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自然地理教研室教学科研的回顾（1953—1992）

李寿深[6]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的前身是地质地理系，始建于1952年，至今已有65年的历史。

我是1953年从广州中山大学理学院地理系毕业后和毛赞猷、范信平、黄懋枢一起分配到北大地质地理系的。毛赞猷当助教，范信平、黄懋枢和我当研究生（这是我系的第一届研究生）。一年之后，1954年夏天，黄懋枢奉派到高教部任职（1958年又调回系里当林超先生的助教）。我和范信平则留系，在自然地理教研室任助教。范信平教外专业的“普通自然地理”，我则被分配担任自然地理专业的“世界自然地理”的教学工作，接了林超先生的班（林先生转教“中国自然地理”）。从而开始了我在自然地理教研室长达40年的教学与科研生涯。在此期间，我还先后担任教研室秘书、教研室副主任以及党团的一些职务，直至1992年才退休。

数十年来，在自然地理教研室全体老师的努力下，教研室为国家培养了数以千计的本科生、研究生（硕士、博士）和北京联合大学地理系的学生。他们毕业后，把学到的自然地理基础理论、知识和技能，都在国家社会主义建设各个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有的还做出了杰出贡献，其中有中科院院士、解放军的将军、大学校长和企业家；有的还获得过国家科技进步奖等不一而足。所有这些都给我们当老师的很大鼓舞和很深的感触。与此同时，我们教研室的师资队伍也由小壮大，通过多年的教学与科研实践，能力水平也都有较大的提高。回顾过去结合我个人的经历有如下一些体会。

一、边教边学，边学边教，开设新课，充实教学计划

学习、学习、再学习是教员开设新课、提高教学质量的必由之路，快速成长的途径。也就是说先当学生才能当先生，几乎成为教研室创业初期的共识。那是1954年7月，林超先生对我说，“世界自然地理”由我来教，这是一年的课程，分上、下两个学期上课，每周6个学时，隔天上一次课，52、53届两班合班听课。既要准备讲义，又要制作幻灯片。对于我这个刚参加工作、年仅23岁的年轻助教来说确是一个很繁重的教学任务，压力之大可想而知。要破解这个难题，唯一的办法就是边教边学，边学边教。首先，我每天都到民主楼二楼上班，向林超先生请教，在他的指导下备课、编写讲义、制作幻灯片以及在教研室内部试讲。更重要的是，利用课余时间到北师大地理系旁听殷祖英和万方祥两位老先生讲课，学习他们的讲课内容和教学方法。就这样坚持了一年，一边学一边教，不断总结经验，经常倾听学生的反映，充实教学内容和改进教学方法，教学质量有所提高。因为有了边教边学、边学边教开设新课的经验，在以后开设新的课程就有了把握。

1956年和1958年，苏联地貌学家列别杰夫和自然地理学家伊萨钦科先后来我系讲学，我都努力向他们学习，参加他们指导的野外实习。目的非常明确，就是要提高自然地理学的理论水平和野外工作的技能以及研究自然地理的新方法，最终落实到开设一门新的课程，填补教学计划课程的空白。1959年夏苏联专家回国后，我和陈传康根据所学开设了两门专业基础课。陈传康讲“综合自然地理学原理”，我讲“综合自然地理制图”。这样，自然地理学从基础理论到方法论就比较齐全了。

20世纪80年代中，我又争取到机会到哈尔滨东北林学院，向联合国粮农组织派来的美国等遥感专家学习，把学到的遥感图像（航空像片和陆地卫星影像）定性和定量解译的技术应用到自然地理的研究中，并为自然地理专业本科生开设了“遥感图像地学判读与制图”基础课，为遥感所研究生讲授“遥感定量研究专题”并参加该所组织的烟台实习。不仅丰富了教学内容，学生掌握当时认为是先进的遥感方法，对于今后从事自然地理的专题制图和承担国家相关任务都能起到积极的作用。

二、理论联系实际，促进自然地理学向应用方向发展

自然地理学在50年代中期开始有了新的发展。从区域自然地理、部门自然地理向综合自然地理发展，其主要特征是加强了自然地理学的基础理论研究，提高自然地理学的现代化理论水平和研究方法。例如，自然地理学研究对象的一般规律性、区域分异规律、景观学与自然区划理论以及野外大比例尺景观制图方法等。这与当时苏联先后派来的自然区划专家沙摩伊洛夫、地貌学专家列别杰夫和自然地理学专家伊萨钦科等有关。其中列别杰夫和伊萨钦科都曾在我系讲课、带领实习。我和陈传康都向他们学习过，受益匪浅。学成后我们都面临两大任务：把所学的内容中国化和联系实际去应用。

