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行车厂下马了,工作人员怎么消化?沈幼生把他们调整到其他部门。那几年,汽配厂的多种经营搞得如火如荼、方兴未艾,除生产自行车之外,还生产换气扇等产品。这些新产品都是当年说什么也不肯上学的沈百庆开发出来的。沈百庆进厂后,学习的积极性上来了,把爱琢磨的特点发挥得淋漓尽致。

作为农民,沈幼生最了解当地乡村的需求,知道市场才是企业的大江大河。那时还没有抽油烟机,厨房用换气扇排油烟,市场上换气扇特别紧俏。沈幼生发现一边是市场的供不应求,一边是国企生产的换气扇零部件来不及组装,堆在仓库里。所以,为什么不在这一中间环节做点文章——把堆积在国企仓库的换气扇零部件采购进来,再组装成换气扇推向市场?

沈幼生的这一想法得到了上上下下的赞同,他把开发换气扇的任务交给了沈百庆。

沈百庆负责研发组装的换气扇推向市场后大受欢迎。早期的换气扇都是单向的,只能往外排气,不能往里吸气。市场上很快出现了第二代换气扇——双向换气扇。在农村这一广阔天地,这种换气扇实在太实用了。它白天把屋里污浊而闷热的空气排出去,晚上把外边新鲜凉爽的空气吸进来。这样一来,单向换气扇成了市场的弃儿,无人问津了。

沈百庆一边关注着市场的变化,一边关注着产品的换代,第二代换气扇一出来就紧跟了上去,在短时间内实现了产品的更新换代。而那些没及时跟上市场节奏的换气扇企业就被淘汰出局了。

改革开放初期,市场呈现出极其强大的代谢能力,需求旺盛起来。乡村活跃起来,村办企业像杜鹃花开得漫山遍野。绍兴县的乡村办得最多的是织袜厂,每个村子都有两三家。绍兴县政府因势利导,积极推动纺织行业的发展与繁荣,决定筹建占地3500平方米的棚屋式柯桥轻纺市场。村办的织袜厂纷纷扩大规模,向纺织厂转型。

沈幼生敏锐地捕捉到商机——随着大批纺织厂上马,纺织机将会供不应求,成为市场上最为紧俏的产品。商机犹如树枝上的斑鸠,可能一眨眼的工夫就飞走了。刻不容缓,沈幼生立即组织攻关小组,研发新型纺织机。

经过十几年的发展,绍兴第二汽车配件厂跟当年开发球头销的柯岩人民公社农机修理厂已不可同日而语。厂里不仅拥有生产科、技术科、设备科、工艺科等较为完善的组织,还培养了一批像沈百庆、祁柏林、何永祥、潘志强这样的技术骨干。这些人都是土生土长的农民,没读过专科,不过他们爱琢磨、肯实践,经过几年的历练,已拥有了专业基础。

何永祥是澄湾村的农民。那个村位于丁巷村旁边,离二汽配最近,仅1000米距离。何永祥家里孩子多,兄弟姐妺有四个,两个男孩,两个女孩。全家七口人,除四个孩子之外,父母还要照顾奶奶。一家人靠父亲在生产队挣工分来养活,日子过得挺艰难。何永祥在家里排行老二,是家里的长子。高中毕业那年,母亲去找在公社工业办公室当主任的叔叔帮忙,把何永祥安排进了二汽配。

工办主任的权力很大,公社下边的社队企业都归他管。叔叔答应了,不过二汽配不好进,上上下下都盯着,不是工办主任一句话就进得去的。叔叔说,要等机会。何永祥不能坐在家里等着,得有点事做,于是一毕业就进了生产大队的缸坛社,一边东跑西颠地修坛子,一边等待机会。沈百庆进厂后的第二年,也就是1980年,机会落在了何永祥的身上,他成为柯岩汽配厂第五十一名员工,那时他年仅十八岁。

何永祥进厂后跟着几位师傅学农机修理,来什么活干什么活,没有选择余地。他们修得最多的是拖拉机和电机。厂里的员工绝大多数是小学或初中毕业,像何永祥这样的高学历可以说是凤毛麟角。“文化大革命”中,谁都不看好教育,学的最多的是批判和口号,英语和俄语的短句大多是“万寿无疆”“打倒苏修新沙皇”“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不过,何永祥毕竟比没读过高中的人多学了几年数学、物理和化学。厂里的机修组一成立,何永祥就被抽调过去,担任组长。

从修理农机到修理车床、磨床、刨床和铣床等机床设备,虽说都是修理,差异可就大了,要学的知识与技术也多了,有些方面还得从零学起。机修组没有当过机修工的老师傅,所以一切都需要何永祥牵头负责。何永祥勤奋好学,修什么学什么,不学也不行,组长总得比组员技术更强。经过一番摸爬滚打,车床、磨床、刨床、钻床和铣床他都会修了。几年后,机修组升格为设备科,何永祥也就顺风顺水地当上了科长。

在何永祥的机修组里有一名个子高高的、瘦瘦的、帅帅的小伙子,他叫潘志强,比何永祥小几岁,比何永祥晚四年进厂。潘志强是当地人,家在柯岩村,距二汽配不远。潘志强读高中时,高考已恢复四年了,高中不是那么好考了,不像过去只要想读,智商没有什么问题就可以读。考上高中就有希望考大学,在那个年代,考上大学户口就能迁到城市,成为城里人。

潘志强的父母是生于斯、长于斯的农民,靠种地养活他和妹妹。父母说,只要他考得上大学,家里就是砸锅卖铁也要供他读书。这就是中国父母的态度,也是他们的责任意识使然。潘志强却不这样想,他觉得自己既然考不上大学,那么就不该再读下去了,应该早点挣钱,为父母减轻负担。当时有些农村学生执着地读下去,考不上大学就复读,一年不行就两年,两年不行就三年。

