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鲁格曼的神话
周二晚上打开电脑，我看到了保罗·克鲁格曼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消息。这让我想起数年前在美国戴维斯加利福尼亚大学与导师芬斯阙（Robert Feenstra）教授的一段对话。当时我对他说：“加拿大的Daniel Trefler教授最近写书评，说您是当今国际贸易研究实证领域的第一人！”没想到导师反问：“那理论领域谁是第一？”“克鲁格曼！”我如实应答。他略一沉吟，点了点头。
为什么是克鲁格曼？
芬斯阙教授认同我的看法，并非是因为克鲁格曼曾在麻省理工指导过他的博士论文。可以这么说，在整个国际贸易理论研究的两百多年历史中，或许只有三人在学术上可以排在克鲁格曼前面：二百多年前的英国经济学大师大卫·李嘉图、近百年前的瑞典经济学家赫克歇尔和俄林。
如瑞典皇家科学院所言，今年的授奖是为了表彰克鲁格曼对贸易模式和地理经济学做出的开拓性贡献。什么是贸易模式？简单来说，就是谁和谁做贸易及贸易什么。在纷繁复杂的各国贸易中，究竟有没有共同的规律？二百多年前，李嘉图提出了比较优势理论，认为一国应出口那些相对成本较低的商品，由此，自由贸易使各国都获利。这一理论简单易懂，解释了真实世界中的现实情况，从此，比较优势理论成了经济学最重要的一块基石。
李嘉图模型好是好，但却无法回答一个问题：中美进行贸易，就国家总体而言，自然两国都能获利，但在贸易中，美国的工人是获利还是受损？美国的资本家是获利还是受损？赫克歇尔和俄林回答了这个问题。他们认为国与国之所以进行贸易，是因为各国的资源不同。相对而言，美国财力丰厚但人力稀少，中国财力稀缺但人力资源丰富，对两国都有利的贸易模式应该是中国出口劳力密集的纺织品到美国，而从美国进口资本密集的汽车，在这宗贸易中美国工人受损而资本所有者受益。
赫克歇尔俄林模型清楚地解释了20世纪初的国际贸易模式，这使得俄林于1977年摘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也是国际贸易研究的第一个诺奖）。
但是，新的挑战又出现了。在20世纪的最后40年，不仅穷国与富国之间的贸易量增加，富国与富国之间的贸易量也大幅度上升。同时，国际贸易不仅发生在不同行业之间，更重要的是同一行业内也存在着大量的国际贸易。举例来说，我国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机电产品出口很少，基本都是从发达国家进口精密仪器而出口农产品。但进入新千年后，我国在机电产品行业中同时存在着大量的进口和出口。然而根据赫克歇尔俄林模型，中国只能出口纺织品这类劳力密集型产品，根本不能出口精密机床等资本密集型产品，同一行业内的贸易更是不可想象。简言之，已有的理论已无法完全解释新的现实。
后续的工作由克鲁格曼在1978年完成，那时他25岁。
在那一年发表的经典论文《规模报酬递增、垄断竞争和国际贸易》中，他用十分简单的、大学一年级学生都能看懂的数学模型论证了资源禀赋相似的两国（如美国和加拿大）也可以进行国际贸易，且贸易可以发生在同一行业。
原因很简单：如果扩大生产规模可以降低企业成本，那么加美之间的贸易就如同美国本国扩大生产规模一样。加美之所以发生贸易是因为两国生产规模上的区别，而不一定是由于两国存在技术或资源上的区别——用经济学术语说，就是行业的规模报酬递增现象导致了国际贸易。规模报酬递增并不是一个新发现，在1930年就有经济学家指出：克鲁格曼的贡献在于别出心裁地把它用于解释贸易现象。
有一个关于这篇文章的故事。1978年夏天，克鲁格曼作为耶鲁大学的一名助理教授，应邀参加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举办的学术研究会。这是一个由学术水准很高的学院派教授组成的松散型学术组织，能到这里宣读论文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克鲁格曼开始发言时，谁也没在意这位小伙子，人们都在私底下交谈。但渐渐地，他的发言内容让在座的学者们停止了交谈，屏息倾听，最终大厅里鸦雀无声。克鲁格曼一夕成名。尔后，他回忆说：“那是我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刻！”
克鲁格曼是谁？
在著名的通俗小册子《期望失落的年代》中，克鲁格曼指出经济学者大凡可以分成三类：第一类是主要运用希腊字母进行数学推导和计量处理的经济学家，可谓学院派经济学家；第二类是主要处理如通货膨胀升降和货币增减等现实问题的经济学家，不妨称为现实派经济学家；第三类则专门出书卖给因误机被困在机场而闲极无聊的旅客，姑且称为机场经济学者。
严格而言，第三类不能算为经济学家。而对于一名经济学家来说，受分工和知识结构的限制，不得已要在第一、第二类中有所取舍，一般难以兼于一身，但克鲁格曼就是一个杰出的例外。