由于专家讲课的内容和实例分析都是苏联的，我们首要的任务就是把学来的理论和方法中国化，开设符合我国国情的新课。传康开设的“综合自然地理学原理”，我讲的“综合自然地理制图”，都编写了讲义（包括实习讲义）。其内容都结合中国实际去编写。以我开设的“综合自然地理制图”为例：伊萨钦科讲的是“景观制图”，从分类系统到实例都是苏联的，且很难理解，我把它改为“土地类型制图”，分类系统也以北京门头沟区山区为例，这样就比较好理解了。理论和方法则是从专家那里学来的。这样，既提高了教学质量，也为提高自然地理学的科学性和联系农业生产实际创造必要条件。为此，教研室又选定了北京市门头沟区清水河流域作为综合自然地理的实习基地。每年带领高年级学生到灵山、百花山、斋堂一带进行大、中比例尺土地类型制图教学实习和生产实习，并在实习基础上编写实习报告、制图和撰写毕业论文。教员则在多年教学和研究的基础上撰写出北京山区土地类型研究和制图的论文多篇并发表在《地理学报》上，对提高综合自然地理学的理论水平、丰富学科的内容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此外，从苏联专家那里学到的理论和方法，更重要的是应用到国家建设的实践中去，探索综合自然地理学向应用科学方向发展。50年代末60年代初，教研室教师兵分两路：一部分人参加毛乌素沙漠的综合考察与治理；另一部分老师则继续对北京山区土地类型研究与开展水土保持研究，为农业区划和规划的制定提供科学依据。我参加了这方面的教学与科研，直到60年代中期，其成果均发表在《地理学报》上。

到了70年代初，我和传康又参与了交通部“中国公路自然区划”的研究，参与此项研究任务的还有地貌教研室江美球、经济地理教研室杨吾扬和测绘教研室毛赞猷等老师，并组建成专题小组，形成多兵种联合作战的体制。其中，综合自然地理发挥了重要作用，这项任务的完成，受到交通部的高度评价，也获得了1986年5月北京大学首届科学研究成果二等奖。以上实例表明：综合自然地理学的理论和方法在农业和交通运输事业中能发挥出应有的作用。

其后教学改革，自然地理教研室经过社会调查和充分讨论，在培养目标方面有所改变，主要培养水污染与治理为核心的环境保护人才。因此，在教学、科研和承担国家任务方面都有所调整。我先是参加北京市小月河、凉水河、官厅水库、京密运河等河湖水系的水污染和污染源的调查研究以及河湖自净能力的研究。70年代中期，又和教研室师生一起承担了沿黄河八省区黄河干支流的水污染和污染源调查（包括汾河、渭河、伊洛河等主要支流）、水化学分析、自净能力等的研究，进行环境的综合评价。其后，我又参加了“黄河小浪底水库工程环境影响的综合评价”。参与此项任务的师生对黄河水污染的治理、小浪底水库的建设做出了贡献，成果获得了黄河水利委员会的很高评价。通过完成这些任务，师生们深刻认识到自然地理专业在水利建设、河湖水系的环境保护等方面都能发挥很好的作用。

三、遥感技术与拓宽自然地理学的应用领域

在完成各项国家任务过程中，深感仅依靠自然地理区域性和综合性的优势和传统的野外考察方法是不够的，还必须掌握遥感技术这个先进的手段，特别是对大面积的区域环境研究和制图、资源的调查、专题地图的精确化以及摆脱地理学传统的定性描述到定量化，自然地理学才能广泛应用于各个领域，满足国家建设的需要。因此我努力学习遥感，除向外国专家学习外，还积极参加陈述彭院士领导的世界上第一本《遥感辞典》的编写，经常向陈老先生和其他专家学习。把所学的知识体现在教学内容的更新和充实上，并且在科研任务中去实践、去探索。在教学方面，为本科生和研究生讲授遥感的基础课和专题课，直到我退休为止。在科研和完成国家任务中，例如参加“黄河小浪底水库库周区域土壤侵蚀现状遥感制图”，以及后来参加“泰山风景名胜资源综合考察评价及其保护利用的研究”都先后使用了假彩色陆地卫星影像和彩色航空像片的判读与制图方法，获得了很好的效果。由于泰山风景资源的航空遥感应用研究在国内尚属首次，任务结束后，我撰写了“泰山风景资源遥感制图研究”论文，分别发表在《自然地理学与中国区域开发》和1990年IGU亚太区域大会论文集上，受到国内外的重视。

前排居中者为李寿深（摄影：蔡运龙）

七八十年代，自然地理学的应用领域，通过教研室和专业全体师生的努力探索，突破了传统意义上为农、林、水、土、沙漠治理的范畴，扩展到交通规划、生态环境保护以及风景旅游资源的调查与规划。我认为自然地理应用领域的进一步扩大还有潜力，还需要积极去探索。

80年代中后期，我应国防大学聘请，到该校参加《世界军事地理》科研与教材编写工作。这是为全军编写的通用教材，要求非常严格。我虽然有教过世界自然地理这门课的经验，但对军事地理还不熟悉，在此期间我努力学习军事，向战略教研室的老师请教。逐步认识到自然地理学，与国防建设的关系。军事地理学的研究也离不开自然地理。因此，自然地理在国防建设中尽可以发挥其作用。在这项任务中，在军事科学院工作的我系综合自然地理博士毕业生姜春良也应邀参加。之后我们都把研究的成果分别以论文的形式发表在自然地理专业成立40周年的纪念文集上。

以上是我在自然地理教研室工作期间的一些回忆和体会。我退休25年了，我还把学习放在优先地位，作为退休后生活的重要内容。只有与时俱进，不断学习才能赶上时代的步伐。学习永无止境，要成为常态。

祝贺城市与环境学院成立十周年，祝各位老师在教学与科研完成国家任务做出新的贡献。

前座者为学生梁涛（摄影：李寿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