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pter 01

你们或许要问，我们要谈的是女性与小说——这和一间自己的房间有什么关系？我会试着解释一下。当我得知，你们要我谈的是女性与小说这个话题，我便坐在河边开始思考，“女性与小说”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可以聊聊范妮·伯尼，发表几句简单的评论；再多说几句简·奥斯汀；可以向勃朗特姐妹致敬，再描述一下冰雪覆盖的霍沃斯故居；如果可能的话，再提一下米特福德小姐，调侃几句；再说说乔治·艾略特，表达一番敬意；最后再提几句盖斯凯尔夫人，这个话题就说完了。

但我转念一想，这个话题似乎没有这么简单。根据每个人的不同理解，女性与小说这个话题的含义也不同，它可以是女性与女性的形象，可以是女性与女性创作的小说，可以是女性和描写女性的小说，又或者是三种意义缺一不可，而你们希望我能结合三者一起讨论。最后一种角度似乎最有趣，但如果我选择这个角度，便会面临一个巨大的麻烦，那就是我永远也无法得出一个结论。我认为，演讲者的第一要务，是通过一个小时的演讲，向你们传达一点点纯粹的真理，让你们能把它记在笔记本里，放在壁炉上保存起来。但演讲者的这一职责，我恐怕永远也不可能实现了。我所能做的，只不过是从一个更小的角度出发，谈谈我的一点看法——一个女人如果要写小说，那么她必须拥有两样东西，一样是金钱，另一样是一间自己的房间。我这么一说，大家就会发现，无论是关于女性的本质，还是关于小说的本质这样的大问题，我都没有做出回答。我避免针对这两个问题下任何结论，因为至少对我个人来说，女性也好，小说也好，都是悬而未决的问题。作为补偿，我会告诉大家，我如何得出了这个关于房间和钱的结论。接下来，我会尽可能完整地跟大家畅谈我的思考过程。等我说明白我的结论，以及这个观点背后的想法、偏见和谎言，你就会发现它们既关乎女性，也关乎小说。总而言之，在任何一个极具争议的话题上，谁也不要指望自己的观点能够抵达真理，而性别就是这样一个话题。我们能做的只有去表达，我们如何得出了自己的观点。面对听众，我们只能期望他们能发现演讲者自身的局限、偏见与偏好，让他们能在此基础之上得出自己的结论。从这层意义上来说，小说比起现实可能包含了更多真理。因此，作为一个小说家，我准备利用自己的自由与特权，讲一讲我来这里之前的两天里发生了什么——讲一讲你们丢给我的这个话题分量有多重，给我的负担有多大，我怎样苦思冥想，怎样在我日常生活的里里外外伤透了脑筋。当然了，我接下来要描述的情形并没有真正发生过，牛桥大学是虚构的，芬汉姆学院也是虚构的，就连我接下来要说的这个“我”也不是任何人，而是一个方便的代称。我的讲述之中存在谎言，但也可能夹杂着一些真理。而你们，要自己找出这些真理，自己分辨其中哪些部分值得保留下来。如果你们找不到任何真理，那就把它们全部扔进废纸篓，忘个一干二净吧。

一两个星期以前，10月里一个天气和煦的日子，我（你可以叫我玛丽·贝顿、玛丽·塞顿、玛丽·卡迈克尔，或者随便叫一个你喜欢的名字——因为名字并不重要）坐在河边，陷入沉思。正如我刚才所说，女性与小说，是一个会引起各种偏见和激愤的话题，我却不得不就这样一个话题发表结论，它像一副沉重的镣铐，压得我抬不起头来。我的左右两旁是几丛不知名的灌木，有金色，有深红色，泛着火光，像是在火热地燃烧。河对岸有几棵柳树，枝条如发丝垂在肩头，低头哀叹，仿佛有说不完的忧伤。河水随意映出了一片天空、一段小桥和灼烧的树，一位大学生撑着桨从倒影中划过，倒影分开了，随即又合二为一，仿佛他从未经过。这样一个地方适合坐下来，忘记时间，沉浸在思考中。思考——这么说不免有些浮夸——任由它的钓线垂入河水之中。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这条线在水里飘荡，从倒影中漂过，从水草上漂过，任由河水的摆布沉沉浮浮，突然——就像是被拉了一下——一个想法上钩了：接着我谨慎地把线收回，小心翼翼地把它提出水面一看，啊，我把钓上来的想法往草坪上一放，看起来那么渺小，那么无足轻重；聪明的渔夫钓到这种小鱼，会把它们放回水里，等它们长大了，才能做成一道盘中美味。好了，现在我不拿这个想法来烦扰大家，但是，只要你留心，在我接下来要讲的话里，你说不定能找到它。

