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　　言

按照规制理论中的制度主义研究流派的观点，规制的产生与运作需要内嵌于更宽泛的制度框架内（Wood和Anderson，1993），如何界定更宽泛的制度框架就成为规制研究的重要影响因素。一般而言，更宽泛的制度框架是由政府和市场共同决定的，政府作为制度供给者提供具体的制度框架，而市场所提供的是政府提供制度的先决条件和影响制度绩效的宏观环境。因此，从本质上看，市场提供的是影响规制产生与运作的宏观制度环境，而政府提供的则是规制本身以及影响规制运作绩效的微观制度。那么要深入研究政府行为与政府社会性规制，就必须了解规制产生与运作的制度框架。

就目前中国而言，由市场决定的更宽泛的制度框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与完善是建立在社会转型基础之上的。“社会转型”（Social transformation）一词来源于西方发展社会学和现代化理论。“转型”是社会学家对生物学概念的借用，在生物学中，“Social transformation”为生物演化论，是指“微生物细胞之间以‘裸露的’脱氧核糖核酸的形式转移遗传物质的过程”，特指一物种变为另一物种。西方社会学家借用此概念来描述社会结构具有进化意义的转变。如在当代颇具影响力的D.哈利生撰写的《现代化与发展社会学》一书中，他在论述现代化和社会发展时，就多次运用社会转型一词来予以说明。中国台湾地区社会学家蔡明哲在他的《社会发展理论——人性与乡村发展取向》一书中则首次直接把“Social transformation”译为“社会转型”，并表达了“发展”就是由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一种社会转型与成长过程的思想。当前，“社会转型”已成为社会科学界普遍使用的一个热门术语，其基本内涵就是指社会的整体性变动，是社会从传统型向现代型转变的过程，是社会的结构性变革和整体性发展。

我们认为，社会转型主要是指社会结构的整体性、根本性变迁，它不是指社会某个领域的变化，更不是指社会某项制度的变化，而是指社会生活具体结构形式和发展形式的整体性变迁。其具体内容至少应该包括结构转换、机制转轨、利益调整和观念转变等方面，而且这种转型的实现往往不是通过暴力的强制手段或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而主要是通过发展生产力和确立新的社会经济秩序来完成的。道格拉斯·C.诺思认为，制度变迁决定了社会演进的方式，制度是理解历史的关键。因此，历史的演进在某种程度上是制度演进的历史。20世纪后期，人类社会历史变迁过程中出现的一个重大历史事件就是转型（Transition）。[1]包括欧洲和亚洲30多个国家，多达15亿人口都不同程度地参与到这一革命性的历史进程之中。[2]转型首先体现为经济体制的彻底或重大转变，即从高度集中且低效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向适度分散且高效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同时，根据历史经验，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并不仅取决于价格、产权等经济制度的变迁，更为重要的则是支撑经济制度的政治、法律与社会环境的变迁。[3]世界银行的报告提出“转轨与其他国家的经济改革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所包含的系统性变革。改革必须深入到基本的游戏规则之中，深入到规范行为及指导组织的体制之中。这使得它既成为一种社会转轨，也成为一种经济转轨。”[4]基于上述原因，我们以经济学的视角为基础并兼顾转型国家所发生的广泛的制度变革，将转型划分为三个领域的制度变迁过程。首先，转型意味着经济领域的大规模制度变迁，包括产权制度、交易制度、企业制度、宏观管理制度、金融制度、外贸制度等一系列经济制度的变迁，其最终目的就是建立一种规范、高效且能够促进经济持续、稳定、均衡发展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其次，与经济转型相伴随的必然是政治与法律制度的变迁，包括宪政秩序、政治体制、行政管理体制的变革，其中政治转型的一个核心内容就是建立一种能够支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有效的现代政府治理模式。最后，经济与政治领域的制度变迁势必引起更为深层的社会变革，包括社会结构、社会组织、社会机能、价值观念乃至文化传统的变革，没有社会的转型，经济转型与政治转型将建立在一个脆弱的基础之上，并可能引发严重的社会分裂。当然，由于转型国家的国情不同，上述三个层面的转型或制度变迁发生的速度、顺序、规模、范围、程度显然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而且其转型完成后形成的体制模式也不会完全相同（比如东亚转型国家未来的经济、政治与社会体制模式显然与前苏联和东欧国家不同，而且后两者之间也会存在重大差异）。但是，综合目前各国的转型实践来看，规范高效的市场经济体制，法治化、民主化的公共服务型政府，以及支持市场经济体制有效运转的和谐、平衡发展的社会结构，显然是大多数转型国家所追求的理想转型模式。因此，它们也可以用作判断一个国家是否转型成功的重要标志。[5]总之，社会转型实质上是社会从传统型向现代型转变的过渡过程，同时，社会转型既包括社会系统内部各个层面的变化，又涉及社会与自然相互关系的变化，是一种结构性的社会变革和整体性的社会发展。

