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对生命意的疑惑
1.私有的罪恶
辛亥革命以后，南北议和，南方革命党人在清廷和平退位之后，承诺前言，将政权和平移交给了具有“新思想和旧手腕”的袁世凯，中华民国定都北京，京津同盟会很快也就不再舞刀弄枪，而追随同盟会的领导人，将全副精力投身于政治活动，整天所忙的不外乎是议会选举、辩论等事。少年革命党人梁漱溟也就于此时参加了革命党人的工作，进入《民国报》担任外勤记者，并做过短时期的报纸编辑。
《民国报》创刊于天津，后迁到北京，社址在宣武门内路西，离当时的国会大厦不远。《民国报》的创办人和编辑人员大多是同盟会特别是同盟会京津保支部的成员，因而《民国报》的政治倾向不待言，主要是宣传同盟会的政治主张。该报每天出对开三大张，除政治要闻报道国内外大事及经济、文化、教育、社会新闻外，还开辟许多专栏，如何素卿、杜宜君、任维坤三位女同盟会会员合编的《妇女专刊》，每天就占报纸一角，宣传妇女解放，提倡女权、女学等，应该说在民国初年的报纸中，这个女性专栏办得是很有特色的。
《民国报》社长原为甄元熙，他是梁漱溟的同窗好友，总编辑是孙炳文。梁漱溟初入《民国报》时常用寿民或瘦民做笔名。后因孙炳文为他写一把扇面，上题“漱溟”，梁焕鼎从此也就以梁漱溟而为世人所知。
梁漱溟此时为20岁的小青年，却顶着“无冕之王”的记者头衔，在当时北京新闻界似乎还是比较活跃的，上至总统府、国务院，下至学校团体、街头巷尾，无处不去，无事不关心，无时不观察，因而涉猎颇广，既亲历过北洋军人为阻止袁世凯南下而发动的所谓“兵变”，也亲临目睹过中华民国北京政府临时大总统袁世凯的宣誓就职大典；见到过议会内各个党派之间的分化组合，见到过内阁的成立以及随之而来的倒阁、新内阁的重组等。在中华民国第一届正式国会开张以后，梁漱溟还经常以记者的身份采访参众两院。看起来，梁漱溟的新闻重点主要还是在中国政治问题、现实问题方面。
在中学读书时代，梁漱溟就是议会政治、政党政治的追随者，他和当时中国大多数进步知识分子一样，渴望中国经过一次政治变动之后，也能够像西方近代国家一样建立起民主共和的政治框架，将国内的一切政治冲突都纳入议会中进行和平的及非武装的辩论、斗争与较量，以便遵循民主政治的原则，以多数票决定重大政治事件的基本走向。在宣统二年、三年，资政院开会的时候，梁漱溟总是通过各种关系，辗转托请希望能够被介绍到现场旁听。现在经过辛亥革命的大变动，他已经成为一名新闻记者，并持有民元临时参议院、民二正式国会参众两院的长期旁听证，他不需要任何人批准，就可以自由地出入国会两院和国民党、共和党党部以及国务院等等这些政治场所，见过许多当年想见而根本不可能见到的政治人物。这些政治人物当年可能并不熟悉梁漱溟，不过作为记者的梁漱溟对他们却非常熟悉。这些实际知识和经验，有助于梁漱溟对中国问题认识的逐步加深，促成其思想的演化与发展，也在检验着少年革命党人梦寐以求的政治理想是否能够在中国行得通。
少年革命党人的政治理想毕竟只是理想，理想无法照进现实，而现实政治中的黑幕、权谋、操纵、收买，乃至出卖灵魂与暗杀，在在强烈刺激着年轻人脆弱的心灵，使少年革命党人的信念在现实政治冲突中逐步走向破灭。经过新闻记者、编辑一年多的实践，梁漱溟对少年时代的政治信仰几乎彻底绝望。这一年多的时间，工作虽说还算有意思，但基本上是读书少而活动多，书本上的知识未见长进，而以与社会接触频繁之故，渐知事实不尽如理想。对于“革命”、“政治”、“伟大人物”等等，皆有不过如此之感。特别是在采访越深入，了解的内幕越来越多的时候，梁漱溟对于官场上那些下流行径、鄙俗心理，以及尖刻、狠毒、凶暴之事，既无法如有些人那样自甘堕落，同流合污，更无法出污泥而不染，世人皆醉我独醒，世人皆浊我独清，而是出于年轻人所特有的正义感，每每引起无穷的厌倦和憎恶。
民国二年春，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后，《民国报》变成国民党的机关报，国民党总部派议员汤漪负责。汤漪到任后，从总编辑而下，换了一批新人，梁漱溟在坚持工作一段时间后，也和一班朋友一起退出了《民国报》。
