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聊】大画家怎么教自个儿的孩子啊？
徐德亮（以下简称徐）：咱们聊聊您的父亲李苦禅大师。现在是“大师”满天飞的时代，但是真正够得上大师的，恐怕屈指可数。我想把李苦禅先生称为大师，业内业外，全国人民，乃至于国家都会认可的。聊李苦禅先生，我想请您先聊聊自己。您今年高寿？
李燕（以下简称李）：我今年不够高寿，七十有二，1943年生，属羊的。
李：对。
李：我们家可不富，我小时候对这个家的印象，就是一个字：穷。
李：我告诉你啊，我在北平出生，苦禅老人给取的名，燕京出生嘛，就叫我李燕。出生没满月，我母亲就抱着我上济南去了，为什么呢？那个时候时局动荡，你想啊，1943年。
李燕和母亲李慧文
李：对，那时候叫北平，为什么呢？迁都南京了，北京不但不是首都，而且还是沦陷区。先父李苦禅，那个时候参与了八路军的地下工作，为了家属安全，叫我们远远躲着去。就这样我母亲带着我到济南，住在回民区——到现在我也不吃大肉。
李：有一个朋友。我们是山东人嘛，我父亲在济南的老朋友多了。我一直到什么时候才见到我爸爸，才知道我爸爸长什么样儿呢？鬼子投降了，我母亲抱着我回到北平，才见到我父亲。
回到北平的李燕
李：反正回北京的时候我就懂点事儿了，让我叫“爸爸”我就叫了。
李：最深刻的印象就是我爸爸那个秃顶——他比较早就秃顶了。还有他老拿着毛笔在桌上划拉，后来才知道这是画画。
李：西城的锦什坊街。可惜了，现在拆了。
李：对，里头是过去巡捕住的地方，一看就不是一般的居民房，有点像兵营似的设计，因为离城门近嘛。那时候住在那儿，后来又搬家……反正我们当时可以说是居无定所。有人以为，李苦禅应该住一个大四合院，对吧？
李：没有，没有，他这一辈子，曾经挣过不少钱，但是确实也没留下什么钱，他挣的这些钱都哪儿去了，咱们以后再说。
我们住过很多地方，最值得说的，就是1949年后中央美术学院的那个大雅宝胡同甲2号。这个门牌儿需要说，因为这可能是全世界大师级画家最集中的一个宿舍院，长条形的。
团聚后全家一起在中山公园合影
（从左至右：父亲李苦禅、母亲李慧文、李燕、李嫦、李杭）
李：那就很懂事了，我都上小学一、二年级了，一直上到四年级，都在那儿住。上东城根小学，原名是基督教女青年会小学。
美院宿舍后院画家合影
（后排从左至右：母亲李慧文抱着李琳、齐良迟、范志超、廖静文、徐悲鸿、李可染、王朝闻、XX、李瑞年、叶浅予；前排从左至右：齐白石、父亲李苦禅、邹佩珠、滑田友）
李：对，但是这个教会学校是一个爱国机构，它是由中国基督教爱国三自委员会成立的。在抗战时期，那还帮助过地下工作呢！
住在大雅宝胡同甲2号的时候，其他画家的孩子们，他们的吃穿用玩，有的相当不错。还有的时候到别人家里看，有个比较，那很明显，人家比较好，我家境就差点儿。孩子容易羡慕别人。只要我一羡慕，我父亲就冲我瞪眼：“不许羡慕，没出息！”
李：嗯，还不如。我家有什么东西，我现在闭着眼想一想，一件一件都数得出来，就那些件，真没什么东西。我父亲他爱收藏，那时候是收藏的大好机会。50年代啊，反封建，你要是家里有硬木桌子、椅子，生怕被人说出身官僚，赶快处理了。
李：我说你都不信，跟单位总务科那儿借家具！床啊、椅子、凳子、桌儿啊，那都是普通的柴木做的。上头还有小牌，那留着也是文物了，“中央美术学院家具多少号”。哎，就这个，这样你家就像无产阶级了。
李：那时候思想都挺“左”的。但我父亲他不怕，反正谁都知道他是农民出身，这早就不是秘密了，是吧？哎，你们不要，我要。一对儿清前期仿明的太师椅，多少钱？一对儿，三块五。就算那时候三块五顶现在三十五，那有什么，三百五也不贵。
李：哎，你买不下来。尤其那个大八仙桌，清中期的，雕花云龙束腰，那多少钱？是他教授工资的七分之一。哎，人民币二十五块。现在咱一个教授，甭说别的，我是清华大学教授，我这个七千块，拿出一千块来，我能买一个老榆木的八仙桌不？