这个想法虽然微小，但依然具备它同类的神秘特质——只要放回大脑，它就会变得重要，让人情绪高涨；它冲撞、下沉，一会儿闪到这边，一会儿闪到那边，激荡起一圈圈思想的躁动，让人一刻也静不下来。这时，我发现自己正飞快地穿越一片草坪。紧接着出现了一个男人的身影，挡住我的去路。那个奇怪的人穿着燕尾服和礼服衬衫，手里比画着什么，脸上露出惊恐和愤怒的神色，我一开始还没反应过来他在示意我。帮我理清眼前状况的不是理智，而是本能：他是一名校官，而我是个女人。我走在跑马场上，而路在那边。只有研究员和学者能走这里，石子路才是我应该走的地方。这些想法发生在一瞬间。我一走回正路，校官就放下手臂，神色也恢复了惯常的平和。草坪走起来比石子路更舒服，但我不走也不会遭受多大损失。对于那些某某大学的研究员和学者，如果说我还有什么可以控诉的，那就只有他们为了保护这片连续养护了三百多年的草坪，害我找不到我的小鱼了。

我已经记不清楚，是什么想法让我不知不觉擅闯了禁地。我的心绪突然一片宁静，就像空中出现一片云彩，如果这世上真有宁静的心绪，那它一定存在于一个晴好的10月早上，牛桥大学那些中庭和四方院里。我漫步在校园里，走过古老的回廊，粗鄙的现实似乎被磨平，我仿佛置身于一个神奇的玻璃柜，隔绝了外界的一切声音，大脑从一切现实中解放出来（除非你又踩到了草坪），可以任意沉思些什么。我脑中冒出了一篇过去的文章，说的是放长假时重返牛桥大学的事，这让我想起查尔斯·兰姆——萨克雷曾经用兰姆的信抵着额头，称他为圣人兰姆。当然了，在所有逝者当中（我想到哪儿就说到哪儿），兰姆是最亲切的一位，面对他，你感觉问得出：“跟我说说，你是怎么写出那些文章的？”我觉得，他的文章比马克思·比尔博姆写得还要好，后者的文章固然完美，但兰姆的文章中穿插着狂野的想象和天才的闪光，这让他的文章不尽完美，又闪烁着诗性。可能在一百多年前，兰姆来过牛桥大学。当然他写了一篇文章——名字我不记得了——内容是关于他在这里见到的一份弥尔顿诗歌手稿，可能是《利西达斯》的手稿。兰姆写道，一想到《利西达斯》里面每一个词都可能不是现在这样，他就觉得十分震惊。想到弥尔顿可能更改诗里的用词，他就觉得这是一种亵渎。这让我努力回想《利西达斯》中的句子，自娱自乐地猜想弥尔顿可能会改动哪个词，改动的原因又是什么。我突然意识到，兰姆看到的这份手稿离我不过几百码远，我完全可以跟随兰姆的脚步，穿过四方院，去往珍藏手稿的那个图书馆。去图书馆的路上，我又想起，萨克雷的《亨利·艾斯芒德》手稿也珍藏在同一间图书馆。批评家们常说，《亨利·艾斯芒德》是萨克雷最好的小说。但在我的记忆中，这部小说模仿了18世纪的写作风格，有些不自然，造成一些局限性；除非萨克雷是自然而然地掌握了18世纪的写作风格，只要看看手稿，看看哪些修改是迁就风格，哪些修改是为了合乎情理，这个问题就能真相大白了。但这样一来，必须先明确什么是风格、什么是意义，这个问题——想到这里，我已经来到图书馆门前。我一定是打开了图书馆的门，因为门前赫然立着一位和善的银发绅士，像一位拦路的守护天使，身后飘着的黑袍取代了白色的翅膀。他的嗓音低沉，带着不以为意的口气，冲我挥了挥手，说很抱歉，女士只有在学院研究员的陪同下才能进入图书馆，否则就要出示介绍信。

