魅力，环绕他的甚至不乏钟会这样的明星，至于洛阳太学里的那些年轻人就更不用说了。嵇康集各种身份于一体，他是哲学家、诗人、音乐家、书法家、画家；还是一位帅哥，风度翩翩、神采奕奕；后来，还有好事者把他列入了神仙谱，使之成为人们心目中的偶像。接下来，我们就从哲理才思、琴诗书画、风神气度、人格特质、流韵遗响等几个方面，对嵇康做一个较为全面的描画。先看嵇康的哲理才思。

《世说新语·文学》称：“旧云：王丞相过江左，止道声无哀乐、养生、言尽意，三理而已。然宛转关生，无所不入。”[33]

孙绰《嵇中散传》曰：“嵇康作养生论，入洛，京师谓之神人。向子期难之，不得屈。”[34]

王丞相即东晋开国丞相王导，是著名书法家王羲之的叔叔，他和王戎一样都出自山东临沂望族——琅琊王氏。正是王导一手扶持年轻的司马睿过江，建立了东晋王朝，可谓晋朝中兴的顶梁柱。王导和他的堂兄王敦，一人在朝执政，一人在外掌握重兵，东晋初期实力如日中天，史称“王与马共天下”[35]。以王导的身份地位和他在士大夫中的名望，他的言论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东晋士人依旧喜欢清谈，而王丞相谈论的题目只有三个，即“声无哀乐”“养生”和“言尽意”。在这三理中，《声无哀乐论》和《养生论》都是由嵇康发起并领袖群伦。“言尽意”和“言不尽意”也是魏晋之际的清谈论题之一，欧阳建主“言尽意”，而嵇康则主“言不尽意”，后者的观点显然深受老庄思想影响。于此可见，嵇康的哲学思想与言论在东晋时期依然具有强大的吸引力。

如果说“声无哀乐”付诸清谈，主要还停留在哲理思辨和言谈口实的话，那么养生问题则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根据孙绰的记载，嵇康当年写了《养生论》后去洛阳，京师的人目之为神人。嵇康所以神，是因为他对养生拥有自己独到的见解。而京师权贵与士人所以对养生感兴趣，一是出于人们对延长个体生命的期待；第二，则是和道教信仰的地下传播密不可分。虽然曹魏当时对太平道和天师道的遗留势力有所忌惮，并对其核心成员进行了控制，但民间道教信仰的传播并没有停止，尤其在京师洛阳一带，并逐渐向权贵与士人阶层扩散，琅琊王氏就是天师道的忠实信徒之一[36]。

道教信仰主张养生成仙，认为人通过养生可以活到几百岁甚至上千岁，这种观念无疑具有强大的穿透力。但传统士大夫与知识分子，由于深受儒家经学思想的熏陶，认为人生长寿不过百岁，如果说还能活到几百岁乃至上千岁，则属于妖异之言。这两种观点无疑是针锋相对的，不利于道教在上层社会的传播。嵇康的养生理论，首先，肯定了神仙的存在，即长生不死是可能的，但这样的人似乎天赋异常，不是后天学习可以达到的；其次，充分肯定了养生的价值，认为只要导养得理、以尽性命，一个人活几百岁乃至上千岁都是可能的，只是一般人不精通此术罢了。

嵇康的言论显然是倾向于道教信仰的，同时也击中了权贵和士大夫们向往长生、长寿的深层心理，为道教信仰在两晋上层社会的传播，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东晋时期，琅王氏、高平郗氏、钱塘杜氏、琅玡孙氏、东海鲍氏、陈郡殷氏等世家大族，都是天师道的虔诚信徒[37]。嵇康的养生论，很可能在其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道教信仰在东晋的兴盛，反过来，又成为嵇康在东晋倍受推崇的社会文化与宗教信仰根基。嵇康在哲理思辨上的才华是毋庸置疑的，如果这种才华仅仅停留上在理论层面，而没有转化为现实的社会影响力，嵇康后来的声望很可能会大打折扣。

在琴诗书画等方面，嵇康均有所建树。对于他的诗歌才华，我们无须多言，只要去读他的诗就可以了。在音乐方面，嵇康可以称得上是真正的音乐家，他不仅能作曲，会演奏古琴，还是音乐理论家、美学家。《琴赋》和《声无哀乐论》，奠定了嵇康在中国音乐美学史上的地位，前者是散文诗，而后者则堪称千古奇论，是中国音乐美学史、哲学史上的一朵奇葩。根据戴明扬先生《广陵散考》一文考证，嵇康自己作的琴曲有《风入松》，还有“嵇氏四弄”[38]，即《长青》《短青》《长侧》《短侧》四曲。嵇康《琴赋》还提到了“蔡氏五曲”，即《游春》《渌水》《坐愁》《秋思》和《幽居》。“嵇氏四弄”与“蔡氏五曲”合称“九弄”，成为中国古代的一组著名琴曲，为后人所敬仰。

