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夏商西周外交思想

一、夏代外交思想

夏代继承尧、舜以来的对外思想，强调以德服四夷。史料曾记载了禹执行文德政策使苗人主动归附的事件：

帝曰：“咨，禹！惟时有苗弗率，汝徂征”。

禹乃会群后，誓于师曰：“济济有众，咸听朕命。蠢兹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贤，反道败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弃不保，天降之咎。肆予以尔众士，奉辞罚罪。尔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勋”。

三旬，苗民逆命。益赞于禹曰：“惟德动天，无远弗届。满招损，谦受益，时乃天道。帝初于历山，往于田，日号泣于旻天，于父母，负罪引慝。祗载见瞽瞍，夔夔斋慄，瞽亦允若。至诚感神，矧兹有苗”。禹拜昌言曰：“俞！”班师振旅。帝乃诞敷文德，舞干羽于两阶。七旬，有苗格。⁽¹³⁾

“七旬苗格”成为以德服人的重要典故。从夏代开始，中国外交思想就强调以德服人，反对无原则的黩武外交，这使华夏文明从源头开始，就强调对外德化、和平思想。

夏代也出现了中国有史以来区隔“我者”与“他者”身份的词汇“夏”“夷”。目前甲骨文中虽然没有出现“夏”字，但我们可以合理推断，“夏”字起源于夏代人们对自我身份的称谓。对于小篆“夏”字，《说文》解释说：“夏，中国之人也。从夊从页从臼，臼，两手。夊，两足也”。许倬云先生认为：“夏的字形，其实就是一个长面的人形，有双手环握，双足交叠。人类在历史上，各处人类的自称，往往自以为是人，而将其他族群以不同于人的名称之。夏人自称为最具人类长相的夏，也就不足为奇了。”⁽¹⁴⁾作为对立于“夏”的他者“夷”，形象则为“背负大弓的人形”，《说文》解释说：“夷，平也。从大从弓，东方之人也”。可见，早期的夷夏对立，并没有后世出现的文明与野蛮对立或敌我冲突那样的含义，“夷”只是一种与“夏”生活方式相异的族群而已。

“夏”“夷”等词汇虽然未必就在夏代已经形成，但最起码应该是对夏代历史的追溯，这便表明夏代出现了初步的内外分际，“夏”也成为华夏民族集团最早的基因。此后无论“夷夏之辨”，还是“华夷之辨”，都是源于夏代出现的这两个区分“我”与“他”的词汇。在这里，让我们记住华夏民族第一个自我称谓字“夏”。

二、商代外交思想

商代也有以德服人的外交思想。史料记载：

汤归自夏，至于大坰，仲虺作诰。成汤放桀于南巢，惟有惭德。曰：“予恐来世以台为口实”。仲虺乃作诰，曰：“呜呼！惟天生民有欲，无主乃乱，惟天生聪明时乂，有夏昏德，民坠涂炭，天乃锡王勇智，表正万邦，缵禹旧服。兹率厥典，奉若天命。夏王有罪，矫诬上天，以布命于下。帝用不臧，式商受命，用爽厥师。简贤附势，实繁有徒。肇我邦于有夏，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小大战战，罔不惧于非辜。矧予之德，言足听闻。惟王不迩声色，不殖货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赏。用人惟己，改过不吝。克宽克仁，彰信兆民。乃葛伯仇饷，初征自葛，东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独后予？’攸徂之民，室家相庆，曰：‘徯予后，后来其苏。’民之戴商，厥惟旧哉！佑贤辅德，显忠遂良，兼弱攻昧，取乱侮亡，推亡固存，邦乃其昌。德日新，万邦惟怀；志自满，九族乃离。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义制事，以礼制心，垂裕后昆。予闻曰：‘能自得师者王，谓人莫已若者亡。好问则裕，自用则小’。呜呼！慎厥终，惟其始。殖有礼，覆昏暴。钦崇天道，永保天命。”⁽¹⁵⁾

商汤征葛伯时“东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周边外族因商汤的德行，争先恐后归顺商王。商朝这种德化四夷的思想与夏代一样。