和这间图书馆的名声相比，一个女人对它的咒骂根本就无足轻重。它庄严而沉静，将所有珍宝紧紧锁在怀中，沾沾自喜地陷入沉睡，而且对我来说，它会永远这样沉睡下去。我怒气冲冲地走下楼梯，对自己发誓，我再也不会到这里留下足音的回响，再也不会从这里讨要友善的接待。可是，离午餐时间还有一小时，我做些什么好呢？去草场上漫步？去河边坐坐？今天的确是一个美好的秋日早晨，树叶颤巍巍地下落，在地上撒下一片红色，怎样打发时间都不难。但这时，一阵乐声飘到我耳边。前面正在举办某种仪式或庆祝活动。我一走进教堂大门，管风琴就发出了一阵庄严的控诉。宁静的空气中响彻基督教的忧伤，这种忧伤比起忧伤本身，更像一段对忧伤的回忆。古老的管风琴发出的低鸣，也融进了这片宁静。就算我有权利，我也不想进去，因为没准儿会被教堂司事拦下，让我出示受洗证明或系主任的介绍信。这些宏伟建筑的外观通常和内部一样好看。而且，集会的人进进出出，在教堂门口忙忙碌碌，仿佛蜂房外聚集的蜜蜂，光是站在外面看就已经足够有趣。有人穿着长袍，戴着方帽；有人肩上披着毛衬里的垂布；有人坐着巴斯轮椅；还有人未到中年，身形就已经极其扭曲枯槁，让人想起水族箱底那些巨蟹和龙虾，每蹒跚挪动一步，都累得气喘吁吁。我靠在墙上，大学校园看上去俨然一处庇护所，保护着这些珍稀人类，如果把他们丢进斯特兰德大街上自谋生路，他们肯定很快就会被淘汰。我想起一些老故事，讲的是那些老院长和老教师，但还没等我鼓起勇气吹声口哨——据说以前的教授一听见口哨声便拔腿就跑——庄严的集会人群就已经进入了教堂。小教堂外表依旧，高高的穹顶和小尖塔会在夜里发光，光亮能照到几英里之外，一直传到山那边很远很远的地方，像一艘永不抵岸的船，航行就是它的永恒。也许，这个环绕着整齐草坪的四方院、这座巨大的建筑和小教堂本身，都曾经是一片沼泽地，青草在这里飘摇，猪群在这里拱土觅食。也许，很久很久以前，一队队牛马拉来了一车车石块，就在我驻足的这片阴影里，过去的人们花费了无数力气，搬起这些灰溜溜的石块，按照顺序垒在一起，油漆工们带着装窗户用的玻璃，泥瓦匠们带着油灰、水泥、铲子和泥刀，几百年来在那屋顶上忙活个不停。每到星期六，都有人从自己的皮钱包里掏出大把金银，塞到那些工匠手里，让他们换来一晚欢乐，喝喝酒或是玩玩九柱游戏。我想，只有金银财宝源源不断地注入这个庭院，石材才能不间断供应，泥瓦匠才能不间歇地工作；他们平地、开沟、挖掘、排水。那个时代是信仰的时代，人们有意投入这些钱，在稳固的地基上垒好石头，之后又有更多钱来自国王、女王和贵族们的金库，让圣歌在这里响起，学者在这里进修。有人分配土地，有人缴纳什一税。后来，信仰的时代成为过去，理性时代到来，金银的源流依然不断，人们建立研究员制度，资助讲师职位。只不过现在，金银不再来源于国王的金库，而是来自商业和制造业的收入，来自那些靠经营实业发了财的人，他们慷慨解囊是出于自愿，为了回报当年他们学到的技艺，而资助大学设立更多教授、研究员和讲师职位。几个世纪前，这些图书馆、实验室，这些天文台，那些昂贵、精致、保存在玻璃柜里的先进设备都不存在，这里曾经只有青草和猪群。当然，此时此刻我漫步在庭院，走在那些金银铸就的坚实地基上，铺好的路面严严实实地掩盖了野草的生长。头上顶着盘子的侍者匆忙上下楼梯。窗台上的花盆里开满了艳丽的鲜花。屋内传来留声机的刺耳声响。我没法不联想——不管想什么，它都被打断了。钟声响起，到吃午饭的时间了。

奇怪的是，小说家笔下的午餐会，似乎总是在描写某个人说的某些俏皮话，或某个人做了某件聪明事。很少有人费口舌去描述大家吃了什么。小说家之间形成了一种默契，不去提及汤品、三文鱼或乳鸭，仿佛汤品、三文鱼和乳鸭之类的东西不重要，仿佛没有人抽过一根雪茄烟，仿佛没有人饮过一杯酒。现在，我要擅自打破这一惯例，告诉你们，在这次午餐会上，第一道菜是鳎目鱼，装在深盘里，校厨在上面撒了一层雪白的奶油，只零星露出一些棕色的斑点，就像母鹿身上的梅花一样。下一道菜是山鹑。你可别以为这道菜就是盘子里放上几只棕色的秃毛小鸟。这道菜量大而且配料丰富，搭配各种沙拉和酱汁，有甜有辣，摆放得整整齐齐；土豆片切得和硬币一样厚，口感还相当柔软；菜心鲜美多汁，形状宛如玫瑰花蕾。侍者静候一旁，说不定他就是刚才那位校官，只不过表情更温和些。我刚吃完烤肉和配菜，他就端上一份甜点，旁边装饰着折叠纸巾，点心一入口，嘴里顿时翻涌起各种甜味。如果说它是布丁，让它与大米和木薯淀粉为伍，那简直是一种大不敬。与此同时，酒杯中流淌着黄色或深红色的琼浆，一杯喝完，又满上一杯。渐渐地，在我们的脊髓深处、灵魂栖居的地方，有什么东西被点燃了，不是被那种我们称之为才华的刺眼电光，它只在我们的唇齿之间跳跃，而是一种更深刻、更微妙、更隐蔽的光，是理性交流碰撞出的明黄色火焰。不用着急，不用炫耀，做自己就好，不用做其他任何人。我们来到了极乐世界，凡·戴克和我们做伴——换句话说，坐在床边的座位上，点一支烟，深深地陷入靠垫之中，你会觉得生活多么美好，回报多么芬芳，愤怒和委屈多么微不足道，友情和同类多么值得称道。