提到嵇康作的古琴曲，就不得不说《广陵散》。观戴明扬《广陵散考》一文即可知，关于《广陵散》的作者，历史记载本身就是一笔糊涂账，莫衷一是。时至今日，学术界依然保持两厢对立的局面：一派认为是嵇康所作，目的是讽刺时政；另一派认为非嵇康所作，此散即古曲《聂政刺韩王曲》的翻版，讲述的是聂政刺杀韩王为父报仇的故事。关于《广陵散》的作者：

《晋书·嵇康传》称：“康尝游于洛西，暮宿华阳亭，引琴而弹。夜分，忽有客诣之，称是古人，与康共谈音律，辞致清辩。因索琴弹之，而为《广陵散》，声调绝伦，遂以授康，仍誓不传人，亦不言其姓字。”[39]

《太平御览》卷五七九引《灵异志》云：“嵇中散神情高迈，任心游憩。尝行西南出，去洛数十里，有亭名华阳，投宿，夜了无人，独在亭中。此亭由来杀人，宿者多凶。至一更中，操琴先作诸弄，而闻空中称善声。中散抚琴而呼之，曰：‘君何以不来？’此人便云：‘身是古人，幽没于此数千年矣。闻君弹琴音曲清和，故来听耳。而就终残毁，不宜以接侍君子。’向夜，仿佛渐（惭）见，以手持其头，遂与中散共论声音，其辞清辩。谓中散：‘君试过琴。’于是中散以琴授之。既弹，悉作众曲，亦不出常，惟《广陵散》绝伦。中散才从受之，半夕悉得，与中散誓，不得教他人，又不得言其姓也。”[40]

以上两说都认为，嵇康是从古人（鬼魂）那儿学到了《广陵散》，且充满了神奇传说的色彩，让《广陵散》陡增了几分神秘性。嵇康自己的《琴赋》曾提到《广陵止息》，却没有讲“嵇氏四弄”。综合而言，“广陵”之曲很可能在嵇康之前就已经存在，但并不完善，名气也不够大。联系当时王陵、毌丘俭、诸葛诞等人在淮南（古称广陵）起兵反对司马氏，最终被镇压的事件，嵇康完全有可能借题发挥，对“广陵古曲”进行了改编和演绎，从而成为具有嵇康特色的古琴曲《广陵散》[41]，并博得了时人的赞誉。在中国文化史上，后人改编前人的作品屡见不鲜，后人之改编亦可谓之再创造。即便今人所见之《广陵散》，也未必就是嵇康当时弹的《广陵散》，其中经历了怎样的曲折乃至穿凿附会，皆未可知。但有一点可以明确是，如果没有嵇康，《广陵散》就不会拥有后来的名声和在中国音乐史上的地位。仅凭这一点，我们就无法割裂《广陵散》和嵇康的特殊关系。

嵇康本人还是书法家，这一点往往被后人所忽视。

唐代张怀瓘《书断》：“叔夜善书，妙于草制，观其体势，得之自然，意不在乎笔墨。若高逸之士，虽在布衣，有傲然之色。”[42]

张怀瓘《书议》：“嵇叔夜……龙章凤姿，天质自然，加以孝友温恭，吾慕其为人。尝有其草写绝交书一纸，非常宝惜，有人与吾两纸王右军书不易。近于李造处见全书，了然知公平生志气，若与面焉。”[43]

唐代韦续《墨薮》云：“嵇康书，如抱琴半醉，酣歌高眠。又若众鸟时翔，群鸟乍散。”[44]

张怀瓘和韦续，都是唐代著名的书法家兼评论家。从他们的品鉴可以看出，嵇康的书法在唐代备受推崇，而在张怀瓘心目中，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的墨迹，其价值甚至超过了王羲之。韦续更是用自己深情的笔墨，为嵇康的书法注入了一股鲜活、生动的力量。

根据戴明扬先生的考证，传言元明之际还有嵇康的真迹留存于世。

鲜于枢《困学斋杂录》曰：“郭北山御史藏嵇叔夜《听雨贴》。”谈迁《枣林杂俎》曰：“钱塘杨廷钧以御史督学南畿，有兄弟争嵇叔夜手迹，弟请田三十顷易之，至讼，御史命立宝书堂公贮之。”据此，知叔夜手迹，元及明季，尚有存者，但不知果为真迹否也。[45]

