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渔村少女》与普拉姆迪亚小说创作分期新探[121]

罗杰

【内容提要】印度尼西亚著名作家普拉姆迪亚·阿南达·杜尔一生创作成果丰富，尤以小说创作成就最高。现有的各类文学史对其创作分期问题存在分歧，而他的小说《渔村少女》究竟能否被称之为创作生涯代表性作品成为不同分期方式的争议焦点。本文拟通过比较分析各类文学史中已有的四种普拉姆迪亚小说创作分期方式之不足，尝试从作品、作家、社会语境等不同角度出发，对《渔村少女》这部文学作品进行重新定位，并就普拉姆迪亚创作生涯分别提出三种互不矛盾而且可以相互参照的全新分期方式。

【关键词】普拉姆迪亚；渔村少女；印度尼西亚

普拉姆迪亚·阿南达·杜尔（Pramoedya Ananta Toer，1925-2006）是印度尼西亚现当代文学史上最具代表性的作家，也是迄今为止在世界范围内知名度最高的印度尼西亚作家，生前曾多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他同时也是目前国内多种文学史如印度尼西亚文学史、东方文学史和外国文学史（亚非部分）均会单列章节介绍的重要作家。之所以需要研究普拉姆迪亚·阿南达·杜尔（以下简称普拉姆迪亚）的小说创作分期问题，主要基于以下三点：首先，普拉姆迪亚自从20世纪40年代初登文坛直至去世，始终笔耕不辍，其创作时间长，作品多，尤以小说创作成就最高，获得印度尼西亚国内外广泛赞誉，探讨其创作分期问题有利于清晰把握其创作生涯各阶段的主要特点。其次，普拉姆迪亚一生极富传奇色彩，历经20世纪印度尼西亚数次政权更迭，曾在不同政权下因不同政治原因三度入狱，却在长期的牢狱生活中创作出大量优秀文学作品，蜚声国际，对其作品分期问题进行研究不仅有利于考察其个人创作思想的发展变化，也有助于理解20世纪四五十年代以来印度尼西亚政治思潮和社会文化的变迁。再次，普拉姆迪亚曾在1956年和1958年两度访问中国，人民文学出版社早在1958年即出版普拉姆迪亚《游击队之家》（Keluarga Gerilya）中译本，80年代起北京大学出版社先后出版了他著名的“布鲁岛四部曲”（Tetralogi Buru）前三部中译本，然而国内对普拉姆迪亚及其作品的相关研究至今却仍极为罕见，他的许多重要作品尚未被译介给中国读者，其中也包括他广受称赞的长篇小说《渔村少女》（Gadis Pantai）。因此探讨其小说创作分期问题，或可为各类外国文学史及东方文学史的编写与修订提供参考，从而启发文学研究者对其作品展开深入解读和阐释，也盼能令这位杰出作家的代表性作品（包括《渔村少女》）获得广大文学爱好者关注。

一、各类外国文学史中的普拉姆迪亚小说创作分期方式述评

目前在国内外出版的各类相关学术研究成果之中，笔者尚未见到集中探讨普拉姆迪亚小说创作分期问题的任何专著或论文。而国内正式出版的多种文学史如印度尼西亚文学史、东方文学史或外国文学史（亚非部分）里几乎都涉及了普拉姆迪亚这位印度尼西亚著名作家的创作分期问题，且均为“三段式”分期，大致可以归类成以下四种情况。

第一种分期方式：前期或“八月革命”时期（1945-1949年）、中期或彷徨苦闷时期（1950-1956年）、后期或走上文艺为人民服务的道路（为绝大多数人斗争）之后（1957年至今）。[122]在此种分期方式里，中期或第二阶段的代表作是1954年发表的中篇小说《贪污》（Korupsi），亦提及《不是夜市》（Bukan Pasarmalam或Bukan Pasar Malam，1951）和《镶金牙的美人米达》（Midah Si Manis Bergigi Emas，1955）等，未提及《渔村少女》这部作品。