如果我手边恰好有烟灰缸，如果我没有不合时宜地把烟灰抖出窗外，如果情况稍有一点儿不同，我就不会碰巧看到它，我们假设它是一只没有尾巴的猫。这只无尾猫突然出现，悄无声息地穿过四方院，熄灭了我的感性之光，取而代之的是潜意识的理智，就好像有人在我身上蒙上了一道阴影。也许是德国白葡萄酒的酒劲过了，我望着那只曼岛猫在草坪中间停下脚步，仿佛它也在思考宇宙，我突然觉得周围少了什么，有什么不一样。我一边听着大家的谈话，一边问自己，到底少了什么，到底有什么不对。要回答这个问题，我需要让自己的思绪离开这个房间，回到过去，回到战争之前，在脑中还原另一场午餐会的场景，地点离这里不远，但不一样，一切都不一样。宾客们正在交谈，他们人数众多，都很年轻，有的是我这种性别，有的是另一种。他们的对话顺畅、愉悦、自在又风趣。我把这些对话放到跨越时空的另一场对话中，比较这两者，非常确定其中一方由另一方演变而来，是另一方的合法继承人。没有任何改变，没有任何不同，只不过在这里，我不仅去听人们说的话，还听那些话语背后的杂音和暗流。对，没错——变化就在这里。如果回到战前，人们在这种午餐会上说的话和现在并无不同，但听起来却不一样，因为过去人们的交谈伴随着一种嗡嗡的杂音，虽然不清楚，但听起来很悦耳，令人振奋，甚至改变了话语本身的含义。那种杂音能用语言来形容吗？也许只有借诗人之手才能做到。我身边有本书，随手打开一翻，就翻到了丁尼生。我听到丁尼生在这里吟唱：

 

一颗晶莹的泪珠

从门前一朵西番莲滑下。

她来了，我的鸟儿，我的爱人；

她来了，我的一生，我的宿命；

红玫瑰叫，“她近了，她近了”；

白玫瑰啜泣，“她迟了”；

飞燕草倾听，“听到了，听到了”；

百合花低语，“我在等待”。

 

这是战前的午餐会上男人们的杂音吗？也是女人们的吗？

 

我的心是鸟儿在歌唱

筑巢在那挂着露珠的新枝上；

我的心是一棵苹果树

累累的硕果在枝头荡漾；

我的心是一片彩虹贝壳

在宁静的大海中划桨；

我的心无比快乐

因为我的爱人就要来到我身旁。

 

这是战前的午餐会上女人们的杂音吗？

 

一想到战前时期的人们在午餐会上低吟这些词句，我就觉得十分荒唐，忍不住大笑起来，为了避免尴尬，我只能指了指草坪中央那只曼岛猫，这个可怜的小东西，少了条尾巴，看起来确实有点滑稽。它是生下来就这样，还是意外失去了尾巴？据说曼岛上确实生活着一些无尾猫，但它毕竟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常见。无尾猫是种奇怪的动物，说不上美丽，只能算新奇。真是奇怪，一条尾巴竟然能造成这么大的区别——你知道的，午餐会结束、人们纷纷起身去拿外套和帽子的时候，就会说些这样的话。

多亏主人热情好客，这次午餐会持续到了下午晚些时候。美好的10月天色暗淡下来，我走上大道，道旁的树上有叶子落下。轻轻地，一扇扇门在我身后关上。数不清的钥匙被数不清的校官插进上了油的锁孔；藏宝箱又将度过一个安全的夜晚。走过大道，我走上一条小路——路名我不记得了——沿着这条路走，别转错弯，就能到芬汉姆学院。时间有的是。晚餐到7点半才会开始。这么一顿丰富的午餐过后，晚餐不吃也罢。奇怪的是，一段诗驱动着我的大脑，驱使我的双腿走在路上，穿越时间，快步走向海丁利。那些诗句——

