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身处当代中国，我们已经有着更充分的理由与自信来谈论环境政治（学）：前者尤其是就现实层面而言的，后者主要是就理论层面而言的。就前者来说，在改革开放35年多后的中国，生态环境难题（代价）的直面审视与严肃应对，已然成为一种全民族的社会政治共识和执政党的核心性意识形态元素。“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和“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神脱贫、污染防治的攻坚战”[1]，中国共产党十八大、十九大报告中的这些政治判断与承诺，集中体现了党和政府对我们所面临的生态环境挑战的严峻性与艰巨性的清醒认识。就后者来说，即便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算起，我国环境政治学的萌生与发展也已进入了自己的“而立之年”[2]。随着公众环境权利与维权意识的不断觉醒与成熟，客观存在着的生态环境难题正在逐渐演进成为更为明确的集体性社会政治动员，而各级政府则同时在主动和被动的意义上做出自己的“绿色”回应，相应地，越来越多的学者能够以环境政治学的话语与方法，来做出一种更为学理性与系统化的理论阐释。[3]

对于环境政治概念的意涵，笔者在20世纪90年代末就做了一个初步的界定。[4]具体地说，环境政治（生态政治或“绿色政治”），在理论层面上指人类如何构建自身与维持其生存的自然环境基础间的适当关系，其中包括人类与地球及其生命存在形式的关系和以生态环境为中介的人们之间的关系；在实践层面上指人类不同社会或同一社会内部不同群体对某种类型环境问题或对环境问题某一层面的政治认知、体验和感悟及其应对。相应地，环境政治（绿色政治）在内容上分为密切关联的3个组成部分：绿色思潮（生态政治理论）、绿色运动（环境运动组织或团体）与绿党（绿色政党政治或政策），以及按照政治激进程度或颜色深浅区分的环境主义与生态主义两种类型。

而在2007年出版的《环境政治国际比较》一书中[5]，笔者进一步强调了环境政治的国际向度。其主要理由是，现实生活中的环境政治，不仅是一个以民族国家为核心政治舞台而展开的，不同政治角色解读、消化和回应生态环境议题的新型政治现象（当然也包括民族国家之内的区域与地区性环境政治），还是一个基于不同价值观念与现实利益的、以民族国家为代表的政治主体，在国际、跨国或全球层面上就生态环境议题展开的既冲突又合作的非传统政治过程。相应地，无论是在研究对象还是研究方法的意义上，环境政治都应该被视为一种国际（全球）政治。

可以说，经过上述补充或扩展后的环境政治概念，不仅在自身周延性上变得更加完整与系统——同时涵盖横向和纵向两个维度，而且也更符合当今世界绿色变革之现实可能的客观需要或实际。也就是说，在一个经济、政治甚至文化日益一体化的星球上，我们已很难设想，绿色的“星星之火”，可以独自地“绿化（燎原）世界”，甚或得以持久延续。换言之，“地方思考、全球行动”（或“全球思考、地方行动”），已经成为环境政治实践的一种必然性要求。著名的《环境政治学》杂志在其办刊宗旨中强调，它集中于探讨工业化国家中“环境运动和政党的演进”、“公共环境政策在不同政治层面上的制定与落实”“来自环境运动组织或个人的生态政治观念”和“重大的国际环境议题”[6]，应该说，这与笔者对环境政治的上述理解大致相同，只是，我们的关注对象显然不应局限于欧美的工业化国家。

但笔者更想强调的是，中国环境政治学的阶段性提升和成熟，亟须我们能够适时实现一种“从西方到东方”的研究转向。具体而言，环境政治学研究的这种“从西方到东方”的转向，包括两个维度或层面。一是中国议题关切，二是文明转型视野。

先说“中国关切”。简单地说，中国的环境政治研究，应该着力于探讨和应对中国存在着的生态环境难题。初看起来，这似乎是一个根本不需要讨论的问题。这倒不只是因为，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存在着太多的各种形式的生态环境问题——从大气雾霾到食品安全，还在于，生态环境难题的现实应对与解决本身，将会提供无数的政治与社会变革可能性，因而理应成为学术分析与探讨的对象。换句话说，当代中国环境政治本身的研究，无疑是大有可为的。然而，我国的环境政治学，就像其他环境人文社会科学一样——或多或少也类似于当下的一般人文社会科学，存在着一种“先天的缺陷”，即无论是学科话语还是研究内容、方法，都有着一种强烈的“欧美印迹”。这样一种状况的历史合理性不必多言——我们的现代人文社会科学就是伴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现代化进程逐渐发展起来的，环境政治学也不例外，但这至少在研究内容与力量的布局上，造成了一种“西风压倒东风”的非生态或反生态构型。更为极端的一种情景是，我们的许多研究者选题时，会执着或纠结于某一个欧美学者的某一本书或某一篇文章、概念[7]，但却几乎不（会）思考它们的中国的研究相关性或现实背景。