潘志强放弃复读,高中毕业后就进了绍兴二汽配。这看起来很幸运,毕竟潘志强没有像沈百庆和何永祥那样经过漫长的等待。厂里提出,要想进厂就先投资,先投入三千元,一年后返还。那是1984年,三千元可不是笔小数目,普通工薪族的月薪仅三四十元,本科毕业每月才赚五十六元,一个农民恐怕干十年八年也未必赚得到这么一笔钱。

潘志强的父母都是寻常农民,是人民公社社员,除种地外,也没什么外快好赚,这笔钱一下子拿不出来。钱要是交不上,儿子就进不了厂,儿子进不了厂就要回生产队上工,要像他们那样面朝黄土背朝天地去种地。他们无论如何也不能让唯一的儿子去种地,于是便到处借钱,不知借了多少家,总算凑够了这笔钱。

潘志强进厂后,先学车工。他读过高中,又很要强,动不动就跟一起进厂的学徒工比谁做得更好,跟老师傅比谁做得更快。渐渐地,他成为车间最勤奋的学徒工。别人干活时,他也在干;别人休息了,他还在干。那时二汽配已实行多劳多得的分配制度,他想着父母种田没什么收入,家里很需要钱,干得越发卖力了。

潘志强学了一年车工就被抽调到机修组。组里九个人,年纪大多跟他差不多,都是进厂一两年或两三年的年轻人,几位比他年长的老师傅也没机修技术和经验。可是,这一群既没技术也没经验的人却要承担起全厂的机械维修工作。

那时,一听说哪台机床或电器出了故障,他们的头就大了,想躲又躲不掉。几个人像猎豹遇到刺猬似的围着故障机器转来转去,不知从哪儿下手。往往转了几圈之后还是一头雾水,于是大眼瞪小眼地互相看了看,都寄希望于别人能看出门道。

厂里当时没有技术科,没有技术员,遇到什么技术问题都没人可问。十里八村也找不到有机修经验的老师傅,想不耻下问都找不到人。描图员倒是有一个,可他仅会描图,不会画图,零件坏了就得拎着找人维修。潘志强又要强了,连机械制图都不会,哪有脸说自己是搞机修的?潘志强是个在意面子的年轻人,他也给父母争过面子。他在柯岩村是第一个考上高中的,当时在村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面子是靠辛苦成就的,要面子就得付出辛苦。没人教,那就拜书本为师。作为高中毕业生,这点自学能力还是有的。潘志强一到周末就往书店跑,买回一本本专业图书。他起早贪黑地读,愣是把那厚厚的《机械制图》《机械原理》《机械零件设计手册》啃了下来。

潘志强边读书边实践,学会了画三视图、剖面图、立体图。零件坏了,他不用拎着找人修了。过去,车工、铣工、刨工都是看着样品加工,边加工边测量边琢磨,尺寸、公差、表面光洁度都难以掌握,稍不小心就会出错,一旦出错也就前功尽弃了。

照图加工出错少、效率高,省去了时不时的测量和琢磨。机加车间知道机修组有一个会画图的潘志强,再有人拎着零件去加工就拒绝了:“回去让潘志强画个图再拿来。”

“小潘,我有一个零件,你帮我画一下。”机修组那些不会画图的师傅只好拎着零件来求助潘志强了。

潘志强也好说话,来者不拒。可是,作为机修组的师傅也不能总不会机械制图,次次来找潘志强帮忙,渐渐地,大家也开始学画图了。

沈幼生是很有头脑的企业家,他搞过销售,懂得市场,知道企业没有过硬的技术是没有前途的,兴旺只能是一时的、投机性的。运气不会总属于你。要提高绍兴二汽配的技术水准,可不像生产自行车、换气扇、纺织机那么简单,人才还是必不可少的。

可是,当时百业待兴,各行各业都缺少人才。1982年,中国恢复高考后的首届本科生毕业了,按计划分配进入机关和企事业单位。他们或成为国家干部,或进了国企。引进本科生?绍兴第二汽车配件厂这种社队企业想都别想。

社队企业求贤若渴,却招不到大学生。大学生分配不到,那就外聘技术人才,或者自己培养。沈幼生采取“请进来,走出去”的策略。国内有八百万科技人员,约三分之一“闲赋”在企事业单位,他们有技术、有时间、有精力,却没有鼓鼓的腰包。头脑灵活的跑到乡镇企业做技术顾问,有的做“星期日工程师”,周末到中小企业解决具体的技术难题,有的索性放弃“铁饭碗”,到乡镇企业来创业。

20世纪80年代,绍兴第二汽车配件厂的生产车间

沈幼生从外边聘请了一名技术人员,任技术厂长,又把浙江工业大学的教授请到厂里来授课,培养技术骨干,还把几个初中、高中毕业的年轻人送到大学去进修。

两年后,沈百庆进修回来,一边担任冲压车间主任,一边带领攻关小组研发纺织机。他们仅仅用了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就研发出“K274型纺织机”,那是绍兴县最先进的纺织机,推向市场后广受当地农民的欢迎,成为畅销品。柯岩乡的堰东、路南、澄湾、海山等村纷纷购机建厂。

沈幼生说:“所谓的创新,是实践没有理论指导的。有理论指导的就不叫创新了,你有理论指导怎么叫创新?”采访时,沈幼生说:“以前城市里的人就是小看农民,往往领导认为他不会成功,他偏偏做成功了,这样的事情是很多的。”

那一年,绍兴第二汽车配件厂仅纺织机的销售额就达到了一百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