 

一颗晶莹的泪珠

从门前一朵西番莲滑下。

她来了，我的鸟儿，我的爱人——

 

流淌进了我的血液。这时，我换了一种方法，伴随着湍流翻过堤堰的声音，唱道：

 

我的心是鸟儿在歌唱

筑巢在那挂着露珠的新枝上；

我的心是一棵苹果树……

 

多伟大的诗人，就像人们在暮色中常做的那样，多伟大的诗人！

带着有点嫉妒的心情，我做了一个有点愚蠢和荒唐的比较，想看看我们这个时代还能不能找到两位像丁尼生和克里斯蒂娜·罗塞蒂这样伟大的诗人。我一边凝视着水中的泡沫一边想，显然这是不能的。诗歌之所以能让人忘乎所以、陷入狂喜，是因为它歌颂人们熟悉的心情（比如说战前时期午餐会上的心情），因此人们能自然而然地做出反应，无须再次确认这种心情，无须拿它和此时此刻的心情比较。而当代诗人表达的情绪是捏造的，从此时此刻的我们身上剥离了下来。我没法一下子认出它，往往产生莫名的恐惧；人们敏锐地观察它，把它和自己过去的心情做比较，有些嫉妒，有些怀疑。现代诗难读就难在这里，因此就算看到优秀的现代诗，人们记住的诗句也不会超过两行。因为我记忆力不够好，脑中的证据不足，所以这个问题的结论只能暂且搁置了。我一边继续朝海丁利的方向走去，一边想，到底是为什么，午餐会上的人们不再发出杂音呢？阿尔弗雷德为什么不再唱：

 

她来了，我的鸟儿，我的爱人——

 

克里斯蒂娜为什么不再和：

 

我的心无比快乐

因为我的爱人就要来到我身旁。

 

一切都是战争的错吗？1914年8月，枪声响起的时候，男人和女人们的面孔在彼此眼中就此失色，浪漫从此死亡了吗？的确，在一片枪炮的火光中，我们的统治者的面庞显得如此令人震惊（尤其是对幻想自己能接受教育的女性来说）。他们看起来如此丑陋——无论是德国人、英国人还是法国人——如此愚蠢。可是，不管你怎么怪罪任何地点或者任何人，引得丁尼生和罗塞蒂热情歌颂恋人到来的那种幻想，再也不会像以前那样经常出现了。我们只能去阅读，去观察，去倾听，去回忆。可我们为什么要去“怪罪”呢？如果它终究是一种幻象，我们为什么不赞美灾难呢？因为不管是什么灾难，它让幻想破灭，让真理显现。说到真理……这个省略号的意思是，我光顾着寻找真理，错过了转去芬汉姆的那个弯。我问自己，什么是真理，什么是幻想？比如旁边这些房子的红窗户，在暮色中散发着暗淡的灯光，洋溢着喜气洋洋的气氛，但是到了早上9点，屋里撒着糖果，窗前晾着鞋带，房屋原本的脏兮兮的红色显露出来，哪一种才是真实的？还有那些垂柳、小河和岸边的花园，现在在薄雾中朦朦胧胧，但在阳光的照射下，却能呈现出金色和红色，到底哪一种是真实，哪一种是幻象？这里我省略自己的具体思考过程，因为在去海丁利的路上，我并没有得出什么结论。我请大家假设，我很快就发现自己少转一个弯，然后折回去，回到了去芬汉姆的路上。

我前面说过，这是10月里的一天，为了不辜负大家的信任，为了不玷污小说的好名声，我不会突然变换季节，开始描述花园墙壁上垂下的紫丁香，或是番红花、郁金香等春天的花儿。小说必须尊重事实，事实越可信，小说就越好——据说是这样。因此，这天确实是秋日里的一天，叶子还是黄的，还在下落，只不过比刚才落得快了点，因为夜幕已经降临（准确来说，时间是7点23分），一阵微风（准确来说，是一阵西南风）吹起。但是，这一切当中有一种不和谐：

 

我的心是鸟儿在歌唱

筑巢在那挂着露珠的新枝上；

我的心是一棵苹果树

累累的硕果在枝头荡漾；

 

