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学的长成——为《日本社会学会年报》写

在一个像中国一般，特别注重人伦关系的文化里，社会学，那一种以科学方法去分析社会现象的学科的发展有它的方便，但也有它的困难。方便之处是容易见到的：不但在累积的文献里充满着对于人和人之间关系的规律和注解，而且在日常生活中，因为这套规律和注解已经成了有力的教条，我们也特别容易看到社会所施于个人的范畴力量，因而使我们很容易发生对于社会观众的注意。这在很古的时候已经如此。现代英国人类学家布朗教授（Radcliffe-Brown）曾说：功能观点的文化论有很多基本的看法和概念并不是新的，至少在中国战国时候的思想家中已经有了雏形，最重要的是荀子。可惜现在我们还没有学者能用现代的名词去把这些古书重新翻译出来，如果能这样做的话，一定有很多发现，不但在思想史上有贡献，在社会学本身也一定有重要的启发作用。譬如说，孔子所说的“祭神如神在”和法国社会学大师Emile Durkheim的“有人信仰上帝，上帝就存在了”的说法实在是完全相通的。中国既有着这样丰富的遗产，科学方法一旦传入，必然会给社会学发展上极大的方便。

但是这里却也包含着困难。中国传统对于人伦关系的重视是从实践的目的出发的。着重的是在人和人应当怎样相处，学者们所问的是为什么这样相处才算是好的问题，至于怎么会这样相处的问题却不发生的。“应当怎样”是教条，是社会范畴个人行为的方案；“为什么这样才算是好”是伦理学，也是文化里维持教条的理论工具——这些都是科学研究的对象，而不是科学研究的本身。科学研究的开始是在“怎样会这样”的问题上。这在中国传统的思想系统中是没有地位的。

在中国传统思想系统中没有科学研究的精神是一件事实，造成这事实的原因之一就是在中国人太注重了人伦关系。注意人伦关系的文化必须要给维持这些关系的教条有裁制力的权威。规律的注释只限于“给予理由”的范围，是一种说教。怀疑的态度必须加以排斥，连带着被遏制的是对于社会关系的理性的研讨。怀疑是研讨的开始，研讨的结果可能是对于教条的否定，因之足以危害教条的权威。于是维持着教条下的人伦关系的确剩了习惯和感情。这对于科学是等于沙漠对于草木。以科学方法去分析社会现象的学科是不容易在这种沙漠中长成的。这也说明了为什么社会学在中国的初期是舶来品，而不是从传统学术里自身演化出来的结果。

我这句话里所说的初期至少可以包括二三十年以前的时代。最早把社会学传入中国的应该推严几道先生，他把斯宾塞的The Study of Sociology翻译成了中文。但是他那时还没有“社会学”这个名字，这书的中文名字是《群学肄言》。群学这个名词是否比社会学一词好，还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但是社会学一词，我想是从日本传来的，却比了群学一词更普遍地被采用了，以致现在已没有继承严先生用着他得意的翻译了。

我似乎带了一点遗憾的语气来提起这一件名词上的小事并不是偶然的。我们如果有机会翻出严先生的译本来诵读时，我知道现在已经很少学生会有这心情，一定会体悉到译者想把这套洋货加以汉化的苦心。他努力地在中国旧有的思想中去寻求原有的概念来套取西洋的思想系统。我相信他大体上是成功的，因为我已说过在这方面我们确有此方便。但是他的努力却并没有传下来，至少他所用来表达这一套新学问的旧名词，却大多和“群学”一词一般被遗失了——在教条权威没有在中国社会中消失之前，正是严先生引进“群学”的时候，真正的社会学是无法在中国学术界生根的。社会学这个名词代替了群学，正象征着两个时期，我们为方便起见，这界限可以放在“五四”。

从严几道先生翻译《群学肄言》起到“五四”这一段时期里，正是中国社会大变动的开始，是传统教条威权的破坏时期。中间有着政治上从清朝改为民国的“革命”，和民国初年军阀的跋扈——这些都是这破坏时期的现象。在破坏过程中，传统教条被否定了，但是怎样去否定这些教条呢？批评是必需的一步骤，批评引起了研讨，这是科学的基础。“五四”初步地把破坏过程做一总结，在这里将死的还没有告终，将生的还没有降世。但是五四运动已确切地指出了将生的将是什么——民主和科学，那时被称为德先生和赛先生的两位。