然而，这种状况正因为主客观两个方面的原因而发生着改变。部分作为经济社会现代化进程的自然性结果，在过去十年中，中国在迅速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同时，也已日益凸显为全球性环境政治的“主角”——在问题的成因和解决出路的双重意义上；而2007年末开始的世界性金融与经济危机，则标志着或促动了这样一种历史性转折的完成——中国必须适应或学习担当全球经济与全球环境治理的主要领导者。如果说，我们在2009年末举行的联合国哥本哈根气候峰会上还显得有些踌躇或不自然，甚或不情愿，那么，2012年末的中国共产党“十八大”报告，则已是一份充满绿色政治自觉的“中国宣言”——“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相应地，也就不难理解，面对即将到来的2015年巴黎气候峰会和后《京都议定书》国际谈判，中国果断地选择了与美国的共同领导者立场。无论如何，随着中国成为全球性环境政治的主角——更多是在主动进取的意义上，我们的环境政治学者及其研究，也理应实现一种从角色到话语的时空转换。

再说“文明转型”。迄今为止，学理与学科意义上的环境政治研究，主要是作为比较政治学的一个分支来理解或对待的。也就是说，环境政治学的研究目标、对象和方法，就是要探讨基于各自价值观与利益吁求的不同政治主体，如何借助参与和改进各种政治渠道来更好地表达和满足自身的关切或追求，尤其是，这些政治活动是否以及在何种意义上能够导向一种更加符合生态理性和规律的政治与经济社会制度。需要指出的是，环境政治学的上述界定及其阐释，至少可以在两种颇为不同的民主理论范式下加以展开：一种是主流性的自由主义民主政治范式，另一种是较为激进的生态主义民主政治范式。而后者与前者的最大不同，就是主张挑战与替代近代社会以来形成的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以财产私有为前提的市场经济）、政治制度（多党竞争的多元民主体制）和文化观念（物质进步主义与大众消费主义）。换言之，后者的实质就是要构想与制度化一种生态主义的（而非极端人类中心主义的）、社会主义的（而非极端个人主义的）未来人类社会。而正是在后一种范式的意义上，环境政治意味着现代文明（工业化/城市化）的一种生态化转向或转型，或者说，创建一种全新的、经济社会的生态民主。

必须承认，欧美环境政治尤其是它的绿党和环境社会运动形式，在这些国家和地区过去半个多世纪的经济与社会绿化过程中，扮演了一个积极而重要的角色。换句话说，欧美环境政治的绿色变革与民主改进推动作用是无可置疑的，就像这些国家和地区中生态环境的重大改善的真实性一样。但是，欧美环境政治和欧美国家的环境改善一样，有两个严重缺点：不彻底性和不可复制性。欧美环境政治从根本上说属于一种自由主义的民主政治，也就是说，尽管表面上看具有政治对抗甚至反体制特征，但它并不质疑和挑战资本主义的一般经济与政治框架——同时在国内与国际层面上。相应地，欧美环境政治所追求的，不过是一种国别或区域自保与局部改进意义上的生态环境改善，而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甚至全球整体范围内的生态环境关切，必须以自己的物质利益和生活质量不受影响为前提。这也就内在地决定了，欧美国家和地区的生态环境过去半个多世纪中的确大大改善了，但这种意义上的改善却难以或无法推广到世界其他国家。事实上，与20世纪中叶相比，2010年代的地球面临着更为严峻的生态环境压力。

因此，无论是基于对欧美环境政治历史局限性的科学认识，还是基于对中国作为一个后发现代化国家的时代责任的环境政治想象，我们都需要着眼于一种文明转型或重塑的更宽阔视野，需要创建一种更加综合性目标追求和路径方法的环境政治。换言之，对当代中国而言，最迫切或最值得期望的环境政治，已不再简单是欧美政治语境下的绿党和环境运动以及与政府之间的民主政治互动，而是如何促动一种全球视野下的发展与现代化的可持续转型，也即是对现代工业文明的生态化否定与超越，或者说对一种新型的生态文明的自觉追求。