或许，是克里斯蒂娜·罗塞蒂在一定程度上激起了我荒唐的幻想——当然，这一切只是一场幻想——紫丁香花在花园的墙头摇摆，钩粉蝶四处飞舞，花粉在空中飘散。一阵风吹起，不知从哪个方向来的，掀起还没长大的嫩树叶子，让空中闪过一片银灰色的光。现在是光与暗的交界时分，所有颜色都变得更加浓重，紫色和金色在窗玻璃上燃烧，像一颗激动的心脏在跳动；出于某种原因，世界的美显露出来，却很快又要消逝（这时，我推开门走进了花园，因为门竟然开着，周围也没有什么校官），这种美像刀锋的两面，一面是欢笑，另一面是愤怒，把心撕裂开来。春日的黄昏里，芬汉姆的花园就在我眼前，大开着门，园里长满高高的草，水仙花和风铃草点缀其中，肆意摇摆，也许到了花期它们也还是这样凌乱，现在更是随风摆动，仿佛要把自己连根拔起。建筑物的窗户高低错落，仿佛一扇扇船窗，淹没在红砖的巨浪中，随着春日的云朵飞快飘过，窗户的颜色也从柠檬黄转成银色。有人躺在吊床上，还有人穿过草坪走过来，那个身影在暗淡的光线里就像一个幻影，一半靠看，另一半靠猜——没有人拦住她？接着，一个弯着腰的身影突然出现在露台上，好像是出来呼吸一下新鲜空气，看一眼花园，她额头很大，身上穿着一件破旧的连衣裙，强大而谦逊——难道她是那位有名的学者，那位J——H——本人？一切都如此暗淡，又如此强烈，就好像薄雾给花园披上了一条围巾，星光或利剑又把它划得粉碎——从春天的心脏里，突然跳出某种可怕的现实来。因为年轻——

我的汤上来了。我正在一间大餐厅里吃晚餐。现在根本不是什么春天，而是一个10月里的夜晚。大家都在大餐厅里就位，晚餐准备妥当，汤已经上来了。这是一道普通的肉汤，激不起我的任何幻想。如果盘底有图案，我隔着这么稀的汤汁就能看到，可盘底没有图案，连盘子都这么普通。下一道菜是牛肉配蔬菜、土豆——一种家常菜的典型搭配，让人想起脏兮兮的菜市场上的牛臀肉，叶边卷曲泛黄的菜心，还有星期一早上拎着网兜的女人讨价还价的声音。看到菜的分量很足，想到煤矿工人吃得肯定更少，我们没理由抱怨这些平常食物。接下来上桌的是梅干和奶油冻。或许有人抱怨，梅干虽然有奶油冻搭配，但依然是一种穷酸的蔬菜（算不上是水果），它们纤维很多，像吝啬鬼的心脏，流出来的汁液也像吝啬鬼的血管里的那种液体一样，他们一辈子舍不得喝酒、舍不得穿暖，更不愿给穷人一丁点儿施舍，这样抱怨的人一定能想到，对某些人来说，梅干已经是一种大慈大悲的施舍。接着上来的是饼干和奶酪，之后，席间传起了水壶，因为饼干难免让人吃得口干，更何况这些饼干干得如此彻底。所有餐点都上完了。晚餐到此结束。大家都把椅子向后一推，吱呀一声站起身来，旋转门剧烈地开开关关，很快大厅里就不剩一点食物的痕迹，它显然已经为第二天的早餐做好了准备。英格兰的年轻人唱着歌，吵吵闹闹地穿过过道，走上楼梯。作为一个客人，一个陌生人（我在芬汉姆和在三一学院、索默维尔学院、格顿学院、纽汉姆学院或克赖斯特彻奇学院一样，没有什么权利），难道我能说“晚饭不好吃”，或者说（现在我和玛丽·塞顿坐在她家客厅里）“我们难道不该单独来这儿吃”？因为一个家庭的经济状况是秘密，在陌生人面前通常伪装得非常乐观和勇敢，如果我说了这种话，就相当于在窥视和打探。换了别人，也不该这样说。我们的谈话一时间变得很无聊。心灵、身体和大脑共同组成人类的躯壳，它们浑然一体，不能独立存在，这种状态就算再过一百万年也不会改变，因此，对于一场优质的交谈来说，一顿好饭的作用非常重要。少了一顿好饭，人就不能好好思考，好好去爱，好好睡觉。牛肉和梅干并不能点亮我们的灵魂之光。我们大概进入了极乐世界，凡·戴克大概就在下一个街角等待——一天的工作结束后，靠牛肉和梅干催生的只有这种模棱两可的勉强心境。好在我这位科学教师朋友家里有个橱柜，里面放着一个大酒瓶，几只小酒杯——（但还应该有鳎目鱼或山鹑之类的下酒菜）——于是我们才能坐在炉火旁，部分修复我们经过一天生计后受伤的心灵。没过多久，我们就自在地聊了起来。之前独自一人时，我们脑中冒出过许许多多好奇的话题，现在见面了，难免要把它们都拿出来聊上一番——有人结婚了，有人没结；有人这样想，有人那样想；有人意外飞黄腾达，还有人居然落魄了——话匣子一打开，我们自然而然体察起了人性和这个神奇的世界。谈论的时候，我羞愧地意识到，我总是不由自主地想象一个场景，因此放任所有话题自生自灭了。我们可以聊西班牙或葡萄牙，一本书或者一场赛马，但我真正感兴趣的不是这些，而是大约五个世纪以前泥瓦匠们在高屋顶房子上忙碌的场景。国王和贵族带来了大把大把的钱，浇灌进房屋的地基里。这个场景在我脑中生动地再现，又被另一个场景取代：瘦弱的牛、脏兮兮的市场、蔫了的蔬菜、吝啬的老男人。这两幅图景不相同也不相关，看上去很荒唐，但它们总是交织在一起，互相争斗，占满了我的大脑。为了防止我们的对话被曲解，最好的办法就是说出我心中所想，运气好的话，它就能像埋在温莎的老国王的头颅一样，棺材盖一打开，就萎缩、消散。于是我简短地告诉玛丽·塞顿，泥瓦匠在小教堂的屋顶上忙活了那么多年，那些国王、女王和贵族扛来了那么多袋金币银币，一铲子一铲子埋进土里；到了我们这个时代，大资本家们的支票和债券取代了过去的锭块和粗金块。那些学校地下埋了那么多钱，可我们这所学校、这些华丽的红砖和花园里疯长的野草下面埋了什么呢？我们吃饭用的这些简陋餐具，这些（我不知不觉脱口而出）牛肉、奶黄和梅干背后，又有怎样一股力量？