每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都是各自专业领域里的顶尖高手，他们在行内得到广泛的承认不足为奇。克鲁格曼在国际贸易学界和整个经济学界都是声名赫赫——在美国，如果你是一名经济系研究生，却不知道克鲁格曼，那绝对是一个笑话。不平常的是，在美国的工业界、大众乃至国际社会中，他也是声名显著。
克鲁格曼在圈外的声名来自他对许多问题的独到见地，更得益于他的优美文笔。他是当今经济学家中文章写得漂亮的少数人之一。在他获得克拉克奖时，评审委员会在激赏其学术成就之余，居然不忘点评他的文笔——“可以媲美日本的俳句、狄更斯的诗歌和马蒂斯的油画”。
经济学家被要求按严谨的学术范式写作，优雅的文字一般并不能增添其学术声誉。克鲁格曼在大学期间虽主修经济，却酷爱历史，正是那时候大量“不务正业”的阅读和写作造就了他笔下文字不一般的感觉，这也是他后来被《纽约时报》请去写专栏的重要原因。
从2000年起，他在《纽约时报》上每周发表两篇专栏评论，成为美国最重要的政治专栏作家，是少有的几位能分析美国当代政治关键事务的人物之一。2007年，他开设了自己的博客，用来刊登那些不能包含在专栏中的图表。
大多数美国普通公众通过《纽约时报》知道了克鲁格曼，但美国的政界人士却早在20年前就领教克鲁格曼其人了。1982年，克鲁格曼任职于里根政府的经济顾问委员会，并于次年主笔总统经济报告，当时他30岁。此外，他还是国际清算银行30人专家组的成员。1992年，克鲁格曼深入浅出的电视演说对克林顿首次总统竞选起到了极大的帮助。十年之后，克鲁格曼以《大破解：我们迷失在新世纪》为题，结集出版了他的专栏文章，严厉批判小布什政府的经济与外交政策。
2007年，克鲁格曼出版了《一个自由主义者的良知》一书。在书中，他描绘了美国20世纪财富与收入差距的历史变化。美国的收入差距在20世纪中叶曾大幅降低，但在20世纪最后的20年间又急剧上升，最终超过了“镀金时代”——20世纪20年代的水平。一般认为20世纪后期收入差距的扩大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技术与贸易的发展，但克鲁格曼指出：无论是在20世纪中叶收入差距的减少上，还是在20世纪晚期收入差距的扩大上，政府政策都扮演了更为重要的角色。他在书中谴责布什政府施行了扩大贫富差距的政策，建议施行“新新政”（new New Deal）（“新政”是指20世纪30年代罗斯福总统的一系列经济政策，基本精神是在不触动资本主义私有制前提下，以国家机器干预社会再生产）。这种“新新政”强调发展社会与医疗事业，削减国防开支。否则，巨额财政赤字在长期必然会导致重大的经济危机。
如果认为把美国时下的金融危机视为经济危机有点危言耸听，不妨听听克鲁格曼的一个故事。
1994年他在著名的《外交事务》杂志上发表《亚洲奇迹的神话》一文，批评亚洲模式重数量扩张、轻技术创新，所谓的“亚洲奇迹”是“建立在浮沙之上，迟早幻灭”——仅靠扩大投入而不进行技术创新的做法容易形成泡沫经济，在高速发展时期潜伏深刻的危机，这些亚洲国家迟早要进行大规模的调整，并走上提高要素生产率的道路。他指出：对一国发展而言，“生产率不是一切，但在长期上讲，却几乎是一切！”
1996年，克鲁格曼在《流行国际主义》一书中大胆预言亚洲将出现金融危机。一年之后，预言成为现实，克鲁格曼的名字为全球瞩目，该书在两年内重印了8次，总印数达120万册。
早到还是迟到的诺奖？
克鲁格曼于38岁时获得克拉克奖（专门授予年龄在40岁以下、最具有杰出学术成就的青年经济学家）。今年他55岁，相对于其他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而言，实在是太年轻（俄林获奖时已78岁，次年便于书桌前辞世）。
不过对克鲁格曼来说，今年得奖也许不算迟到，但绝对不能说是早到。1991年获克拉克奖时，他就被认为很有希望获得诺奖。虽然呼声甚高，但因为其为人一向直言不讳、过于刚直，在政界、学界都树敌甚众，虽不至于“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但确实也失去了许多机会。1992年他助克林顿登上总统宝座，但克林顿并没有“投桃报李”，却另请他人担任经济顾问，据说很大的原因是他天马行空的个性。
如果认为克鲁格曼得奖的原因仅仅是对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及成功地预测了亚洲金融危机，那就太小看了克鲁格曼。事实上，他在包括经济地理学、汇率目标区域理论、国际金融“永恒的三角”等问题上都有开创性的研究。
更可贵的是，克鲁格曼打破了经济学界国际贸易与国际金融研究分割、老死不相往来的传统局面，对汇率和贸易进行了综合的研究。
克鲁格曼善于构建简单的模型来阐释重要的经济问题。他往往能比别人早数月乃至数年观察到某种经济现象，然后构建简单的模型，提出自己对问题的独到见解。当其他经济学家对他的模型进行各种复杂的细致化或变形后，往往会惊讶地发现他原有模型的基本结论仍然成立。简单的模型竟反映了现象的本质，也许，这就是克鲁格曼的神话。
55岁，对于经济学家而言，仅仅是初入中年，人们有理由期待更多的神话产生。
（本文载于《南方周末》，2008年10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