概括地说，尽管环境政治学作为一个政治学分支学科在中国的真正成熟尚需时日，但至少与前一个十年相比，我们已有着更多的理论积淀与实践素材，来思考一个日益全球化世界中的中国环境政治，来分析一个我们更自觉地担当领导者而不只是参与者的国际经济政治格局中的中国环境政治，来构想一个已悄然展开的现代文明生态重塑或转型进程中的中国环境政治。可以说，在一种文明转型或重塑的视野下尝试性地回答或探讨这些问题，构成了本书的主题。

需特别指出的是，“从西方到东方”的研究转向，笔者更多强调的是研究对象上的中国议题关注强化和研究者意识上的主体自觉，而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的环境政治学最终走向成熟的标志或必要条件。这绝不意味着，我们的环境政治研究已经具有更高的学术水准，或者我们已不再需要向欧美同行学习借鉴，而只是说，更加平等的彼此地位和更加熟悉的研究论题，必将更有利于中国学者与国外同行之间的学术交流和对话，更有利于中国环境政治学的健康快速成长。[8]

在结构上，本书分为3个相互关联的部分：生态政治理论、绿党政治和环境运动、可持续性与文明转型。正文22章分别来自笔者近十年来所发表的专题性论文，并在此做了部分观点修正、补充和完善或技术性调整。按照发表时间顺序，它们分别是：“环境非政府组织与政府的关系：以自然之友为例”（《江海学刊》2008年第1期，第130—136页）、“城市可持续性与生态文明：以英国为例”（《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8年第2期，第67—75页）、“城市可持续性与生态文明：对青岛、承德和苏州的比较”（《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9年第2期，第119—124页）、“终结无边界的发展：环境正义视角”（《绿叶》2009年第10期，第114—121页）、“作为欧洲党的欧洲绿党：以2009年欧洲议会选举为例”（《欧洲研究》2009年第6期，第59—71页）、“山东省城市可持续发展战略：生态现代化视角”（《山东社会科学》2010年第2期，第76—82页）、“欧美‘绿色新政’：一种政治生态学分析”（《鄱阳湖学刊》2011年第2期，第24—34页）、“学术类环境非政府组织：以山东省为例”（《环境教育》2012年第1期，第62—68页）、“选举向度下的澳大利亚绿党：以2010年大选为例”（《国外理论动态》2012年第5期，第92—99页）、“发展主义的伦理维度及其批判”（《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科版]2012年第4期，第52—57页）、“国际比较视野下的绿色发展”（《江西社会科学》2012年第8期，第5—11页）、“中国城市化发展中的生态主义向度：以西安和青州为例”（《社会科学辑刊》2012年第4期，第11—16页）、“‘政治机会结构’视角下的中国环境运动及其战略选择”（《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科版]2012年第4期，第28—35页）、“Development of the red-green environmental movement in China：A primary analysis”（Capitalism Nature Social-ism，3/2014，pp.45-60）/“红绿环境运动在中国的发展：一种初步考察”（《中国环境法治》，2012年卷[下]，第89—98页）、“经济危机背景下的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绿色左翼视角”（载郭建宁、程美东主编《北大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社科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157—175页）、“‘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的再阐释与落实困境”（《国际社会科学杂志》2013年第2期，第76—85页）、“近十年来西方绿党政治研究述评”（《国外理论动态》2014年第1期，第98—105页）、“环境人权在中国的法制化及其政治障碍”（《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科版]2014年第1期，第14—21页）、“生态创业、绿色交通和城市公交政策”（《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科版]2015年第1期，第32—39页）、“2014年欧洲议会选举中的欧洲绿党：以中东欧国家为中心”（《国外理论动态》2015年第1期，第98—109页）、“‘碳政治’的生态帝国主义逻辑批判及其超越”（《中国社会科学》2016年第3期，第24—41页）、“中国的全球气候治理参与及其演进：一种理论阐释”（《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17年第4期，第1—6页）[9]。在此，笔者谨向首发这些论文的国内外期刊表示诚挚的谢意。