李：呵呵，你说得太惨了点儿，怎么也得五合板的。
李：都捐了，我们都捐给李苦禅纪念馆了，无偿捐献。谁要看，上那儿看去。
李：很小。我父亲这辈子住得最好的房子，是他晚年由国家关照，两位副总理给批示分配的。那时候房子很紧啊，那都不是靠钱买，只能靠国家分配。落实政策，王震副总理、谷牧副总理批的，分在南沙沟大院。楼上楼下两个单元，他工作室17平米，睡觉那屋15平米，跟我母亲住一屋。
李：很小的房子，没有厅，还有一个9平米的小屋，保姆住着。有厕所、卫生间。哎，那苦禅老人就很满足喽，逮谁跟谁说：“哎哟，我现在可住得好喽，我再也不用上公共厕所喽，再也不用上外面泡澡堂子去了。”他一辈子对自己的物质生活要求很简单，还能有这好房子住，这就千恩万谢了。所以他这一辈子啊，可以讲，大部分时间，跟这“高消费”仨字没关系。
现在都讲究吃素身体好，是吧？我们那时候是净吃素了。
李：节衣缩食。1949年前那个钞票毛极了。那时候全家最有钱的谁啊？就是我。我的褥子底下，那时候平板床，硬嘛，褥子又薄，我垫着差不多一寸厚的钞票，舒服着呢。现在你想试，你也试不着了。
李：因为1949年前那钞票都成小孩玩意儿了，尤其是美国帮着印的那个金圆券，一不小心能把手剌了，咯噔咯噔的。
李：纸好着呢，印得也好着呢，摸着油墨都有厚度，比现在钞票一点儿都不差。小孩用它叠三角，“吧”，我把你的拍翻了，就归我了。回家以后开水一烫，倍儿平。嘿，我垫在床底下，那弹性，真舒服。后来都拢火了，因为上头有蒋介石像的暗光儿，还有“中华民国”字样，那留着不是招事儿嘛。
李：孩子画画啊，是出自模仿。德亮你要是老在你儿子面前画画，他也想画画。
李：你问这个话，就说明你没受过这个苦。宣纸、毛笔，是小孩子用的吗？不配！拿什么笔？石笔，在地上画。这地呢，我们住的不是那种四合院的青砖墁地，是老房子那种“水门汀”的地，那就算不错了。
李：拿石笔画。小时候我们老使画石，干嘛呢？上课。那时候普遍都穷，弄点儿纸订个练习本，该交作业的时候，正规的作业往本上写，交作业。老师上课的时候，底下学写字，算算术，用什么？石板。现在都不卖那个了，就是房山出的那个石板。
李：哎，你到房山那儿看，瓦都是那个做的。
李：不是不是，哪儿那么好？一片一片的，那石头也不太硬。
李：叫什么岩，到现在我也不知道，反正我就管它叫瓦片儿石，因为光看人拿它做瓦了。
李：黑灰色的。有的连那个四边都没有，有四边的边框那个，得去市场买。有的人直接到房山那儿起一块石头，把四边磨磨，大人还得钻俩眼儿，穿上线儿，搁书包里头。拿画石做的笔，在这上头写。每个人还有一个小板擦。
我开始画画就是拿画石在地上画，反正我父亲那儿画什么，我仿着画什么。画的时间长了呢，就看着什么画什么了。比如说我们住的那个地方离豁子口200米，到城外玩儿，什么都不花钱，逮个蚂蚱啊、勺蚂螂啊、挂嗒扁（一种尖头尖尾的蚱蜢）啊，粘个知了啊。还有小刺猬，我会逮刺猬，扎不着。
李燕画刺猬
李：哎，刺猬，你一逮它，它团一团，你下不了手。得用俩中指，从两边腰底下——那地方的毛软啊——这么一搭，搭起来了，带一个口袋，给它搁口袋里头提溜回来。
李：从小大人就劝：咱们别杀生啊，这个让你养，养不活。喂它点儿，时候长了，它不爱吃饭，就麻烦了。而且一到冬天，它还得冬眠呢，咱也没这个条件，玩几天就放了。
哎，东郊那儿还能看什么？那时候环境还没污染呢，护城河里有碧绿金线儿的青蛙。两边就是野菜，那时候我会采野菜，尤其那野苋菜，野苋菜不是红的，现在炒苋菜不是红汤吗？那个野苋菜是绿的，味道挺好的。你得会采。什么时候采呢？得嚼得动的时候采。采回来之后啊，拿开水那么一焯，剁吧剁吧，剁碎了，弄点虾皮炒炒，拌个馅儿，包大菜包子，省粮食。这个也等于是玩儿了。