第二种分期方式：“八月革命”时期、参加人民文协时期、“九三〇事件”后的“新秩序”时期。[123]此种分期方式里第二阶段的代表作品是《渔村少女》。

第三种分期方式：“八月革命”时期、“移交主权”之后到参加“人民文协”之前、参加“人民文协”以后。[124]在此种分期方式里，第二阶段的代表作是《贪污》和短篇小说集《雅加达的故事》（Cerita dari Jakarta，1957），未提及《渔村少女》。

第四种分期方式：“八月革命”时期、加入人民文协前后、80年代布鲁岛四部曲小说。[125]此种分期方式将《渔村少女》和《不是夜市》《雅加达的搏斗》（Gulat di Jakarta，1953）、《贪污》《镶金牙的美人米达》《雅加达的故事》《南万丹风云》（Suatu Peristiwa di Banten Selatan，也译作《南万登发生的故事》，1958）等一起归入了第二阶段。

以上四种分期方式的共同点是：首先，都认为“八月革命”时期是普拉姆迪亚创作分期的第一阶段或早期，同时一致认为出版于1950年的《游击队之家》是普拉姆迪亚早期或第一阶段代表作；其次，20世纪80年代陆续出版的“布鲁岛四部曲”即《人世间》（Bumi Manusia，1980）、《万国之子》（Anak Semua Bangsa，1980）、《足迹》（Jejak Langkah，1985）和《玻璃屋》（Rumah Kaca，1988）为普拉姆迪亚后期或第三阶段代表作。四种分期方式的不同之处在于：首先，对中期或第二阶段的起止时间界定不同；其次，对中期或第二阶段的代表性作品认定不同，尤其涉及《渔村少女》是否能称之为普拉姆迪亚代表作之一，如上所示，第一种和第三种分期方式认为《贪污》属于第二阶段代表作，第二种分期方式认为《渔村少女》是第二阶段代表作，第四种分期方式则将《渔村少女》和《贪污》等同时归入第二阶段代表作；最后，由于第二阶段的起止时间界定不同，必然导致第三阶段的起始时间也发生差异。