在第一部分中，笔者集中讨论了从根本上制约着我国经济社会现代化的绿色转型的“发展主义”理念或意识形态的理论解构及其现实挑战。发展或现代化旗帜下的改革开放政策及其实践，无疑是我国过去30多年中取得经济增长的世界性成就的根本原因，但几乎是不可避免地发生的对发展或现代化意涵本身的简单化解读或阐释，至少在相当程度上造成了一种严重单向度或片面化的经济主义的发展或现代化意识形态（GDP迷恋或崇拜只是其最明显和粗俗的表现形式）。这种发展主义意识形态的最大弊端，就是对社会可持续性（社会公正）和生态可持续性（生态环境保护）的内在性忽略或漠视。如今，我国现代化发展进程的客观逻辑和本质上是一种资本取向的经济社会现代化所必然蕴含着的诸多问题或矛盾的累积，都要求我们必须尽快转向一种更加生态友好和更加社会取向的发展。然而，发展观念惯性、发展路径依赖，以及过去一个时期的现代化实践中所形成的错综复杂的现实利益关系，共同构成了一个强大的体制性屏障。因此，我们必须首先开启对发展主义意识形态之不合理性或非正当性的政治论辩（第1章和第2章），才有可能真正展开对一种绿色发展的生态主义政治想象。就此而言，发展主义的政治正确性和合法性的解构，是当今中国环境政治学的头号主题。当然，可以想见，任何一种致力于绿色发展或生态转型的理论努力——无论是在国内外不同层面上还是在经济法律不同领域中（第3—8章），都会在实践中遇到不同形式的障碍或抗拒。

在第二部分中，笔者主要讨论了西方国家的绿党政治和中国的环境非政府组织与社会动员的新进展。西方绿党政治的平稳发展和中国环境非政府组织及其社会动员的迅速成长，显然在印证着广义上的“绿色运动”的世界性一面。也就是说，基于生态环境议题的社会政治动员，正日益成为一种普遍性、常态化的公众政治参与形式。中国也不例外。只是，我们对此并不能简单从传统民主政治扩展和革新的角度来理解，还要从生态环境问题有效应对所需要的生态民主孕育和形塑的角度来理解。但是，无论是西方国家内部的绿党政治（比如欧洲绿党与澳大利亚绿党之间，第9—12章），还是我国的环境非政府组织与社会动员（比如草根性和学术性环境组织之间、深绿团体与红绿团体之间，第13—14章），都是一幅幅充满着多样性或异质性的图画，不能做任何简单化的概括。此外，这里之所以将西方绿党政治与中国环境非政府组织和社会动员的讨论相并列，并非是要做一种直接意义上的比较或对照。相反，笔者更想强调的，是西方和中国的“绿色运动”所依托政治环境以及表现形式的明显不同。这样一种基本认识，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准确地理解环境政治在不同的政治与社会文化环境中的可能样态，而且有助于我们从一个更广阔的空间与维度——尤其是人类文明转型的视野——来理解“绿色运动”的作用。

在第三部分中，笔者着重讨论了中外可持续发展或文明转型中的几个实例。鉴于城市在人类社会现代生活中所扮演着的重要作用，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假定，所谓的生态可持续发展或生态化转型，首先应该是城市生产与生活方式的绿化或转型。但环境政治学所面临的巨大挑战是，我们不仅要回答“向何处去”的问题，还要回答“如何过渡”的问题。至少就当代中国而言，笔者认为，对前者的正确回答就像对后者的明确回答一样重要。基于此，一方面，笔者立足于发现与阐释最先开始（后）现代化进程的欧洲国家及其城市的绿色转型经验（第19章），另一方面，笔者对中国绿色城市（化）实例的分析（第20—22章），总是尽量将其置于一种明确的可持续发展或转型的概念框架之上。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欧洲国家及其城市已然完成向一种真正生态可持续意义上的绿色转型，甚或有着更大的成功转型的希望，就像对它们在2008—2009年经济危机中所采取的“绿色新政”的分析所表明的那样（第17章）。但同样无须讳言的是，当今中国的生态可持续转型或生态文明建设之路，绝不会更为便捷和轻松（第18章）。至少在这一意义上，看起来略显老态的欧美仍是我们借鉴学习的对象，如果算不上榜样的话。

因而，像《环境政治国际比较》一样，本书的目标仍是一种过渡性或中介性的——就像“从西方到东方”的研究转向所蕴含着的，旨在基于环境政治学的一般理论话语和方法，从一种更明确的中国学者主体意识来更多地探讨当今中国的环境政治议题，为处在重要转折阶段的中国生态环境保护事业与环境政治学发展提供一些理论参考，还远谈不上构建一个中国版本的、逻辑严密和结构完整的环境政治学体系。此外，由于书中各章节的写作时间跨度较长，有的距今已经近十年时间，因而其中的一些个例分析及其结论在今天看来未必是严谨的或恰当的，比如对于我国经济社会生态化转型路径的分析（第1章）、对于我国全球气候治理参与政策调整进程的分析（第4章）、对于我国大众性环境社会政治抗争形式演进走向的分析（第15、16章），等等，但为了保持当时学术思考的原真性和完整性，这里就未做改动，特此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