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不同的模式，相似的后果

无论是汲取式的还是包容式的，自上而下的城市化模式在农民中间还是制造了不同程度的不满。Y县和C市的农民普遍地抱怨，自己的生活方式被强制地改变了。在居住习惯上，他们不喜欢住在楼房里，即便乘坐电梯，他们也会觉得上上下下不方便；不像原来的院落，楼房里是无法种植哪怕是少量的蔬菜水果，以便满足农民特别是那些经济拮据的农民日常生活所需。对于部分年老农民而言，居住在楼房里还意味着，他们必须与自己的下一代分开生活，这样既造成了生活上的不便，也挑战了农民世代传承的居住文化传统。放弃世代同堂的文化传统，对农民来说不是一件易事。在我们调查的两个地方，农民还遇到另一个类似的困境：集中居住之后，住所离开自己的耕地更远了，他们不得不花费更多的时间与体力在路上。因此，有些农民为了种地方便，自己购买交通工具，往返在田地与新的住所之间。需要指出的是，不仅仅经济困难的农民反对集中居住，那些经济相对宽裕的农民也不怎么欢迎政府的做法，因为后者通常会在县城甚至更大的城市购买自己的房屋来改善居住条件。富裕的人宁愿保留他们在乡村的老宅子，尽管他们很少回去居住。在他们看来，拆除祖宅是难以接受的。

在Y县，农民的不满集中在拆迁补偿上。为了让工程项目尽快完成，当地政府一方面强制农民搬迁，另一方面强制他们购买房屋。村干部在迫使农民搬迁的过程中发挥了作用。他们有时会帮助建筑公司和乡镇政府压低给予农民的补偿金额，更常见的是，采取强制措施，迫使农民无条件地搬迁。对于那些拆迁“钉子户”，村委会干部会联手建筑公司用暴力迫使其就范，阻止他们向上级政府上访。[87]在那些当地干部有利可图的项目上，农民常常受到来自政府强制购房的压力。强制购房的方式多种多样，其中，强制拆迁尤其普遍。当地一位市级政府官员承认，将农民的房屋强制拆除，是一种逼迫农民购房的策略。[88]道理很简单，如果不购房，对农民来说就意味着将无家可归。

在Y县，农民也有自己的抵制方式。比较常见的做法是，他们会在自己宅基地上扩建原有的房屋面积，这样，既能够解决人口增多而遇到的住房紧张的问题，又有可能在拆迁的时候得到更多的经济补偿。另一种抵制的办法也十分普遍：由于政府不再批准新的宅基地，也不允许他们私自扩建房屋，部分农民私下将房屋建在自己的耕地上，也有的建在交通要道两旁。为了阻止农民这种违法行为，当地政府专门成立了“双违”办公室，管理违法占地、违章建筑行为，经常组织拆除这些违章建筑的行动。不过，由于当地每年会增加500户左右的年轻农民需要新的宅基地建房，在农民缺乏购房能力的条件下，“双违”现象十分普遍。拆除“双违”建筑的行动常常伴随着暴力。有时，冲突也会因“双违”办滥用职权而起。据当地一位开发商透露，“双违”办会以暴力威胁为手段，向违建的村民收取2000元的好处费。[89]农民在行贿之后，违建房可以暂时地获得“合法”保护。

在C市，在经济上向农民作出的惊人让步，并不意味着城镇化是受到他们欢迎的，大多数农民仍然不愿意集中居住在高层楼房里。如表3-3所示，在198位随机抽样的问答者中间，多达124人宁愿住在老房子里，只有69人选择更加现代化的居住方式。对“被城市化”的不满，有时会演变为冲突。M镇的一位干部曾经忧心忡忡地表示，农村一半的矛盾来自于农民集中居住项目。[90]除了前面提到的农民对生活方式的不适应之外，C市农民也因经济补偿而与政府发生冲突。分歧发生在对宅基地上房屋的价值评估上。尽管政府制定了非常详细的评估标准，但当地干部也承认，完全公平合理是做不到的。有的农民甚至为了获得补偿而质疑评估的合法性。在B镇，一位户口已经迁往城市的前农民，向当地政府据理力争，强调自己同样拥有获得补偿的资格。为此，此人多次与政府交涉。当遭到数次拒绝之后，他动员他的兄弟打伤了一位女性镇长。在M镇，一位在拆迁之前离婚的妇女，按照拆迁的规定，没有资格获得房屋安置的权利。在向镇政府多次申诉的过程中，她曾经威胁当地干部，试图从政府大楼上跳下自杀。剥夺离婚妇女享有房屋分配权的做法，涉及相当数量妇女的利益，她们是C市实施集中居住项目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群体。[91]

表3-3　C市农民对集中居住的总体态度

C市农民的不满，还来自于集中居住导致他们生活质量的下降。在198份问卷当中（见表3-4），只有11人承认“家庭收入增加了”，而69人认为“收入减少了”，118人认为“收入没有变化”；在“家庭开支”这一项中，高达173人回答“家庭开支增加了”，只有2人回答“家庭开支减少了”。集中居住导致农民生活质量的下降因人而异。由于政府交到农民手中的房屋是简陋的“毛坯房”，居住者不得不对其进行室内整理和装饰。农民认为这是他们的新增开支。集中居住也影响到部分农民的生计问题。从一位理发师那里得知，在搬迁之前，他用于理发室的年租金只有2000—3000元，而政府向他提供的新的理发室（位于小区的大门旁）所需的年租金高达30000元。他抱怨，如此高昂的租金让他原本依靠理发勉强维持生计的状况如今难以为继。

表3-4　集中居住对C市农民生活的影响

城市化对农民的职业改变微乎其微，收入水平也没有因此而有所提高。在两个地区，大多数住在楼房里的农民仍然从事着千百年亘古不变的农业生产，少数农民会在居住区附近的集市上从事小本生意（如卖水果、蔬菜等），也有的男子（常常是上了年纪的）在诸如建筑工地等行业，凭借尚存的体力换取微薄的收入。基于此，当地干部对未来的社会矛盾十分担忧。C市的一位信访局局长坦言，即使在类似于C市的经济发达地区，一旦政府对农民生活不再大包大揽，集中居住的项目就会很难维持下去；那些经济上特别困难的农民，当他们无力承担城市生活的种种开支的时候，冲突的发生是可以预见的。[92]像C市这样的发达地区，尽管土地在它们的财政收入中间占据的比重要低于像Y县那样的落后地区，但是，工业和商业的相对发达并不能表明财政没有压力。事实上，C市的财政局官员私下里承认，县、乡两级政府的财政负担相当惊人，每个乡镇保守估计平均债务达到50亿—70亿元。[93]这也就意味着，C市大包大揽的做法恐怕难以持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