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方法论“工具箱”

对于城市化与政治不稳定这样的经验现象，采用什么样的实证方法，不仅影响到解释的力量，同时也塑造了不同的解释视角。实际上，在前面的三大解释视角中，抛开技术方法，如定量，研究者自觉或不自觉地在结构主义、生态主义和历史主义之间进行方法论的选择。

（一）结构主义

结构主义的研究方法最为传统，在20世纪50年代就已经流行起来。结构主义方法论最初是由哈佛大学社会学系现代化理论的先锋人物帕森斯等人倡导的，之后，其影响迅速地超越了社会学领域，扩大到政治学和经济学。在解释城市化如何导致政治不稳定这个议题上，结构主义研究演绎出了自己的逻辑：社会某些方面的变化产生了“紧张”（strains）关系，传统社会崩解，稳定的社会关系遭到破坏，新的社会结构代替旧的社会结构，人们处于无所适从和普遍挫折感的状态之下，只有通过运动和革命的方式表达不满。

结构主义深深地反映在“城市偏向”与“城市主义”的解释路径之中。对前者而言，农村与城市之间的结构本身被国家理解为政治不稳定的一对关系，不同的是，“城市偏向”政策进一步加剧了这对关系的矛盾，使得城市与农村之间的不平等变得越来越严重。在这种背景之下，正如亨廷顿所言，农民革命与城市暴动都是不可避免的，最可怕的是，城市的知识分子与农民建立起政治联盟，发起绿色起义。[24]城市知识分子联合农民造反，也是城市主义理论讨论的一个基本命题。在城市主义理论那里，农民之所以能够成功地反对地主和国家，城市产生的公共空间与社会组织功不可没。在每个大规模的集体抗议事件中，城市中产阶级都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城市之所以成为不满者表演的舞台，还因为工业化的发展与城市的发展在空间上存在着共生与重叠的关系。不仅中产阶级而且大量的工人阶级也和城市的成长密不可分，像知识分子和中产阶级一样，工人阶级特别是拉丁美洲的工人阶级在促进地区政治转型过程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25]

20世纪70年代之前，“紧张”理论或崩溃理论曾经一度主导了社会运动和革命起源的解释，之后，理论影响“江河日下”。这种理论遭遇到了两大挑战：一方面，任何社会都充满紧张和冲突，但是为什么有些社会发生了革命与运动而有些社会却没有发生；另一方面，“紧张”关系和集体抗议之间无法建立起直接的因果联系，“紧张”不会自动转变为抗议。以查尔斯·蒂利为代表的杰出学者，一生的理论建设就是以摒弃结构主义为起点的，主张在城市与国家之间寻找更加可靠的中间变量，采取双向的而不是单向的研究策略，评估结构为什么有时候会带来秩序的混乱，有时候又对秩序无法产生实质性的影响，等等。

（二）生态主义

生态主义的研究方法在社会学中运用广泛，最早起源于对美国城市的实证研究。这种方法基本的假设是，人们的社会关系、行为模式和生活方式受到物理空间的影响和制约，或者说，城市空间结构会参与到社会关系的生产过程中，强化或弱化城市人口的不平等问题。

城市人口的居住结构在制造社会隔离与不平等方面受到的关注尤甚。在西方国家，出于安全的考虑，有时候也出于优越地位的考虑，富人们宁愿选择那些封闭的居住区作为居住地，因为看得见的围墙将隐秘的私人生活与外部世界隔绝开来。在封闭式居民区，居民享受着奢侈的会员制服务，彼此之间也会因为居住空间的相似性而产生社会地位的认同感。[26]看得见的围墙从来就是一个政治机制，不仅仅制造了居民区内部的新阶层，也向外部世界的穷人强调了看不见的不平等关系。[27]看得见的边界强化了富人与穷人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对于社会地位的结构起到固化的作用。按照结构主义的逻辑，社会不平等成为中间机制，负责在城市化与政治不稳定之间建立起因果关系。

对于社会科学而言，生态主义是一种新颖的方法。它开辟了城市规划、社会学与政治学之间一个被忽略了的交叉地带。不过，生态主义的方法也存在着较大的争议：一方面，城市化过程中的不平等应当在多大程度上归结为城市空间结构；另一方面，如果城市空间结构的确影响到社会不平等，问题是，究竟是国家故意设计了能够生产不平等的空间结构，还是在空间结构内国家已经生产了不平等。[28]

（三）历史主义

社会科学的历史主义研究方法应当归功于巴林顿·摩尔的贡献。他的经典著作不但有力地解释了民主与专制为什么会出现不同的模式，还开创了社会科学新的研究方法——比较历史分析。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历史主义不是卡尔·波普尔批评的那个决定论意义上的历史主义，而是一种实证方法和分析框架。查尔斯·蒂利在研究战争、国家建设与抗争政治时所使用的历史主义，正是这个意义上的方法论。[29]

首先，在城市偏向、城市主义与政治排斥的解释路径中，历史主义被运用得十分普遍。例如，罗伯特·贝兹对于非洲国家“城市偏向”政策的研究，就是在历史的维度中展开的。在解释城市不稳定现象的时候，历史主义最基本的贡献在于，提供经验证明的材料。这一点在定量方法盛行的时代常常被忽视了，但事实上，由于无法找到历史证据，不管提出的假设多么吸引人，也难以被人们接受。其次，历史主义方法是比较的，只有进行比较，才能加深对于政治现象的理解。例如，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许多城市经常爆发骚乱，但是，人们无法理解为什么骚乱在不同的城市出现的频次不一样。通过比较，彼得·艾辛格发现，城市骚乱的差异根源于不同城市所具有的不同的政治机遇。[30]再次，历史主义的分析着重以宏观制度作为研究单位，考察制度在人与人之间存在的各种相关性。政治排斥的解释路径特别看重制度的作用。美国黑人的民权运动就是一个常常被学者从制度的角度解释抗争兴起的典型案例。最后，历史主义不仅仅是实证基础，还是一种解释性框架。这种基于对大历史的宏观比较而进行的解释，被赋予了巨大的挑战任务，目的是尽量克服历史偶然性对一般性结论所造成的困惑。克服偶然性造成困惑的主要方法，除了将观察的时间段扩大以及进行比较研究，还有一个重要的策略，就是对某种制度加以分析，增加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和可预测性。

尽管宏观历史主义的比较研究活力四射，吸引了社会科学家的极大好奇心，不过，这个方法论仍然存在有待进一步拓展的巨大空间。例如，从历史的视角去观察城市与国家之间的关系，蒂利一般将国家当作一个整体对待。事实上，国家的不同层级也会对城市中的信任网络与集体行动产生不同的影响。[31]这是宏观比较历史难以兼顾到的一个中观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