李：哎，都照着画。还有那个什么菜园子，小时候好奇，咯噔咯噔咯噔，什么声音？一看，小驴在拉水车呢。我就在那儿研究水车怎么画，差点儿没把手给掩了。
可以说一出城就能接触农村生活。现在那一块儿早就变成大楼了。雅宝路就是我们住的大雅宝胡同那地方，现在成了路了。
李燕画猫与螳螂
我小时候，特别爱城墙，那会儿城墙没拆呢，城墙上头就是我们孩子们的天地，大人看不见，管不着，当然也很安全，掉不下来。
李：我告诉你啊，快到齐化门那儿有一个马道。那个马道也是关着不让人上的，但是孩子们呢，大人一般不怎么管，也管不了。孩子们能钻进去，钻进去“腾腾”就上了马道。一到了上边，哎哟呵，是全放开了，那简直是天地人三不管了！
李：有垛口。都有，极完整，没人拆。
李：那时候就已经拆得差不多了。
李：对啊，酸枣，诱惑力可大了，一不要钱，第二它通风，那个酸枣个儿大，好吃。现在有时候他们拿酸枣来，我一吃不行，不如我小时候那个。还有上头逮的那个蚂蚱，就是“登刀山”，个儿大。怎么“登刀山”呢？你带一个手绢，把它给兜起来，它那个后腿一蹬，感觉像是带锯齿的，把你手绢能蹬透了，所以还得带一个废窗纱做的小笼儿，底下都封上，上头是用过去都穿的那个线袜子，废袜子，拿着袜子脖儿那“边儿”，缝上，上面绳一扎，你逮的蚂蚱，放那里头。
李：不是不是。老早就没什么人管了。
李：上头不是土。
李：地也是砖。
李：拱出来的。那个砖都残了，多少年也都不再用了，它确实也不再有防御价值了。那儿就是这些孩子们的天地，上那儿玩去，大人看不见。因为那时候不管认得你不认得你，大人都有管孩子的权利，你这儿淘气了，那儿又违规了什么的，旁边只要是个大人就能管你。
李：哎，那时候出去丢不了，也没有多少流动人口，跑丢了有人给你送回来，哈哈。所以那个时候，就是有这么一个环境，我出去玩回来就画。我父亲不管，你爱画什么画什么。
李：小学一年级到四年级。
李：哎，他不管，不指导。
李：等我懂事之后，我父亲才讲，说是孩子啊，天真，看什么都新鲜，画出来就有意思，你别老拿大人的意志去指导他。他说现在好些个大人教孩子画画，挺小挺好的孩子，让他临齐老先生，齐白石老人，很小很小就临，还照着大人的画画，把孩子的天真就给泯灭了。他说在这个儿童时期，这一段，你就让他由着性子画去。有条件给他准备好点儿的工具，没条件就准备差点儿的工具，你就让他画去。
确实，儿童画都有趣味，这好像是人的天性。你给哪个孩子一个画画的工具，他都能画得好玩儿。但是一般来说呢，到了9岁、10岁，慢慢地，儿童的那种童真就没了。所以到这时候呢，我父亲苦禅老人就说，可以开始受点儿基本功训练了。所以我实际上到了13岁才接受正规的训练。
李：这第一步啊，不是他教，是上当时美院附中办的班，这个班有点近似于现在的考前班。那时候没有礼拜六休假，就是礼拜天休息。礼拜天一早到那儿就报了名了，学费也没那么贵。美院附中的教师来教基本功，摆上静物就开始画，一棵白菜、俩土豆、一个苹果……
李：你等着，我还没说呢。这个是色彩课，是水彩。还有就是什么呢？素描课，画的素描，画球啊，画圆锥啊，再后来就是画这个分面的贝多芬像，就是上次我让你画的。再复杂一点儿，开始画圆雕，圆雕就是整的，不是一半的那个。
李：大卫像还轮不上呢，那个太难了。为什么引进来这些个石膏像？它分不同的教材层次用，有的相对容易一点儿，有的就相对难一点儿。那个大卫像，就得到相当程度才能画。还有一个，石膏像都是白的，是不是？那么现在，一个老头儿，真人坐在那儿，你把这个肤色得画出来。可是素描，就是铅笔画，画完得让人感觉到皮肤和衣服质感是不同的。如果戴眼镜的话，眼镜腿儿和眼镜片儿质感都不同。水平、难度逐步加深，很正规，很严格。
李：对日后用毛笔白描很有益，用素描概念去理解线，能很快地用线找到体积感和质感。可以说这个班如果办得好的话，时间不必特别长，你学的都是真东西，是扎扎实实的真东西，让所有学生受益，决不会误人子弟。教师也认真，不像后来，我看有一些考前班，每人支一个画架子，摆一个石膏像，或摆一个模特，你们画去吧，老师半天不说一句话。那不行。