我说五四运动只指出将生的将是什么，但并没有让将生的降世成为现实，因为我觉得德先生和赛先生在那时只投了两张名片罢了。社会科学虽则没有在那时立下基础，但是各种社会科学的名词是提定了。在这些名词底下所有的内容，在性质上并没有和传统的思想有很大的出入，大多还是“教条”，大多还是“应当怎样”的主张。新的教条和旧的教条不但不同，而且是相反，相冲突。我在这里称这些新兴的理想作为教条，并不包含丝毫轻蔑的意思。这是社会变迁中必然会发生的。新的处境要求新的适应，新的适应包含抛弃旧有的生活方式，旧有生活方式有着教条的维持，因之，新的适应的第一步不免是对旧有教条的攻击。维持着旧有教条的是习惯和感情，攻击这感情对象的也就不免是更强的反感。社会运动，那种集体的行动，是转变习惯和感情的有效机缘。在五四运动中，人生和社会新的理想被提出了。新的理想吸引着新人物的感情，对于这些人，新理想性质上是新的教条，是信仰所维持的原则。

在那个时代，社会学和社会主义的区别是不受人注意的。二者的区别在实质上说并不很显著，科学不能离开实用，这在自然科学中是没有疑问的；理论上的思考必须证实于自然现象的过程，因之也必然影响到人和自然的关系。自然科学家并不避免他的工作对于人和自然关系的影响，他们不规避实用。所谓实用就是理想的实践。电灯实践了光明的理想，飞机实践了腾空的理想。社会科学原本没有自树例外的理由，它也必然会影响人和人的关系，也必然有实用的价值、实践社会的理想。在这方面说来社会主义，为某一种社会理想所定下的实践道路，和社会科学并不是互相排斥的。事实上，是互相辅助的。如果我们一定要区别它们，我认为只是态度上的差别。社会主义者对于某种社会理想是视作不必考虑的前提，对这前提的态度是信仰。因之，我们可以说社会主义的出发点是教条。社会科学对于社会理想并没有成见，兴趣是在“怎么会有这种或那种理想”。社会科学是批评的，而社会主义是战斗的；社会科学对于现实是思考和解释，社会主义对于现实是改变和推动。

社会科学和社会主义虽则在人类生活的改进中应当是互相协助，但是在激烈的社会变迁的过程中却可以分道扬镳。在五四运动之后的中国社会学和社会主义，不幸的，就这样走上了分歧的路线。中国的社会学并不是从五四运动中直接培养出来的，社会主义这一路才是“五四”的承继者。正因为在这方面的发展，使一部分“五四”的正统派对于富于社会革命性的实际运动抱着歧视，多少排斥在外围，使“五四”的结果表面上只限于文学的改革。“五四”之后文学的大众化和历史的科学化汇成了一个主流，而社会主义的旁支则和当前的政治相汇合，展开了一直到现在没有停止过的革命运动。社会学那一门新进的科学，却在不同的偏见中被冷落地挤在荒芜的田园里。在文史的主流里因为社会学和社会主义的瓜葛而不愿加以接受，在社会主义的旁支里，却因为社会学的批评性不适宜于早期的政治运动而加以拒绝了。

我所谓荒芜的田园是在那少数和社会群众相当隔离的大学围墙之内。我相信，早年在这些大学里教社会学的并不太受人重视的。他们时常附属于其他的学系里，开讲着零星的课程，甚至他们所附属的学系都没有一定；历史、教育、政治、经济、哲学、心理，都可以作为他们的保护者。一直到现在，社会学应当属于文学院还是法学院依旧是各大学随意自行取决的。

如果我们再问一问哪些大学有意收容这门被冷落的社会学，更可想见它所受歧视的程度了。社会学在十多年前常被视作教会学校的特色。当然，直到现在著名的国立大学中如北京大学、浙江大学、武汉大学等还是没有社会学系的。

关在教室里的社会学很容易流于经院式的讨论，最能代表这类讨论的是对于影响社会现象的各种因子间孰为重要的辩论。有的主张生物遗传，有的主张后天教育，所谓文化。这类问题显然没有概然性的结论可得的，而且在研究社会现象时无妨从某一方面入手，在实用时又免不了兼筹并顾，所以这种争论既不是因研究具体社会现象而发生的不同结论，也不是以实用为目的而提出的不同计划，只是讲座之间相互炫耀其学识而已。我并不认为这些辩论是无益的，因为在这类辩论里至少可以把有关影响社会现象各种因子的，或是被称为“基础”的，各种学说介绍到了中国的读者面前。我说社会学在中国的初期是舶来品这句话，在这个时期大部分还是正确的。在讲座间的辩论里所应用的论据多引用西洋社会学的理论和事实。西洋社会学里的各种派别，各从它们所授的生徒，分别传入中国。中国社会学所不尽同于西洋社会学的在它们和实际社会的关系上：西洋的社会学不论哪一个派别，都反映着一部分社会现实，但是当它被带进中国来时，却只剩了一套脱离了社会现实的空洞理论。这在当时讲座间的辩论中是可以看得出来的，因为他们的互相批评到后来只成了逻辑上的责难，而不是事实上的驳证了。