不难发现，这四种分期方式的各自分期依据并不在同一个序列里，分别涉及印度尼西亚历史阶段名称、作家创作状态或创作宗旨、作家加入文艺组织的时间、重要代表作发表时间等各项不同依据，例如第一种分期方式分别是以印度尼西亚历史阶段、作家创作状态、作家创作宗旨来命名三个时期。第三种分期方式里所涉及的“八月革命”和“移交主权”就历史事件发生时间而言是值得商榷的。所谓“八月革命”，通常指的是1945年8月17日苏加诺和哈达联合签署《独立宣言》宣布印度尼西亚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到1950年8月15日苏加诺总统正式宣布取消联邦制、成立统一的印度尼西亚共和国这段时间，[126]事实上是刚独立的印度尼西亚作为一个新生民族国家击退荷兰殖民势力反扑从而维护民族解放斗争成果并最终取得胜利的过程。而“移交主权”则指的是“1949年12月27日，荷兰正式把对印度尼西亚（伊里安查亚除外）的主权移交给印度尼西亚联邦共和国，这个联邦仅在若干周之内保持其完整性。”[127]也就是说，荷兰向印度尼西亚“移交主权”这件事其实应当包括在“八月革命”的时间范畴之内，因其发生在1950年8月15日苏加诺总统正式宣布取消联邦制之前。此外，后三种分期方式均涉及普拉姆迪亚参加“人民文协”（全称Lembaga Kebudayaan Rakyat，简称Lekra）。这个文艺组织是在1950年8月17日成立的，提出“文艺为人民服务”的口号，代表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路线，反对“普遍的人道主义”和“为艺术而艺术”，该组织在1965年9月“九三〇事件”后被苏哈托军政权取缔。[128]《印度尼西亚文学史》提及1955年7月“人民文协”第二个《宣言》发表后，普拉姆迪亚和其他几位进步作家一道正式加入了“人民文协”。[129]也有印度尼西亚学者认为，普拉姆迪亚是20世纪60年代进入“人民文协”并担任其创作协会之一的“印度尼西亚文学协会”（Lembaga Sastra Indonesia，简称Lestra）副主席。[130]由这两种说法可推断，如果用普拉姆迪亚参加“人民文协”这个文艺组织作为其创作活动分期的界定时间点，则时间起止范围仅可指约1955-1965最长共十年左右的时间。那么1950年“八月革命”结束后至普拉姆迪亚加入人民文协（最早在1955年7月）之前这段时间应当归入哪个阶段呢？中篇小说《不是夜市》《雅加达的搏斗》《贪污》《镶金牙的美人米达》和短篇小说集《布洛拉的故事》（Cerita dari Blora，1952）等均是发表于这五年内的作品，可见第二种分期方式存在不足之处。第一种分期方式里的第三阶段用创作宗旨“为人民服务”命名和第三种分期方式里的第二阶段用“加入人民文协前后”命名均是较为模糊的提法，普拉姆迪亚的小说作品自始至终都在关注底层人民的生活，这是否算是“为人民服务”呢？如果这个提法来自“人民文协”的文艺主张，则第一种和第三种分期方式里的第三阶段变成了第二种和第四种分期方式里的第二阶段，且无法完整标注1965年“九·三〇事件”直至2006年普拉姆迪亚去世之间长达41年的时间，恰是在这段时间里，普拉姆迪亚创作及发表大量文学作品并名扬印度尼西亚国内外。苏哈托军人政权所代表的“新秩序”时期（Orde Baru，简称Orba）在1998年轰然倒台，至今已终结将近二十载，而普拉姆迪亚创作时间长，作品丰富，虽然有些作品也是最初构思或创作于他本人被军政府流放到布鲁岛期间（1969-1979），却发表在“新秩序”时期结束之后，如古代历史题材长篇小说《阿洛克黛黛丝》（Arok Dedes，1999）等，还有取材于麻喏巴歇王朝历史的小说手稿《暴风眼》（Mata Pusaran）因部分篇章散佚，出版社尚在寻觅，以期能将该书全本正式付梓面世。就此意义而言，四种“三段式”分期法均力有不逮，未能涵盖普拉姆迪亚整个创作生涯的各种复杂情况，分期依据也存在混杂不一的现象。对于普拉姆迪亚这样一位创作时间长达六十余载，其中小说作品（Karya Fiksi）已多达三十几部，[131]且历经20世纪印度尼西亚政治风云变幻和社会变迁的重要作家而言，如能引入多维视角审视其整个一生的创作活动，尤其是成就最高的小说创作领域，则有利于更清晰地界定其创作分期，进而把握每个时期代表性作品的主要特点，为进一步深入研究奠定基础。

此外，特别值得关注的是，目前四种分期方式对《渔村少女》这部小说在普拉姆迪亚作品序列里的定位存在争议，对可否称之为阶段代表作莫衷一是。笔者认为，如果和中篇小说《贪污》《镶金牙的美人米达》《雅加达的搏斗》《不是夜市》《南万丹风云》以及短篇小说集《布洛拉的故事》《雅加达的故事》等作品相比，长篇小说《渔村少女》无论在篇幅架构、影响力、受欢迎程度、艺术手法等方面，均高出一筹。这部小说在普拉姆迪亚整个创作生涯中的重要性之所以会产生争议，其原因或许和这部小说原本只是作者所称长篇小说三部曲系列的首部曲这个事实有关，因此不能不提及这部长篇小说略带传奇色彩的特殊命运。

二、《渔村少女》：禁毁、缺憾、“未竟之作”？

虽然出版社也习惯于把普拉姆迪亚的长篇小说《渔村少女》称为“未完的小说”或“未竟之作”（roman yang tidak selesai[132]），但笔者认为这个说法并不确切。事实是在1962年，创作精力丰沛的普拉姆迪亚已经写完了包括三部系列长篇小说的整个鸿篇巨制三部曲（seluruh trilogi sudah rampung ditulis dalam tahun 1962）。[133]三部曲的第一部《渔村少女》在1962年7月21日至10月24日的《东星报》（Bintang Timur）以连载形式（cerita bersambung）率先发表，与读者见面。然而1965年9月30日印度尼西亚发生了震惊世界的“九三〇事件”，10月13日普拉姆迪亚因为与左倾的“人民文协”有牵连而被发动政变上台的右翼军人政权逮捕，不仅财产和居所被查抄，手稿也全都在当天被付之一炬，其中包括已经创作完成却尚未来得及发表的长篇三部曲之后两部。已经公开连载发表过的《渔村少女》也随着作者命运的沉落而暂时淡出了读者的阅读视野。

