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有没有一场“工业革命”

手工工场的工业生产，包括使用雇佣劳动并实行初步劳动分工的工场手工业生产，无论在西欧还是在中国都有很长的历史。但现代的机器大工业和以此为基础建立的现代工矿企业制度，却是在18世纪英国开始出现的。法国历史学家保尔·芒图的《18世纪产业革命》，被公认为是研究这一段历史的经典性著作。芒图一方面接受马克思《资本论》的意见，认为直到18世纪中叶，西欧生产仍然受手工工场制度的支配。接近1760年时，大工业时代才开始。另一方面他强调，不可把在马克思看来主要只有解释价值的东西当做对史实的描写。“支配”不是“普及”。“例如，如果认为手工工场是大工业时期前面那一时期所特有的、主要的现象，那就错了。即使在逻辑上它是工厂制度的必要前提，但在历史上，它确实没有普及到足以把自己的标记烙在工业上的程度。”^〔1〕

奇波拉在《欧洲经济史》第3卷导言里转述了一个看来在西方曾经广为人知的说法：一个古罗马人来到18世纪中叶以前的世界，他还不会遇到太大的困难，可以很快习惯环境；但1850年以后就不一样了。这个假想的故事也出现在诺思的著作里，不过古罗马人换成了古希腊人。历史巨变仍然发生在这百年左右的时间，此前的世界似曾相识，此后的世界则让他不再理解。

按照常识，英国从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中叶爆发了一场“工业革命”，或者相对于19世纪后期各国的工业化运动和20世纪后半期的新技术革命，称为“第一次工业革命”。而正是工业革命和由它带来的工业化全球扩展，为现代世界奠定了基石，有了工业革命，现代社会的发展才真正具备了强大的势能，延续至今而没有发生逆转。从而工业化被视为现代化的核心内容。在国际学术界，研究英国工业革命的著作可谓汗牛充栋。在中国，早在20世纪20—30年代，已经有了介绍工业革命的著作。

“革命”一词当然是后人总结出来的。究竟是谁创造了“工业革命”这一概念，迄今仍然没有定论。一说为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路易·布朗基的哥哥、著名经济学家阿道夫·布朗基最早提出。恩格斯1845年出版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已经明明白白使用了这个名词。在马克思主义词典里，“工业革命”不仅是一场生产力大变革，同时也是生产关系的大变革，是一场影响深远的社会革命。19世纪末以来，工业革命问题在史学界引起了经久不息的讨论。讨论中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在什么意义上称之为一场工业革命。

“工业革命”说可以看做一种历史突变论的主张，强调历史的非连续性或断裂。汤因比在1880—1881年间的一系列讲座使“工业革命”一词流行起来。他要用“革命”来表达英国经济和社会的质的变化：旧有的秩序由于蒸汽机和动力织机的强大打击而突然地瓦解成碎片，各种经济技术的革新“毁灭了旧世纪，创造了一个新世界”，其他主张革命说的人如哈孟德夫妇也认为，这些变革像政治革命把法国与其过去相分隔一样，使英国与其过去相分隔，“是人类从一个世界进入另一个世界的起点”。查尔斯·比尔德1901年出版的《工业革命》一书讲得更形象生动：“18世纪前半期的英国实际上是中世纪的英国，安静、原始、未受商业贸易吼叫所纷扰。突然地，几乎是晴天霹雳，到来了工业革命的暴风雨和紧张的气氛。”《国富国穷》的作者大卫·兰德斯也认为，表示为工业革命的技术变革，意味着比轮子发明以来的任何事物都更激烈的突变。奇波拉主编的多卷本《欧洲经济史》观点更激烈：没有革命像工业革命一样具有显著的革命性。

对工业革命说的质疑在20世纪20年代已经出现。质疑者持“渐变论”或“渐进论”观点，强调历史的连续性，认为英国的所谓“工业革命”并非短时间完成的。克拉潘在他的名著《现代英国经济史》中提出：“1830年以前英国没有一种工业已经度过了全面的技术革命。”“我们发现工业革命进行了两个世纪，之前还准备了两个世纪”，“一场持续了150年，而且又至少为之孕育了150年的革命，看来真的需要一个新标记了。”写了《工业革命》一书的艾什顿也说，把一系列变化说成革命是有争议的。革命意味着一种突然的变化，但这并不是经济过程的特征。他沿用这个概念不过是“因为它已经长期被使用并根深蒂固地植根于大众语言之中，提出一个新词取代它未免太书生气”。美国现代化理论的代表人物华·惠·罗斯托在他的著作里也用“起飞”代替了“工业革命”概念。

看来工业革命论者也需承认，工业革命的确是此前一系列事件逐步累积的结果。然而，强调连续不等于必须否定断裂。工业革命虽然并非不期而至，但的确是一场触及社会各个领域、影响现代世界至深至远的历史突变。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霍布斯鲍姆指出：否定工业革命的存在而以“加速演变”代替之，曾经是保守的历史学家的一种时尚。有趣的是，近年来，一些激进的学者也开始放弃工业革命甚至资产阶级革命的概念。例如沃勒斯坦认为：工业革命和英国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概念确实让人产生很大的错觉。无论把工业革命的时间延长还是区分量变与质变都拯救不了这个概念。因为它的前提是英国因其独一无二的特质而处于优势地位。而我们需要确定的是世界经济体的结构框架，英国只是这一框架内的组成部分。所以“我们将不再使用这两个相互关联的令人误解的概念——工业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2〕倒是贡德·弗兰克在他的以“历史的连续性远比任何非连续性重要得多”立论的《白银资本》中，承认“工业革命是一个前所未有的事件。……西方从此不再承续其原先的边缘地位。全球经济中断了，转而进入一种以工业为主的方向，西方在整个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地位也发生了变化”。^〔3〕看来，历史连续性与断裂也像一块硬币的两个面，不能只要一面而丢掉另一面。

对“工业革命”又有乐观与悲观两种态度。渐进论者当中有不少乐观论者，其代表有克拉潘、罗斯托等人。克拉潘的《现代英国经济史》使用了许多统计资料证明工业革命时期英国工人阶级待遇有显著提高。^〔4〕1949年艾什顿发表文章，研究了1790—1830年间工人的生活，提出在兰开夏郡，工人因工业革命受益的大大超过受损的人数。以后，哈耶克在《资本主义与历史学家》（1954）、罗斯托在《经济增长的阶段》（1960）里都重申了这种观点。可以看出，持乐观论的多是自由主义者。突变论或革命论者像汤因比和哈孟德夫妇，以及后来的韦伯夫妇、霍布斯鲍姆、E.P.汤普森等则多是悲观论者，认为工业革命具有灾难性后果。如汤因比认为：工业革命带来“一个更黑暗的时期——似一个民族曾经经历过的任何灾难和恐怖一样的时期；灾难和恐怖是因为与财富增长并肩而来的贫困的巨大增长；大规模生产是自由竞争的结果，导致各阶级状况的快速恶化和大量生产者的落魄”。韦伯夫妇称工业革命“对普通人造成的结果是比任何战争的苦难还漫长的苦难”。汤普森强调“工业革命真正的灾变性”：“1790—1840年之间，平均的物质生活水平略有提高。在这同一时期，剥削加强了，不安全加剧了，人类的苦难也增多了。”^〔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