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发展过程中的初始条件与路径依赖：以英法为例6

英国学者巴里·布赞和理查德·利特尔在《世界历史中的国际体系》一书中说道：“发展是由物质环境决定的，而且这些环境在人类祖先之间的分布已不平衡。”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往往面临着不同的初始条件，在国家发展的早期，这些初始条件会对国家选择不同的发展路径产生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在一开始看起来可能是偶然的、微不足道的，然而国家的发展路径一旦选定，就往往会受制于路径依赖的规律，在以后的发展进程中不断自我强化，最终使国家之间的发展表现出越来越大的差异。

在影响国家发展的诸多初始条件中，地理环境所起的作用尤其明显，对理解不同发展模式的形成具有相当强的解释力。我们可以用同处西欧的英国、法国为例，来分析地理环境在国家发展路径选择与演化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

英国是一个岛国，多山地、丘陵和高原，加上纬度较高，日照时间短，在发展种植业上并不具有优势。自中世纪以来，英国所形成的就是以畜牧业为主的经济结构，养羊业在中世纪英国的经济中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这一特点决定了英国在中世纪无法发展成为法国那样的举足轻重的帝国。

然而当欧洲的贸易从地中海转向大西洋沿岸的时候，英国的地缘优势却充分显现了出来。英国正处于大西洋贸易的必经航道上，英国任何一个地方离港口的距离都不超过120公里，这显然非常利于海上贸易的发展。英国发达的畜牧业则使得羊毛和后来的毛纺织品构成了英国对外贸易的基础。所以英国从中世纪后期开始，就涌现出很多以贸易为导向的城镇，甚至很多贵族都投身于商业和海外贸易，出现了贵族商业化的趋势。

生机勃勃的商业活动为英国国王带来的滚滚的税收，构成了王室财政收入的主要支柱，这给英国带来的影响是革命性的。国王越来越意识到商业的价值：王室的利益取决于本国商业的繁荣，王室的权力依赖于本国商业的发展，王室的利益和商人的利益由此统一为英国的国家利益，而英国最大的国家利益就是向海外扩展自己的商业利益。用后来的一位英国政治家的话说：“财富，这个国家真正的资源，靠商业。”所以当地理大发现带来的航海时代开始的时候，英国王室果断地采取了全力发展海上力量的政策，来为商业的海外扩张服务，最终使英国走上了海上霸权之路。

海外贸易与商业力量的成长在社会和政治上带来更大的影响，那就是英国的社会流动及政治变动。传统的土地贵族日益衰落，而实力日益强大的中产阶层在英国得以出现。商业贸易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英国的政治格局，新兴的商人阶层必然要求更多的权力，新兴的富有商人由此成为英国17世纪制度变革的主力军。在王权与商人的博弈过程中，国王一步步地让渡出了越来越多的权力，英国的政治也一步步地走上了近代宪政之路。英国商人阶层的兴起，推动的是英国代议制的演进与完善。

与英国不同，法国是一个大陆国家。法国的国土以平原为主，这给法国农业带来丰富的耕地；法国的气候也得天独厚，这使得法国具有发展农业的天然优势。因此中世纪以后，法国的农业便是西欧国家中最为发达的，并最终在路易十四时代使法国的国力达到了辉煌的顶峰。法国也因此形成了一种以农业经济为基础的国家发展模式。

法国并非没有对外贸易，法国也发展出以南特、波尔多为基础的大西洋贸易区和以马赛为基础的地中海贸易区，但法国经济的主体却是农业，法兰西帝国的辉煌就建立在欧洲最为发达的农业经济之上。法国王室的利益在陆地而不是海洋。在陆地和海洋之间，法国的王室更看重的是土地的价值。因而历代的法国国王把更多的精力与资源用在了陆上的争霸战争中。而为了筹措陆上争霸所需要的战争经费，法国的沿海商业地区又成为国王掠夺的目标，国王们冷酷无情地把这些商业地区变成了搜刮战争经费的来源，一旦战事来临，却往往又对这些地区的利益置之不理。沿海商业地区就只能独自承担着战争所带来的后果。频繁的战事使得这些地区在很长时间里都无法恢复元气，这对法国商业力量的发展无疑是灾难性的。

由于英法经济结构的不同，法国的税收也与英国不一样。英国的税收以商税为主，而法国的税收以人头税和农业税为主，后者显然是典型的农业大国的税收结构。问题是，人头税和农业税与商税相比，征收起来要困难得多，能够征收成功取决于能否建立起一套庞大的强制性国家机器。法国因此发展出了欧洲最强大的官僚队伍，而官僚体系则成为法国政治的核心，法国的行政力量也由此凌驾于整个社会之上。马克思曾经说，“在法国这样的国家，行政权支配着由50多万人组成的官吏大军，也就是经常和绝对地控制着大量的利益和生存；在这里，国家管制、控制、指挥、监督和监护着市民社会——从其最广泛的生活表现到最微不足道的行动，从其最一般的生存形式到个人的私生活；在这里，这个寄生机体由于极端的中央集权而无所不在、无所不知，并且极其敏捷、极其灵活”7。

由此，与英国贵族的商业化和商人阶层的迅速崛起不同，在行政权力主导一切的社会结构中，法国的贵族和商人却出现了官僚化的倾向。进入宫廷、取得宫廷的职位成为贵族朝思暮想的目标与追求，而商人们也为自己购买官僚的身份，或者依附于行政力量，却缺乏英国商人的冒险与创新活力。官僚体系由此构成了法国专制王权最稳固的支柱，商业力量的发展也无法突破这种刚性体制的束缚，最终使得法国人只能用暴力的手段来为自己的政治演进开辟道路，而无法走上英国式的渐进发展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