事情是这样，玛丽·塞顿说，1860年前后——哦，来龙去脉你都知道，她这样说道，我猜这段故事她都讲烦了。但她还是说——“这所学校先是租好了房子，然后成立了委员会，写了地址寄出了信，拟好了公告。开过了会，宣读了回信，他们收到许多这样那样的承诺，但某某先生一分钱都不肯掏。《星期六评论》更是过分。我们怎么筹支办公费用？要搞义卖吗？能拉个漂亮姑娘帮我们撑撑场面吗？看看约翰·斯图亚特·米尔有什么意见。谁能说服某某报的编辑刊登一封信？能不能请某某女士签个名？某某女士出城去了。六十年以前，事情大概就是这样，大家花费了大量精力和时间，经历了漫长的斗争，克服了最大的困难，终于才凑到了三万英镑。因此，我们当然没钱喝酒吃山鹑，也请不起侍者顶着餐盘给大家上菜，”她说，“我们买不起沙发，租不起分房间的房子。”“各种便利设施，”她从某本书里引用道，“以后再说吧。”

一想到那么多妇女年复一年的工作，却连两千英镑都很难攒下，一想到学校的创办人费这么大的劲才筹到三万英镑，让人忍不住嘲讽一番，我们这个性别的人活该如此贫穷，太不应该了。我们的母亲不去给我们挣钱，都在忙活些什么？忙着往脸上擦粉？看商店橱窗？在蒙特卡洛的阳光下花枝招展？壁炉上有几张照片。玛丽的妈妈——如果是的话——她闲暇时肯定是个败家子（她跟一个教堂牧师生了十三个孩子），但如果她的生活如此放荡奢侈，她脸上却没留下多少欢愉的痕迹。她长相平平，就是一个普通的老妇人，系着一条大格子围巾，别了一枚大胸针。她坐在一把藤椅上，正在哄一只西班牙猎犬看镜头，脸上的神情愉悦又紧张，仿佛她知道闪光灯一闪，狗就会扑上去。如果她去做生意，经营一家人造丝厂，或者当个证券大亨，如果她能给芬汉姆学院留下二三十万英镑，我们今天晚上就能舒舒服服地坐着，谈论考古学、植物学、人类学、物理、原子的性质、数学、天文、相对论和地理。如果塞顿太太、她妈妈和她妈妈的妈妈像她们的父辈和祖父辈一样，掌握了伟大的致富之道，并留下遗产，用来为女性设立研究员和讲师职位，发放奖金和奖学金，我们今天晚上就能单独地坐在这里，惬意地吃鸟喝酒，我们可以靠着某人慷慨捐赠的职业，度过愉快又体面的一生，这一切不再是奢求。我们有机会去探索，去写作；我们可以去圣地游荡；可以坐在帕特农神庙的台阶上沉思；可以上午10点钟才到办公室，下午4点半就舒舒服服地回家写点小诗。如果塞顿太太这类人十五岁就开始做生意，这样一来——问题出现了——玛丽就不会被生下来。我问玛丽对此做何感想。窗外是10月的夜晚，宁静而美好，黄了叶子的树梢上刚好点缀着一两颗星星。玛丽经常想起（他们家虽然人很多，但活得很幸福）她小时候在苏格兰玩的那些游戏、经历的那些争吵，总是不厌其烦地称赞那里清新的空气和好吃的蛋糕。但如果说只要她放弃这一切，就会有人大笔一挥，给芬汉姆提供五万英镑左右的资助，她愿意吗？要想有钱资助学校，就注定顾不上家庭。一边抚养十三个孩子一边挣大钱——这根本没人能做到。想想看，现实就是这样。首先，生孩子要怀胎九个月。孩子生下来后，哺乳期又要耽误三或四个月。孩子大点之后，当然还要付出五年时间陪孩子玩。你总不能让孩子满大街乱跑。有人去俄罗斯，见过孩子疯跑的景象，那可不怎么令人愉快。