在清末民初的中国思想界，各种主义委实不少。在晚清民主政治大潮的深刻影响下，梁漱溟信奉议会政治，原本期望经过辛亥革命这样大的政治变动后，中国政治能够逐步走上正轨，能够以议会政治、政党政治为主导而健康发展。无奈，民初的政治环境毕竟太不成熟，各色政治人物就其本质而言，也实在缺乏现代政治的基本理念。因而作为新闻记者的梁漱溟，虽然原本具有纯真的政治热情，然而当他一旦了解那些政治黑幕和那些政治人物的丑恶面目时，他在内心深处所引起的激荡如何强烈便不难想象。由此，他从议会政治的信奉者一变而成为社会主义的追求者，以为中国问题的最大根源不在政治，而在中国经济成分的构成。
梁漱溟本有的良知是导致其转而信仰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因，当他还在《民国报》当记者的时候，有一天闲来无事，偶然从家中旧书堆中捡到《社会主义之神髓》一书，阅读后引起了对一些问题的思考。《社会主义之神髓》是近代日本著名社会主义运动先驱幸德秋水的一部重要著作，由老革命党人张继翻译成中文，1905年在上海出版。这部著作共分为七章，基本上根据《共产党宣言》和《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二书的精神，表述幸德秋水所理解的社会主义，此书在当时已稍嫌陈旧，内容更不能说很深刻。只是这部著作所表述的观点简单明了，因而受到不少政治激进主义者的热捧，在20世纪初的中国相当流行。
梁漱溟翻捡出这本书后，起初这本书并没有引起他多大的兴趣，书中所讲的什么“资本家”、“劳动者”等等话语，在已有相当政治理论素养的梁漱溟看来，不免过于老套，过于一般，这很难引起他的阅读兴致。这部书后来之所以能够引起梁漱溟的阅读冲动，并引发他进一步思考的主要原因还在于幸德秋水对财产私有制的分析。这些分析深深打动了梁漱溟，与梁漱溟内心本有的正直、良知相呼应，迫使他一步一步思考下去，觉悟到财产私有制度大概是万恶之本，是引诱、逼迫人类向下堕落的制度根源：
中国乃至人类如欲获取理想的社会形态，舍弃财产公有的社会主义，继续信奉以私有经济为基本体制的资本主义，在此时的梁漱溟看来，是根本不可能，也根本没有出路的。
梁漱溟是一个做事非常认真的人，当他认识到资本主义的罪恶后，便不可避免地走上坚决反对财产私有的政治道路，很快由议会政治、民主政治、政党政治的信仰者和实践者转而变成社会主义的信仰者和实践者。在这种信仰的支配下，年轻的梁漱溟既无法容忍社会的堕落与罪恶，更不能容忍周围的任何不平等、不公正的事情，他开始觉得坐人力车是一件很残忍的事情，而不知道他如不再坐人力车，而这些人力车夫连先前可以获得的那一点微薄收入都会没有了。
精神本来就有点偏执的梁漱溟在财产私有、公有的问题上久久纠缠不清，陷入深深的苦恼之中。有一次，他在街上看见两个巡警用绳子牵着一个小偷走，感到非常的愤怒，以为小偷之所以偷东西，完全是私产制度的罪恶，并非小偷之过，与此人何干？年轻气盛的梁漱溟愈想愈气，直欲从巡警手中将小偷夺而释之。他不知道或者说根本不去思考小偷的行为已给他人带来的损失与痛苦，而认定小偷无罪，罪在制度。梁漱溟后来曾经不止一次地回忆说，当此时可能是他一生中“做人最真实的时候”，后来，他又多看了一些有关社会主义、有关财产制度方面的书籍，更有了一些自己独到的思考，于是写了一本《社会主义粹言》以抒己意，用誊写版印了数十份送给别人看。只是这部已知其名的著作至今没有被发现，大概已经不在人间了。
对社会主义理想的倾慕，原本出于一个新闻记者对于社会现实的敏锐感觉和一个纯真青年的坦诚，是一个思想尚未成熟的青年在目睹社会黑暗之后而阅读社会主义理论的必然反映。如果沿着这个思路继续思考下去，那么梁漱溟必将成为一个以推翻私有制为主要目的和主要责任的人；或者，如果梁漱溟此时就愿意积极介入现实政治，那么凭借他的信仰、他的理想，他也一定会起而去造资本家的反，为农工大众谋解放。然而，由于民国初年中国思想界的混乱，特别是由于一些假社会主义者借社会主义的旗帜兜售自己的货色，从而使梁漱溟对社会主义的倾心大为低落，继而失望，虽然最终并没有走向中国社会主义的反面，但其毕生对社会主义各种思潮与主张抱有无可名状的戒心则为事实。而在这一转变过程中起关键诱导作用的，据梁漱溟自己说则为后来名声甚大的江亢虎。