李：反正我们那时候上课，老师就是及时地走在每一个人的座位那儿，给每个人仔细讲。
李：对。一个牛顿定律，你讲不出花儿来，给多少人讲它都是牛顿定律这点儿事。美术不行，一个学生一本账。你徐德亮到我这儿来学画，甄齐也来，俩人进度不一样，情况不一样，教师的指导方法、内容就不能一样。
李：对，你教中国美术史，讲八大山人，给多少人讲都行。涉及具体技法，尤其是考前班，他主要是学技法，那必须认真对待。哪儿不对，他具体告诉你：“这儿形儿不太对，你拿大拇指比比，或者是拿铅笔比比，垂直线，你以这个垂直线为基准，你看它偏多少，你自己比比，你说多少？”你画得不对，“你看我给你这儿稍微动一笔，就加这一条线，就跟几何图的辅助线似的”。然后他再教其他人，一会儿绕回来了，再看你，“哎，这回差不多了”。每个人他都得记着。
我后来考进美院附中，1958年，我考进去了。我们校长是丁井文，原来在延安当过毛主席的卫兵。他也喜欢画，在解放区就喜欢画，还打过游击，进城以后，组织上就给他文化工作做，让他组建了美术学院附中。那是我终生怀念的好校长。我还没考附中的时候，他见着我就把我搂在怀里头，我印象里那胡子茬儿挺扎人，“现在办附中了，你进我们附中吧”。丁校长那人特别和蔼可亲。
丁井文
他不但很会用人，而且他自己通过长期的研究实践，成内行了。你不是内行怎么领导这个专业？而且他亲自上课。他作为校长，他挨着屋地串，这个客观上起到了对教师的监督作用。不像后来，“文革”后，我看到一个情况：这个教师上课，沏一杯茶，且“滋儿”不完呢，出去加点儿水，且不回来呢。学生给他编顺口溜儿：八点上课九点到，一会儿出去撒泡尿，十一点钟报个到……然后什么的。反正我也背不下来了，但愿别流传。
李燕上中学时与父母在煤渣胡同6号的美院宿舍合影（两个妹妹是李琳和李健）
丁校长可不是，他作为校长，上课时在各个教室里悄悄走。看着你有什么问题了，也是让你起来，他坐在你这个位置上看，他说：“你看啊，你画的这个是圆雕，现在画成高浮雕了。你没把脑勺画出来。”那学生就说：“我画的前脸，怎么还把脑勺画出来？”“你这儿是没转过去啊，太实了，岂不是等于一刀把脑勺切了。你看，”他拿橡皮噌噌噌几下，“给你虚一下，你看圆过去了吧？这道理明白吧？好，你再画。”他这是启发式的教育，又是亲自动手教的，看人家这校长当的，多实在！
他在美院附中当校长，一过马路就是他家，但他还是以学校为家，选择了学校里的一个小屋。那个小屋是早上不见东方红，晚上不见夕阳红，很小，一小桌、一小椅、一张床，他经常在那儿过夜、睡觉。那真是老延安作风，全力以赴。所以美院附中出来的，我们都觉得挺骄傲的。教师也个个好。你看这样的校长带出来的教师，肯定负责。再加上教师本身，那都是打徐悲鸿教育体系出来的，都是非常负责任的。所以有好的校长太重要了，他决定了校风。我们挺沾光儿的。
为什么我父亲让我考美院附中，从考前班到美院附中？他说：“国画你先别轻易画，你先把基础打好了。”什么基础？一个是文化课基础。我们美院附中按高中生的要求，连几何都学。好些人都不理解，不理解不行，这是规定的，也得学。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绘画基本功。那美院附中，要求基本功是真严，整个我们四楼都是素描教室，比别的教室都大。而且1958年那年，赶上了全国“大跃进”运动，是加一倍招生，原来是一个班35位，到我们那儿70位了。那真是要求得特别严。