嵇康墨迹在中国书法史上的地位，于此可见一斑。据传，嵇康还擅长绘画，唐人对此也有记录。

唐代裴孝源《贞观公私画史》：“《巢由洗耳图》、《狮子击象图》。（注曰：云宗炳画。）右二卷，题云嵇康画，未详，隋朝官本。”[46]

唐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嵇康，字叔夜，谯国铚人。能属词，善鼓琴，工书画，美风仪。（注曰：见《晋书》。《狮子击象图》、《巢由图》，传于代。）”[47]

虽然裴孝源怀疑《巢》《狮》二图是宗炳所画，但隋朝官本画卷上的题名却是嵇康，可见在隋朝以前，嵇康的画迹就已经受到人们的追捧。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则明确肯定嵇康工于书画，认为他的《狮子击象图》和《巢由洗耳图》都传了下来。但唐朝以后，这两幅画就不知所踪了。

嵇康不仅才华横溢，还是一位美男子，风度翩翩、神采昭然。《嵇康别传》说：

康长七尺八寸，伟容色，土木形骸，不加饰厉，而龙章凤姿，天质自然。正尔在群形之中，便自知非常之器。[48]

按照今天的计算方法，嵇康的身高应该在一米九上下，是一个标准的大个儿，说他“伟容色”一点儿也不为过。嵇康不喜欢修饰，土木形骸、天质自然，却自有龙章凤姿之态。难怪史家说他“正尔在群形之中，便自知非常之器”。这样的个头儿，即便在今天也算得上鹤立鸡群。《世说新语·容止》云：“有人语王戎曰：‘嵇延祖，卓卓如野鹤之在鸡群。’答曰：‘君未见其父耳！’”[49]当有人由衷地赞叹嵇绍仿佛“鹤立鸡群”的时候，深知其父的王戎却说“你们还没有见过他的父亲”，言外之意，嵇绍和嵇康比还差得远。那么在竹林名士的心目中，嵇康又是一个什么样子呢？作为竹林七贤中的老大，山涛对嵇康的品评可资参考。

《世说新语·容止》：“嵇康身长七尺八寸，风姿特秀。见者叹曰：‘萧萧肃肃，爽朗清举’。或云：‘肃肃如松下风，高而徐引。’山公曰：‘嵇叔夜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50]

时人目嵇康，谓之“如松下风，高而徐引”，就像一阵风从高大的松树下吹过，长松挺立、摇曳生姿。山涛则认为，嵇康的风度就像一棵孤松独立于山巅，岩石嶙峋、孤松峭拔；而当嵇康喝醉了酒，摇摇晃晃、脚步蹒跚的时候，就像一座玉山即将崩倒，气势磅礴、神采巍峨。这样的风神气度、瑰丽品格，加之光芒四射的横溢才华，自然会打动那些非凡的女士。山涛的妻子韩氏就是这样一位不俗的奇女子，听说丈夫结交了嵇康这样的人物，当然要亲眼看一下。《世说新语·贤媛》称：“山涛与嵇、阮一面，契若金兰。山妻韩氏觉公与二人异于常交，问公，公曰：‘我当年可以为友者，唯此二生耳！’妻曰：‘负羁之妻亦亲观狐、赵，意欲窥之，可乎？’他日，二人来，妻劝公止之宿，具酒肉。夜穿牖以视之，达旦忘反。”[51]试想，两个好酒之徒（嵇康和阮籍），能够让一个女人偷窥一夜而忘了返回内宅，这不是帅哥又是什么呢？尤其像嵇康这样品貌双全的美男子。

嵇康不仅形貌可观，内心世界也是丰富多彩且充满矛盾的。就人格特质而言，他深慕老庄之道、喜欢养生，但又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儒家君子。可惜的是，嵇康却未能实现儒道思想的汇通，完善自我人格与精神境界，而是在矛盾重重中，走上了悲剧之路。山涛推荐嵇康出仕任职，他却写《与山巨源绝交书》一口拒绝，其中写了自己不可为官的九个理由，其中甚不可者有二：

人伦有礼，朝廷有法，自惟至熟，有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每非汤武而薄周孔，在人间不止此事，会显世教所不容，此其甚不可一也。刚肠疾恶，轻肆直言，遇事便发，此甚不可二也。[52]