随着1979年普拉姆迪亚获释以及1980年《人世间》出版引起大范围轰动，《渔村少女》这部二十多年来难觅影踪的作品终于有机会获得重生，再度面世。澳大利亚国立大学（ANU di Canberra）当年曾将此连载小说逐期存照，1987年通过该校文学研究者Savitri P.Scherer寄给了普拉姆迪亚[134]，于是在同年由印度尼西亚Hasta Mitra出版社首度出版了该小说的单行本。当时印度尼西亚还处于军政权“新秩序时期”，普拉姆迪亚虽已出狱，却仍被软禁在家。《渔村少女》出版后旋即与几年来陆续发表的《人世间》《万国之子》《足迹》《玻璃屋》等作品一样未能逃脱被军政府最高检察官（Jaksa Agung）封禁的命运。

由此可见，所谓的“未竟之作”并非是作为作者的普拉姆迪亚创作过程“未完成”，而是作品完成之后，由于突发的政治局势变化（政变）和发表方式（报刊连载）等因素作祟，尚未来得及全部发表完，仅得第一部面世，剩余两部不幸沦为政局变化和文化破坏行为的牺牲品（korban vandalism 1965），而绝非作者不曾写就或未及完成。也就是说，作品确实曾存在于世上，只是无缘与读者见面，留下永远缺憾。普拉姆迪亚生前没有再续写这个系列三部曲的后两部，笔者认为其主要原因可能是他之后于1980-1988年陆续发表的“布鲁岛四部曲”已经囊括并超越了这个三部曲最早设定的全部写作构想，而早前率先发表过的《渔村少女》则可以另外独立成篇。

唯一能够稍微弥补这个缺憾的是，2002年美国Hyperion出版社出版了Willem Samuels翻译的《渔村少女》英译本，该译者曾翻译过普拉姆迪亚的小说《追捕》（Perburuan）、回忆录《哑者的无言歌》（Nyanyi Sunyi Seorang Bisu）等多部作品。在这个英译本中独家收录了一个“尾声”（Epilogue）[135]，由普拉姆迪亚本人和译者共同撰写，概述了原本三部曲后两部的故事脉络，以飨读者。其实在《渔村少女》印尼语版本正文开始前有七个小自然段，内容类似于长篇小说写作中常见的“序曲”部分，其中已经透露了女主人公成年后的生活状态和人生轨迹。[136]三部曲未能以完整面貌发表虽为缺憾，作者却早已在故事开始前铺陈了后续情节的必要暗示。因此可以说作者普拉姆迪亚的创作过程其实在1962年“已完成”，作品曾完整存在过，与读者见面的过程却由于不可抗的突发政局变化而遭到中止，最终“未完成”。

《渔村少女》作为三部曲的首部曲，故事相对完整，篇章结构精巧，人物刻画细致入微，文笔流畅优美，是一部长篇佳作。事实上在普拉姆迪亚所有小说作品里，这部小说的影响力堪称仅次于“布鲁岛四部曲”，一个明显的证据是其各种外语译本众多。此书自60年代第一次连载发表以来就广受读者好评，1970年俄语译本最先问世。自1987年发行单行本再度出版后，译本数量不断增加。据Lentera Dipantara出版社2015年统计[137]，除去印度尼西亚境内出版记录，至今已有英语、俄语、荷兰语、德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希腊语、波兰语等十几种语言的译本，其译本数量仅次于普拉姆迪亚所有作品里译本数量最多的“布鲁岛四部曲”。此中《渔村少女》英译本有两个，除2002年美国Hyperion出版社Willem Samuels译本外，还有一个由Harry Aveling翻译的英文版于1991年先行面世。此外，笔者另查到2004年Gallimard出版社出版发行了《渔村少女》法文版Gadis Pantai, La Fille Du Rivage。多种语言译本的先后问世标志着《渔村少女》这部小说的艺术魅力、影响力和生命力已经跨越语言和文化隔阂，逐渐传播到遥远的欧洲、美洲等世界各地文学爱好者的案头或手边。