据说，孩子的人格就是在一到五岁之间形成的。如果塞顿太太忙着赚钱，你上哪去留下这些关于游戏和争吵的记忆？你又怎么会了解苏格兰清新的空气、蛋糕和其他东西？更何况这些假设根本不成立，因为你根本不会存在。如果塞顿太太、她妈妈和她妈妈的妈妈都积累了巨大的财富，给大学和图书馆的成立打牢了基础，那又会怎么样？这个问题也不成立：第一，她们根本没法挣钱；第二，就算她们能挣到钱，法律也没有赋予她们持有自己财产的权利。在过去的四十八年里，塞顿太太才终于拥有了属于自己的一点小钱。在此前几个世纪里，女人的财产属于自己的丈夫——一定是受到这种观念的影响，塞顿太太和她妈妈才与证券交易所无缘。她们会想，我挣到的每一分钱都会被拿走，交给我聪明的丈夫来处置——设立奖学金也好，资助贝利尔学院或国王学院的研究员职位也好。既然如此，就算我能挣到钱，我也没什么动力去挣。挣钱的事情还是交给男人去做吧。

不管那位看着西班牙猎犬的老妇人有没有错，但出于某种原因，我们的母亲一辈在自己的事情上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这一点毫无疑问。结果，她们没留下一分钱，没法建设“便利设施”，没钱喝酒、吃山鹑、雇用校官、打理赛马场、看书、抽烟、去图书馆、休闲娱乐。从平地之上盖起一堵墙来，已经是她们所能做到的极限。

我们站在窗边，一边交谈一边欣赏夜景，像千千万万人每天晚上做的那样，遥望下方这座名城的穹顶和塔楼。在这个秋天的月夜里，它显得格外美、格外神秘。历史悠久的石块洁白而庄重。我们想到那里的藏书，那些挂在独立房间墙上的老教士和名人肖像画，那些彩窗在步道上投下的奇妙的球形和月牙形影子，那些石碑、纪念碑和上面的铭文，那里的喷泉和草坪，那些望得见安静庭院的安静房间。我还想到（原谅我这样想）令人沉醉的烟和酒，可以深深陷进去的扶手椅，舒服的地毯：那种奢侈、私密和宽敞的环境带来的优雅、舒适和尊严。相比之下，我们的母辈给我们留下的东西完全不值一提——她们忙着给圣安德鲁斯的牧师生十三个孩子，连三万英镑都很难拿得出来。

我回到下榻的旅馆，走过黑漆漆的街道，思前想后。人们结束了一天的工作，都会陷入沉思。我想，为什么塞顿太太没钱留给我们，贫穷对一个人的心智会产生什么影响，财富又会产生什么影响，我想到今早看到的那个披着裘皮的古怪老绅士，我想起他们听到有人吹口哨会拔腿就跑，我想起小教堂的管风琴轰鸣和图书馆紧闭的大门，我想到被拒之门外有多么不愉快，又转念一想，要是被关在里面则更不愉快，我想到一个性别享受着安稳与繁荣，另一个性别却遭受着贫困和动荡，我想到一种传统和一种传统的缺失会怎样影响一个作家。最后我想到，经过了这一天的磕磕绊绊，是时候把所有争论、印象、愤怒和欢笑一起，揉成一团扔进树篱里。成千上万颗星星在深蓝的夜空中闪烁。面对深不可测的世界，我一个人显得如此孤独。所有人都睡去了——有的俯卧，有的平躺，都陷入了沉默。牛桥的街道上似乎没有人醒着。旅馆的门突然开向两边，仿佛一只看不见的手把它推开——没有仆人帮我点灯，送我回屋睡觉，夜太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