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为往圣继绝学
1.回到世间来
与同时代其他思想家相比，梁漱溟的早期教育可以说基本上是欧式的或者说是现代的。特别是由于他的父亲梁济对中国传统文化体制的深恶痛绝等背景，因而使梁漱溟在新旧文化体制转轨的过程中，一味追求现代新知，而于中国传统文化极少用心，许多重要传世经典竟无一读。
梁漱溟这一独特的教育经历具有非常重要的象征意义，正如胡适在其早年只是接受了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影响所造成的直接后果一样，一旦胡适有条件接触西方现代新文化，他便不只为之倾心，为之鼓舞，而且很自然地成为现代西方新文化的崇拜者，尽弃其学而学焉。
与胡适的情形相似而结果相反，梁漱溟由于早年没有受过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训练与影响，因而他一旦有机会接触和了解中国传统文化时，便不由自主地为之所倾倒，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自觉传人。他在晚年解释这一转变过程时说：“假使我循旧社会常例先读儒书《论语》，早接触得夙来的中国式的人生意趣，那么，我将不易觉察世界有如上三方（即指印度、中国和西方）社会人生文化文明之划然各具其特色异彩的。我或将囿于见闻之一偏而从吾所好，或将疏忽漠视此其间的分异焉。此所以早年未读儒书实为我思想演变上一大关键也。”［1］此一关键，值得玩味再三。
或许正是基于这种特殊的心路历程，因此梁漱溟在谈到中国文化尤其是中国传统教育体制时，便不似他的父亲梁济那样充满着深深的厌恶与反感，而是寄予无限的同情与理解，表达出一些值得三思的睿智与识见。
梁漱溟早年认定“人生是苦”，从而皈依于佛法，笃信佛教，坚持素食不婚，热心地在北京大学为释迦牟尼“说法”，先后开设佛教哲学、印度哲学等课程，并相继发表《唯识约言》、《唯识述义》、《印度哲学概论》等有关佛教、佛学的论文和著作。然而，当梁漱溟为释迦牟尼“说法”的前后，西方近代思潮包括各种社会主义学说潮水般地涌进中国，形成一股强大的反传统的势力。梁漱溟对这些新思潮虽然“莫逆于心”，但环境氛围却对他继续宣讲古印度哲学无形中形成莫大压力。在此种情形下，梁漱溟于1918年10月在继续讲授印度哲学的同时，开始试图从人类发展史的角度比较研究中国、印度和西方三大文化体系的异同问题，以期指明中国文化的未来发展方向。
1918年10月31日，梁漱溟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刊登启事，征求研究东方文化的合作者，并公开申明自己之所以举东方化和欧化为对，其意侧向孔子，但又不是彻底地反对欧化。他强调，欧化实为走向世界化的东方所不能自外的，然而东方文化也有其足以可能成为世界化而欧土弗能外者。11月起，梁漱溟不惮其劳，每星期开讲孔子哲学之研究，在替释迦牟尼“说法”的同时，又替孔子说个明白，着力宣扬孔子的儒家思想。梁漱溟承认，自从他皈依佛法后，切志出世，并没有能够领会孔子哲学的深意，几年来抛弃了世间的生活与人生的情趣，既甚不合世间生活正轨，也不合出世生活规范，精神憔悴，神情恍惚，自己虽然并没有觉得怎样的苦，但如此持久下去似乎也难以支撑。梁漱溟的这种感觉预示着他至少要在生活方式上尽早下一决断，在出世与入世这一人生十字路口上做一选择，二者只能居其中之一。
大体说来，梁漱溟热心于宣传孔子之道和儒家哲学，但他不是一种盲目的信仰与鼓吹，而希望以冷静的态度从事学理上的研究，以孔子之道和印度文化、西方文化乃至于本土别家文化相比较而衡其得失，是某非某，必要真切，然后再批评其价值如何。在研究方法上，梁漱溟主张应着重反面之研究，因为与其着重指明孔子正面主张什么，不如说孔子不主张什么，这样或许容易获得孔子学说的真面目，而不致将孔子学说永远沉埋不得见天日。在众多的儒家哲学研究课题中，梁漱溟尤其重视孔子的人生理论。他曾深情地指出，当他初入于佛教出世思想时，盖甚薄视孔子及其学说，但后来仍从许多实际问题上证出孔子学说之至足贵。就人类思想构成而言，入世思想的最圆满者无逾于孔子，其圆满抑至于不能有加。所谓近代西方思想构成中无其类者即孔子的人生哲学，所谓西方继续前行将弗能外之东方化者也就是孔子的人生哲学。总而言之，彻上彻下孔子所谓一以贯之者即是其人生哲学与人生理念，它不仅深刻影响了中国人的过去，而且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势必会影响到西方乃至全世界。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书影
梁漱溟这次人生观的大转变，并不是他从理论上认识到了出世思想的不可行，而是他发乎情感和体内的需求，深切地感到了出世思想对正常人的摧残与控制。这预示着他的先前信仰即将发生崩溃，缺少的只是一个合适的机会而已。机会是在1920年初春。当时，少年中国学会邀请梁漱溟做宗教问题的演讲后，他在家补写讲稿。这种事情对于久已习惯于文字生涯的梁漱溟来说，本来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却不料下笔总不如意，写不了数行，涂改满纸，思路窘塞，头脑紊乱。梁漱溟不禁诧讶，掷笔叹息。静心一时，随手打开《明儒学案》翻阅，借以平心静气，调理身心。其中泰州王心斋一派素所熟悉，此时于心斋之子东崖语录中忽见“百虑交锢，血气靡宁”八个字，不觉蓦地心惊，以为王东崖的这八个字简直就是在对着自己说，仿佛是在指斥自己现时的生活不合理。虑及此，梁漱溟顿时头皮冒汗，默然有省。遂由此决然放弃出家之念，回归世俗儒家生活。是年暑假应邀在济南讲演《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题，回京后写定付印出版，冬11月尾结婚，开始过起尘世间的凡人生活。
