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脚下不同族群的记忆

古代北方民族的发展，在不同程度上与长城都有联系。长城在中国历史的实践中，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暴风骤雨，也无数次地迎接过雨后出现的那道美丽彩虹。不同的民族聚居在长城内外，为了自己的生存和发展，会产生一些共同的和不同的利益。在不同利益体相互交织的过程中，长城起到了促进农耕和游牧地区的整体发展的作用。

从现在的考古资料来看，新石器时期长城区域的河流和湖泊还很多，主要的河流和湖泊附近都有古人类遗址的发现，内蒙古长城地区就发现大量新石器时代遗址。这些新石器文化遗址说明，海拉尔河流域和呼伦湖周围，科尔沁草原西拉木伦河和老哈河流域，锡林郭勒草原、乌兰察布高原和鄂尔多斯高原都具有农业发展的自然条件。生活在这个地区的人，与生活在黄土高原、华北平原和长江流域的人，基本上同时步入农业时代。这些地区的遗址都有农业定居种植的文化遗存。虽然这些地方的自然条件比黄河和长江流域差一些，但环境并没有差到不能或很难从事定居农业的程度。

内蒙古东部及辽西地区是长城地区的重要地段。红山文化时期，这里的原始农业有了很大的发展，各类遗址和墓葬中都发现了大量大型石耜、穿孔石刀。特别是坛、庙、冢等建筑的出现，说明原始农业已经进入快速发展的进程。

从铜石并用时期一直到青铜完全替代石器的时期，北方长城地区的气候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气温越来越低，空气也越来越干燥，影响了这个地区的农业发展。畜牧业渐渐替代农业，成为这个地区的主导经济类型。从此之后，游牧经济在长城地区逐渐成为主体经济。这种变化，完全是在不利于农业生产的气候条件限制下，形成的新的生态平衡。

长城地区各民族发展和民族融合是一个曲折复杂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交流和融合的程度、规模在不同的时间表现出了不同的状态。长城的产生是历史发展的需要，长城在多民族共存的地区、农耕与游牧过渡的地区存在的理由，就是不同的民族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多重的矛盾和多重的利益叠加在一起。要解决北方不同政权、文化之间和不同民族的不同阶层之间的矛盾，绝非简单的事情。

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在两大区域的生产生活差异和语言及信仰的差异下，形成了完全不同的两大族群。游牧民族生活的地域条件更加恶劣，所以民族的认同感和民族共同体的共同利益表现得更突出。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这两大民族存在不同的利益主体，也就存在着整体的对抗和发生冲突的内动力。

长城地区是农耕与游牧的经济过渡地带，长期以来形成了不同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这种方式既有别于草原纵深的游牧民族，又有别于中原地区的农耕民族。这个地区的产品类型，也有别于草原和农耕两种经济形态区。在长城区域生活的不同民族、不同族群的生存状态和经济行为，往往带有强烈的过渡性。如农耕跟游牧两种经济形式同时存在、交错存在、互相争夺资源的经济形态，决定了这个地区具有很强的竞争性。特别是一些长城地区荒漠中的绿洲，水草丰美，既可以作为定居农业的发展基地，也可以作为游牧的重要场所。对这些绿洲的控制，是中原政权和北方游牧民族政权争夺的焦点。

长城地区的自然条件很恶劣，但农民最为恐惧的不是自然灾害，也不是成群的狼等猛兽。农民最恐惧的，是随时都可能夺取其生命的游牧骑兵。有人形容一群种地的农民和一群骑马的牧民之间的冲突，是羊群和狼群的冲突。如果仅就双方的战争能力而言，这个比喻还是很贴切的。因此，如果没有强大的政府投入和军队参与，羊群般的农民面对强有力的游牧民族，一天都没有办法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