嵇康说自己“每非汤武而薄周孔”，看似是对儒家的反叛，实则表达的是对司马氏专权的不满，却是对曹魏的尽忠。他知道这样做很危险，但他的性格是“刚肠疾恶，轻肆直言”，不能藏垢纳污，所以只好刚正直言，这又和老庄“和光同尘”之道相左。嵇康作《与山巨源绝交书》，在政治上和山涛划清了界线，不给老友留一点儿面子；可是在临终之前，他又向山涛托孤，对好友充满了信任[53]。这种看似矛盾的行为，体现在嵇康身上却是水乳交融。他以绝交书的方式和山涛划清政治界线，其一，是为了向司马氏表明自己不合作的政治立场与态度；其二，这样做，等于把山涛和自己做了区隔，在政治上更有利于山涛的安全。山涛和嵇康心里应该都明白，政治上的绝交，不等于私下情谊的断绝。嵇康充满信任的托孤，山涛后来对嵇绍的悉心呵护，充分验证了二人内心的默契，真正的知己恐怕也莫过如此。

嵇康在政治上对山涛的保护、在情谊上对山涛的信任，都是出于朋友之间的大义。嵇康对吕安的义不负心，跟无信之徒吕巽的毅然绝交，也是出于朋友之间的信义。加之嵇康终其一生对曹魏的忠诚，我们不得不说，叔夜是一个真正的儒家君子。

然而嵇康还有一个梦想，那就是做一个闲云野鹤般的隐者，像庄周、老子一样，养性全真。他在《忧愤诗》中说：“爰及冠带，凭宠自放。抗心希古，任其所尚。托好老庄，贱物贵身。志在守朴，养素全真。”[54]又《兄秀才公穆入军赠诗》云：“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嘉彼钓叟，得鱼忘筌。郢人逝矣，谁与尽言？”[55]表达了自己栖心世外的志趣。《晋书·嵇康传》言：“康尝采药游山泽，会其得意，忽焉忘反。时有樵苏者遇之，咸谓为神。至汲郡山中见孙登，康遂从之游。登沉默自守，无所言说。”[56]嵇康性好服食养生，又雅好老庄栖逸林泉之志，所以时常游山林、涉川泽。偶尔被打柴的山民看见，还以为他是哪里来的神仙。在汲郡山中他遇到了隐者孙登，并从之遨游数年。但嵇康的身份、地位和当时的政治形势，加之个人过于刚直、俊烈的性格，终究未能逃脱司马氏的屠刀。究其原因，还是儒道两端分裂，名教与自然未能合而为一之故。关于这一点，孙登似乎早有预感。

《文士传》：“嘉平中，汲县民共入山中，见一人，所居悬岩百仞，丛林郁茂，而神明甚察。自云：‘孙姓，登名，字公和。’康闻，乃从游三年。问其所图，终不答。然神谋所存良妙，康每薾然叹息。将别，谓曰：‘先生竟无言乎？’登乃曰：‘子识火乎？生而有光，而不用其光，果然在于用光。人生有才，而不用其才，果然在于用才。故用光在乎得薪，所以保其曜；用才在乎识物，所以全其年。今子才多识寡，难乎免于今之世矣！子无多求！’康不能用。及遭吕安事，在狱为诗自责云：‘昔惭下惠，今愧孙登！’”[57]

《世说新语·品藻》：“简文云：‘何平叔巧累于理，嵇叔夜俊伤其道。’”（刘孝标注：“理本真率，巧则乖其致；道唯虚淡，俊则违其宗。所以二子不免也。”）[58]

孙登告诫嵇康，火有光而不用其光，人生有才而不用其才；用光的关键在于有柴，用才的关键在于审时度势。简言之，便是用而非用、为而非为，显然这正是道家“无为而无不为”的圆机活法。可惜，嵇康未能领悟其中的真谛。东晋时简文帝说他“俊伤其道”，意思是俊拔性烈、恃才傲物毁了嵇康。刘孝标注说“道唯虚淡，俊则违其宗”，故嵇康难免刑戮。二人的说法是很有见地的，其根本在于，嵇康本质上还是一个矫矫儒者，而非孙登那样的隐逸之士。

嵇康的人生虽然走到了尽头，但关于他的话题并没有结束。嵇康之死，但凡有识之士都知道这是一个冤案，只是个中理由不便多言而已。从王戎、山涛这样的当事人，能够留下对嵇康充满深情的赞誉之辞来看，在西晋士人心目中，嵇康的形象似乎更加高大了。八王之乱最终导致西晋覆灭，晋室南迁，东晋一朝彻底进入朝小野大的局面，门阀士族的力量逐渐壮大，文化士人的话语权得到提升。当大家开始反思西晋灭亡的原因时，司马家无辜杀戮名士的行为自然会得到清算。作为丞相的王导以嵇康为论题公开发表言论本身，就表明嵇康已经得到平反。更加有意味的是，似乎司马氏家族也没有公开站出来反对。

