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和外国

复兴（risorgimento）这个词源于动词risorgere（“再次崛起”的意思），此术语暗示了这个半岛从前曾作为一个单一的国家存在过。但是，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所指出的那样，“事实是，‘意大利’只不过是一种情感……现实是并没有统一，而是只有许多彼此分裂的城邦、贵族领地和城镇，支配这些地方的是排他主义的情绪和地方利益。”从地理上看，阿尔卑斯山将意大利与北方的欧洲分开，而亚得里亚海和地中海则将意大利与北非和希腊分开。亚平宁山脉形成了内部的屏障。就城市化、气候和地理条件来说，这个地区的巨大差异保证了不同形式的农业和海运业的发展。因此，在我们寻找文化凝聚力和发展的地方，早期观察者看到的是单独的，而且常常是彼此竞争的城邦和政治上的共同体。在彼此相距不超过骑马一天或两天行程的区域里，人们却讲着不同的方言，遵守不同的法律法规和历法，庆祝不同的宗教节日，发行不同的货币。各城镇之间在建筑上的度量制度和计算面包重量的单位都不尽相同，同时社会习俗也有显著的差异。例如，在萨伏伊的宫廷中，人们可以公开亲吻妇女；而在佛罗伦萨，却从未听说有这样的事情。

多样性至关重要。然而阻止这个半岛成为一系列孤立的、自给自足的碎片的，却是人们能方便舒适地旅行，货物也能便利地流通。所以，个别城邦和地区的排他主义，或者说是地方主义（campanilismo）就不得不与对贸易和领土的雄心相协调，正是这种雄心将国家与更为广阔的欧洲问题联系在一起，无论东部还是西部都是如此。在意大利中部以外，人们很难精确地划分意大利、德语地区、法国和东欧及中欧之间的界线。沿着北部边缘，在萨伏伊地区和特伦托（Trent）、波尔查诺（Bolzano）或者乌迪内（Udine）的城镇里，讲意大利语、德语和法语的居民和平共处。在南方，阿拉伯的、犹太的、法国的、阿拉贡的（Aragonese）、希腊的，以及加泰罗尼亚的势力都有一定的影响。

鉴于意大利是由一系列港口城镇组成的（见26～27页图），所以跨文化交流看起来尤为显著。乘船旅行要比穿越亚平宁山脉容易得多。向北，商人和货物可以通过海运和河运自比萨、里窝那（Livorno）和热那亚（Genoa）去往重要的贸易中心布鲁日（Bruges）和根特（Ghent）；向西，他们可以到达巴塞罗那、巴伦西亚和里斯本；向东，他们由威尼斯港可以到达埃及的亚历山大港；向南，有与非洲海岸沿线城市的贸易。文艺复兴之前的几个世纪无疑见证了更伟大、更辉煌的旅行浪潮，正如现在一些经济史学家所指出的，这些后来的旅程不应该被忽视。普拉托（Prato）的弗朗切斯科·达蒂尼（Francesco Datini）是一位富有的托斯卡纳商人，根据记载，在1383—1411年间的贸易中，他自己一人所使用的各种船只，仅登记在册的就超过了3000艘。14和15世纪见证了旅行者们沿着固定路线源源不断去往耶路撒冷的朝圣，商船也继续从威尼斯和热那亚出发驶向累范特。1384—1385年，三位佛罗伦萨人去往埃及、西奈山（Mount Sinai）以及巴勒斯坦的朝圣旅行显得还比较舒适，这说明类似的旅行在当时是能承受的。他们在九月这一海运季节离开威尼斯，中途在各个希腊岛屿略作停留，三个星期以后到达埃及的亚历山大港。为了在春天返回，他们匆匆赶向贝鲁特（Beirut）港，经过艰难的归程，在启航42天后回到威尼斯。到了15世纪，这样的航海旅行是如此普遍，以致许多威尼斯水手靠这样的大船谋生。这种大船能载200名乘客往返于意大利和耶路撒冷之间，在这个过程中船长给水手提供的收入包括食物、通行费用、税收，以及在海上和陆地上的运送。