受篇幅所限，本文不再赘述《渔村少女》的故事概要，基本情节可参阅《新编简明东方文学史》和《印度尼西亚文学史》等书中相关部分。在此提出现有中文出版物里对《渔村少女》故事简介的两个可商榷之处。第一处是关于渔村少女的丈夫本多洛（Bendoro）作为印度尼西亚社会贵族士绅阶层（priyayi）一员，在当时实际担任的官职，这一点在原印尼语小说文本中渔村少女父母的说法为sering dipanggil Bendoro Bupati（可作“常被唤作本多洛县长”或“常被本多洛县长召见”两种理解）[138]，而之后的文本中也有多处证据可推断女主角的丈夫本多洛和县长本多洛并非同一人，实乃一个宗族里恰巧同名的两人。此外，Willem Samuels英译本“尾声”里成年后的渔村少女对重逢的女儿说他是南望（南旺）县县长助理（assistant to the Regent of Rembang）。[139]第二处是《渔村少女》第三章里间接提及被渔村少女的父亲和乡亲赶入海中溺毙的一个神秘角色，此人被怀疑企图谋害渔村少女。丢了性命的这个角色并非来自本多洛家族的使女玛尔迪娜（Mardinah），而是玛尔迪昆（Mardikun）[140]，据村民推测，他极有可能是玛尔迪娜的兄弟，被某贵族指派为探子，男扮女装佯作流落渔村的哑巴按摩师混入人群，接近还乡省亲的渔村少女意图行凶。

以《渔村少女》为首部曲的三部系列长篇小说被普拉姆迪亚本人称为“有关印度尼西亚民族主义运动成长的三部曲”，第一部《渔村少女》以普拉姆迪亚外婆的亲身经历为蓝本。在2002年Willem Samuels英译本“尾声”最后，有这样一段对话反映出普拉姆迪亚创作三部曲的立意：少年普拉姆迪亚对外婆说将来会把她的经历告知世人——“可是为什么啊？”她谦卑地问，“我谁也不是，只是个渔村姑娘。”“可你是每个人，外婆。”年轻的普拉姆迪亚告诉她：“你是所有那些曾经奋力争取掌握自己生活的人。”[141]

总而言之，《渔村少女》虽然原本只是三部曲的第一部，但作为可以独立存在的长篇小说多年来风行于世，时至今日已跨越国界和不同文化族群，影响力远超普拉姆迪亚同时期创作的其他小说（包括多部中篇和短篇集）。荷兰学者德欧（A.Teeuw）将《南万丹风云》和《渔村少女》比较之后，认为二者都属于“意识形态小说”（roman ideologi），但艺术质量却判若云泥。前者流于人物角色类型化，后者却逼真到栩栩如生。[142]由此可见，《渔村少女》堪称普拉姆迪亚最伟大和最重要的作品之一，如能将其置于普拉姆迪亚整个作品序列之中进行多角度审视，更有助于重新认识普拉姆迪亚小说创作生涯的分期问题。

三、新论普拉姆迪亚小说创作分期及《渔村少女》标志性地位

本文以小说《渔村少女》为参考坐标，尝试从作家、作品、读者接受及社会语境等三个不同角度出发，结合20世纪印度尼西亚历史发展，重新考察普拉姆迪亚整个创作生涯，提出三种互不矛盾并且可以相互参照的普拉姆迪亚小说创作分期方式：

