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工业革命的扩散与第一次现代化浪潮

西欧的意大利北部、法国北部和尼德兰南部原本手工业都相当发达，后来因为战乱而相继衰落。19世纪初，英国煤产量达到1400万吨，法国只有100万吨。到19世纪20年代，英国已经不用木炭冶铁，其他西欧国家仍然主要靠木炭炼铁。大陆各国虽然都开始制造和使用蒸汽机，但数量和功率都只是英国的零头。英国因为工业革命而在国际竞争中独占鳌头，其他国家若不甘落后则必须奋起直追。

英国工业革命因为没有前例，所以没有同时代可供比较的参照系。经济变革的政治环境只是既定的条件而已，无可选择也不必选择。讨论其发生是早还是晚，速度是快还是慢，国家（state）在其中的作用应该更大还是更小，似乎没有多大意义。英国之后，向工业社会转变的快慢则凸显出国家的作用。人们在对它们落后原因和追赶过程的探讨中也比较重视这一点。我们可以用法国的历史做一简要说明。

法国传统社会封建等级森严，贵族势力强大；16世纪后期内战不断，四分五裂；17世纪初以后开始强化王权，逐渐走向绝对主义国家，1615年甚至解散了有长久历史的三级会议。17世纪法国在黎塞留的重商主义政策推动下，海外贸易和殖民活动有了实质性进展，开始跟荷兰、英国争雄。绝对主义王权到“太阳王”路易十四时期（1643—1715）达到顶峰。1685年甚至悍然取消了缓和宗教冲突的《南特敕令》。柯尔伯成为路易十四的主要助手后，一方面采用资助、减税、政府订货、制定质量规格标准等措施，积极支持国内纺织业发展和纺织品出口。另一方面实行关税保护政策，对英国的羊毛和地毯、荷兰的呢绒等课以重税。1669年经建议并被国王接受，经商的贵族不再被取消贵族头衔。重商主义政策充实了国库、增强了法国对外竞争的实力，但路易十四自恃军事实力强大，先后发动了对西班牙的战争（1667—1678夺取南尼德兰和卢森堡）、“奥格斯堡联盟战争”（1688—1697因法国要求占有帕拉丁选侯的领地而引起，跟几乎整个西欧作战）、“西班牙王位争夺战”（1701—1713，对英—荷—奥）。穷兵黩武的连年战争很快将国库消耗殆尽，1713年财政赤字达25亿锂（银币单位，1锂约合5克）。

18世纪法国人力资源丰富，劳动密集的农业和工业都有所增长。1780年的对外贸易达到同期英国的水平。大革命前夕法国的煤炭、有色金属、船舶、纺织品生产不如英国，丝、毛织品和铁则高于英国。但以专制王权和贵族特权为标志的法国旧制度已经频频出现危机。路易十五（1715—1774）继任后，政府起用苏格兰人约翰·劳进行财政改革，设立国家银行，发行纸币以清偿国债，滥发的纸币超过银行实际资产的4倍；发行号称拥有美洲贸易专利的公司股票以吸引投资。结果引发投机狂潮。其间对外战争连续不断（1733年为争夺波兰王位与奥—俄开战，1740年在“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中跟英国对抗，1756—1773年英法“七年战争”），耗费大量金钱和人力、物力。1744年颁令由国王控制矿石开采，然后以高价卖给少数贵族。在路易十五的重商主义财政改革失败后，路易十六推行重农主义又遭失败，经济不抵英国商品的强大冲击。原本极为强势的王权，最后只好面对财政危机、经济危机和革命而束手无策。这是继英国伊丽莎白女王以后的又一个专制王权从极盛迅速转向衰败并导致国王人头落地的史例，其结局比英国王权的衰落更彻底，并形成了法国通过不断的政治动荡和人民革命才走向现代化的道路。

1789年开始的法国大革命是启蒙思想的伟大实践，更是法国经济政治危机的结果。革命前夕的法国拥有英国2.4倍的人口（2400万）和欧洲一半的金币，对欧洲的出口总量甚至高出英国，科学水平也居于前列。但享有特权的贵族阶级跟新兴资产阶级在心理上和利益上都有尖锐冲突。城市小工匠、贫苦劳动者和占总人口多数却饱受领主特权压迫的农民，对封建制度的不满更强烈。战争（美国独立战争实际上是以法国为首对抗英国的国际战争的组成部分）造成法国债务和税赋增加，但贵族和教会坚持自己被豁免纳税。当国王试图征收不予贵族豁免权的综合税和没收部分教会财产时，贵族们首先起来造反了。国王无法征税也不能借钱，只好同意召开中断了一百七十多年的三级会议。贵族一厢情愿地希望通过三级会议对抗王权，在已经经受过启蒙思潮洗礼的第三等级面前，结果却适得其反。最后，贵族和国王一起被第三等级所推翻。