东晋时期，嵇康的形象在两个方面得到定格：一个是竹林名士；一个是神人异士。首先，“竹林七贤”“竹林名士”等概念开始出现，并逐渐被历史所认可，嵇康无疑是其中的佼佼者。

《晋书·戴逵传》：“竹林之为放，有疾而为颦者也；元康之为放，无德而折巾者也，可无察乎！”[59]

袁宏《竹林名士传》：“王烈服食养性，嵇康甚敬信之，随入山。烈尝得石髓，柔滑如饴，即自服半，馀半取以与康，皆凝而为石。”[60]

刘义庆《世说新语》：“陈留阮籍，谯国嵇康，河内山涛，三人年皆相比，康年少亚之。预此契者，沛国刘伶，陈留阮咸，河内向秀，琅邪王戎。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61]

东晋人戴逵著《竹林七贤论》[62]，明确将嵇康、山涛、阮籍、王戎、向秀、刘伶、阮咸称为“竹林七贤”。到刘宋时期，刘义庆充分肯定了这一称谓，并表示这种说法是世人所公认的。这一点告诉我们，嵇康已经被历史定格为“贤者”；而按照袁宏的说法，则是“名士”。两者合而为一，即悠游竹林的贤达名士。戴逵告诉我们，竹林名士的放达是出于政治形势，有情可原；而元康名士的放达，则属于做作，二者不可同日而语。戴逵的说辞，是对七贤的人格作出了明确的肯定。而袁宏对嵇康与隐者王烈同游的描述，则已经开启了神化嵇康的端倪。当一位历史人物被人们无限敬仰的时候，对他的神化也就不可避免，

裴启《语林》：“嵇中散夜灯火下弹琴，忽有一人，面甚小，斯须转大，遂长丈余。黑单衣皂带。嵇视之既熟，吹火灭，曰：‘吾耻与魑魅争光。’”[63]

顾凯之《嵇康赞》曰：“南海太守鲍靓，通灵士也，东海徐宁师之。宁夜闻静室有琴声，怪其妙而问焉，靓曰：‘嵇叔夜。’宁曰：‘嵇临命东市，何得在兹？’靓曰：‘叔夜迹示终，而实尸解。’”[64]

随着道教、佛教在东晋的兴盛，各种鬼神故事也逐渐开始流行。加之嵇康和道教的特殊关系，他也逐渐被神化起来。裴启的故事让嵇康显得更加高洁神圣，因为连鬼神在嵇康面前都自惭形秽。顾恺之记载的故事，则直接将嵇康描述为道教中的剑解仙，把他列入了神仙谱。至此，嵇康的历史形象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超越现实，进入了彼岸世界，成为人们膜拜的对象。20世纪，在江苏南京和丹阳的多座南朝墓中，发现了以“竹林七贤”为题材的砖刻画。其中最为完整的，是南京西善桥出土的“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画像砖。这一现象告诉我们，七贤在人们心目都已经被神化了，而其他六位恐怕还是占了嵇康这位“神仙”的光。

南北朝时期，嵇康的思想言论也依然发挥着他的影响。观南齐王僧虔《诫子书》和北齐颜之推的《颜氏家训》，便可见一斑。

王僧虔《诫子书》：“《才性四本》、《声无哀乐》，皆言家口实，如客至之有设也。汝皆未经拂耳瞥目。岂有庖厨不脩，而欲延大宾者哉？”[65]

颜之推《颜氏家训·养生第十五》：“神仙之事，未可全诬；但性命在天，或难钟值。……嵇康著养生之论，而以傲物受刑；石崇冀服饵之征，而以贪溺取祸，往世之所迷也。”[66]

王僧虔说，《才性四本》和《声无哀乐论》在南齐仍然是清谈的必修科目，就像今天的教科书，否则便过不了关。于此可见嵇康在学术上的影响力。而颜之推关于神仙和养生的观点，一看就知道是受了嵇康的影响。当然，颜之推从嵇康之死中也看到了教训，认为应该引以为戒，并由衷地告诫自己的后人。学人在嵇康身上看到的是思想的魅力，而有信仰的人看到的则是神奇的异能。深沉者取其英华傲骨，浅俗者爱其放达风流。忠者得其忠，信者达其信；仁者见其仁，智者观其智。但嵇康就是嵇康，一个曾经鲜活的、谜一样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