首先，立足于作品本身题材和规模架构的“二分法”。《渔村少女》创作于1962年，但描写的是半个世纪前即20世纪初爪哇岛中部的故事，也属于历史题材。历史题材小说几乎贯穿了普拉姆迪亚整个创作生涯，但如果考虑到《渔村少女》属于三部曲首部曲这点，在此前普拉姆迪亚作品中，还从未有其他作品同时兼具如此宏大的规模和如此成熟的架构。创作完成以《渔村少女》为首部曲的整个三部曲系列已经表明，时年37岁的普拉姆迪亚初步具备了驾驭“布鲁岛四部曲”这类史诗性鸿篇巨制的谋篇布局能力和创作技巧。此外，1965年后的长期牢狱生涯某种程度上也使得普拉姆迪亚更倾向于选择与现实社会生活存在一定距离的历史题材进行写作，“布鲁岛四部曲”以及之后的重要长篇小说《逆流》（Arus Balik）、《阿洛克黛黛丝》等均是几个世纪之前的印尼古代史题材。普拉姆迪亚一生里还撰写了大量非小说类历史著作，与早年几乎可以作为印度尼西亚民族革命同时期纪录的小说《游击队之家》、《追捕》相对照，普拉姆迪亚晚年编写的五卷本《革命编年史》（Kronik Revolusi）则用编年史形式重新回顾了自己所亲身经历的革命年代。总之，《渔村少女》之前的多部作品侧重描写革命历程或暴露社会问题（如《贪污》），聚焦于当时社会现实较多，而《渔村少女》之后的小说作品则几乎清一色全部选材于古代历史，从历史角度对印度尼西亚民族传统及社会文化进行反思和探究。

其次，以作家政治思想变化为主要线索的“三分法”：第一阶段（1945-1950）是印度尼西亚民族解放的“八月革命”时期；第二阶段（1950-1965）是暴露和批判社会现实的“继续革命”时期；第三阶段（1965-2006）是从革命转向全面反思印度尼西亚社会历史文化时期。在此种分期方式里，第一阶段与现有四种分期方式的第一阶段接近，无须多言。第二阶段的起始标志性作品是《不是夜市》，而《贪污》属于此阶段重要作品，代表作仍属长篇小说《渔村少女》为首的三部曲。普拉姆迪亚在1954年出版的《贪污》中暴露和批判了独立后印度尼西亚社会的腐败横行现象，1956年和1958年两度访问中国促使普拉姆迪亚和当时印度尼西亚社会中的左翼政治力量接近，被印尼共（PKI）的继续革命立场所吸引。荷兰学者德欧曾记述道：“从北京一回来（1956），普拉姆迪亚这位文学家就用政治行动改换了梦想。”[143]现有分期方式里普拉姆迪亚在“人民文协”时期的文学活动可以全部被概括进这个阶段，而这个阶段的实际意义又超越了“人民文协”这个仅在印度尼西亚现代史上存在数年的文艺组织。例如《渔村少女》这部典型的无产阶级文学，其反封建价值超越了同类文学惯有的概念化特征。这个阶段是普拉姆迪亚整个创作生涯里最复杂和最有争议的一段，而《渔村少女》堪称此阶段最高创作成就，是思想性和艺术性完美结合的经典之作。第三阶段可谓普拉姆迪亚文学创作的“辉煌时代”，包括“布鲁岛四部曲”和《逆流》等重磅作品陆续发表，至今仍是东方现代主义、东方20世纪民族主义文学、后殖民文学批评甚至女性主义文学等领域内的研究对象。