那些教师们呢，他们的事业心表现在：我就是教基本功的，我就是教素描的，我就是教色彩基础课的，特别安心。后来“文革”后，我发现有的老师不安于教这个了。这是给学生铺路的呀，搭梯子的，对老师自己的名利没好处。你说哪一个教素描的出名？画张素描，标价一万，有人买吗？那个时候教师很称职，自己分工就是教学生基本功的，就安于做这件事，踏踏实实。首先早上绝对不迟到，没有学生待半天，老师才进来的情况，没有。到后来我当教员之后，也是这个早来的习惯。你摆模特什么的，得自己先看。静物有时候都摆半天，底下垫的那个衬布绸子都且得选呢，不是随随便便戳俩苹果搁那儿了。
李：对了。尤其是等到画模特，大活人，那几个姿势怎么摆，什么年级摆什么姿势。好，你一年级摆一个“朝天镫”，模特受不了，学生也画不了，是不是啊？哎呀，我回想那三年，还住校，整个是军事化管理，不许回家。礼拜六晚上回家，星期一早晨得准时回来。那有的同学还真是怕迟到，礼拜天晚上就回来了。晚上开夜车？不行，头十点，还有一点儿时间，铃“哗啦啦”一响，你得赶快去上床，不上床就拉闸，房间里黑的。早晨“哗啦啦”铃一响，五分钟之内，紧急集合，在操场排一队，向右看齐，稍息、立正，然后跑步。所以女同学都掉着眼泪把辫子剪了，没时间扎小辫，就五分钟之内集合。
李：哎，严格极了。
李：在隆福寺，现在那个楼还在，后来后任领导给卖了。卖了之后给挪到哪儿去我也不去了，我再也不去了。我没有感觉嘛！没卖之前，我们校友回去，亲切极了，走在楼梯上，那个回声都觉得亲切。想起来当年自己上课的时候，真是觉得对学校的一草一木都有感情，那种回忆不是别处能够代替的。卖了，换新地方，那不是地皮值钱嘛！包括老美院在王府井旁边，原来是个日本小学，日本投降后徐悲鸿院长北上接收艺专，他看中了这个地方。他跟李宗仁关系好，这地方正是李宗仁管辖范围嘛，送他20多张画，再加上过去就是老朋友，把那块儿地方买下来了。那叫U字楼，U字形。可是90年代以后后任领导给卖了，搬到花家地去了。花家地有一个垃圾填埋坑，那最便宜，没人买，愣买了。那坑，到现在也填不平，哪儿找那么些土填去？你到北京周围哪儿有土让你挖，石头子儿也不许你挖啊。所以那个坑上头盖的，你远看，哟！这是哪儿啊？怎么跟火葬场似的，建筑是黑的，还起个烟囱。到里头一看，还有三层楼呢，卧在那儿了！那不是烟囱，那好像是为了现代审美，高出一块来，似乎它也觉得太矮了，就是高出那么一个横截面是扁方的建筑，就像大烟囱，只是不冒烟，上头还有一个没有字的钟，让人一看这是干嘛？这是“送终”呐？
李燕（左一）在当年的中央美术学院
这个建筑，平常看是深灰的，一下雨全是黑的。就是把原来美院那个小门牌儿给起下来以后，给安在那新美院的大门上头当文物，还得脸朝里。哎！咱不说了。当初徐悲鸿院长选在王府井旁边，就是因为那里有人气，因为到大学就不是军事化生活了，学生们自由时间多了，出来一转弯，东安市场，东安市场有一个丹桂商场，书摊，旧书，工具书也挺多的，你要是买资料真是又便宜又好。我替我父亲也买了不少，便宜极了。每个书摊跟每个书摊进货途径不一样，所以各种书都多。还有些很有意思的东西，那有些是看得起买不起的。在王府井这条街，生活丰富，所以有的学生画一个长卷，把王府井看到的各种人都画在上头。
旁边是故宫，凭美院附中和中央美院的校徽，不要钱，进去就能学习。那绘画馆清静极了，那时候能有两三个人就不错，还都是我们同学，在那儿临摹。哪儿像现在，好家伙，扎堆儿排队，大长队，还得早领票，看《清明上河图》。
李：哎呀，真的，那时候清静极了。哎哟，那会儿在故宫，我告诉你，我享受皇上待遇，那个安静！徐悲鸿找这个地方，他不是没原因的，学古有学古的地方，生活有生活的情趣，尤其1958年以后，不远的中国美术馆又起来了。所以学艺术这个人文环境特别重要，培养人才要特别重视人文环境。为什么“孟母三迁”呢？是给儿子小孟选个良好的人文环境，日后才能成为“亚圣”孟子啊！好在，我赶上了王府井帅府园的美院，如今梦里头都是帅府园老美院，绝没有大烟囱、没字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