梁漱溟回到世间来虽说触发于一时，而酝酿却很早。当梁漱溟用力将自己几年来研读佛教典籍的经验与体会写成《究元决疑论》并在《东方杂志》发表的时候，他实际上已有从虚幻的出世生活返回人间的思想动机，只是他自己没有觉悟、没有觉察而已。稍后，因此文他获得蔡元培的邀请执教北京大学，讲授印度哲学，加入知识分子一堆，不免引起好名好胜之心。好名好胜之心发乎身体，而身体则必然有饮食之美、男女之欲。但梁漱溟既然蓄志出家为僧，先是不愿后则是佛教戒律也不许其婚娶，只有自己抑制遏止其欲念而已。他在精神上就这样时时处在矛盾斗争中。这种矛盾冲突在毅力的支配下可以获得一时平衡，但决不能持久，一旦平衡被打破，逢到适宜的机会和借口，自然要放弃遏杀人性、不合常理的出家之念。
从理论上说，幼时的梁漱溟很少受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的熏染，对中国儒学义理多不甚明了，加上当时社会风气、学术风气特别是欧风美雨的影响，梁漱溟起初难免小视中国传统之学。随着知识的增进，随着情感和青春期生理变化的需要，梁漱溟一旦有暇领略中国文化的精髓，难免不被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所吸引，难免不在思想上、情感上发生脱胎换骨的变化。据梁漱溟多次回忆，当他研读《论语》时，通篇不见一“苦”字，开篇竟是“不亦乐乎”的字样，而且全部《论语》都贯穿一种积极的、和乐的、谨慎的人生观。语气自然，神情和易，这不能不引起梁漱溟的思寻研味，卒之，终于纠正了他过去对于人生的某些错误看法，逐步树立起比较正确、比较合理的人生观，觉悟到欲望之本，信在人身，但人心则是超越于其身而能为身之主宰。正如正宗的儒家伦理所强调的那样，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此代表个体存活和种族繁衍两大欲求，固为一切生物的通性，莫能有外。但在生物进化的途程中，人类远高于一切，其所欲望乃大不简单，几于千变万化不可方物。然间接直接，若近若远，无不与人具体的身体、具体的欲望密切相连。唯独置此身欲望于反省批判否定之中的出世思想却明白地超越此身，这显然是因为人具有自觉的反省能力，是以自觉的反省掩饰、掩盖、消弭人所具有的正常欲望。基于这种分析，梁漱溟肯定欲望的合理性与正当性，当然也不是说人非一定纠缠于欲望，但无论如何不应该人为地阻止、遏制乃至扼杀人的合理欲望，这自然违背了人的天性，违背了儒家伦理精神。儒家伦理的真精神只是在苦乐真际视乎生命之流畅与否。一言以尽之：生命流畅自如则乐，反之，顿滞一处则苦。
当然，按照梁漱溟的解释，以他这种怀天下之大任的性格，之所以抛却佛家生活而归入儒家生活，结婚生子，绝非仅仅因为个人欲望不能满足之故，而是一种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他曾冠冕堂皇地宣布，他因为不容看到周围种种情形而不顾，这周围种种情形都是叫他不要继续过佛家的生活。一出房门，看到街上的情形；会到朋友，听见各种的情形，在在触动了他研究文化问题的结论，让他不能不愤然地反对佛家生活的流行。而联想到他自己，又总没有遇到一个人同意他出家为僧、过佛教生活的见解，即或有，也没有如他这样的真知灼见。所以在梁漱溟看来，反对佛教在中国社会推行这件事，只有他自己出面来做。这是迫得他舍掉自己要过的佛家生活的缘故。他又看见西洋人可怜，西洋人当此物质的疲敝，要想得精神的恢复，而他们所谓精神，又不过是希伯来那点东西，左冲右突，不出此圈，真是所谓未闻大道！于此，梁漱溟发誓要引导西洋人走上儒家伦理的道路；引导中国人放弃那些蹈袭西方的浅薄东西，放弃那些根本不对甚或根本错误的所谓佛学，放弃那粗恶的同善社以及到处流行的种种怪秘的东西，引导中国人走上至好至美的孔子之路上来。总而言之，在觉悟后的梁漱溟看来，无论西洋人生活的猥琐狭劣，东方人思想的荒谬糊涂，一言以蔽之，可以说他们都未曾尝过人生的真味。为了解救这些可怜的人，梁漱溟以基督教“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以及佛教“舍身饲虎”的精神，决心从虚幻的宗教生活回归踏实的现实生活，决心将研读孔子哲学的心得贡献给仍处于精神迷惘、困境中的西洋人和中国人。
不难看出，梁漱溟从佛家生活转到儒家生活，虽然信誓旦旦，大有普救众生之慨，但在内心深处也经历了一番痛苦的折磨，有一种不得不然的情绪支配。梁漱溟的这一心路历程是近代中国启蒙思潮发展的缩影。在西方强权压力下，近代国人经过睁眼看世界的犹豫彷徨和稍事准备后，开始了向西方学习的艰辛历程，期望像西方一样获得民主、自由与富强。然而，辛亥革命的炮声仅震坍了皇帝的宝座，民主、自由与富强仍然与中国无缘。而且，中国人向往的西方导师又不断地欺凌学生，西方内部也逐渐地暴露出种种流弊，甚至一些聪明的西方人开始反省自己的文化，厌倦于追求物质的观念意识，而向往东方文明。梁漱溟在这个时候对中国文化、孔子哲学的提倡，客观上与中国人反省向西方学习的利弊得失正好相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