最后，以20世纪中期以来印度尼西亚历史发展阶段为序的“四分法”：第一阶段（1945-1950年）为“八月革命”时期，第二阶段（1950-1965年）为“旧秩序”时期，第三阶段（1965-1998年）为“新秩序”时期，第四阶段（1998年至今）为革新时代或后威权时代。此种分期方式关注的是普拉姆迪亚小说作品被读者和社会所接受的环节，这当然受制于印度尼西亚社会在不同历史阶段的政治局势和文化氛围。“八月革命”时期的普拉姆迪亚展露惊人文学才华，作品引起文学研究者和普通读者关注，小说《追捕》获得图书编译局（Balai Pustaka）颁发的奖项。在此阶段中的1947-1949年间，普拉姆迪亚因参加民族解放斗争遭荷属东印度尼加政权（Nica）逮捕并被投入监狱。第二阶段里的普拉姆迪亚作品不再局限于小说，开始变得非常多样化，成为雅辛（H.B.Yassin）等学者重点研究的作家，也因撰写非小说类作品《印度尼西亚华侨》（Hoa Kiau di Indonesia）在1960年被苏加诺当局关押九个月。《渔村少女》属于第二阶段代表作，以连载形式首度发表。第三阶段的普拉姆迪亚自1965年开始成为“新秩序”下的囚徒，其中1969-1979年被流放到布鲁岛，获释后仍受到监制居住直至1992年。此阶段里的多部作品被苏哈托当局封禁，却开始收获国际上的巨大声誉和多种奖项，影响力跨越了国界，《人世间》等作品进入欧美读者视野，更数度被提名诺贝尔文学奖。《渔村少女》在1987年以单行本形式再度发表。第四阶段里的普拉姆迪亚作品被更广泛翻译、阅读和研究，印度尼西亚社会进入后威权时代（也被称为“革新时代”），普拉姆迪亚创作自由，其作品出版自由，读者阅读自由，直至作者去世之后，其作品仍不断在印度尼西亚国内外大量再版并被译介成多种外文。此种分期方式里的《渔村少女》因在1962-1965年和1987年分别以报刊连载和单行本形式两度发表而兼跨两个阶段。

综观以上笔者提出的三种新分期方式，虽然每种方式的分期依据不同，但是各成标准统一的序列，而且互不矛盾，可相互参照，提供多维视角。无论从作品本身的题材和规模架构出发，还是以作家政治思想变化为主要线索，抑或按照印度尼西亚现当代历史不同阶段关注作家和作品所面临的不同社会语境及殊异命运，均无可回避一个事实：《渔村少女》在三种新分期方式里都具有标志性意义，因此可谓普拉姆迪亚整个创作生涯的最重要作品之一，其地位仅次于他毕生小说创作的最高成就——“布鲁岛四部曲”。

结语

常被称为“未竟之作”的长篇小说《渔村少女》，命运多舛，富于传奇色彩和缺憾美。事实真相是作者普拉姆迪亚的创作过程“已完成”，三部曲系列由于强权政治的文化破坏行为而未能完整存世，因此与读者的相会过程“未完成”。然而，此种“未完成”却超越了文本本身的意义，进而反映了文学与社会政治语境的独特关系，犹如一座残存的文字纪念碑，每当读者惋叹这种“未完成”之时，便是反思强权曾如何毁坏文化的契机。曾在20世纪60年代和80年代两度遭焚毁或封禁的这部小说，以自身的文学魅力历久弥新，弗远无界，穿越时间和空间的生命力比当年封禁它的政权更坚韧、更持久。

通过对《渔村少女》这部作品的重新定位，考察普拉姆迪亚的整个创作生涯，不仅可以为其创作分期问题探索多维新视角，亦可反观该作品在普拉姆迪亚整个作品序列中的重要性和标志性。此外，《渔村少女》这部长篇小说之所以值得格外关注，还在于其角色塑造方面非常近似“布鲁岛四部曲”女主角温托索罗姨娘的人生“前传”：十四岁即被强迫嫁给身份远高于自己的年长男性、父权制等级社会里的女性牺牲品、不甘于被命运摆布而努力把握自己人生的成长历程、母女骨肉分离的悲剧性故事高潮等，经常引发阅读者似曾相识之感，为此笔者拟从文本阐释角度进行比较，将另行撰文细致探讨。

（作者系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Gadis Pantai and A New Exploration of Creation Stages of Pramoedya's Novel

Luo Jie

Abstract：Pramoedya Ananta Toer, the most famous Indonesian writer, created many works in his life. There are different views on his novel creation stages, especially on whether or not his novel Gadis Pantai（The Girl From The Coast）can be called one of his representative works.Through the analysis of existing four kinds of classification methods on Pramoedya's creation stages, this paper is intended to put forward new classification methods on Pramoedya's creation stages, which refer to three different perspectives such as on the works, the writer and social context as well as reposition of the novel Gadis Pantai in Pramoedya's whole literary career.

Key words：Pramoedya；Gadis Pantai；Indonesi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