1789年以后的法国成为资产阶级政治发展的典型国家，革命和反动连接，共和与帝制、复辟交替出现，革命危机与战争危机不断。拿破仑的对外战争传播了革命的思想原则，也激发了德意志、西班牙的民族主义，客观上推动了欧洲现代民族国家体系最后形成。而最大的受益者，则是工业革命高潮中的英国。“几次拿破仑战争很可能帮助英国度过了一个非常困难的社会危机，因为产业革命引起流离失所、秩序混乱、苦难和事业，甚至在有限的少数人中产生革命骚动，但所有这一切都被抵抗波拿巴的爱国主义的需要盖过了。”^〔18〕

18世纪法国给欧洲和整个现代世界献上了一场具有典范意义的政治大革命，其影响跟英国工业革命难分伯仲。所以霍布斯鲍姆称它们为“双元革命”。二者的有机结合导引出一个现代化浪潮蓬蓬勃勃的新世界。或以为大革命和拿破仑帝国的经济后果是“一场民族的灾难”，造成两代实业家被摧残。^〔19〕但这样总结法国历史是不公平的，至少有误导之嫌。首先，革命是危机加重的产物，灾难也是旧制度造成的。连声明自己“并不热爱民主”的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也真诚地赞扬了法国大革命。虽然他认为“以人民主权的名义并由人民进行的革命，不可能使我们成为自由民族”，但他也明确指出了“路易十四的中央集权制度已经使得法国革命不可避免”，“专制制度使得连革命者都无可避免地打上专制的深深烙印”。其次，长时期的政治动荡似乎使法国的工业化与经济发展被挤压、被弃置不顾了。实则不然。大革命扫荡了封建贵族的经济特权。在热月党人恢复自由贸易的基础上，督政府利用被法国吞并的比利时丰富的煤铁资源发展法国重工业，在德意志和意大利排斥英国产品、扩大法国商品市场，并在1799年9月举办了法国首届工业技术博览会。1799年10月拿破仑政变上台后，相继成立了“奖励民族工业协会”、“工厂与手工工场委员会”并创设工商管理学院和中央政府的工商业部（1811），通过加工订货、巨额补贴、奖励技术发明、鼓励技术引进、修筑公路运河网、实行关税保护等措施，积极促进法国工业发展。1808年颁布的《商法典》则允许开办各种类型的合股公司、股份公司。有的史学家把1800—1810年称为法国工业革命的第一阶段。纺织、冶金、化工染料、酿造等部门采用新机器新技术的现代工厂都在这一时期发展起来。^〔20〕在农村，大革命时期农民响应城市革命，自己起来消除了套在自己头上的封建义务，成为拥有自己土地所有权的自耕农。雅各宾派的革命立法巩固了农民的革命成果。拿破仑的《民法典》关于私有权的规定进一步确立了农民的土地权益。农业耕地面积、农田水利建设和新种植技术推广都有扩大。在一些地区开始出现资本密集的农业和农产品加工业，包括一些较大的农场、禽畜饲养场、茜草种植园、葡萄种植园和香槟酿造厂等。

1811年以后法国出现经济衰退，大量企业倒闭，外贸减少，工人失业。复辟时期经济重新活跃，1821年开始铁路建设。1826年一些金融家不顾内阁反对建立“法国运输总公司”，致力于开凿运河和推广蒸汽船。1830年各种股份公司的股票达到五十多种。七月王朝时期法国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3%—3.5%，接近英国的增长水平而且持续增长到1860年左右，基本实现了从以农业为主的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