江亢虎原名绍铨，江西弋阳人，生于1883年，较梁漱溟大了整整10岁。“庚子国变”后，江亢虎也是北京社会上提倡维新比较有力的人，因而与梁漱溟的父亲梁济颇有一些交往，梁漱溟自然知道江亢虎的为人底细，似乎很早就不太瞧得起江亢虎的人格、做派。他1901年赴日本考察，其独特的见识被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赏识，归国后遂受聘担任北洋编译局总办。
1902年，江亢虎再次东渡日本，结识日本早期社会民主党领导人片山潜和平民社领导人幸德秋水，开始接触、了解社会主义等理论。1904年回国，在京师创办几所学堂。1910年春，江亢虎利用官费再度出国考察，游历日本、英国、法国、德国和俄国，接触各国大批社会党人和无政府主义者，深受无政府主义思潮影响，开始在巴黎出版的《新世纪》杂志上发表文章，鼓吹无政府主义。在某种程度上说，江亢虎的的确确是近代中国第一个致力于宣传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和新民主主义的人。当时，他的名头很大，大有在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等人以后，执思想界牛耳的架势。毛泽东在和斯诺谈话时，表示自己是读了江亢虎的书后才慢慢了解社会主义的。这个说法大体可信，1909年到1913年这短短的几年中，江亢虎就发表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方面的文章近六十篇，1944年被结集为《江亢虎文存初编》。1911年春，江亢虎回国。8月在上海发起成立社会主义研究会，发表宣言提倡“绝对平等”，反对民族革命。
辛亥革命爆发后，江亢虎将社会主义研究会改组成为中国社会党，自居党魁地位，宣布赞成共和，在各地发展组织，大有成为一股政治势力的企图。二次革命后，江亢虎的政治立场发生转变，转而投靠袁世凯，反对孙中山和革命党人。江亢虎的投靠并没有换来袁世凯的回报，当南方革命党人的造反运动被大致平息的时候，袁世凯下令江亢虎解散中国社会党，只身出国赴美。五四运动后，江亢虎回国为其“社会主义”扬幡招魂，企图东山再起，但没有多少人响应。原因很简单，就是江亢虎的人格与政治操守不太可信。这既是江亢虎的理论主张无法获取人们认同的原因，也是梁漱溟因讨厌江亢虎的人格而连带讨厌、放弃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因。
本是学者出身的江亢虎，在国内获取秀才后，赴美国攻读法律博士，也算是学有所成的早期留学生，可惜他研究政治而不懂政治，后来竟莫名其妙地追随汪精卫，成为汪伪政权的重要人物。所以，越到后来，梁漱溟对江亢虎的评价越低，以为江亢虎毕生都是出于投机心理。
梁漱溟强调自己思想转变过程中的人事因素，固无大错，但果然由此而忽视其思想发展的内在理路与内在逻辑，则显然无法认识他思想转变的历史价值和思维轨迹。事实上，明白了梁漱溟素来不是一个人云亦云、鹦鹉学舌的人后，便会明白梁漱溟何以在信仰、倾心于社会主义后而再度改宗。也就是说，当人们都一窝蜂地追逐社会主义，以高谈社会主义为时髦的时候，梁漱溟便由于性格使然，理所当然地扪心自问：社会主义真的能够包医百病，解决中国的问题吗？因此，他之所以放弃社会主义的真实原因除了对江亢虎辈假社会主义的厌恶外，恐怕与其自身对社会主义信仰的动摇不无关系。他在稍后曾回忆自己这一转变，称自己当时想考官费留学生，由于依然隶籍于广西，必须回到那里才能参加留学生选拔考试。离开北京南下途经南京下关，他与同伴寓居江边第一楼，房费每人每天一元五角，而饭钱还在其外。这样奢华的生活，并非出自梁漱溟的本意，因为举目所望，到处都是些难堪的境况。但是没法子，梁漱溟就去睡，而笙歌盈耳，闹得天翻地覆，又实在睡不着。这时候，梁漱溟心里烦恼得说不出来，又几乎要自杀，幸亏有一个朋友把他救了。受到这些莫名其妙的外界刺激，梁漱溟突然顿悟，忽然觉得社会主义还是不中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