这样看起来，好像在14世纪下半叶，意大利的世界缩小了，因为以前的重要贸易伙伴失去了他们在海外的重要地位，并且奥斯曼帝国国力的提升对东方的基督教领土造成了吞没的威胁。对于那些追求财富或者精神满足的人来说，没有任何一个单独的城邦是自给自足的，意识到这一点很重要。然而尽管本地的传统被骄傲地赞颂，但是商人和工匠、牧师和朝圣者却依然活跃于广阔的地区，并且接触到了各种各样的传统。但这并不表明14世纪和15世纪的旅行者和商人是追求多元文化的理想主义者；在15世纪晚期最流行的印刷书籍中，有反犹太人和反穆斯林的小册子，奴隶制盛行，国外旅行的经验常常加强了引起偏见的自负和傲慢。但是，无论愉快与否，穿越几种不同的文化依然是文艺复兴经验中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这一点也很重要。

对于艺术家来说，这样的交流可能如同对于布匹商人或朝圣者一样真实。虽然许多赞助人和艺术家只在本地寻找雇员和工作，但将挂毯、绘画、金器、肖像画、正餐餐具和布匹的订单放到欧洲其他地区和东方去生产，这都是可能的，并且也可以将意大利的物品海运到国外。例如，1499年，一位意大利商人在塞浦路斯（当时处于威尼斯的统治之下）的干地亚城（Candia）订购了700幅圣母子像，其中500幅要求以“拉丁风格”绘制，而剩下的200幅因计划出口，则要以“希腊风格”绘制。在高端市场，中国的瓷器同拜占庭的遗物、圣物盒、象牙、纺织品和稀有大理石一样，是价值不菲的进口货品。意大利的艺术家和他们的声誉被证明都是不稳定的。贝里公爵、法国国王，以及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们，是这类细木镶嵌制品、玻璃制品以及圣牌这种新奇物件的固定消费者。在1350年代，画家托马索·达·莫代纳（Tomaso da Modena，约1325∕1326—1379年之前）到波希米亚宫廷为皇帝查理四世（Charles IV）服务。1425年佛罗伦萨艺术家马索利诺（Masolino，活跃于大约1423年直至1447年去世）也向东去了匈牙利，为米兰的红衣主教布兰达·卡斯蒂廖尼（Branda Castiglioni）工作了三年；同时他也为一个以皮波·斯帕诺（Pippo Spano）之名著称的佛罗伦萨雇佣兵菲利波·斯科拉里（Filippo Scolari）服务，后者在匈牙利教会和宫廷中都占据着重要位置。1460年代末，佛罗伦萨艺术家米开罗佐·迪·巴尔托洛梅奥（Michelozzo di Bartolommeo，1396—1472）去了希腊的希俄斯岛（Chios）。艺术家和艺术作品的这种运动，远远超越了西欧的地理范围。1480年代，威尼斯画家尼科洛·布兰卡莱奥内（Niccolò Brancaleone）在埃塞俄比亚工作，在非洲的基督教地区，意大利圣像画的制度化就部分归因于他。1479—1480年，真蒂莱·贝利尼（Gentile Bellini，1429—1507）在苏丹穆罕默德二世（Sultan Mehmed II）的宫廷中做了一年宫廷艺术家。

这份名单可以轻易地延长，但是我们要警惕其中的含意。这样的交流仍然不能保证持续的文化联系。艺术家能穿越各种地域而不必改变他们的风格，在其身后能够留下的影响，如果说能有一些的话也是极其微弱的。尽管如此，这依然是一个提醒，那些类似“古典的”、“托斯卡纳的”这种对“意大利”一词的定义，都忽视了上述这种大量的相互影响，从而产生一种对这一时期及其艺术比较单一而又狭隘的解释。