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中印：“亚化”新型模式

中印两国崛起后，世人对其发展模式讨论颇多，争议也颇多。

中国社科院社科文献出版社发布的《中国经济发展和体制改革报告》调查问卷显示，74.55%的受调查者认可“中国模式”。其中60.25%的受调查者认为“中国模式”还是探索中的一种发展模式。认为“中国模式”已经成型的占受调查者的14.3%。[67]

国外对中国模式也有诸多评论。正如美国科学史家、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所说的“你是无法用旧模式中的词汇来理解一个新模式的”，中国显然正在开创出一条人类社会发展的新道路。[68]新加坡《联合早报》也刊文称：新中国六十年历史，虽然常常分为两个三十年，但双方在终极目标上有一个共性，就是探寻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前一个三十年希望通过强调意识形态和主观能动性，打破资本主义法权，以一种反现代化的方式追求新的现代化之路。后一个三十年则以1978年改革开放为标志，一路走过不平凡的历程，创造出时称“中国模式”的全新现代化之路。[69]

中国与其他东亚国家和地区在现代化进程中在经济、政治与文化诸多方面又有基本上一致的地方，因此，无疑可将中国划入东亚模式。而且中国与东亚模式有许多可比之处，这有助于探讨亚洲各国现代化进程的共同规律和共同经验。但应当指出的是，中国并非是一般的东亚模式。从社会主义制度衡量，中国无疑是属于社会主义特色的东亚模式，具有社会主义的深深痕迹和象征。因此，它不仅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模式，也不同于其他东亚国家的现代化模式。其不同点在于：其一，从市场经济角度而言，不是东亚一般政府主导下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而是在中国共产党政府指导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其二，从政治体制而言，中国无疑有较多集权成分，但中国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中国是社会主义民主集中制的政治体制；其三，从文化上说，中国无疑是儒家文化的发祥地，有深厚的儒家文化根基，但中国的意识形态主流或指导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它与儒家文化紧密结合，正在形成一种带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中国文化的现代化既不是对传统文化的改头换面，也不是中西文化的简单拼凑或西方文化的变相移植，而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充分吸收和继承古今中外一切优秀文化遗产，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创造出的新文化。这种文化形态既具备了现代化的一般特征，又体现了中华民族的特色，并以马克思主义贯穿民族文化的内核，是一种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70]

印度作为亚洲发展中国家的一个大国，在现代化的道路上和发展模式上也进行了有益的探索，而且具有典型性，可以说是第三世界混合型发展模式的代表。它与东亚模式在外源型、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等方面是一致的，或基本一致，因此，也有人把印度模式归入东亚模式之中，但东亚模式与印度模式毕竟有重要区别。在政治体制与文化方面则既有一致方面，又有显明的差异性。在政治上，印度是西方类型的议会民主政治体制，但也有某种威权主义特征；在文化上，则是以印度教文化为主体，与儒家文化有诸多的不同，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也是很不同的特点；即使在经济上，印度也与东亚有明显不同之处，印度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虽然也有相当的市场经济成分，但国家干预过多，计划经济和国有企业占有优势地位，严重影响了经济的发展速度，只是到80—90年代以后才逐步走上市场经济的轨道。因此，印度模式可以单列出来，作为亚洲另一种模式，与东亚模式并列。

当然，印度的现代化步伐比较迟缓，或者说是刚刚起步。但它具有巨大潜能。可以想见，21世纪世界现代化进程步伐最快的地区很有可能就在中国、印度和整个亚洲。其前景令世人瞩目。将它的现代化进程及其经验教训与东亚现代化进行周详的比较，不仅在学术上、理论上具有开拓性，而且在实践上也具有非同小可的重要价值。这种比较无论对东亚、对印度，还是对中国，甚至对所有发展中国家都将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