到19世纪中叶，工业革命已经深入法国、比利时、瑞士等西欧大陆国家和大西洋对岸的美国，形成世界范围的“第一次工业化”。第一次工业化推动了第一次世界性现代化大浪潮。英国率先开始的工业革命和北美独立革命、法国大革命、拉美独立运动、19世纪欧洲一系列革命等政治革命合在一起，构成了一个“大西洋革命”的时代。工业主义与民族主义、立宪民主或共和民主的国家制度相结合，形成社会巨变的强大动力。第一次现代化浪潮拉开了西方与非西方社会的差距：一端是新兴工业国家和现代工业文明，另一端仍然停留在农业文明。两者之间的差距造成新的国际分工：西方现代文明“中心”向全世界输出工业品和炮舰；非西方世界在被迫与西方接触中，本身自然的历史进程被打断，本地经济与社会结构被破坏，成为以西方为中心的现代世界经济体的“边缘”，大多数地方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有的开始了在不平等的国际秩序或宗主国直接控制影响下的“低度发展”（underdevelopment）。与此同时，非西方世界各地区也先后开始逐渐走上在反抗西方中学西方、经过革命或改革最后实现民族国家独立发展的道路。

在后起的法国、美国的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国家政权对经济活动的组织、干预、推动比在英国更为明显。这向我们提出了国家在工业化、现代化中的作用问题。工业革命是具有世界性意义的国际现象，但它又是在一个个国家里发生的。因此，讨论工业革命和现代化都不能回避国家的作用。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强调市场和企业自由，但也没有否定国家直接参与经济的作用。其实，英国之所以能够率先开始工业革命，跟英格兰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国家对内对外力量的强大有密切关系。在国内，国家制定了鼓励技术发明的专利法，指定和推行了维护资本家利益、压迫工农劳动者为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忍受“现代灾难”无条件做出牺牲的种种法规。在国外，英国依靠国家力量夺得和维护庞大的海外殖民地并称霸世界，确保英国工业革命所必需的原材料来源和产品市场。此外，英国政府推行诸如排斥汉萨同盟、对进口商品征收高关税等重商主义的贸易保护政策，同时大量引进外国技术和专业人才。这些当然都是工业革命的必备条件。此外，英国的现代化绝不限于工业革命和工业化，还有社会生活和国家政治等领域的一系列巨大变化。这就必须提到1832年、1867年、1884—1885年间的历次议会改革，现代文官制度和现代政党制度的建立，在维持地方自治、地方分权传统的同时中央政府权力的强化。

在法国，单一制的强大国家机器对工业化、现代化的积极推动作用和阻碍作用在不同时期都表现得相当充分。拿破仑专政一方面积极发展新兴工业，另一方面用连续的对外征服战争打断了这一发展，保护主义从促进本国工业发展的因素变为战争的工具，对英国的大陆封锁既给英国和欧洲其他一些国家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也使法国的市场缩小，工业发展受挫。复辟王朝和七月王朝时期国内和平恢复，国际环境改善，政府也采取了不少发展工业的措施，但成就都不显著。真正的经济起飞、法国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完成是第二帝国时期政府积极干预经济的结果。路易·波拿巴上台后就聘请了主张国家指导经济的圣西门主义者和力主自由放任的奥尔良派自由主义者做经济顾问，两派意见不同则兼取各家之长。充分运用国家的权力，同时支持私人企业自由发展。1852年通过法令修筑巴黎—里昂铁路与波尔多—塞特铁路，1859年合并42家小公司成立六大铁路公司，政府给予大量贷款和长达99年的承包期，保证其利润率在40%以上等支持。1860年法国跟英国签订通商条约，废除关税保护，实行自由贸易。1851—1869年间颁发科学技术专利证书37600余份。1855年、1867年由圣西门主义者舍瓦利埃具体领导，连续举办了两次工业产品的国际博览会。

19世纪后期世界上最大的钢—玻璃框架建筑——巴黎水晶宫，成为科技与工业进步的标志和后来修建火车站、大商场的样板

到1870年，法国的进出口总额达到1830年的6倍。1852—1870年法国国民收入增加1倍，工业总产值增加2倍，基本实现了工业化。但法国大革命所开创的共和民主政治趋势却在这大半个世纪里一次又一次被帝制和复辟所逆转。至于法国的农业，从波旁王朝复辟时期（1815—1830）农民的生活“跟未开化的人的生活非常相似”到第二帝国时期（1852—1870）农民为争夺一小块土地而不惜一家人以命相搏——在两位伟大的法国作家描写农村的不朽著作即巴尔扎克的《农民》和左拉的《土地》当中，我们可以看到19世纪法国农业、农村和农民长期陷于贫困落后状态的真实缩影。法国经济、政治与社会的现代化仍然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