这类所谓“理论”研讨实在是烦琐的。科学的理论是已有观察的总结，同时是引导和启发新的观察的假设。科学并不会发现绝对的真理，只是人和自然及人和人互相适应过程中的助力。所以理论如果不能开拓新的问题和观察的方向，这些理论在科学里是没有用处的。经院派讲座间的辩论所引起的反应是社会工作和社会理论的分家。这在大学生里表现得很深刻，做社会工作的可以不研究理论，研究理论的可以藐视社会工作。在大学的围墙之外，这分家的弊病更足令人遗憾。在民国二十年到民国三十年的一期中，社会实验区的设立相当多。但是这些实验只是个别的小单位和片面的社会改良工作，虽则并不若十八九世纪西洋乌托邦社会主义那样富于远大而空泛的理想，但是改良的动机出于人道观念则如出一辙。这和教会大学直接间接都有关系。教会大学本是中国社会学的温床。不能自限于经院辩论而要求实用的社会学者，在基督教义的精神中，发生了不需要理论的社会工作和社会实验区。就是在同时附设有研究部门的实验区里，所有研究工作也只以胪列数字而不作解释的社会调查为满足。在这一个时期凡是说起社会研究的大多就指这一类的调查。这类调查自有它行政上的用处，但是如果认为是科学的则未免不太切当了。我这种批评只是求全之论，如果抹杀这种工作对于中国社会学的贡献那是不公允的。在这些实验区的研究报告中，我们初次得到了大量的社会事实的搜集和报告。这是使中国社会学向健全的大道上发展的重要步骤，我所认为遗憾的是社会理论的研讨没有配合着当时的社会改良运动罢了。

在这里我们不妨回头看一看“五四”旁支里所发展出来的社会主义那一路。民国十五到十九年的革命运动，在精神上是从五四运动中和政治发生直接关联的“社会主义”的旁支里发生出来的，但是这次革命依旧结束在“尚未成功”的阶段上。在一个区域里社会结构中并没有起深刻的改变，在另一个区域里却引起了大胆的和激烈的改革，在这两个区域里都没有找到怎样使中国社会主义者不能不对于中国社会的性质加以检讨了。如果在这种要求下，大学里的社会学家和政治运动中的社会主义者能共同参加这一中国社会性质的讨论时，也许社会学的理论、事实和实用三者能汇合起来给中国社会学一个激发。可是，这种汇合却还没有成熟。社会主义者的检讨在动机上是康健的，但是因严守教条的前提和事实材料的缺乏，除了引起一场在青年读者中颇有影响的“社会史论战”外，并没有其他更值得称道的成绩。

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发生，中国社会学依旧分离在经院理论、实验区的调查和社会主义者教条性的实践的三条碰不上的平行线上。可是以每条线来说，经了这多年的工作积累，都有了显著的进步，这进步也包括着共同地觉悟到理论、事实、实用三者应当结合的需要。这项觉悟至少在大学方面是最容易看得明白。抗战把以前门禁森严的大学疏散到了后方的乡村里，把以前可以终日和普通人民毫无接触的学者送入了破庙和农舍里，书籍的丧失和国外杂志的断绝，使他们无法在图书馆里去消磨研究的精神，再加上了国家的危急，实际问题的严重，他们无法不正视现实，把他们多年来熟习的理论，在现实的人民生活中去求证实和否定了。于是在抗战前几年已经被一部分社会学者所提出的“社会研究”，在这场合中，成了战时中国社会学的共同的风气了。在这时期进行着实地社区研究的有三个重要研究机关：清华大学的国情普查研究所、云南大学和燕京大学合作的社会学研究室和华西大学的边疆研究所。

普查所的特点是在较大规模的普查工作。普查工作虽则是继承战前实验区的社会调查，但是所普查的项目却针对着中国人口、农业和劳工问题而设计的。在普查时，曾动员了当地的行政和学术人员，在昆明市和昆明附近的四县举行了中国初次挨户普查的实验。这实验奠定了来日全国性普查的方法和技术。