社会转型是社会结构的整体性变迁，它具有“总和不确定性”、不稳定性、混合性、整体的渐进性与局部的突变性相结合等特征。中国社会的转型是由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促成的，是经济、政治、文化诸领域多极联动的总体性变迁过程。社会转型包含着大量的社会分化与整合。在社会转型时期，随着社会的分化，权力和财富的转移，社会制度和体制的转轨，原有的利益结构被打破，新的利益结构在重组；这种变化重组的利益结构既是社会转型的一项基本内容，又是社会转型的基础。社会分化是社会转型的基础，一般表现为社会结构要素的增多、数量的扩大、社会结构形式的多样化以及功能的转化。

中国目前正处于转型加速期，原有的传统组织管理系统松弛化，组织的社会动员能力明显下降，致使社会整合的社会基础发生了重大变化，从而使以旧的政治整合型为中心的社会整合机制也开始松弛化，整个社会整合的作用和能力不断下降。同时，因社会分化促进了社会异质性的增加而使传统社会整合力的发挥丧失了社会基础，传统整合单位的功能也在一定程度上不断弱化或发生变动，这无疑从整体上削弱了社会整合的力度。但无论是从维护社会稳定还是保持社会的持续发展来看，社会结构的快速分化都对社会整合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因此，建立新型的适应社会分化要求的社会整合模式已成为当务之急。然而，社会整合的类型和模式有许多种，如社会学家迪尔凯姆曾把传统社会里一种外在强力的整合称为机械整合，而把转型社会中在功能分化基础上功能互补的整合称之为有机整合。社会学家洛克伍德认为，无论是自然整合还是强制整合，其实质都是社会制度化的过程；只有通过这一制度化的过程，产生的社会分化和社会整合才能不断得以“再生产”并承传下去，成为制度创新的一部分。

根据社会整合的内容和使用的手段，我们可以把社会整合分为制度性整合、功能性整合和认同性整合。制度性整合是指运用国家的各种政策、法规和法律对各种社会关系进行条理化和合法化梳理，使其纳入统一管理和控制轨道的整合，它具有强制性和契约性特征；功能性整合是从统一社会劳动的角度出发，对伴随社会化分工出现的职业异质性而进行的整合，它是在市场引导下的自发过程。认同性整合则是在意识形态领域里进行的思想性整合，目的是让人们在社会的互动过程中达到认识上的一致。可见，这三种整合在转型社会中都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它们既相互联系又独立存在，并分别从社会的制度化、专业化和社会化三个方面对社会结构分化进行全面整合。当前，中国社会整合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在强化功能性整合的同时，不能放松制度性整合和认同性整合的建构，以避免社会经济在快速发展的同时所产生的周期性震荡和结构性障碍。

通过分化与整合，影响规制产生与运作的宏观制度框架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因此，总体上而言，社会转型构成了规制研究的宏观制度框架，要真正理解我国社会性规制的产生、演化与发展趋势，就不能离开社会转型。

影响规制产生与运作的另一个制度框架与政府密切相关。从本质上而言，规制也是政府提供的一种“产品”，它起源于与人们交换相关的正式或非正式规则（Ekelund，1998），是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和调控。规制作为一种规则，是对国家强制权的运用（Stigler，1971），是“由行政机构制定的直接干预市场配置机制或间接改变企业和消费者的供需决策的一般规则或特殊行为”（Spullber，1999），其目的主要是通过修正或控制生产者或消费者的行为来达到某个特定的目的（Burgess，1995）。因此，可以看出，规制产生于政府的某种特定目的，通过目的的调节，规制发生相应变化。通常而言，目的的实现并不是规制单独发生作用的结果，规制也需要其他制度框架的支撑，这样才能构建规制运作的有效途径。按照产业经济学中的“SCP”理论范式，绩效的差异源于行为的差异性，而行为的差异性又是源于结构的差异性，因此，归根结底，影响规制产生与运作的微观制度环境是由政府治理结构决定的。

综上所述，规制的产生与运作的更宽泛的制度框架是由政府和市场决定的，就目前中国而言，这一制度框架是由社会转型和政府治理结构构成的，这也构成了本研究分析的前提与主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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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转型研究领域，人们曾经试图区分“转型”与“转轨”的内涵差异，在这里我们并不作明确区分，近似认为二者具有基本相同的含义。不过，上述两词与“改革”一词的内涵还是有比较明显的不同的，改革意味着在不触动原有的经济、政治与社会体制基础的前提下对某些局部的制度安排（主要是经济领域）进行调整和修正，而没有像转型这样发生系统性、大规模的制度变迁。

[2]［波］格泽戈尔兹·W.科勒德克：《从休克到治疗：后社会主义转轨的政治经济》，刘晓勇、应春子等译，上海远东出版社2000年版，第1页。

[3]［匈］雅诺什·科尔奈：《大转型》，载《比较》第17辑，中信出版社2005年版，第2页。

[4]世界银行：《1996年世界发展报告：从计划到市场》，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6年版，第1页。

[5]张慧君：《俄罗斯转型进程中的国家治理模式演进》，南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年；刘婷婷、张慧君：《转型深化进程中的国家治理模式重构》，载《俄罗斯研究》2008年第3期，第26-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