商代也产生了中国为天下中心的思想，四方外族都需要向中国朝贡。《诗经》记载商汤时期的朝贡情形：“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¹⁶⁾

商代产生了国族自我身份认同的概念。对于自我族群的称谓，商代在三代中算一个特例。按照傅斯年先生的《夷夏东西说》中的说法，商人统治区域为夏代夷人的居住区，商人自称“殷人”，殷、衣、韦、郼、卫、沇、兖与“夷”只是一词之变化，音韵上非不可能，只缘古今异时，成殊名耳。⁽¹⁷⁾如果真是这样，商对夏应是一种种族征服而非简单的上层统治精英的更替，到周代时，自称是夏的继承者周族推翻商朝统治则是光复“夏”的事业了！

三、西周外交思想

西周建立之后，对外强调“明王慎德”的思想，强调以慎德方式即谨慎保持、提高德行来实现四夷咸宾、天下归服的理想：

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蛮。西旅厎贡厥獒，太保乃作《旅獒》，用训于王。曰：“呜呼！明王慎德，四夷咸宾。无有远迩，毕献方物，惟服食器用。王乃昭德之致于异姓之邦，无替厥服；分宝玉于伯叔之国，时庸展亲。人不易物，惟德其物！德盛不狎侮。狎侮君子，罔以尽人心；狎侮小人，罔以尽其力。不役耳目，百度惟贞。玩人丧德，玩物丧志。志以道宁，言以道接。不作无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贵异物贱用物，民乃足。犬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兽不育于国，不宝远物，则远人格；所宝惟贤，则迩人安。呜呼！夙夜罔或不勤，不矜细行，终累大德。为山九仞，功亏一篑。允迪兹，生民保厥居，惟乃世王。”⁽¹⁸⁾

针对武力征伐外国，西周时期提出“天子耀徳不耀兵”的思想：

穆王将征犬戎，祭公谋父谏曰：“不可。先王耀德不观兵。夫兵，戢而时动，动则威；观则玩，玩则无震。是故周文公之《颂》曰：‘载戢干戈，载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时夏。允王保之。’先王之于民也，茂正其德，而厚其性；阜其财求，而利其器用；明利害之乡，以文修之，使务利而避害，怀德而畏威，故能保世以滋大。

昔我先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弃稷弗务，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窜于戎翟之间。不敢怠业，时序其德，纂修其绪，修其训典；朝夕恪勤，守以惇笃，奉以忠信，奕世戴德，不忝前人。至于武王，昭前之光明，而加之以慈和，事神保民，莫不欣喜。商王帝辛，大恶于民，庶民弗忍，欣戴武王，以致戎于商牧。是先王非务武也，勤恤民隐，而除其害也。

夫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夷、蛮要服，戎、狄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宾服者享，要服者贡，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时享，岁贡，终王，先王之训也。

有不祭，则修意；有不祀，则修言；有不享，则修文；有不贡，则修名；有不王，则修德。序成而有不至，则修刑。于是乎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让不贡，告不王。于是乎有刑罚之辟，有攻伐之兵，有征讨之备，有威让之令，有文告之辞。布令陈辞，而又不至，则又增修于德，无勤民于远。

是以近无不听，远无不服。今自大毕、伯士之终也，犬戎氏以其职来王，天子曰：‘予必以不享征之’，且观之兵，其无乃废先王之训，而王几顿乎？吾闻夫犬戎树椁，能帅旧德，而守终纯固，其有以御我矣”。王不听，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归。自是荒服者不至。⁽¹⁹⁾

周代也是华夏意识进一步发展的时代。《康诰》中有“用肇造我区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²⁰⁾之说。区夏即夏区，为周的直辖领地，可知周人认为自己是夏代文化的继承者。统一之前的秦国，对东方诸侯国自称为夏。“周也好，秦也罢，这种对夏的执着，正是前所述及的小规模民族集团意识吧。”⁽²¹⁾除了自我身份认定外，按照《周礼》记述，周代也出现了夷、蛮、戎、狄等根据不同方位命名的复杂的他者概念。周代内外分际更加系统化，的确是华夏族群奠基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