云大研究室在方法上和普查所是不同的。他们少数的研究员，在选定的社区中，对于某一问题做较长时期的实地观察。最早，他们的兴趣是在内地农村里的土地制度，他们想明白土地权是怎样集中的。因之，他们挑选了三个不同的乡村来观察土地权集中和其他因子，好像手工业、资本积累、家庭组织等的关系。后来他们更扩大了他们观察的范围和问题。他们在昆明的工厂里研究劳工从乡村及其他行业转入工厂的过程，又在云南的边区研究当地非汉民族的团结力，以及他们和汉人相处的问题。他们在内地乡村中也研究了基层行政机构，以及他们经济分工和贸易的方式。研究的区域虽则只限于一定的社区：乡村、部落或工厂，但是他们所研究的问题却是中国各种及各地社区所共同遭遇的，那就是现代化的过程。因之，他们可以把不同的标本加以比较，而形成启发继续研究的假设，也就是社会学的理论。

华西的边疆研究所在方法上是近于云大研究室。他们也是在一定的小社区里进行长期和亲密的多方面汇合的观察。他们的对象是在非汉民族，在语言上需要更长久的准备，而且对于每一部落文化的了解又需要历史的追溯。他们对于不同部落的宗教制度和土司制度的研究，都是用当地的事实来试验人类学里原有的各种理论，而且加以新的引申或修正。

这些工作如果从科学水准上估价也许并不能认为有重要的贡献，但是从中国社会学的发展上去检讨确可认为是一步重要的迈进。他们不是单把西洋的理论用适当的中国传统概念加以翻译，不是专注重于西洋理论的系统介绍，也不是素白地胪列中国的社会事实，而是企图用西洋所传来的科学方法和已有的社会学理论去观察及分析中国现实的社会生活，更进一步地想对中国社会怎么会这样的问题提出解释。他们所提出的解释，因为观察范围的有限，很可能是部分的、片面的，甚至是错误的。但是这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他们能从可以证实的现实生活中去求概然性的解释，使我们对于中国社会有了去认识的兴趣，以及继续研究的基础了。

无可讳言的，这些工作不过是粗糙的开始。他们是零星的，而且深入程度也是有限。这些批评并不改变这些工作已有的成就，只是要求这类工作的继续和扩大。可是因为这些工作的零星，他们在实用的价值上还不够显著，他们还不够作为社会设计的张本。这些工作的贫乏使社会学至今还不能在实际社会变迁里取得它应有的地位。中国现在不幸的还是在“试验，错误，再试验”的原始学习过程中去找它的出路。这过程不免浪费，而且可能走着很弯曲的道路。在我们这些相信社会科学有实用价值的人看来，如果中国社会学能早一点成熟的话，多少是可以减少一些在变迁过程中不必要的代价。我个人并不认为社会学可以代替社会主义，但是我确是相信社会学是有助于社会设计的。任何社会主义都是为了某一种社会秩序的实现而发生的，社会秩序就包括了设计的需要。

我也许未免过于自信地说，中国社会学进入了八年的战争时期，已有了重要的迈进，向着方法的科学化、问题的具体和实际化的路上的迈进。但是这不过是一个开端，如果真是会有成就的话，必然还得靠今后社会学者的努力；这还不够，单在大学围墙之内的努力是不够的。我已说过，需要对中国社会作现实的认识的觉悟也应当发生在直接为中国社会变迁而努力的实行家。自然科学是受了实用的要求而得到它理论上的发展，社会科学大概也不能离开这条路。

最后我觉得中国社会的成年对于人类现阶段的文化一定会有重要的贡献。人类文化发展到这时候已逢到极严重的危机。这危机是发生在人对于自然的控制日益增加，而人对于人的控制，使人类可以利用他们支配自然的能力去增加人类幸福的能力，却并没有配合的提高，于是人所自创的伟大能力反而威胁着人类的生存。这是因为在过去一两个世纪中，自然科学的发达远超过了社会科学的缘故。西洋的文化，至少在它现代历史期中，太偏重人和自然的关系而忽略了人和人的关系。这一点和中国文化正相反。中国现在的困难是发生在支配自然的能力的落后，在人和人怎样和平相处的一方面，即使目前的混乱已并不能充分表现他们传统的优点，几千年的经验绝不会是一无所得的。这些经验如果以现代的科学方法加以分析和整理，很可能用来补足现代人类文化失去平衡的缺陷。我愿意用这一个希望来结束我这一篇鸟瞰性的叙述。

1947年9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